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揭秘个性与异彩

一、外援与内应：个性说的合力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就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核心问题——“个性”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外援”与“内应”形成合力的奇观。

周氏兄弟开创了抒写极为自由、表现极富个性的中国现代散文，为中国散文提供了别开生面的范式。与诗歌、小说、戏剧相比，散文较少受艺术成规的约束，散文的作家个性表现最直接、最自然、最真切、最明显；不过，如果没有勇气“革新”“思想”，“推开古人”，“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54】而是依旧背负古典散文的“两重械梏”，散文的写作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机。鲁迅于1924年底开始翻译，1925年12月出版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关于Essay的阐述被中国散文界奉为圭臬。《出了象牙之塔》第一节即为“自己表现”，厨川白村在此说：

为什么不能再随便些，没有做作地说话的呢，即使并不俨乎其然地摆架子，并不玩逻辑的花把戏，并不抡着那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学问来显聪明，而再淳朴些，再天真些，率直些，而且就照本来面目地说了话，也未必便跌了价罢。

他极为赞赏“最率直地坦白地表现了自己”的艺术家，呼吁艺术家在作品中“将真的自己赤条条地表出”。在第二节“Essay”中，厨川白村指出：

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采，浓厚地表现出来。……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 note）。……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者，就无聊。

厨川白村认为，“为表现不伪不饰的真的自己计”，用“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的体裁——Essay“最为便当”。^【55】鲁迅的散文理论显然深受厨川白村的影响。鲁迅在《三闲集·怎么写》一文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周作人在厨川白村散文理论还未被鲁迅译介到中国来时就洞悉现代散文的自由抒写和个性表现等特性。周作人积极提倡“个性的文学”，强调作品要有“真实的个性”，“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56】他在《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表示，自己作文像和友人“闲谈”般随便，是“自己的表现”——这是一种自由写作、个性写作，还期望自己的文艺批评随笔是“抒情的”、“主观的欣赏”——这又是对一种自由写作、个性写作的向往。鲁迅提倡将自己“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不管“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都用笔写下来，“借此来释愤抒情”。^【57】这也就是对散文的自由写作和个性写作的强调。周作人在《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指出，“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也就是说，“小品文”——散文最具有作者的个人性，最适合作者自由发挥创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至于何谓“个性”，郁达夫说：“我的所谓个性，原是指individuality（个人性）与personality（人格）的两者合一性而言。”也就是包括作家的思想信仰、气质性格、人格品质、嗜好习惯等个人性的东西，我们姑且称之为作品所体现的生活个性。作品所体现的生活个性，是作家个性的组成部分。作家个性指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审美趣味、艺术才情等因素综合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特性。作家个性还包括作家的艺术个性。

周氏兄弟在理论上极为强调散文的作家个性，他们的散文也体现了鲜明的作家个性。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三》一文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1922年，鲁迅在《〈桃色的云〉序》指出：“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鲁迅在此说的“诗人”，是作家的代名词。在鲁迅看来，因为运用语言文字的便利，作家比美术家更能表现自己的思想和“人格”。^【58】鲁迅早就极为敬佩“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的拜伦；^【59】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这之后，鲁迅在《〈热风〉题记》说：“我自说我的话。”在《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鲁迅又说：“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二心集〉序言》也说“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朝花夕拾》是鲁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小引》），“是回忆的记事”，《野草》是鲁迅一己的“小感触”（《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所有散文都是他肯“吐露本心”^【60】的“至诚之声”（《坟·摩罗诗力说》）。1956年，冯雪峰在《鲁迅的政论活动》指出：“在鲁迅的作品中，作家的个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文章要有个性，文学作品要是没有个性，就不是好作品，特别是小品文如此。”^【61】

早在1921年1月，周作人便写下了《个性的文学》（《谈龙集》）一文，提倡“有个性的新文学”。《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的第一本自编散文集，1923年的晨报社版的序言交代了写作这些散文的缘由。周作人是这样说的：

写下了几十篇无聊的文章，说来不免惭愧，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然。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已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话要诚实的多了。

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www.chuimin.cn)

在周作人看来，作家个性是散文的生命和灵魂。从散文是个性艺术这一观念出发，周作人发掘出明清名士派“小品文”的价值。1926年，周作人在《泽泻集·陶庵梦忆序》说，现代散文“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因为“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28年5月，周作人在《永日集·杂拌儿跋》又说，现代散文“与明代的有些相像”，并盛赞公安派“颇有革新的气象”——“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当然，周作人也认识到现代散文和晚明小品毕竟有所不同。同年11月，周作人在《永日集·燕知草跋》表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1930年，周作人在《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在周作人看来，兴盛于王纲解纽时代的明清名士派“小品文”是“个性表现”的范本。周作人在给弟子文集写序跋时，总会涉及文学理论——主要是散文理论，这既是师生之间在创作上的切磋探讨，也是周作人对一种散文创作潮流——“个性表现”的自觉提倡。康嗣群指出：“周作人先生以冲淡的笔调，丰富的知识和情感，和颇为适当的修辞来写出他的嗜好，他的生活，他的诅咒和赞美，他的非难和拥护；为了他‘避开了恐怖与愤怒的而转向和平与友爱’的性情的流露，在他的文章里只有善意的劝告和委婉的商榷，听不见谩骂的恶声，也看不见愤然的丑恶的脸嘴。……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到西山去的路，……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的和叛逆的一个旅行。”^【62】总之，在周氏兄弟的引领下，现代散文成为十足的个性艺术、十足的个人文体。

二、为情而造文：文与人的统一

说起散文作为个性艺术这一特征，一个必然要接着探讨的问题是，散文家这个人即其个性气质品格与其作品风貌乃至风格的关系，也就是散文家为人与为文的关系。鲁迅散文，常常映现出一位战士的精魂；周作人散文，则是“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双重变奏。也许有人会说，关于周作人散文的风貌，“绅士”、“流氓”之后必须加上“汉奸”这个词才完整；但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周作人从来没把附逆期间场面上的“应酬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也就是说，周作人从创作散文直至汇编文集时，显然有意回避自己作为汉奸的丑恶面目。

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先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周氏兄弟分别是怎样的一个人。据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所述，周氏兄弟之母鲁瑞曾对她说，鲁迅“很有主见，非常刚正”，“从小就不欺侮弱小，不畏强暴”，“总是处处替别人着想，成全别人，委曲自己”，“自幼为人忠厚，是非分明。对朋友，心地善良，有义气，但对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63】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一文说：“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64】曾与鲁迅来往比较密切的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鲁迅的个性》指出，鲁迅有“独立的坚强个性”，“作起事来，绝不为威武所屈”。^【65】曾受教于鲁迅，并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鲁迅的平凡与伟大》也说，鲁迅有“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他的顽强的坚忍性实在是了不起”。^【66】许广平在《两地书·七七》说，鲁迅“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在《两地书·七八》又说，鲁迅“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上述鲁迅那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坚强不屈的战斗到底的精神，在各种体裁散文中均有体现。曾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的高长虹在《一点回忆》说，1925年前后，鲁迅“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们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67】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第二版序》表示认同高长虹对鲁迅的某些印象，说鲁迅“是谦让的和蔼可亲的人”，“文章中看到的鲁迅和直接对谈时的鲁迅情况不一样。没有严厉的脸色或说话，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笑嘻嘻的，胸无城府的人。和他一道相对着，我没有感到过紧张。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和挖苦连影子都没有，倒像个孩子似的天真的人”。^【68】就散文来说，鲁迅并非总是给人“严厉的脸色”、“倔强”的反抗，有时也“发出轻松的幽默”，如《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等篇什，而《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等篇章，又何尝不现出鲁迅那“和蔼谦逊”的面影？《野草》不正映照出鲁迅的某些“消极”和苦闷？和高长虹、增田涉一样，与鲁迅比较多交往的曹聚仁曾表示，从鲁迅作品推断出的鲁迅和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存在反差，他说：“毕竟他（鲁迅——引者）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在文艺王国中，他的笔锋是不可触犯，他是不饶人的。有的人，以为鲁迅之为人，一定阴险狠鸷得很，不容易相处的。我当初也是这么想，后来才知道他对人真是和易近人情，极容易相处的。”^【69】其实，鲁瑞就说过，鲁迅是非分明，对友人亲人和对不正派乃至反动的人的态度是两样的，鲁迅对友人、恋人、亲人、学生乃至佣人葆有的那份极为真挚的情感，在不少散文中都有体现。高长虹、增田涉、曹聚仁诸君所言正好说明：鲁迅并非把自己全部的生活个性写进具体某一篇作品。事实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做到把其全部生活个性写进具体某一篇（部）散文作品，其实也没必要那样做。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一文说，鲁瑞对她说过，周作人“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但“比较自私”，“性格太软弱”，对其妻“过分迁就”。当鲁瑞得知鲁迅已逝时，她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而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70】据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说，周氏兄弟母亲在北京的生活费原议定是由鲁迅和周作人共同承担，鲁迅“总是如期奉上，而周作人常过期不送”，对周作人的这种行为，鲁瑞气愤地说：“只当我少生了这个儿子。”^【71】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一文说：“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72】在任访秋看来，他的研究生论文导师周作人“态度和蔼而平易，语言清晰而缓慢”，有一种“对于后学的信赖与培育的热情”。^【73】周作人“和顺”、“谦和”、“和蔼”的生活个性在他的大量散文作品中有鲜明体现。但人的生活个性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周作人也有并不“和顺”的一面，比如他和鲁迅决裂，就斯文扫地——助妻捏造鲁迅“罪状”“多秽语”，^【74】并抓起尺把高铜香炉欲砸向鲁迅。^【75】1925年，在《〈雨天的书〉自序二》，周作人说自己“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脱去”，存在“褊急的脾气”、“喜骂人的脾气”和“苛刻的态度”，他生活个性中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为数不少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杂文中。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论及陶潜时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周作人集“和顺”、“谦和”和“褊急”、“苛刻”于一身，它们是周作人生活个性的两个不同方面。周作人在《谈虎集·两个鬼》就说他的心头有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1945年，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重申1920年代关于“两个鬼”的表述，并说自己的文章是“两个鬼的文章”。英国罗素指出：“只有当风格直接地、几乎是不自觉地表达作者的个性时，这种风格才算是好的，当然也只有当作者的个性是值得表达的。”^【76】就是被许多人视为人格近乎完美的鲁迅，也并非其所有生活个性都值得在作品中表达，更何况是一向比较自私、人格有重大缺陷的周作人。不过，周作人并非纯粹自私自利，他在附逆前有不少朋友，其“苦雨斋”几乎成了沙龙的代名词，他受到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的尊敬、仰慕。

众所周知，周作人生活个性中的自私、软弱一面在1937年日军侵华事件爆发后就逐渐恶性膨胀。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有日本官方背景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表示了对日本方面的“合作”姿态；1939年元旦遇刺后几天，周作人竟然接受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聘书”……周作人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不断下滑，堕落为极为可耻、遗臭万年的汉奸。不过，周作人落水附敌期间的散文创作，并非像其人格彻底堕落那样彻底衰败，而是仍有不少优秀之作。这些优秀之作，正如此前为人所称道的优秀散文那样，看不见周作人那软弱、自私乃至卑劣的一面，并且不失其某些方面的真实生活个性。日本学者增田涉于1947年写下回忆录《鲁迅杂记》，第二年修订改名为《鲁迅的印象》。在这本回忆录中，增田涉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77】此言正是说明他看出周作人优秀散文几乎不存在人格品德缺陷的烙印。

如果我们承认周作人落水期间仍有优秀散文存世，那么，必须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作家人格品德和其文质量究竟有无关系。中外传统文学理论均极为重视作家的道德品质和作品的人格力量。亚理斯多德指出：“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须具有三种品质，因为使人信服的品质有三种，这三种都不需要证明的帮助，它们是见识、美德和好意。”^【78】贺拉斯认为，“当铜臭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作家的心灵，作家就不能写出好的作品”；郎加纳斯则“从审美的高度看待作家的人格修养，并把这视为作家艺术修养的基础”，提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79】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就是说，诗文作者拥有圣人般的人格力量，其作品才会产生鼓动天下的情感力量。刘熙载基于文学本于心的认识，在《艺概·诗概》提出“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鲁迅风”之所以有一种特别撼人心魄的冲击力量，关键的一点就是体现了鲁迅伟大的人格、跳动着鲁迅崇高的灵魂。“鲁迅风”的品位显然和鲁迅的人格品位密不可分。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80】如此，作家作品体现的人格力量，即是作家真我的现身。

但是，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所说，“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幾务，而虚述人外”的“为文而造情”的现象亦大量存在。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写道：“书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人格卑下者在作品中粉饰自我，装扮成道德高尚者，即如钱锺书《谈艺录》所说“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这种作品因其矫饰，至多只能形成风格的幻影；但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在其作品中避开自我丑恶人格面目的出现，切实“为情而造文”，表现其某些方面值得肯定的生活个性，体现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具有艺术美感，此类作品并不乏优秀者。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列举了一些文人无行的事实，但他没有把艺术上成就的大小和作家道德品质的高下简单画等号。文人无行现象中外皆有。斯威夫特就说：“有时我读书，喜其文章而憎其作者。”^【81】周作人总是在散文中回避自己人格上的自私、软弱、卑污，少有“心存魏阙”而泛论“江海”的造作，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情而造文”，用美妙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自己某些方面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个性和“真的心搏”。^【82】周作人沦为汉奸时创作的优秀散文，就体现了其生活个性中的某些方面。从周氏兄弟散文个案分析来看，散文家的人格品德，作为其生活个性的一部分，可以是，也只能是其散文文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作家创作活动转化为作品血肉，它可以影响作品的风格和质量品位，但绝对不能也不可能成为衡量作品质量高低的最终标准或惟一尺度。

具有风格的优秀散文，总是表现了作者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个性（含人格品德），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就说：“阅读他（鲁迅——引者）的作品，自然就会知道真正的他。”^【83】因此，文（风格）和人（生活个性）是有一致性的；但是这些有审美价值的生活个性并非是散文家全部的生活个性，而仅是其某一部分，加上每位作家的生活个性都立体网状般丰富复杂，所以，人（生活个性）和文（风格）肯定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把文（风格）和人（生活个性）完全等同起来，是和认为二者并无关系一样，都是大有问题的。仅从周氏兄弟散文体现的生活个性来判断其风格是很不够的，因为作家投射到作品中的生活个性只是作家个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生活个性要转化为作家个性，成为作家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经过作家的一个“审美把握”过程，也就是作家依据艺术创造规律，对自身极为丰富复杂的生活个性进行选择、提炼、挖掘、净化和升华；因此，作家生活个性中丑陋、卑下、自私的一面被回避，而能够进入审美活动的生活个性得到了彰显。梅瑞狄斯指出：“讽刺家是一个道德代理人，往往是一个社会清道夫，在发泄着胸中的牢郁不平之气。”^【84】优秀的杂文家，就一定是优秀的“讽刺家”，其杂文作品是无法回避生活个性中的人格品质的。没有良好的人格品质，就无法成为“一个道德代理人”，无法成为“一个社会清道夫”，也就无法写出优秀杂文，宦事敌伪期间的周作人即如此。作家的生活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作家的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即艺术个性；但艺术个性可以也应该对生活个性进行抗衡和超越。在作家个性中，艺术个性的比例和分量要比生活个性大得多。在“为情而造文”的前提下，作家个性活跃在具体某一体裁文本中，创造出成熟的、优秀的文本，风格也就自然形成了。作家个性才是辨析风格的主要依据。“鲁迅风”和“启明风”的不同，关键是周氏兄弟作家个性的不同，作家个性是构成散文风格的主导因素。

周氏兄弟创造丰富多样散文风格的过程中，是以作家个性的身份介入到不同体裁中的，不同体裁的掌握方式和话语方式影响和制约作家个性，而作家个性一方面如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说的“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充分利用不同体裁的特点和优势，另一方面，又对其形式和内容的规范进行反抗、突破和创造，多样的文学风格才得以形成。体裁对作家个性的制约是有限的，它对风格的影响，远不及作家个性，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体裁的生命力是作家个性所赋予的。鲁迅不同体裁散文的风格有某些共性——深刻深切，周作人的亦如此——平和质朴，此乃作家个性所为。《文心雕龙·体性》提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也说，“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鲁迅创作散文时，始终依据“心以为然的道理”或切身人生体验；周作人创作散文时，不懈恪守“自己表现”宗旨。周氏兄弟的散文生动体现了文与人的有机统一。现代散文是最容易袒露作家精神面目、嗜好习性的文类，作家个性有多么丰富，作家创造的散文风格就有可能多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