叶企孙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及教育史研究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摘　要：叶企孙在西南联大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包括三个方面：主持特种研究所的工作，引领西南联大的科学与人文结合，在西南联大从开始搬迁到最后复员各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叶企孙; 西南联大; 理科教育

叶企孙在西南联大组建时正在天津支持冀中抗日活动，1938年11月底才到达昆明出任西南联大教授。其间叶主管特种技术研究所，1941年9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八年中有两年多不在校内，在西南联大的时间相对较少。既往学者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时对他的关注不足导致对叶企孙在西南联大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现今被作为西南联大骄傲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其实都直接与叶企孙的善识英才以及教育培养相关，为尊重历史，客观公正起见，这里特选几个问题以期还原历史的原貌。

叶企孙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殚精竭虑。

据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自传》[1]叙述：受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邀请，他于1929年2月访问清华大学，并建议创办航空工程专业，设立航空讲座，强调航空科学和航空工业的重要性。这年来华“他在北平和南京的大学里，教授空气动力学”，冯·卡门在清华并未引起校长罗家伦的重视，连新闻报道也未见，而他在南京却有颇详行踪及学术活动新闻。当时的环境使叶企孙发展中国航空专业的愿望未能实现，却是历史上抹不掉的起点。

1934年8月15日，清华大学呈文教育部：“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内容涉及国情、航空、水工、工业化学，先创办农业和航空二研究所。叶企孙辞去物理系主任，立即筹划几个与国防相关的特种研究所的建立工作，当时国民政府与清华大学有秘密协议，有特殊拨款，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阻止日本间谍和日本安插在中国政府内的汉奸破坏。这一协议仅有梅贻琦、叶企孙、顾毓秀等极少人知道，也就不为社会所知[2](P217-220)。

第一个建立的是农业研究所。第二个建立的特种研究所是1934年建立的无线电研究所，1937年春借汉口广播电台地址装置机器，并开始试验工作，是年秋在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立电讯研究部分。第三个建立的研究所是1936年建立的航空研究所，1937年在南昌建成了比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大50%的世界最大风洞，并以清华航空研究所的名义邀请冯·卡门视察。航空研究所搬到昆明后分为空气动力学组，由冯桂连负责；高空气象组，由叶企孙高足赵九章负责。第四个研究所是金属研究所，注重以X光研究金属及合金的性质及微观结构，以辅助国家工业机关解决所用钢铁及其他金属质料问题。

史料显示，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签订前后，华北危急，清华师生们即开始争论要不要迁校，梅贻琦与叶企孙、陈岱孙商定，一面维持教学秩序和环境的稳定，培养人才绝不放松，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有影响教学的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做好应变之策，组成长沙分校筹建委员会，由叶企孙主持。

1936年2月27日，清华校务会议议决，设置特种研究事业筹划委员会，由叶企孙召集。此后在3月18日、7月18日、11月25日和12月9日，在校评议会上报告特种研究事业赴湘筹备情形或研究相关事宜。在12月29日的评议会上，列出了在湘的特种研究计划，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研究、应用化学研究、应用电学研究、粮食研究、农村研究6项，经费与预算第一年15万，第二年20万，第三年后每年25万[3](P98-99)。叶在长沙确定校址建新校舍后，便将图书馆大部分珍贵书刊及各系贵重仪器设备选出一部分交火车运到长沙，物理系由讲师张景廉主办装运事宜，选派杨镇邦、陈亚伦两位身强力壮的学生襄助。“一二·九”后形势有些缓和，任之恭又从长沙选了部分仪器运回清华以保证教学所用。直到1937年南开被炸，北大物理系仪器一时难以搬运落入敌手，三校才一起到长沙利用清华的校舍、图书和设备，叶企孙等人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刻洞见的价值才显现。

1939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特种研究所委员会。此时的“特种研究所”包括农业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8月，所长戴芳澜)，航空研究所(成立于1936年，成立时所长为顾毓秀，后任所长庄前鼎)，无线电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秋，所长任之恭)，金属研究所(成立于1936年，所长吴有训)，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8月，所长陈达)。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委员有：叶企孙、梅贻琦、陈岱孙、施嘉炀、李继侗、李楫祥、戴芳澜、庄前鼎、任之恭、陈达、吴有训。叶企孙为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南联大时期，农业、无线电和金属三个研究所集中在昆明西北郊大普吉，这里原是云南省农业厅实验场，当时关注学术的人都把“大普吉”当做学术中心的同义语，还设有校医室和图书馆。即便叶企孙去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特种研究所也始终由叶企孙主持和独立管理，在行政管理与经费支出方面与西南联大无关，所属人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因其保密性也少见报刊史籍记载，但他开了中国大学科研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的先河，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各项先进技术的发展发挥了无可伦比的作用。

特种研究所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也作出了较高水平的研究，1942年金属研究所将余瑞璜的三篇论文送给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全部发表，其中《从X光衍射的相对强度计算绝对强度》一文发表时，还发表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伯明翰大学物理系教授威尔逊(A.J.C.Wilson)的同一题目的文章。后来威尔逊写信给余瑞璜说他的文章是在余的文章启发下写的，而那篇文章是他一生所写最好的文章，被人引用的次数比其他所有文章引用的总和还多。叶企孙对此极感兴趣，并告知吴有训，余因此在中国学部委员制一产生就当上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

1944年，叶企孙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回西南联大任教，继续主持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工作，此时5个研究所事实上包括7个单位，共60余人，其中农业研究所分为病害组、虫害组、生理组。

特种研究所的特就特在服务于国家最急迫最重大的需要，定位于用尖端技术解决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非关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特种研究所不招收研究生，招的是大批青年助教，要求是理工会通。他们不担任教学工作，专心做研究，学理和学工的专家一视同仁，混合在一起工作，以便相互启发，取长补短。但各研究所的所长和专家都在大学中任教，还常邀请一些大学知名专家参加特种研究所的活动。叶企孙主管特种研究所工作本身担子很重，但他还坚持在西南联大主讲一门重要的物理课，以身作则，保持与学生的密切交往。

叶企孙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前卫的见识对各研究所的专家挑选和配置都精心安排。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机电工程学，毕业后改学无线电，然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是典型的理工结合人才。所聘教授中孟昭英则是燕京大学物理学毕业后又获物理学硕士，然后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专攻无线电技术的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动手技巧极高，1936年他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研制出能产生波长仅为1厘米的真空管，创造了制作最小真空管和产生最短波长的微波两项世界纪录。1937年冯·卡门在庐山会见蒋介石夫妇称赞美国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华人时，蒋当即表示要聘用他，在座的翁文灏插话道：“不用了，此人已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和物理系合聘了。”该所教授叶楷也是哈佛大学博士，并曾任西门子弱电研究室工程师，专长工科，后长期任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1949年后去美国密西根大学电机工程系任教授。另一位教授范绪筠也是麻省理工大学博士。这四位教授带出的年轻研究助理戴振铎、陈芳允、王天眷等人在1949年后中国高科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当时在农业研究所工作的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一文回忆，1940年初到1946年的大普吉的生活和工作因为越来越艰苦也就越来越团结，意志越坚强，“在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上这也是一个最集中和最高潮时期”。他描述大普吉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三个研究所人员之间在业务上的交流合作，“参加者据我能记忆的有：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范绪筠、孟昭英、赵忠尧、黄子卿、华罗庚、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娄成后和我，似乎有张文裕和天文学家戴文赛共15人左右。人数虽少，抱负颇大。余瑞璜(不久前在英国留学回国)在首次集会上称：英国皇家学会就是由少数几位热心的科学家以友谊集会学术交流的方式开始的。当然我们这个学术交流会的目的和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这些人中，虽然有的在不久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乃至建国后几乎都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但最使我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成员们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4]

另有人回忆：“在大院的北部是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两排北房分别是研究室，东侧房为食堂和叶企孙先生的宿舍，西房是七间房的图书馆。……叶企孙先生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在大普吉有不同的地位，在院里有一间一般结构的住房。因为工作较忙，较少到大普吉，即使是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也是到观亭先生家中谈，与现在开汇报会不同。”[5]

1945年8月15日的深夜，住在附近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带着扬声器来到研究所大声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6年春，研究所接到复员通知，4月14日离开生活多年的大普吉回到西南联大，4月16日晨在操场上和学生们集合编队乘坐“联大复员专车”上路。

1945年8月22日召开的清华大学第29次评议会的校长报告提到，“本校特种研究所宜于复校后改组，除因得有特别补助另行设置外，其研究工作以并入相关系为原则”。这点与当时各研究所工作状况相关，也体现了叶企孙教学研究一体的思路，复原后基本依此而行。

然而，叶企孙关注的特种事业并未因此中断，他对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工作凸现在他培植了广阔宽厚的基础，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王淦昌去德国、施士元去法国、周同庆去美国深造，都是由于叶企孙在教学和谈心的过程中介绍世界物理学的前沿，对这些顶尖科学家的学习产生了引导作用。

正是由于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与世界前沿物理学界作同步的追踪研究，对核物理学的全部理论和实验有充分的了解，对相关发展动态高度敏感。1946年，叶企孙的好友萨本栋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正巧此时发生一件在政府和军队官员看来不起眼的事，而萨本栋一眼就看出是至关重要的事。一天，国防部一位福建籍官员打电话给萨本栋，因为他听说原厦门大学校长来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动打电话来攀同乡，两人电话中相谈甚欢，说到战争形势，这位同乡长官不经意间透露美国发函给英、法、苏、中四个盟国，邀各国派代表观摩美国1945年6月30日在比基尼岛附近海域的一次震惊世界的杀伤性武器演习。国民政府国防部收到邀请函后开会研究认为美方此举实为炫耀，对中方战争无多大实际意义，就没有当一回事，也不打算派人去。萨本栋感到这件事不一般，杀伤性武器可能就是“曼哈顿计划”所制造的原子弹！是中国跟踪原子能研究前沿的好机会，于是打报告给国防部竭力说服派人参观，并推荐最合适的人选叶企孙的弟子时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前往现场考察实况，得到国防部的同意并成行。

1945年6月30日，赵忠尧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起登上美军“潘敏娜”号驱逐舰，秘密驶向离比基尼岛15哩的海面，实地观看了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将目测数据深深记在脑海里，推测出这颗原子弹大约当量为2万吨，与多年后解密的数据基本无误差。当各国代表回国后，美联邦调查员发现中国代表失踪了。原来他用萨本栋从国内秘密汇来的12万美金购买原子能研究的关键零散设备，准备回国组装。而当时一台200万电子伏特的静电加速器最低价就是40万美元，他就用自己的专业悄悄在美国大学里打工挣钱，加州大学劳伦斯教授以月薪500美金聘用他，却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现，于是下令外籍科学家不能到原子能实验室工作，否则以“危害美国利益”论处，逼得赵忠尧不得不在洛杉矶等地每天打16小时以上的零工挣钱。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王淦昌十天之后就向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作介绍原子弹原理的报告。

叶企孙日记中有几条或许是一般人不关注的消息：1947年4月11日：月涵电钱三强，允拨美金5万元为原子核物理之设备。6月7日偕培源、重衡进城，谈北大清华及北研关于设备原子核物理实验室之合作可能。1950年1月19日，美政府进行关于生产氢原子弹之初步试验工作；1月30日，美总统命令发展超级原子弹(氢原子氮)。

事实上，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1948年夏一同回国后就住在老师叶企孙家中，一面在清华物理系任教，一面利用中美基金委员会的资金在北平研究院与何泽慧一起筹建原子能研究所，兼任所长。钱三强曾任法国人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助教，与同学即夫人何泽慧一起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因合作发现放射性元素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而轰动欧洲，两人的照片被各大媒体竞相刊登。钱抗战前曾写一封4千多字的长信给叶企孙，其中包括一些秘密提取以及获得放射源的机密，表示想将来带回中国工作，却因为战争延迟十年才回国。

1950年8月底，赵忠尧终于完成了购买零部件的计划，把它们混乱地装进20多个箱子以迷惑特工检查，带上“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以去欧亚旅行的名义驶离洛杉矶港开往香港，数日前扣留下钱学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史蒂文因查不出任何把柄，只好放行。9月12日，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所乘船经日本横滨，赵忠尧又被驻日美军第八军扣留并关入秘密监狱，消息传出后，引发中国政府和人民团体的抗议，国际舆论和包括美国科学界与赵忠尧相熟的科学家们也提出强烈抗议，美军不得不于11月下旬释放赵忠尧等三人，他们于11月27日抵达香港。美联社香港11月28日电：中国原子能权威赵忠尧昨日自日本抵达香港。

这就是叶企孙从事特种研究的特种学生，195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在赵忠尧支持下，利用他带回的零部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加速器，培养了一批批年轻的科技人员，并由他们在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专家带领下成功制造出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当时的特种研究所获得不少世界前沿性的科研成果，不少人成为此后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叶企孙则是他们和中国多个领域现代科学事业的铺路人，叶企孙和他志同道合的自然科学家们及他的弟子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的现代科教事业，他们人数不多，但由于方向正确和顽强的团队式拼搏精神而创造了奇迹。正因为此，若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看，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但是从高科技领域考察中国当时与最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却不大。正是留住了这些青山，才保障后来研制“两弹一星”时有柴可烧。

1959年，彭德怀问王淦昌，在美苏严密封锁一切科技信息的情况下，中国自力更生实施“596工程”有没有把握，王淦昌充满信心地给以肯定回答。这样回答的底气就在于经过叶企孙多年经营，王淦昌与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技术主持人，后来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I. Robert Oppenheimer)都是M. Born同时期的学生，而彭桓武30年代师从M. Born时，量子力学已经大有发展，更有条件后来居上；还有程开甲与杨立铭1946年师从M. Born，西南联大毕业的黄昆1947年到爱丁堡大学跟M. Born做研究。叶企孙早已为这些筹划奠定了基础。

叶企孙深知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1925年回国任教就注重实验积累，并于1929年与郑衍芬合作编著《初等物理实验》，由清华大学刊行，以解决当时高中物理课仅仅背课文、背公式却无实验的问题。在“编者自序”中坦言，若开不出物理实验，“与其徒设此科，实不如暂缺之为愈”。该书选取40个最基本的物理实验，既讲清物理概念，又说明实验操作方法，列明所用仪器，提醒记录、制图、计算和结论上的注意事项，以引发学生对物理科学的兴趣，真切理解科学的基本观念，导引他们扎实地走进科学殿堂。

叶企孙又不是一般的实验物理学家，由于他很重视研究科学史与哲学思辨，又是眼光敏锐的理论物理学家。从1925年至1952年间，叶企孙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力学、普通物理、热学、电磁学、统计力学、光学、分子运动论、大气物理、物性论、光谱及原子构造等课程。1952年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除讲授光学、普通物理等基础课外，主要开设铁磁学课，建立磁学教研室，指导该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论文。

叶企孙操上海尾音普通话却不影响他讲课的逻辑性和层次分明的吸引力，除了对物理概念和原理讲解深入透彻之外，每一门课往往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开题，涉及实验时又常常讲清其中实验仪器、步骤、技巧，增加不少当年最新进展，展望未来应用，在课末总忘不了鼓励学生去开拓。他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往往课时不足，学生们又爱听，于是他会邀上学生在课余或假日去散步、游园或在自己家中茶叙，趁此将未讲完的内容或某门学科的新知识讲给学生听。时而拿出书架上各种外文杂志，指出某文某页某段文字的概念、意义或价值何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查阅文献、辨识成果的习惯与技巧，引导学生跨入科学探索的途径。

叶企孙这样做意在不只是教学生科学知识，而是在播撒科学精神，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方法，从而能够自己不断获取新知识，坚持真理，有所创造，进入科学的人生。

1939年，叶企孙因事把他任教的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课交给了钱伟长，钱以为自己1933年听叶老师讲过这门课，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下来，同时接下叶交给他的五堂课的讲课笔记。待钱讲课时才发现，虽然基本原理部分还是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用的实例完全是金属的热力学性质，不再是1933年主要讲的气体问题。显示出叶企孙即便讲基础课也紧跟科学发展前沿，与时俱进，不断求新。

1943年初春，叶企孙在西南联大物理学会演讲“物理学及其应用”[6](P247-252)。这次演讲的内容共分四点：一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二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可分性；三为学物理的人应决定工作方向；四为需要与时代性。前两点偏重于物理学本身，后两点偏重于讲学科学的人应有的态度。

叶企孙打比方说：实验的许多事实为物理的基础及材料，物理的理论则为屋上门窗、墙壁等等。房屋的门有两种：一是沟通屋内各部分，一是沟通屋之内外。物理学里也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则有多种，包括：见解+实验→定律→理论；见解→实验→理论；实验→定律→理论；理论→实验，并一一举出实例加以说明，鉴于“我们民族的观察力好像很不好”，他要求学生改正不肯多用时间做实验的缺点。

对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可分性，叶企孙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分为如下几种：好奇心→纯粹研究；好奇心+环境需要→改良仪器→纯粹研究；纯粹研究→应用；似乎不重要的效应→大定律的发现或重要的应用，提出新的应用不只依靠狭义的应用研究，还依靠不断的纯粹研究。

接着他对每个学物理的人应如何决定自己究竟是从事于理论还是实验工作给出意见，认为理论与实验都好的人，在19世纪尚不乏其人，现在已经几乎是不可能了。做实验的人，如果碰到算学上问题，不妨请教数学家。做实验的人，应讲究量得准。人数的比例，假设一班有四十人，预备从事理论的十人，从事实验的三十人，也许是很恰当的分配。

叶企孙主张应该注意到需要与时代的关系，太忽略时代也是危险的。提倡大家学学居里夫人在欧战时中断她长期从事的对放射性镭的研究，而到医院中为伤病员作X射线的诊断、治疗的精神。最后讲应用研究与民族生存的关系，叶企孙呼吁“以我们科学本来落后的中国，处于当今这种危险关头，怎么可不加紧努力、迎头赶上！”

1943年6月21日，叶企孙在“科学与人生”[6](P241-246)的讲演中主要阐述了自然科学对于现代人生的贡献，认为一是运用算学上的原理、定律对时间及距离加以正确的计算，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莫大的价值，实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二是科学家发现了光线的原理以后，便有眼镜、望远镜、显微镜(放大二万倍)，增大了人们的视觉能力。照相术、电影的发明，更能推广人们视觉的时间限度。自从科学家发明了无线电、放大器、留声机、有声电影以后，人们听觉与视觉的能力也增强了。三是科学能增加知识工作效率，包括“说、写、读、算”，无线电可以使我们的声音传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字机的发明可以节省许多写字的手续与时间，在“读”的方面用于瞎聋残疾人的一种机器能帮助他们识字读书，“算”的方面过去开方、解微分方程式等都是最烦难的事，现在都能用计算尺、计算器具来解决，因此人们便可抽出更多时间与精力来从事其他的研究。四是利用各种机器代替人力增加农工生产的效率，而且生产品较手工出产品完善得多。五是使人类明了宇宙的伟大及人生的意义，天文学发达以后方渐渐知道宇宙的伟大，若以人有限的生命与伟大的宇宙相视实在渺小可怜，而宇宙之所以有人类诞生，创造建设意义极为重大。人生于宇宙之中应该认清自己的责任，以发挥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六是在衣食住行、卫生医药等方面增加人类物质生活上的幸福。七是由于有了进步的完善的自卫工具增加国家的自卫能力，一个国家的自卫能力必须要有进步的科学做基础。可是不幸的是科学也同时增加了侵略者的侵略力量。八是增加国家的组织能力。一个进步的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一种完备的组织，而完备的组织又必须仰于合理的、科学的、严密的管理。无线电发达使民众教育可以普及实施。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要能做到“人尽其用”。要“人尽其用”便要有合理的适当的“选任”。心理学的进步可以用种种测验的方法测定每个人的性格智力，便可适当安排人的工作，以发挥其天赋的能力了。如有智力特高的天才，国家可以尽量培植，而不致使人才埋没。最后他总结道，科学对于人生有莫大的帮助。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科学，提倡研究的精神，使科学能够有日新月异的进步，那么这个国家没有不强盛的。“科学与人生”的问题，范围很大……至于如何配合应用，则是尚需有志之土加以精心研究的。

这些讲座内容宏丰，显示叶企孙对当时世界科学前沿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他感悟到科学非一日之功，要有持久的钻研与耐心。正是基于这点感悟，叶企孙教导学生时每每劝他们要脚踏实地，学好科学才有本领救国；不要急于写文章，写出文章来要经得了30年检验才算本事。这些格言又打动了他的一代代学生。

叶企孙对人文科学也有特殊的造诣，是教育家与事业家，他稍有口吃，不爱讲话，却与科学界各方人士有极广泛友好的联系，靠什么呢？政界、商界交游拉关系靠请客吃饭、送礼等等，学术界则主要靠学术讨论和论文。叶企孙早年选择h值测定的触及面在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最广泛的，这个研究成果一公布，就会得到众多一流水平的科学家的认识，从而为以后与他们的交往递上名片，为了解、学习当时国际上的前沿科学创造了条件。

然而评论叶企孙一生的科学贡献，仅以他测定普朗克常数值为科学界长期引用为例，称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这样理解叶企孙对中国近代物理学的贡献又过分狭隘了。叶企孙从青少年时期组织科学会，寻求科学方法，传播科学精神才是他终生不辍的追求，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科学人生。把他早年求学与他回国后创立清华大学物理系，送青年人出国等等做法联系起来就会懂叶企孙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师生员工及家属要南迁长沙，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当时轮到叶企孙学术休假一年，本可出国考察，但他放弃机会，清华大学评议会1937年4月14日的第127次会议批准了叶在国内休假的研究计划，同时帮学校处理一些事务。当时梅贻琦陪冯·卡门到庐山见蒋介石后留在南京商议迁校事宜，依惯例叶企孙主持召开紧急校务委员会议后与陈岱孙一道南下南京与梅会面落实迁校具体步骤。

8月14日，叶企孙、陈岱孙、熊大缜等人到天津后，才发现当时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只有极少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在大沽口短暂停泊，于是叶、陈商量，由陈只身先行南下，叶则与其他人暂留津。

9月12日，日本宪兵侵入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成为他们的伤兵医院，科学馆建筑和馆内宝贵的仪器遭到严重毁坏或散失。几乎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建成，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校舍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芩)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叶企孙则于9月先患伤寒病，住进李大夫医院；10月伤寒好了继而患膀胱炎，不得不一边滞留天津另请医生治病养病，一边工作。叶企孙先生一直记挂着科学馆，他把所能打听到的有关科学馆的遭际和日军的暴行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陈岱孙与梅贻琦见面后报告平津和清华的情况，得到梅的同意，10月初，叶企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其工作主要是联络、协助并资助清华南下教职工在天津的转站工作，包括发给清华学者路费和工资，为他们订购船票；护送师生南下，安排留守在京职工，保护清华房产，抢运图书、仪器南下等，一批留在平津的教职工听从叶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物、档案运抵长沙，再寻机南下长沙。(www.chuimin.cn)

叶企孙十分惦记买来作实验的50 mg镭，便让阎裕昌从科学馆偷拿出来，亲手交给华敦德，让他连同30万美金的即期支票一起带到南京交给梅贻琦校长，不幸的是华因途中遭辐射而半身不遂，返美治疗后仍落下终身残疾。冯·卡门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当时清华的全部财产，还有贵重无比的镭放射源，带这两样东西能透过日军的重重检查跑出来，真需要大智大勇。”

1937年11月，日伪为了窃取清华的管理权，假借一个名为福开森(J.C.Ferguson)的人，策划成立一个由日、美、中三方组成的委员会管理清华，叶企孙当即于11月17日致电梅贻琦校长和陈岱孙，并附上路透社的消息，从而识破了日伪的阴谋。11月19日，叶企孙又托离津经香港赴长沙的张友铭带信给梅贻琦，报告天津的学校事务。

原本1937年冬转站的工作就结束了，1938年2月18日，王信忠在香港代叶企孙致函梅贻琦，就清华在华北的情况等11项事务进行报告，却不见叶企孙本人来到西南联大。原来在接下来10月的时间里，叶企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叶先生和林风在天津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所冒的风险比到冀中的人要大得多。

1938年9月，叶企孙在天津地下抗日活动被敌人发觉，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林风被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拘捕，万幸的是日本人要求引渡未成，拘押北平监狱，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才得以释放。叶企孙在被捕前得友人协助逃出天津，10月初叶企孙接梅贻琦校长电，催从速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0月5日，叶企孙离津乘船南下，准备经香港到昆明。11月初，叶企孙抵香港。为筹款支援冀中抗日，叶专门拜访蔡元培，蔡元培在1938年11月《杂记》手稿中记道：“叶企孙到香港，谈及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宋庆龄先生，请作函介绍，允之。当即写一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7](P140)

11月底，叶企孙抵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1939年1月7日，梅贻琦在清华第20次会议上报告：加聘本校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先生出席校务会议，叶企孙参加了当日的会议，标示着再次回到清华。从1939年5月到1941年6月，叶企孙几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所有校务会、教授会、评议会、聘任委员会的会议。

他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长的人，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一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先后由饶毓泰、吴有训任院长。一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后)，由于情况特殊，他才欣然填补了这个空缺。叶企孙不论行政工作多忙，每学期都要讲一门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课有电磁学、热学、物性学、微子论等。

1940年8月，叶企孙赴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备必要时迁川。10月，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

1943年1月16日，叶企孙借梅贻琦赴重庆公务之机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当天的梅氏日记有“午饭后与企孙久谈”，“特种研究所将来并入各系。企孙明秋可返校”之语。这些谈话都是背着朱家骅与翁文灏等人秘密进行并达成协议的。

1943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回西南联大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叶辞职的公开理由是自己“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当时李约瑟提供了英国出版的《自然》及其他科学刊物的微缩胶卷，叶企孙联系并主持在昆明北门街清华教员宿舍内辟一暗室，供人们阅读这些放大后的缩微胶卷，以保持与世界科学前沿同步。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8月22日，叶企孙出席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也是日本投降后的首次评议会，会上讨论了学校复原和发展规划问题，8月29日，叶企孙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因筹备学校复员工作频繁往来于昆明、重庆、北平，于是常委会议决，请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暂时代理清华校长和联大常委职务。

接着发生的“一二·一”学潮让学校的各项工作暂时中断，也让叶企孙处于风浪之中，责任和压力骤然加重。

早在1943年至1944年间，中共地下组织在包括昆明在内的后方城市掀起以“反独裁，争民主”为主要口号的学生运动。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巩固后方用武力改组了云南地方政府，中共“认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民主力量决不能示弱，必须寸步不让地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有利时机，动用灵活方式，作坚决的进攻”[8](P408)。1945年11月25日，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联大自治会联合云大、中法、英专等校在云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政府闻讯后立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于当日发布“禁止一切集会游行”的禁令，要求云大不得出借礼堂，大会组织者决定把会场改在联大草坪。会议举行过程中会场被军警包围，并企图以枪声轰散会场，不料大会在枪声中镇定进行，至晚8点半散会时包围会场的军警又阻挠人群离开，10点左右参会者才绕道云大农场进城回各自宿舍。这一过程引发学生激奋，一夜之间联大民主墙上贴满大字报，700学生签名要求罢课，自治会据此宣布自26日起罢课。

联大罢课第一天，中央社发出题为《昨夜枪声，西郊匪警》的消息诬称昨晚参会者为土匪，更激怒学生，于是中共地下组织发动昆明30多个大中学校3 000学生宣布总罢课。26日上午联大教授会开会表示同情学生们的行动，并决定就25日晚事件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27日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会成立并设在联大，推定联大、云大、中法、云大附中、昆华女中五校为常委，总负责者为联大。

11月29日，叶企孙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持清华大学1945年第二次教授会议，傅恩龄等82人出席，也在会上报告“本校学生罢课情事发生及校务会议处理之经过”，并议决：一、同仁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25日晚军警当局行为，认为重大侮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全体通过)。二、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由全体教授出席。除代理主席叶企孙先生、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外，另推代表三人发言(通过)。三、抗议书起草委员八人，抗议书内容由起草委员全权负责(通过)。四、推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三先生代表本会向学生训话。五、推冯友兰、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八先生为抗议书起草委员(冯友兰先生为召集人)。

这次会议的措施还没来得及落实，局势已陷入混乱，一方面罢课的学生发表宣言、上街宣传，以博得社会同情；另一方面当局29日召集五校三青团员开会，提出“以行动对行动”口号，准备组织“反游行”，29日一天就发生25起学生遭毒打事件，30日毒打、逮捕学生的事件更多，局势一步一步向恶性方向发展。

12月1日，昆明市各部门的特务打手、军官总队、鸿翔(伞兵)部队奉命全副武装分头骚扰各校。上午8时先向云大进攻，10时左右百余人冲进联大校门，用石块、瓦片、木棍欧打联大同学，被联大同学还击打退。当第二轮呼喊着冲过来，其中一人掏出手榴弹准备投出时被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上前英勇抱住，就在于再被推倒在地时手榴弹爆炸，于倒在血泊中，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随后又有昆华工校17岁的张华昌同学、联大师院18岁的李鲁连(原名苟极中)、师院女生潘琰等同学被打死，史称“四烈士”。此外还有29人重伤，工学院教授马大猷路过联大校舍也遭殴打，另一教师手持电表路过被施暴者指称是无线电发报机，也被殴打……这就是史称“一二·一”惨案。

12月2日，叶企孙再次以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身份主持召开本年第三次教授会，王龙甫等85人出席。叶在会上报告数事：一、11月29日召集学生训话经过；二、校务会议决议，分电教育部、蒋主席、宋院长，请派军政大员来昆彻查处理，并推代表三人赴渝接洽；三、12月1日暴徒袭击本校师范学院、工学院、新校舍及附中等处情形。接着查良钊训导长报告学生死伤概况，袁希渊报告新校舍受袭击本人受伤情形，马大猷报告工学院被捣毁及本人受殴情形，张清常报告师范学院受袭击学生被屠杀情形。会议议决：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先生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仁致悼(通过)。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游行(通过)。三、建议学生自治会，死难同学在本校校园安葬(通过)。四、接受助教28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由周炳林、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二人充任之(通过)。五、罢教问题延缓讨论。

12月5日，叶企孙主持召开第四次教授会议，王明之等88人出席。叶在会上报告梅常委来函，周炳琳报告法律委员会工作进行情形。会议议决：一、法律委员会增加四人。二、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次事件真相。三、电请三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务。四、委托法律委员会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制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六、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七、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即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

为解决“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清华教授会分别于12月10日、17日、19日、20日、22日召开教授会，分别由傅斯年、周炳琳、梅贻琦主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叶企孙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亲自站在广场上主祭“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并主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与惨案有关的控诉事宜。他出面与云南省主席和昆明卫戌司令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既保护学生，又竭力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做到理性有度。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宣告完成自己的战时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师生员工分批北返，梅贻琦主持典礼并讲话，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云南绅士马伯安讲话，冯友兰宣读联大纪念碑碑文。

在西南联大或清华特种研究所期间，叶企孙曾授业的学生有张恩虬、陈芳允、何家麟、胡宁、李正武、王天眷、向仁生、张守廉、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屠守锷(清华航空系1941年公费留学生)等。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还有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瑢、邓稼先等。1955年至1957年间，中国科学院190位学部委员中有118人为西南联大校友。

1946年复校后，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物价不稳，通货膨胀严重，再加上复校搬迁的运费、修缮费、设备添置费增加，梅贻琦校长一筹莫展，又急于倚重叶企孙，并于1945年底任命叶企孙为清华大学复校设计委员会委员，与当初南迁时由叶企孙殿后相呼应，北迁时则由叶企孙打头阵全权处理复校工作。

叶企孙把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事，当时朱家骅打电报给叶企孙，请他代表教育部到东北从敌伪手中接管几所大学，叶企孙予以辞谢。当时的清华园由于长期作为日军医院，被糟踏得面目全非，恢复谈何容易。

1946年7月，清华开始迁运，当时正值酷暑，叶企孙亲自指挥，将联大中属于清华原有的图书仪器打包装箱待运，然后他先行一步，从昆明取道南京去上海再北上。在上海短暂的停留期间，边等待所运物资，边主持新学期清华招生考试上海考点的工作。1946年10月下旬，叶企孙终于回到阔别八年，魂牵梦绕的清华园。

复员后，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开学，11月5日正式上课，包括从昆明复员回来的900余人，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共3 000余人，其中学生2 300余人，是南迁前的两倍。同时增加10个系，形成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共26个系的综合性大学，发展势头前所未有。

原在无线电研究所的任之恭、范绪筠、孟昭英，金属研究所余瑞璜被聘为清华物理系教授，再加上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系主任霍秉权，1948年又聘来1936年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钱三强任教，物理系的师资依然强盛。

叶企孙继续任理学院院长，全院学生400余人，教师100人左右，除物理学系外，还设有数学、化学、生物、地学和心理学系，并将原来属于地学系的气象组单独建成气象学系。各系知名教授有：数学系郑之蕃、赵访熊、杨武之、华罗庚、曾远荣、陈省身、段学复、闵嗣鹤、吴文俊、曹锡华等，化学系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萨本铁、张青莲、马祖圣、严仁荫等，生物系李继同、赵以炳、陈桢、沈同、崔芝兰等，地理系袁复礼、冯景兰、张印堂、张席褆、杨遵仪、孟宪民、王成组等，心理系周先庚、孙国华、唐钺、沈履、敦福堂，气象学系李宪之、赵九章等，经过复员后的一段恢复，虽然图书仪器设备极端缺乏，教学水平基本恢复到战前，部分学科还有提高，到1948年共建有实验室26个，足见叶企孙的复原计划相当可观，落实也迅速。

西南联大时期叶企孙的作用是完整了解叶企孙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完整了解西南联大十分重要的部分。

参考文献：

[1]　The Wind and Beyond, Theodore von Karman: Pioneer in Aviation and Path finder in Space, by Theodore von Karman and Lee Eds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7.

[2]　虞　昊.叶企孙[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一百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　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A].校友文稿资料文稿资料·第一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5]　姜广正.在大普吉的日子[Z].清华校友网，本文2009年6月8日发出[EB/OL].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25783.

[6]　物理学及其应用[A].叶企孙文存[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高小立]

CHU Zhao-hui

(Chinese Academ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Ye Qisun of the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include his leadership in the spe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ombination of sciences with humanities, and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s since the mov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Ye Qisun;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science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2-0018-09

作者简介：储朝晖(1964—)，男，安徽岳西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学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及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