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中八股文的作用与意义

徐梓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一般认为除了用它来叩击科举的大门之外，别无其他意义。实际上，八股文的出现，是科举制度追求公正和公平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科举制度公平和公正的最后一道阀门。八股文的写作，需要大量、坚实的经典阅读，要有丰厚的人文素养做基础；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可以培养一个人高度的概括能力、严整的思维能力和简净的表达能力。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制度；古典教育

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为科举平反”，经过约30年的努力，基本上剔除了科举制度所背的种种恶谥，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一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主要文体或表现形式的八股文，作为科举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迄今依然恶名昭著，还是陈词滥调、空洞无物的代称。不少人认为，正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它是这一制度中最为丑陋的部分。可以说，这给科举制度的平反留下了一条尾巴，或者说平反得不彻底。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敲门砖”的浑名非常生动地诠释了它的特征。在明清科举考试中，除了在乡试、会试中使用之外，任何公私文书和各种体裁的论著中，都不会采用这种文体。它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除了用于科举考试，再没有别的用武之地。就像《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所说的那样：“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明清两朝的读书人，耗费大量精力学习它、钻研它，日复一日地练习写作，只是为了用它来敲开科举的大门。一旦考中，就将它弃如敝履，不再顾惜，所谓“得第则舍之”。(《制艺丛话》卷一)很多人在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时，也要剔除早年为应举而制作的八股文。就连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对于泛滥天下、汗牛充栋的各种时文选本“悉斥不录”，仅仅收录方苞奉敕选编的《钦定四书文》，作为“士林之标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与我们现在为了准备高考而发行的“同步练习”极其相似，它广泛流行于社会，泛滥于天下，但只对求取功名的人在特定的时期才有意义。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失却了这个前提，就毫无价值，甚至失去了立身之所。藏书家不取，目录学不收，大众不见重，士人不见爱，覆瓿烧薪，是其最终的命运。

我们的问题是，八股文为什么会出现，它的出现对于科举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它能在历史上延续长达五百年之久，其间虽然屡遭抨击，备受责难，然而僵而不死，死而复生，它的生命力何在？

在《科举制度对公平的追求及其对自身的戕害》[1](P227-243)一文中，我们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历史上，科举制度所有的改革更张，都是围绕着公正和公平在做文章。它对公正和公平是那样的执着，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专注、太远了，或者说在追求公正和公平的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忘却了它选人的目的，忘记了它取士的根本，从而戕害了自己的功能，造成了对自身使命的斫丧。正如顾炎武所说：“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专以防奸为主。”(《日知录集释》卷十七)

唐朝的科举制度，还一定程度地保留着察举制的特征，存在着以誉望取人的特点，允许有超出考场之外的行卷和温卷、公荐和通榜。一些超出考场外的因素，在最终录取考生、决定名次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唐朝后期，投献请托、“公荐”徇私愈演愈烈。这不仅引起了平民士子和社会大众的愤慨，而且遭致了一些正直或请托未遂官员的不满，更为与主考有嫌隙之人的攻诘提供了口实。

北宋时期，逐渐出台了糊名、誊录、别头试、双重定等第以及殿试等方法。这些措施，有效地杜绝了考场外的因素，保证了科举考试程序上的公平，使科举考试中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少，考场外的作用越来越小。所有考生的及第与否，尺度相同，标准一致，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老学庵笔记》卷六)、“一切考诸试篇”(《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一决于文字而已”(《隐居通议》卷三十一)的实现。这些措施，是保证科举制度客观性和公平性的关键因素和切实举措。

唐代的科举制度，取士内容广泛，科目繁多。除了常科之外，又有制举，其中名目的繁多及怪异，令人瞠目。唐代的制科，见于史书的就有80多种。制举的设置，有将那些“非常之人”举擢出来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科目的众多，也就意味着录取标准的不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设立一个考试科目，就必须另立一个相应的录取标准。录取标准的不统一，各种考试科目之间没有可比性，具体操作时也就难免高下不一，是非紊乱，公平难以保证。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归并，已经非常集中，主要科目是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的进士科。

在科举发展的历史上，元代有两大贡献：一是前代的诗赋和经义科目，这时归并为经义一科。以经义取士，除了能“化轻俊为敦厚”(《四友斋丛说》卷三)之外，更便于评阅试卷时辨别是非，评断好坏，有助于客观公正地取士。因为相对于经义的正误、对错而言，诗赋的优劣、高下更难以判定。这也就是说，把沿用甚久的诗赋文学排斥在科考的主要内容之外，也就使科举制度在客观公正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二是确定了以《四书》和《五经》为考试内容，并以宋代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注释为答题标准。这种做法，既便于士子的记诵，也便于考官的评阅。除了划定备考范围之外，也使得答题和评卷有标准可依，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答案；无论是考生还是考官，都以朱熹的说法为依据，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避免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特点，就是八股文文体的出现。可以说，八股文的出现，是科举制度在追求公平和公正过程中的内在逻辑或必然结果。当试卷之外的干扰因素已经被排除，对公平的最主要影响，仅仅来自于考官个人的爱憎好恶；严定程式，客观衡文，公正评卷，从而使评卷规范化和客观化，最大限度地控制评卷过程中的误差，就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的产生，正是受这一内在动力所驱使；八股文“僵化”的形式，正是为满足这一要求而催生。

八股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八股文的得名，正是由于它的形式。任何一篇八股文，都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或点破；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思，作进一步的说明。起讲是议论的开始，以圣贤的口气，继续阐明题意，并总括全题，照顾全局。“入手”又称入题、领题、落题，将文章引入正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也是全篇的主干或核心。在这四段中，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八股文或八比文因此而得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八股文的字数都有明确的规定。明朝万历年间，每篇限500字。进入清朝，逐渐有所增加。顺治时限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乾隆时更增至700字。如果超过规定的字数，书吏不予誊录，考官不予评阅，录取更是无从谈起。除了结构和字数的限定之外，八股文还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浅深、虚实、开阖、衬贴、反正、关锁等等众多的写作技巧。

正是有关结构、字数、写作技巧的种种规定，使得对一篇八股文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可能。能否被取中，首先得看体式怎样，结构如何，也就是全文的八个部分以及进入正题后的八股逻辑是否严整，要素是否完备；要看字数是否合乎规定，要看写作技巧是否运用到家。根据这些具体要素进行考量，对试卷的评判，就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

可见，八股文的出现，是科举制度在追求公正和公平道路上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考试的精神，遵从着考试的逻辑，服从于考试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遏制了考官的爱憎好恶，使得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强，由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考试的内容越来越狭隘，考试的形式越来越僵化。

杜林在讥讽马克思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博学”这么一个概念；马克斯·韦伯也一再强调“中国文人的修养”。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将“中国式的博学”或“中国文人的修养”具体化为三个方面：一是背诵45万字的《四书》《五经》全文；二是通晓历史，擅长写作；三是填诗赋词。这三方面的内容，正好与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经义、策论、诗赋相对应[2](P22)。

很多人简单地以现在的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比附传统的选拨人才做官的科举考试，并由现今高考影响下的应试教育，得出了科举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教育，也属于应试教育的结论。实际上，高考和科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考试，相同的不过是竞争性强、淘汰率高这种外在形式。此外，科举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典型的古典教育，它不仅不是应试教育，而且是应试教育的对立物。

古典教育以研读经典为主要内容。通过和历史上那些最聪明的人交谈，和那些最智慧的头脑对话，通过分享人类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懂得我们人类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前行的过程中，人类遭遇了怎样的挑战，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我们的先人又是凭借什么资源、依据什么原则、运用什么方法应对这样的挑战、化解这些困难的，取得了怎样的文明成果；从而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又将走向何方，现在在哪里，当下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这是一种专注于根本、为了根本的教育。它致力于一个人素质的优化，着眼于一个人高尚品格和高远视界的培养，涵养心性，变化气质。古典教育不致力于教授实用性的知识，不专注于提供工具化的技能，它的功用是隐性而不是显性的，是长期而不是立竿见影的。它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统治精英。正像英国绅士中流传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才能够统治印度。同样，在我国科举时代，精通《四书》《五经》对于做知县、做知府，对于征收钱粮、理判案件毫无用处，但只有精通《四书》《五经》的人才能叩开科举的大门，才能出仕为宦。

八股文的写作，不仅题目要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而且内容的阐释、经义的发挥，也必须以程朱理学家尤其是朱熹的著述为准。这里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个人展现自身性格气质的舞台，只有亦步亦趋的准绳，到处是不可违越的规矩。这就意味着，要在科举的路途上斩关夺将，高奏凯歌，就要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对于经典中的任何一句话，甚至前后没有关联的两个字，都要记得起来，知道出处，否则，不知所自，不明题意，就根本无从着笔。要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还要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的相关著作全面掌握，透彻理解，如果背离朱注，自出机杼，擅生新义，即便写得妙笔生花，也无济于事。

“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制艺丛话》卷一)为了养成“中国人式的博学”，为了写好八股文，读书人长期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以“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3](P43)，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苦读这四十多万字的内容。通过长期的古典学习，他们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从而服膺儒家的学说，并潜移默化到了自己的灵魂深处。

为一旦中第之后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折服，一些习惯走捷径的士子，不在《四书》《五经》这些原典上下功夫，而是抱着主考和房考官拟作的为应试人取法的程文不放，死啃取中士子的墨卷，一度造成了程文墨卷盈天下的局面。但是，八股文的写作，要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只读几部有限且流于表皮和肤浅的程文墨卷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有深厚的古典积累。作文要有文气，其中包括气势和气韵。方苞在《钦定四书文》的凡例中说：“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望溪集外文》卷二)写就理明、辞当、气昌的八股文，写出清真古雅的好文章，就有必要沉潜到古文当中，把玩优雅、精致的语言及其内涵，感受其节奏和气势、气韵，体验古文世界中所展现的古人的思索，刺激自己的思考，丰富自己的想象，从而获得智慧和力量。有了这样的厚积深累，作文就会字字千钧，气势磅礴，笔下风雷，气韵生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八股文的巨擘王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有明近三百年间，八股文大家蝉联鹊起，云蒸霞蔚，“然称为斯文宗主，则首推王鏊”[4](P928)。“此前风会未开，鏊无所不有；此后时流屡变，鳌无所不包。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鏊裁对严整，机调熟圆，为举业正法眼藏”[4](P932)。王鏊在八股文上的地位，有人比拟为司马迁之于史学、韩愈之于古文、杜甫之于诗歌、王羲之之于书法。唐寅曾赠联予他，称之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清朝的四库馆臣说：“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八比，即无有不知王守溪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

王鏊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取得如此成就，就在于他的古文根底湛深。他主张复古，但在方法上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词”；而要师其意，就需要博学精思，需要领悟体味。四库馆臣称他“时文工而古文亦工”，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古文工，所以时文才工。王阳明说王鏊的文章，“规模昌黎，以及秦汉，纯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伟俊洁，体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论辩多古人未发。”(《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正因为研索六经，泛览百氏，远绍秦汉，近法唐宋，才能写出当时读书人“争传录以为式”的时文。至于其他八股文大家如唐顺之、归有光、陈际泰、艾南英诸人，也无不古学深湛，融裁古文，驾轻就熟，浑如己出。钱基博先生在总论明代八股文的特点时说：“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4](P845)这也就是说，古文和时文虽然相对而言，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本质的一致。只有有坚实的经典阅读和丰厚的人文素养做基础，培植好了根底，从根本上解决了道、体、本的问题，才能写出义理显明、措辞恰切、气势丰盈和气韵流畅的好文章。

八股文形式严苛，结构机械，最受时人的嘲讽和后人的诟病。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就给八股文总结出了七大罪状：一是沉溺滥套，未尝学问；二是渣滓细嚼，毫无滋味；三是依口胡说，重复沓叠；四是即使工巧，并非艺术；五是对于文学，反为阻碍；六是明知无用，聊以求官；七是即有法眼，准则无从[5](P220)。这七大罪状，文字简约，可以说是八股文之罪的集中表述。

但我们的祖先玩了五百年的游戏，中国五百年间最智慧的头脑在生命最灿烂的年华、个人学识成长最快的时期所沉溺的八股文，只是单纯的敲门砖而一无是处吗？

本来，“文章无定格”。写作文章，贵在鲜活，创意造言，各不相师。“立一格而后为文”，而且是如此严苛的清规戒律，“其文不足言矣”。“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从言为心声、文出胸臆的角度看，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鹦鹉学舌，从根本上违背了写作的精神和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说八股文陈腐俗套，说它形式死板、内容空洞。(www.chuimin.cn)

实际上，在八股文中，体现了汉语语言的特质。比如，又称八比文的八股文，最大的特色是对仗。对仗，也称对偶，或者如俗说的对对子，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必备的一项基本功。不仅做八股文，而且作诗作赋，作骈体文，都离不开它。所以，从启蒙教育阶段，学生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训练。要工整地对仗，“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6](P194)。对课不仅要了解词性和结构，还要懂得实字虚字、死活句眼、四声平仄、字音字义等。

进而言之，八股文写作，不只是要求前后两句话的对仗，不只是单字、词组的对仗，而且整个主体部分都要对仗，要全局严整。陈寅恪先生认为，对对子除了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可以测验一个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还可以测验一个人的思想条理。他甚至说：“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藉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7] (P226-227)邓云乡先生也称学习写作八股文的训练，“是一种单科独进的大运动量式的思维训练教育”[8] (P336)。具体地说，除了培养一个人高度的记忆力之外，还可以培养一个人高度的概括能力、准确思维的能力。“开笔学写破题，不是简单地学造句(造句是用对对子的方式进行训练的)，而是训练思维的概括能力和准确能力。要求把各种抽象的，甚至是很狭窄、很怪癖的题目，想出意思，高度概括而又十分准确地用两句话先提纲挈领地说出来。思维的准确性要求把概念的内涵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像打靶一样，不但一下子要把思维集中在靶上，而且要集中在靠近红心的几环上，最好能集中在红心上”。“如果说一开始写破题是训练思维的概括性、准确性，那么后面一股一股地写，就是训练思维的全面性、条理性、逻辑性、辩证性”[8] (P337)。如此说来，八股文的写作及其训练，“不单纯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训练，更主要的是思维方法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训练”[8] (P338)。

八股文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篇幅简短，有严格的字数限制。从最初只有可怜的500字，到后来几经增加，也不过只有700字。能在严苛的限定之下，在如此促狭的范围内，写出理明、辞当、气昌的好文章，这无异于“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而要在给定的这样短小的篇幅内，写出结构完整、内容丰沛的文章，就势必字斟句酌，精耕细作，使得字字饱满，句句铿锵，文不空言，每个字、每句话都发挥最大的功效。而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之后，卸下镣铐，不受拘限，在更加开阔的空间中，援笔行文，就能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文章就能写的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八股文下的古代文人，还是古文底蕴深厚的现代学者，都无不夸赞八股文对思维的正面影响。早在元代，王恽就说：“作文字亦当从科举中来，不然，岂惟不中格律，而汗漫披猖，无首无尾，是出入不由户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以批判科举制度著称的《儒林外史》，在第十一回中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清初的汪婉，虽然曾历数八股文之弊、继归有光之后总结出八股文七大罪状、而为陈登原揭示出，但当有人就写作问题请教时，他也依然说：“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理路终不分明。”(《池北偶谈》卷十三)写过《清代八股文》的邓云乡先生这样说：“对客观事物用语言表现时，要有高度的概括性，高度的准确性。说得清楚不清楚，是分析能力、逻辑条理的表现，能否‘约之则为一言、扩之则为千万言’，是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相结合的表现；能否‘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是认识问题能力尖锐性、敏锐性、深刻性的表现，总的就是高度的准确性。”[8] (P334)对于八股文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邓先生的回答是：“它的唯一的作用，似乎就是起到了重要的严格训练思维能力的作用。”[8] (P335)

因此,我们说，八股文的写作训练，能够培养一个人严整的逻辑思维能力，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简练干净的表达能力。

最后，为了避免误会，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我并不否认八股文存在着众多人指陈的空洞、呆板、僵硬、繁琐、苛刻等种种弊端，也不否认长期浸淫其中，器识会为其所规矩，思想会为其所拘牵，文气为会其所牢笼，遣词造句，都会为其所宰制，养成虚浮、教条和矫情的“八股气”。时过境迁，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也不赞同在今天恢复科举制度，更反对复兴八股文。我们这里揭示、指陈八股文的作用和意义，不过是出于一种探究的心性，基于一种理解的情怀，以窥它为什么会在弊端显露无疑、乃至恶名昭彰之时，依然能僵而不死，死而复生，它的生命力何在？它除了人们嘲讽讥刺、攻讦痛斥的罪状之外，是否也有一些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举制度内在发展逻辑的因素，说明这一基于丰厚人文素养的游戏，其实对于培养人们严整的逻辑思维能力、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简练干净的表达能力，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徐　梓.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M].余项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英]莱芒·道逊. 中华帝国的文明[M]. 金星男，朱宪伦，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Z]. 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七卷[Z].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2.

[8]　邓云乡.水流云在丛稿[C]. 北京：中华书局，2001.

[责任编辑　高小立]

收稿日期：2016-03-05

作者简介：徐　梓(1962—)，男，湖北京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3-0005-04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3.001

【教育史专栏】 [教育部名栏]

XU Zi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stereotyped writing or eight-legged essay is the patented format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mere gateway to social rungs. In effect, the eight-legged essay is an utmost and institutional token to ensure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of examination in China. Examinees are requested to read Confucian classics in order to write well. In addition, it also requires a rich knowledge of humanities.

Key words:eight-legged essay; imperial examination; classical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