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殖民地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研究

于锦恩, 吴建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　要：民国时期的华侨学校实际上是中国教育在海外的延伸。当国内的政治势力要向海外扩张时，华侨学校就势必受到影响，殖民地政府也就随之对华文教育实行限制、压制或敌视政策。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要得以顺利进行，就应当尽量不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民国时期殖民地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的历史或许给我们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殖民地；华文教育；政策

汉语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传播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居留地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态度和政策。随着汉语国际传播的蓬勃开展，汉语国际传播的本土化或当地化势头日趋明显。笔者认为本土化或当地化的内涵千头万绪，但首要之点应该是传播的内容不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相违背，不与其政治经济利益有冲突。本文以英国新马殖民地为视角，以档案等史料为依据，研究民国时期华校教材被查禁的情况，以期对研究民国时期殖民地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有所助益，也望对从事汉语国际传播本地化研究的相关人士有所启发。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华文教科书只是教导要修身、忠君、爱国。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和自由思想得到了传播。因为这和马来亚的英国人的利益没有矛盾，从开始到1925年在这方面殖民地政府没有注意什么。1925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教育报告书说在当年的华文教科书中发现了政治的和反外国人的内容[1](P106)。殖民政府官员汉务司检查华校发现了宣传三民主义的材料[2]。上述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禁用不适宜之书籍[3](P51)。然而直到北伐战争发起，相关的麻烦才开始了。有研究者称。“早在1928年，英国殖民政府已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4](P206)，但大规模禁用华校教科书还是开始于1931年。国民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国民党也加快步伐促进华侨工作尤其是华教。1929年前后华教的国内政治形势很有利。华教在海外不仅自身发展得蓬蓬勃勃，而且应和国内的大趋势，在所居留的殖民地也开展了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相关殖民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华教被大肆限制乃至打压，华教教材的被查禁在劫难逃。到1933年后到1942年日本侵入东南亚，尽管华校教科书禁用的事件时有发生，但频率小了，数量少了。到1949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受外族压迫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海内外华夏儿女空前振奋，民族向心力大大增强。同时，左派思想更加速向华校进军。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全面禁止从中国大陆进口出版物[5]。这就出现了华校教材禁用的第二个高峰。本文研究的是南洋(东南亚)殖民地查禁华校教科书的第一个高峰，即民国时期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的查禁。

(一)中国政府华侨教育的指针

华教的目标在民初只是“以防止被人同化,保存中国特性为首要目标”[6](P446)。1930年国民党第157次中常会指出，“力谋华侨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及补习教育之改进和发展。”[6](P443)据此, 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对侨民教育做出了类似的规定[7](P128)。因而“自民国二十一年侨委会直隶行政院,于是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标准，确定根据侨民所在地的特殊环境,按照侨生身心发达的程度，注意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以及改良生活，发展生产的知识技能。”[8](P125)1933年4月《侨民教育实施纲要》又提到华侨教育应该：“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标准”，“依各地之特殊环境,实施方式以不受事实之牵制，务达到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及改善生活，增进生产能力为目的。”[9](P324)民国时期华侨教育的方针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的具体化[10](P45)。

(二)国民政府在华校施行党化教育的具体措施

1.向国外华侨的党化教育提供经济支持

戴季陶在第一次华侨教育会议上专门谈到华侨教育的经济来源[7](P969)。 1930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补助海外党部经费酌予补助华侨教育事业训令》[7](P913)。

2.要求教师必须信仰三民主义

(1)信仰三民主义是选择教师的重要标准之一。

(2)在任教师要积极研究党义，出台了“促进华侨学校教师研究党义案。”[7](P967)

3.出台《海外各级党部推进华侨教育办法》[7](P921-922)，全面插手华校事务。

4.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党化教育

国旗、党旗不仅出现在课本上，而且悬挂在华校门口[11](P15)。

(三)在华校中施行党化教育的影响

1.三民主义在华校深入人心

1931年12月2日，国民政府文件描述华校学生：“……年方五六岁之幼稚生能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其修学较深者均能以党国健儿自许，……”[7](P999)

2.引起殖民当局的警惕和打击

党化教育使华校严重习染了政党色彩，华校师生与居住地殖民政府不同心同德，因此，殖民政府千方百计要将华校从中国党和政府手中夺取过来，例如国民政府文件多次提到英荷南洋属地政府限制侨校使用党化教科用书[7](P990)。

3.汉语教育逐步受到限制

根据1923年的教育报告书，注册的学校可以向政府申请津贴金，其原则之一是：以学童的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如果土生华人本身没有母语，则应以英语作为其语言，直接进入英校。此外鼓励华校操用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分裂华社[11](P46)。随着殖民政府对华校控制的强化，反对将华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做法就日益变本加厉了。

(一)1928-1930年：开始阶段

北伐之前中国出现了一种高涨的革命热情，此举席卷了海外。包含上述热情的华文教科书在1928年遭到了英殖民地政府的第一次查禁。这一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查禁的教科书的名单，(可惜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相关文献)。这之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幼稚园和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文书籍出版商立即着手编辑符合新要求的教材。这些课程新标准的规定之一就是三民主义被置于新编辑的教材中。英国殖民地政府发现新教材是他们所讨厌的，1930年在马来亚禁止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教科书系列、世界书局出版的新学制系列和新主义教材系列，因为这些课本充满三民主义的意识和思想，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一部分。

(二)1931-1932年：高峰阶段

1930年和1931年在东南亚的华校中国民党的主导地位依然保持，但共产党在华校中的活动也悄然升温。很多华校的师生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举行罢课等“危害”殖民地社会稳定的事件越来越多。1931年是上述事件爆发最激烈的一年。这一年的的1月和3月，新加坡的新侨学校再次被警察突然检查，一如既往地逮捕了一些人，没收了共产党的文件。还是在这年1月，警察突袭新加坡的玉桥学校，并带走了一些青少年学生[1](P109)。1930年2月，金文泰爵士来到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和马来邦的高级行政长官。他对中国国民党及其奉行的三民主义素不认可，“1934年在伦敦的一个公共协会的演说中，金文泰指出，国民党试图使所有的华校都处于其控制之下，并且通过华校教材将反英意识带给所有的学生。”[1](P106)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落难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来到南洋，国共两党虽然因争夺对华校的控制权而存在矛盾，但两党都在搞反英宣传，并鼓动当地华人放弃对英国政府的忠诚，在这种形势下，金文泰总督决定全面严厉禁止国共两党在殖民地华校的活动，大规模地查禁华校教材便是上述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1933-1940年：后续阶段

应该注意到，尽管禁书名单继续公布，但1932年的情况出现了变化。海峡殖民地这一年的教育年度报告说：1932年上海的两家主要出版教材的公司——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每个都出版了一系列的分别供国内和海外用的教材。这些教材被政府认定适用，并且在大多数华校使用，或者作为某个完成的系列，或者作为那些被认为没有问题的教材的补充材料。《星洲日报》谈华文教科书历史的文章也说，1931年之后，教科书的声调变得平和了，尽管它们中的语言教材仍然着意于国家受的欺辱和拯救国家。1932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正式小学课程标准，从而取代了当时的课程设置[1](P122)。

在此我们对比沈百英编写的不同版本的国语教科书，就可看到南洋(东南亚)华校教科书内容的变化轨迹。1931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沈百英、张国基编辑的《南洋国语教科书》八册，该书编辑主旨约分下列各点：

1.灌输南洋特殊知识。

2.提倡乐观、前进、合作、互助、勇敢、劳动的精神。

3.扩充相像，启发思想，陶冶情绪，并欣赏儿童文学的能力，增长阅读儿童图书的兴趣。

沈百英1933年编辑出版了《复兴国语教科书》，主要供国内小学生使用，其编辑主旨：

“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灌输党义，提倡科学。”[12](编辑主旨)

1938年沈百英等又将上述课本改编为南洋华侨小学校初级用《复兴国语教科书》，其编辑大意：本书遵照教育部审定复兴初小国语教科书改编，专备南洋侨民小学应用。[13](编辑大意)一句有关政治教化的语句也没有。

上述两本复兴国语教科书，都是初级小学用，但一套国内用，一套国外用(南洋华校专用)，国内用者注重党义教育，国外用者很少有明显的国民党党义色彩。《复兴国语教科书》(大陆)第四册有《买飞机救国》一文，符合当时中国遭列强侵略，国民义愤填膺的国情[13](P45)，而这与南洋等国的国情不合，因此，《复兴国语教科书》(南洋)就将这一课改成了《坐在飞机上》。

(一)登载查禁教科书目录的政府公报

目前我们看到的遭查禁的教科书的记录，其官方文献是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报(SSGG,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和马来联合邦殖民地政府公报(FMSGG, Federal Malaya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1932年5月16日SSGG.，PP.784-787

2.1932年6月1日SSGG，PP.3213-3217

3.1933年8月25日FMSGG，PP.2741-2745

4.1933年12月1日FMSGG.，PP.4056—4061

5.1935年8月2日SSGG，PP.1948—1958

6.1935年8月23日FMSGG，PP.1888-1897

7.1937年10月29日FMSGG，PP.2947-2953

8.1937年11月19日SSGG，PP.3464-3469

9. 1940年1月26日SSGG,，PP.2004-2009

(二)查禁教科书的科目一览

目前我们见到的被查禁的教材总数是：875册，其中小学教材649册，占74.17%；中学和民众教材226册，占25.83%。

1.国语、国文

国语、国文涵盖的范围最广，包括国文课本，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初级中学用的《国文读本》第一册[14]；国语课本，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新中华教科书高级小学用《国语》第三册[15]；国语和国文合在一起的课本，如：初级中学用的《国语与国文》第三册[16]；口语教材，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复兴教科书，高级小学用的《说话范本》第二册、《说话教学法》第二册[14]；作文教材，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作文指导》、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初级小学用《应用文课本》[14]；课外读物，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人人读》第四册[14]、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活页文选》第三辑合订本[17]；文学作品，如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我们的诗歌》(全)[18]。明确涉及革命或党化教育内容的国语国文教材，当然全部在查禁之列，如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革命的诗歌》(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党化教育适用国文新读本》第一册至第八册[16]等等。

2.历史

包括一般的历史，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高级小学用的《历史》第二册；本国史，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初级中学用的《本国史》下册)[15]、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史话》第四册、《中国近百年史》上册、下册[14]；外国史，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初级中学用的《外国史》(全)[16]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高级中学用《西洋史》下册[19]；中外交往的史书，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英外交史》[14]，因为这类书籍中含有较多的与外国列强观点不一致的内容；至于那些专门谈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我国带来耻辱的历史书籍更是被全面禁绝，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高级小学用的《国耻史纲要》[17]、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高级小学用的《国难读本》第一册、第二册[20]、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学用的《日本侵略我国小史》上册、下册[18]，国难、国耻类的历史教材共有7种被禁。

3.地理

包括一般的地理教科书，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修正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地理》第三、第四册(初级小学用)[18]；本国地理，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修正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初中本国地理》第四册[18]；外国地理，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修正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初中外国地理》第一册[18]；中外地图，如上海世界舆地学社出版的《世界最新形势图》全、《中国最新形势图》(全)[14]；敏感的地理读物，如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国的商埠》(全)[21]

4.常识

包括一般小学使用的常识教材，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春季始业用常识课本》第五册、第六册、第八册(初级小学用)[17]；幼稚园常识教材，如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稚园常识》(全)；特殊时期的小学常识教材，如低、中、高三个年级段使用的《战时常识》(全)；关于南洋(东南亚)的常识教材，如《南洋常识》(第三册、第四册、第八册)[18]。

5.音乐唱歌

被查禁的音乐教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音乐唱歌教材，另一类是一般的歌曲集。前者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初级小学用的《唱歌读本》第三册[16]、上海儿童书局出版高级小学用的《儿童音乐教科书》第一册；后者如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现代学生唱歌集》(全)、上海新亚书局出版的《标准歌曲集》[14]。

6.社会

被禁的社会教科书包括小学的社会教科书，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学适用的《社会课本》第一册、《小学社会科教学法》(全)[22]；战争时期的特殊社会科教材，如：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高级小学用)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18]。

7.公民

被禁的公民教材虽然数量不少，但种类单一，只有小学和中学的公民教材和公民教授书，前者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高小公民课本》第一册[18]；后者如高级小学用《公民教授书》第三册、第四册[20]。

8.尺牍：

尺牍即书信。白话尺牍居多，如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学生白话尺牍》第四册；也有一些言文对照的尺牍，如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初级小学用的《文言对照初等新尺牍》[16]；因为南洋(东南亚)是商业社会，所以被禁的尺牍中还有一些商业尺牍，如上海广益书局出版高级小学用的《新式商业尺牍》卷一[21]。

9. 党化教育

党化教育教材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色彩偏重，所以一般在被禁之列。这类教材或直接叫党义，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党义》(全)[17]；或冠以三民主义，如上海三民书店出版小学校用的《三民主义教育书》第一册至第四册[19]；或冠以中山主义，如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高级小学用的《中山主义新国民读本》全部禁用[16]。

10.算术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算术的内容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不应该被禁绝，但仍有28册被禁，占875册禁书的3.2%，可见查禁标准之严。

11. 民众识字

民众识字教材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些民族主义等党化教育的内容也遭查禁，如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民众识字课本》第二册[15]、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甲种》第一册至第四册。[16]

美术、商业、体育、卫生、给小朋友的信等其他种类的被禁教科书因为数量不大，所以就不再说明其范围了。

越接近自然科学，查禁的越少。中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就没有查禁的，不论中小学，外语类没有被查禁的。除了这些教材之外，政府还更新了1930年禁止的三个教材系列①，并宣布一部广为接受的识字课本非法②，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浪笙在《南洋英荷各属对华侨之文化政策》中，较为恰当地概括了上述禁书的内容：“1.清末以来中英外交的详情；2.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的远近原委；3.觉醒中国民众复兴民族的思想；4.现代帝国主义所处的阶段及其对付中国的政策；5.启示中国青年认识本国今日所处的危殆地位。”[23]

下面我们引述被查禁的一些华校教材的内容，来印证上述结论。(www.chuimin.cn)

被查禁的华校教科书多处向青年学生讲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来自列强的奇耻大辱，并启发国人奋发图强，反帝救国，“咳，诸君，我们中国人，现在受外国的欺侮，要算是受到极点了，你想和外国人交涉以来，款子一共赔了多少，地方一共割掉几处，条约一共订结几次，有哪一次订结条约，不是我们吃亏的。——咳，诸君，现在有许多懵懵懂懂的人，还当我们中国是个完全无缺的大国，我们中国人是个泱泱大风的国民，要是把对外的情形看起来，我们这国家真是危险极了，我们中国的国民离做人家奴才的时候，也不远了，还不要警醒警醒吗？古人说得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且把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失败的历史讲几件给诸君听听吧。”[24](P1-4)在对列强的控诉中，尤其突出了英国的侵华罪行。束世徵的《中英外交史》的目录如下：“第一章 中英交通之起源；第二章 中英间之战争；第三章 英国与中国不平等条约；第四章 英人对华土地侵略史；第五章 英国对华经济侵略史；第六章 英人在华之惨杀案；第七章 中英外交史势总论。” 该书总论写道：“自愚观之，以惨案为手段，实帝国主义者技穷之表徵，苟国人不为威屈，则彼自绌。观于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事，可以见之。大中华民国之人乎，汝欲自立于地球之上，此时为最后一战矣。”[25]

既然帝国主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就贯彻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奋起救亡，以《新主义教科书后期小学国语读本》(魏冰心、吕伯攸)为例，该书编辑纲要：本书材料注重含有革命性的故事、史谈、传记、游记、小说、诗歌等，并阐发中国国民党的党义，以期适合于党化教育之用[26](编辑纲要)。第一册第二课《国父孙中山先生》(一)课文：

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讳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中山县人。先生幼时，在广州医学校肄业；见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政府的腐败，就立志运动革命，改造中国。[26](P2)第一册38课

有关民族革命的内容至少有19篇，占1/2，如关于孙中山的有7篇。

如果说上述国语课文的反帝色彩还不太明显，那么《新主义教科书的前期小学社会课本》 第六册(世界书局)就特别惹人耳目了，其目录如下：

立国要素、我国的领土不完全、领事裁判权、我国四大商埠、我国的进出口货、保护税法、关税协定、收回关税自主权、契约、我国的统一和分裂。[26](目录)

该书前两课课文的反帝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立国的要素有土地、人民、主权。——有了土地和人民，假使没有主权，仍不能成为国家。国家的主权完全，土地完全，人民的福利也就增进；国家的主权损失，土地割让给别国，人民的痛苦也就不堪言状。

我国的领土已不完全——这些土地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用种种威迫欺骗的手段掠夺去的。若不设法收回，领土完全不能恢复；国民的痛苦也就不能解除。独立国家应有完全的主权，管辖领土内的人民。不许外国人在领土内行使领事裁判权。——这个权是他们从不平等条约里明抢暗夺去的。[26](P1-2)

(一)溯源

我们至今见到的民国时期中国大陆最早为南洋编写的国语教材是《民国华侨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共十册。编辑大意：

本书前四册于饮食起居家庭学校及社会国家之事均根据于道德要旨，以语言之教授尤便领悟，期养成儿童良好之习惯，即以补修身一科之所不备；本书后六册除取材于前项国文外，每册各参以时势上应酬上之语言若干课，以引起儿童国家之思想及交际之智识，即年长失学者亦可取以为补习之用。[27](编辑大意)

该教材出版时，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对华校的存在还是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华校教材遭查禁的记载。但上述教材一套十册从第五册开始其内容便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让华侨华人居留地原住民和殖民地政府不能接受的内容，如：

第五册

第二十五课　平等

齐　最蠢的就是马来人，真真是生成的奴隶。

鲁　他虽然蠢，也是人类，我们使唤他，也要当怜悯他。若是待他刻薄，就不是我们民国平等的道理了。[27](P11)

第九册

第四十九课　租借割让地二

唐　割让是哪些地方？

王　鸦片之役割香港与英国，甲午之役割台湾与日本，还有云南西南二千多里让给英法，满洲东北几千里、伊犁西北千多里都割与俄国。最近英国占我片马，俄国争我满洲里，这都是我国民的大耻。

王　唉！可叹不知何日才能够收回？[27](P25)

第十册

第二十九课　鸦片之役

城　鸦片是哪里来的？

里　是英属印度来的。

城　鸦片的害很大，怎么我国从前不禁呢？

里　那是满清政府的流毒，从前也禁过一次，英国要同我国开战，满清政府很畏怯，就订约任他来卖，这一次就名为鸦片之役。

城　从此以后就不禁了吗？

里　现在民国实行禁绝，将来一定没有人吸了。[27](P15)

(二)启示

民国时期东南亚查禁华校教科书的国家不只是英国殖民地，例如泰国就有《暹罗限制教科书条例》，规定：华侨学校所用教科书须经暹罗教育部审查许可，方得教授。如三民主义则绝对不许。盖恐其传播革命思想也[3](P255)。但限于时间和精力，笔者只是较具体地考察了英国管辖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邦的相关情况，期收以点带面之效。著名华文教育史专家郑良树先生在谈到民国时期华校教科书的情况时指出 “这些教科书及参考书的禁用，完全是因为内容涉及反英、过分强调民族意识及党义等敏感课题，而为英人所忌讳。”[28](P222)客观地讲，虽然郑先生的话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因为有些教材被查禁很可能是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过于小题大做，但是大多数被查禁的教材其内容还是被郑先生说中了的。民国时期华校课本中讲述的近代以来列强在华犯下的种种罪行都是板上钉钉的，在那个时代宣传反帝反殖，主张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三民主义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论什么时期，我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可以向国民讲述国家遭受列强欺侮的耻辱史，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激发国民的爱国意识和抵御外侮的应有情怀，但国外宣传上述内容，即使是面向华侨华人，也应因地制宜。我国政府在国外任何一处开展包括华文教育在内的汉语国际教育也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在既应该做，又能够做，还要做得成的前提下，内外有别，审慎考量和设计此项工作的目的和手段。在域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切忌和意识形态挂钩，切勿伤害相关民族和政府的切身利益，切实灵活处理敏感内容，不然相关教材就会出现与本土化或当地化相左的水土不服，我们的汉语国际传播大业也就很可能遭遇事与愿违的种种挫折。

注释：

①　新时代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学制教科书(世界书局)；新主义教科书(世界书局)。

②　民众识字课本 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

参考文献：

[1]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2006.

[2]　余　椿.南洋教育[J].南洋研究(第一卷)，1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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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M].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教师总会，2003.

[5]　陈蒙志.与上海书局有关的点点[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9182e0100patj.htm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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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55辑[M].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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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恩荣,章　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1]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12]　沈百英,张国基.南洋国语教科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3]　沈百英.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14]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SSGG[Z].1935-08-02.

[15]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SSGG[Z].1932-05-02.

[16]　Federal Malaya Settlement Government. FMSGG[Z].1933-08-25.

[17]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SSGG[Z].1937-11-19.

[18]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SSGG[Z].1940-01-26.

[19]　Federal Malaya Settlement Government. FMSGG[Z].1933-12-01.

[20]　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SSGG[Z] .1932-06-01.

[21]　Federal Malaya Settlement Government. FMSGG[Z].193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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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志伟]

YU Jin-en, WU Jian-l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China)

Abstract:Chinese schools represent the extens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vulnerable to the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readily follow up with restriction, suppression and hostile policies on Chinese education. Lessons should be learned that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uld be maintained for the sak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overseas.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 colony;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7

中图分类号：G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41-07

作者简介：于锦恩(1962—)，男，河北黄骅人,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汉语国际传播和语言规划研究；吴建兰(1963—)，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及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