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国子监生的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调查

申国昌a, 史降云b

(华中师范大学 a.教育学院; b.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国子监是明清时期的最高学府，是全国生员向往的求学场所。优厚的生活待遇、良好的办学条件、一流的师资力量，为国子监生潜心学业提供了重要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备的管理制度、大量的岗位需求，为国子监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监生在日常学习之余，积极开展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国子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临时差遣活动、民间教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勾画出了明清时期中央官学学生课余活动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明清时期；国子监生；课余活动；社会实践

明清学校生活，既包括教师日常生活，又包括学生日常生活。其中学生课余生活也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探究明清时期国子监生的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勾勒这一历史时期学生日常生活的大致轮廓。国子监是明清时期培育人才的最高学府，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决策咨询机构，也是领导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明清国子监生日常活动以课堂教学与自学活动为主，在这些学业活动之余，还参加一些有意义的课余活动和社会实践，诸如参政议政活动、临时差遣活动、政治斗争活动、民间教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这些活动为国子监生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无限的光彩，也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云集了全国水平最高的生员，监生的年龄、见识与学问已达到了能够提出比较成熟政治观点和决策建议的程度。再加上南北国子监均处于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监生平时接触政治的机会比较多，耳闻目睹的政治活动较地方官学生员多得多，信息相对灵通，政治敏感性高，政治洞察力强，除个别监生对政治冷漠外，大部分监生政治热情比较高，能做到不平则鸣，上书直言，尤其能够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设性意见。

洪武年间，南京国子监生周敬心，是来自山东的贡监，上奏朝廷力陈历数之说的弊端，并提出时政的六大弊病，整个奏折洋洋洒洒两千字，其中谈到连坐杀戮罪时讲道：“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杀之，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误入名项之中，于兹见陛下之德薄，而杀戮之机深矣。”[1](P1402)监生周敬心在奏章中言辞如此激烈、直言不讳，竟没有惹怒朱元璋。景泰年间，北京国子监生袁庆祥，是来自江西的贡监，上奏朝廷，指责中央赏罚不明，特别是奖赏过滥；还指出当时的刑部尚书董芳执法不力，滥惩下属；建议朝廷重用忠于职守之人。该奏折送到朝廷后，监生袁庆祥被当时昏晕的明代宗下令杖五十。成化年间，北京国子监生虎臣上奏皇帝谏万岁山架棕棚，得知此事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费訚生怕危及到他的乌纱帽，让六堂生边击鼓边惩治虎臣。结果皇帝明宪宗接受了虎臣的建议，不仅没责怪他，反而令吏部将其提拔为七品官[2](P1409)。嘉靖年间，北京国子监生陈良鼎上奏朝廷，对当时章圣太后将合葬显陵而世宗欲亲奉梓宫一事，大胆进行阻止，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应当取消这一行动。结果引起一意孤行明世宗的大怒，下诏打入监狱并杖之[3](P3595)。还有一些监生大胆上奏向朝廷提建议，但被皇帝看作胆大妄言，未被采纳。如成化年间监生李春上书起用沐诚为云南副总兵，监生徐节上书建议任命陶亭守备六卫，均以“出位妄言”被锦衣卫治罪[4](P61-62)。

此外，国子监生还参加一些公开申诉活动，为在民众中口碑好的官员或监生所尊重的教官申诉。如正统年间任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1374-1450年)，为人正派，学识渊博，治教有方，言传身教，而且视生如子，多次自筹资金为贫穷的监生买药看病、买菜买米，甚至为无力安葬父母的学生出钱买棺木，因此，深受监生的敬重和爱戴。有一次，宦官王振前来视察国子监，李时勉对王振之流不亢不卑，不搞迎送，不摆宴席招待，这样就得罪了王振。后来，国子监彝伦堂的古树枝条，妨碍监生列队操练，被李时勉砍去12枝。此事被王振得知，便以“擅伐宫树”的罪名，传旨将李时勉戴枷示众。国子监生司马询等千人跪伏皇宫前为祭酒李时勉鸣不平，皇帝被迫释放李时勉。

由于国子监地处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信息比较灵通，因此，监生也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拉拢的对象。如受明末朋党之争的影响，有不少国子监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明天启年间监生陆万龄、曹代何、储寓奇等竟然上疏购买国子监西侧民房空地一处，为宦官魏忠贤修祠堂，虽未成，但可见当时国子监学风日下，不少监生被政治势力所左右。当然，在明中后期宦官专权、奸臣当道的特殊时期，也不乏主持正义、反抗黑恶的监生。如当陆万龄上奏为魏忠贤修建祠堂时，当时就有部分监生不与其勾同。还有安徽歙县监生汪文言，于天启四年(1624年)在派别林立的政治斗争中，想用计策化解齐、楚、浙三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与东宫伴读王安倾心结交，经常在一起议论当时风气之流弊。王安被魏忠贤杀害后，他又游走于公卿之间，后来又在大学士叶向高手下做内阁中书，常与左光斗、赵南星、杨涟等往来，后来被魏忠贤陷害而被捕入狱。明末甲申之变，战争不断，李自成率起义军攻打北京城，后来吴三桂降清兵又攻入北京，将起义军赶出京城，殉难人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国子监生，如北京国子监生程维贤，到天津办事，被清兵抓住，不屈不挠，永不变节，以身殉国；北京国子监生林乔升，得知京城沦陷，明朝灭亡，痛哭流涕，绝食而亡。

明清时期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明清时期国子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没有形成群体，只是以个体的形式进行活动，因此，威慑力不大。第二，明清时期国子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有的是正面的积极的，有的是恶劣的消极的。第三，明清时期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导致监生的参政议政力度不会很大，监生对政府的建议和呼声是微弱的，他们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汉代的太学生是无法相比的，甚至与唐宋太学生相比也有差距。

明清时期国子监生除了日常学习活动外，在学期间监生还要参加一些临时差遣活动，如清查黄册、丈量土地、临时支教、清查赋役、督修水利、巡视流民、奉命出使、行政杂务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由监生来参与完成。这些临时差遣活动，完全是国子监为了配合朝廷各部司的工作而作出的临时安排，顺便为监生提供了接触社会的机会，也可使其得到锻炼；这些临时差遣活动的地域比较广，有时在京城，有时在各省，有时还到边陲地区；这些临时差遣活动，六堂监生均可能被指派参加，不像监生历事只有率性堂监生才能参加。

(一)清查黄册活动

“黄册”，即户口簿，因户部在户口造册时，封面为黄色，故称其为黄册。明清时期清查户口簿活动，也叫清查黄册活动。明代的户帖制度相关史料被誉为世界上最早试行全面的人口普查的历史记录[5](P20)。明清时期户口要造册，一般户口黄册一式四份，分别保存在户部、布政司、府衙、县衙等部门。由户部保存的黄册，明初保存在南京后湖户籍档案馆里。按规定，每年均要重新登记黄册，而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清查户口黄册活动。这一大型活动所需人员数量巨大，真正能胜任该工作的只有国子监生，再加上黄册保存在南京后湖档案馆，因此，南京国子监监生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清查黄册的主力军。如弘治八年(1495年)，南京国子监共有监生2 068人，其中有3/4的监生依亲在乡里，而当年清查黄册则需要1 200多名监生，这样将所有在监的监生派去清查黄册,人数仍然不够。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根据无法调足查册监生，奏准改为每次大查黄册只拨送800名监生去后湖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有时连800名监生也凑不足，往往只能派三五百名。

清查黄册活动包括：晾晒受潮的黄册、核对黄册信息、订正错误记录、补充不全册籍等，任务比较繁琐。再加前面户口造册时，有的人不负责任，登记疏漏较多，这就使得清查活动更加复杂，工作量十分繁重。往往有时连查数年，但仍未彻底完成。有时快要查完上届的黄册，但又将近下届开查之期，南京国子监又令这些监生重新开始工作，因为再也找不出其他人来替换他们。有些监生在监坐堂十余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大查黄册活动上。因此，明中叶以后的大查黄册活动，对南京国子监以及该监监生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都把参加查册工作视为畏途。监生们被迫到后湖以后，大都消极疲沓，敷衍了事。领到黄册后，往往查不出应驳的人户或具体的差错。在复查别人经过初查的黄册时，又往往未经仔细核算，便原样退回。许多监生谎称病重或托故请假，以规避参加清查活动，也有监生用钱雇人顶替，冒充己名应役，甚至有人私逃以求脱免。后湖黄册库为了向地方州、县索取经费，不得不催迫监生们以旧册查对新册，甚至企图使用途官究办的办法来强制监生。为此，户部颁布约束监生的条文：

后湖清理黄册监生，敢有放肆违法，奸懒误事，初查无驳，再查扶同，仍苟且顶名代替及越湖抗拒，群众喧嚷者，许监官指实参问。若有受财雇替，代抄丁粮者，照依行止有亏事例发落。[6](P768)

对于监生参加清查黄册活动，国子监祭酒和监生均有抵触情绪。一方面，清查活动任务艰巨，工作量大，占用了监生的大量学习时间；另一方面，清查工作环境恶劣，监生叫苦连天。

由上可见，当时监生在后湖清查黄册的条件比较艰苦，工作繁琐，因此监生大都不愿意从事这样的活动。后湖黄册库对监生们还制定有诸多不近情理的约束，如规定监生在清查黄册时，白天工作时要被严锁在斗室内，不许出入通风，以防疏虞；晚上为防火又不准点灯，对患有重病的人，后湖医生无法治疗的也不许运回岸上来诊疗[7](P165)。

(二)丈量土地活动

明清时期定期进行丈量土地，基本沿袭宋代的土地丈量与统计方式，以此来核实各地土地耕种田亩数量，进而确定田赋徭役的多少，因此，从明初开始就将丈量土地与清查户口作为两项最基本的管理活动。如前所述，户口的登记在册称为“黄册”，而土地的登记造册称作“鱼鳞图册”。明洪武年间，命各州县分区编造，以田地为主，分号详列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以及业主姓名，编成鱼鳞图册，一式四份，分别保存在户口、布政司、府衙、县衙等部门，作为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首次为中国古代保留了较完整的地产记录。

要统计全国的实有土地数量，首先要开展的活动是丈量土地。明代第一部鱼鳞图册就是以国子监生为主力编写而成，丈量土地也由监生来完成。《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日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官给牛及农具者，及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8](P20)

之所以明代让监生去丈量土地和编造鱼鳞图册，而不用官员去，其原因有三：第一，丈量土地计算办法复杂，只有年轻的监生才有这个能力，而且不会出错。明代清丈土地采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即主要采用《九章算术》中的开方法计算面积，先制定地形，根据各种几何图形用乘除等方法求其面积，然后再将零星土地拼凑为各种几何图形分别计算其面积，最后总加上述两部分的总面积。开方法可适用于山地、平原、田荡、凹地等，计算的面积也比较准确。这样复杂的计算办法，只有监生方可胜任。第二，监生长期在学校读书，很少沾染官场的腐败风气，因而在丈量过程中能够做到秉公办事。监生没有官员那种官僚习气，办事一般比较公平，而且在与老百姓接触中能做到平易近人，有助于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第三，监生被派往外地丈量土地，社会关系简单，没有各种关系的干扰，不像官员容易导致徇私舞弊、行贿受贿，从而影响到丈量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第四，监生在监学习时间有的长达十年，因公被抽调出去一年半载丈量土地也不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官员若长时间去从事此项活动将会影响公务和职事。

丈量土地之后，接下来就是绘制鱼鳞图册，是一项较为复杂的活动。因图上所绘田亩，挨次排列如鱼鳞，故名“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后来因各级官吏因其妨碍营私舞弊，故意造假并破坏鱼鳞图册，再加上有的图册历时稍久，和各地实际土地数量不符。因此，自明代中叶起，定期让国子监监生参与核实并修改鱼鳞图册。明代洪武、万历，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均进行过大规模的丈量土地和修改鱼鳞图册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由国子监生来完成。为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重要征税依据。

(三)北方分教活动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久经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因此，经济与文化中心开始由北方向江南转移。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明初又建都南京，到明代江浙正式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到明清时期，南方文化教育普通较北方发达，相对于南方来说，北方有不少地方官学教育相对落后。为了缩小南北教育的差距，振兴北方的官学教育，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下令从南京国子监选一批监生分赴北方各地开展支教活动，当年选出林伯云等366名监生分教北方。史料做了如下记述：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才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9](P1672-1673)

国子监生北方支教活动，主要在明朝洪武年间实施过，就史料所及，笔者认为，其他朝几乎没再启动此项活动。被选派的国子监生，主要任务是分赴北方偏远、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帮助与指导当地衙门恢复或创建地方官学，并在这些地方官学开展教学管理活动和示范教学活动，旨在带动当地教官学会管理、学会教学，以期日后进行规范教学与管理活动。派遣监生的标准：一是学业优秀，并经过考试选拔；二是年龄较大，成熟稳重，有教学与管理经验；三是善于吃苦，乐于奉献，且热爱学生。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选派的366名监生作为分教士到北方地方官学从事支教活动，时间为两年半，到洪武十年(1377年)10月下令召回南京国子监生林伯云等366人分教郡县者，并让吏部根据监生分教北方郡县的表现和教学实绩，结合考核其综合能力，进行提拔擢用。分教士在分赴北方各郡县期间，其身份仍然为监生，并非教职，更不是官职。当时国子监祭酒是宋讷，选派监生分教北方，他严格把关，亲自命题考试，并进行综合测评。监生离京时他亲自为分教监生送行，分教监生服务期满，被朝廷召回时，他又亲自迎接监生，并写下《送太学生郑允文还京序》、《送国子生陈邦达还京序》等文章，以表示对分教活动的重视。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发展北方地方官学，提高办学质量，而且考虑北方许多官学教材短缺，于是再次选派南京国子监生夏伦、杨砥等到当时印刷术发达的福建去购买一批经学教材，让他们带到北方赐给各府州县学作为教材。第二年，又下令让国子监祭酒胡季安从监生中选拔年龄在三十以上、文采口才俱佳的监生341人，并授教谕官职，分赴各地方官学任教。经过两次北方分教活动，使北方各地府州县学普遍恢复并扩建，各校均扩大规模，严立学规，规范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支教效果，北方各地称赞这种分教活动是“千载一时”之举，深受北方各地官民的拥戴。

(四)其他差遣活动

除以上临时差遣活动外，监生还有清查赋役、督修水利、巡视流民、奉命出使、行政杂务等差遣活动。第一，清查赋役。明清时期伴随着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往往还要差遣大批监生清查和重新计算赋税和徭役，景泰之前每年选派1 200名国子监生参与清查活动，景泰后改为每年800人参加。清查赋役活动，为朝廷增加了收入。第二，督修水利。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还派国子监生到各地巡查和督修水利，监生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督查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到1395年全国各地修缮池塘坝堰共计40 987处，疏通河道4 162条，修理坡渠堤岸5 048处。可见，监生督修水利，成效显著。第三，巡视流民。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山东兖州、登州等地遭受水灾，大河决口，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避难。针对这一情况，朱元璋于当年11月下令国子监选派钟必兴等14名监生赴山东巡视流民，赈济灾民。在监生临行前，他叮嘱说：

山东兖、登二府所属州县，近因河决，小民荡析离居，难于衣食，已尝遣官赈济，尚恐流离乡井，未遂其生，今遣尔等巡视，遇其所在，令有司厚加存恤，无令失所。[9](P3078)

本来朝廷已向当地官衙下拨了赈灾物资，之后又派监生去巡视，一方面，监督地方官加大赈灾的力度，妥善安置当地百姓；另一方面，旨在到灾区体恤百姓，稳定民心。第四，奉命出使。明代还经常选派国子监生奉命出使，洪武年间曾派监生赴陕西祭平凉卫指挥秦虎，洪武末年又派50名监生出使于外。说明为了给监生锻炼机会，经常派监生承担出使任务。此外，还有一些杂差，如到地方巡回讲解朝廷颁布的法令，协助官员到地方收购军粮[4](P32-33)，到民间收集已逝先皇巡访民间所留下的诗文及墨宝。

明清时期国子监监生中的举监由于年龄一般比较大，学识较岁贡生和例贡生丰富，而且明中期以来出台了举监依亲政策，即举监可以在国子监少学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回乡里居住并自修学业。这些监生因长期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在民间兴办学校、修缮孔庙、教化民众作为自己发挥特长、造福乡里的一种善举。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山东青州籍国子监生赵禄，在家乡修青州州学时，率先筹划并捐款，“资之尤力，坐是家中落而赴义犹不及云”[10](P46-47)。在修好府学后，他还为兴办府学提出一些建议，并经常到府学为生员讲学。监生兴教设学，教化乡里的行为，往往被历代民众传为佳话。因为投资兴学并讲学乡里，是历代读书人所期盼的一种能够获得美誉的善举，因此，监生赵禄捐资兴办府学在当地人眼里是德泽天下、造福后代的善事，故在地方志中专门为其立传。明清监生捐资兴学、热心民间教化活动的不胜枚举，如江西南昌籍国子监生丁果，“出腴田百亩为学租”[11](P64)，将自己家的百余亩良田无偿地捐给了地方官学作为学田，收取的地租可作为办学经费。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监生李尚惠将自己的良田捐出作为兴办义学的校址[12](P41)，全力支持创办当地义学，旨在为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使更多的贫民子弟可以接受儒学教化。还有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监生顾正心在家乡专门为乡亲设义学，并提供义学田，作为义学办学的经费[13](P33)。这些热心捐献、兴校设学的监生受到了当地乡民的一致好评，并将其美名留传至今。

明清时期国子监生中也有在乡里聚众讲学者，在社会教化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如江西籍监生熊观，将自己在国子监所学的经学知识回乡后传授给当地乡民，亲自设坛讲学，来听者众，“热经问业者无虚日”[14](P15)，他整天乐于帮乡民解答经传内容，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故在《江西通志》中为其立传。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明初朱元璋派国子监生到北方各地充当分教士，这些监生中大部分热心教职，全力帮助当地衙门兴办地方官学，并且在当地民众中开办各类经学或法制讲坛，吸引了众多的民众参与，这些充当分教士的监生对促进北方各省教育发展与教化当地民众做出了突出贡献。既受到了当时北方各省官民的赞许，又得到了朝廷官员的认可。

当然，也有少量富户或官宦出身的监生在民间教化期间，横行乡里，行贿受贿，专横跋扈，欺压百姓，连当时官员也要惧怕他三分，受到百姓的指责。如王恕在《故昌乐县主簿赠文林郎常州府无锡县知县荣君墓表》中写道：

有监生张征者，素号凶傲，县官常忌之。一日，以事至县，言仍不逊，君(县主簿)痛治之，欲置于法，既而服罪，逐释之不深责也。[15](P18)

这样的监生尽管在地方教化中也可能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目空一切，轻视地方官员，地方官拿这种监生也没办法，想对其治罪，但又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当时也有少数监生中的败类在地方教化过程中成为害群之马，影响了监生的形象。(www.chuimin.cn)

国子监在日常学习生活之余，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投身到热心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的绅士行列之中。除了热心捐资捐田兴修学校之外，监生往往还主动参与地方上赈济灾民、筑路修桥、开渠引水、拦河筑坝、加固堤防等活动之中，踊跃捐资捐物，以期造福邻里乡民。如明代江苏常熟例监谭照，由其单独出资修堤岸30余万米长，建造桥梁18座，以方便家乡百姓通行[16](P26)。江西南昌府监生丁果，将自家稻谷1 200余石捐献出来，以供赈灾[17](P64)，受到乡民好评，被写入《南昌府志》。这些乐善好施的监生往往受到当地官员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因而他们和当地政府合作比较愉快，再加上民众的推崇与敬佩，使得这些监生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满足感。《松江府志》如下记载：

乔镗，字子声，上海人，太学生。气度轩举，好义乐施，尝捐田二顷助义役，建义学，设义家，巡按舒汀旌其贤。嘉靖中岛夷入寇，抚院蔡克廉议筑，海上护塘九十里，檄镗董其役，捐赀首倡，两月讫工。巡按周如斗委募士兵二千人，训练征剿，镗身在行间，手杀三贼，所部兵斩级共一百五十有三，生擒者八人。监司录其功，交章具奏，谓尚义积劳，应论叙行军门，先给冠带，送部铨授，以丁内艰未赴军门。[18](P57-58)

像乔镗这样的国子监生在全国为数不少，他们利用依亲居乡的太学生身份，协助官府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他们往往在乡里享有较高的威望，有一定的号召力，乡民愿意听其召唤，当然他们也乐善好施，热衷于为乡里保平安、谋福利，因而享有美誉。还有的居乡监生协助地方政府招募士兵，修筑工事，抵抗侵略。如苏州府常熟县监生谭照捐出4万两白银协助政府修筑城墙，以防范倭寇入侵；常州府江阴县监生黄峦，先后两次捐巨资筑城，并率领当地民众英勇抗击倭寇的侵略，致使倭寇月余未能攻破城门，因而有效地保护了全县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16](P19-25)。这些监生在乡里之所以热衷于开展公益活动，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必要的安全或便利，另一方面是为了得到乡里的好评，获得乡民的赞誉，从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尤其是文化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监生更是成为乡村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西南地区在科举考试中中试人数相对江南少，因而在社会公益活动中担任领导和头目的大都是监生，监生在各类公益活动中成为核心人物，在当地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四川夔州府志人物志中所列的“急公尚义士民”中大部分是监生，因为这里居乡士人中拥有高级科名的人数较少，因而监生就成为地方社会的核心与关键人物。据统计，载入明代地方史志中的大型公益活动约有43次，其中监生或监生出身的士人举办的就有31次，占总数的72%，监生开展的公益活动包括赈灾济贫11次，修桥筑路5次，开展文教活动5次，捍卫乡里活动10次[4](P112)。这些监生大都为了获取良好声誉而乐善好施，大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做一些慈善福利之类的事情，往往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并名传后世。

综前所述，明清时期国子监生，既是一个高学历群体，又是一个拥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一方面，他们享受着朝廷提供的优厚生活待遇和优越学习条件，为了实现科举入仕和赀选为官的理想而过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在学习之余，走出书斋，步入社会，参政议政，教化民众，热心公益，展现了他们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陆　容.菽园杂记摘抄一[A].纪录汇编(四)[C].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2]　徐学聚.国朝典汇[M].台北:学生书局,1986.

[3]　陈寿祺.福建通志[M].台北:华文书局,1968.

[4]　林丽月.明代国子监生[M].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印,1979.

[5]　樊志全.土地统计[M].北京:中国地质出版社，2006.

[6]　李东阳撰，申时行修.大明会典[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7]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李　洵.明史食货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1962.

[10]　杜　思.青州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1965.

[11]　许应鑅，王之藩.南昌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12]　余之祯.吉安府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3]　陈　威,喻时修，顾清篡.松江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4]　于成龙.江西通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15]　王　恕.王端毅公文集[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16]　赵宏恩.江南通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7]　许应鑅，王之藩.南昌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18]　陈　威,喻时修，顾清篡.松江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0.

[责任编辑　高小立]

SHEN Guo-changa, SHI Jiang-yunb

(a. School of Education; b.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The imperial academy is the most advanced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first-class faculty. Besides, 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advanc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large number of job vacancies provide room for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ocial practices.

Key words:Ming and Qing; imperial academy studen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ocial practice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2.004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2-0027-06

作者简介：申国昌(1967—)，男,山西山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一般项目“明清时期学校日常生活研究”(13BZS099)；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明清时期教育活动史研究”(NCET-12-0873)

收稿日期：2015-12-25

史降云(1967—)，女,山西五台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