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天才个人音调全方位探索

一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8】鲁迅的散文诗，特别是《野草》，就是其一段“灵魂的历史”，他“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9】——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的告别》）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希望》）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墓碣文》）

有谁的心灵经受如此剧烈的矛盾冲突？有谁的心灵经受如此酷烈的审讯拷问？有谁的心灵为摆脱这种矛盾、虚无、迷惘而付出超常的焦虑、痛苦和反抗？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之人。

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坟·摩罗诗力说》呼唤有作“至诚之声”、“温煦之声”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1925年，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说：“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他多次强调，作家要“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10】“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1】鲁迅是这样说，实际也就这样做，其文学创作就是他“吐露本心”的“至诚之声”。不过，鲁迅在写作《野草》时期又说：“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二四》）《野草》大致就是鲁迅“黑暗”思想情感“在自身试验”的书，是较为私人化的书，其中不少篇章具有颇浓的自言自语色彩。李素伯指出，《野草》是“作者个性和人生真实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有“希望幻灭的悲哀”和“黑而可怖的幻景”。^【12】那“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战士”，那被“悬在虚空中”钉杀的“神之子”，那“孤独的”飞雪，那“困顿”的“过客”，还有那“被冰冻冻得要死”的“死火”，那身躯已经“荒废”“颓败”的“女人”……所有这些意象无不寄寓着鲁迅对社会人生的孤独、苦闷、悲凉的深刻体验。

屠格涅夫指出，在文学天才的身上，“重要的是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他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13】鲁迅自己的“音调”不止是上述的孤独、苦闷、悲凉的体验，也不止是“以一身来担人间苦”^【14】的伟岸和“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的坚忍，我们可以看到他更为独特的地方：为什么“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免不了“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秋夜》）为什么“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而“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希望》）为什么走出冰谷的“死火”的前途是“烧完”？（《死火》）为什么“战士”的投枪掷中了无物之阵的心窝，而“无物之阵则是胜者”？（《这样的战士》）为什么将坠的“病叶”那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没必要摘下保存？（《腊叶》）为什么“叛逆的猛士”“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而又“或者使人类灭尽”？（《淡淡的血痕中》）类似这样给人们带来的疑问还真不少。当时，鲁迅有着一系列极为矛盾复杂的人生体验，有“恐怕传染给别人”的“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15】还有他独特的生命哲学：在黑暗中感受光明，在绝望中感受希望，于痛楚中体验柔和与舒服，于一切中看到虚无和幻灭，从热中觉察寒，从死里体会生，从沉默中感悟充实，从开口中感觉空虚……《野草》比鲁迅小说集《呐喊》更堪称“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16】发出来的声音非常独特。

鲁迅散文诗的特有的深度，离不开一系列对立因素的开掘。鲁迅认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17】自我作为统一体被分裂成紧张对立冲突的双方（审问者、犯人），自我灵魂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就被凸显出来。“审问者”与“犯人”被置于截然对立互为矛盾的场合，双方各以全力参与争辩，思想、精神、情感的交锋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被激发到最尖锐的状态。正是在这最尖锐的冲突中，事物最复杂、最隐秘之处就被揭示出来。因此，鲁迅创造性设置了五光十色的矛盾：《秋夜》中“枣树”和“夜的天空”；《影的告别》中“人”和“影”，“影”和“黑暗”与“光明”；《求乞者》中“我”和“求乞者”；《过客》中“过客”和“来路”与“布施”；《失掉的好地狱》中“人类”与“魔鬼”；《死后》中死人与活人；《这样的战士》中“战士”与“无物之阵”……鲁迅设想出的矛盾有的从无可奈何中走来，经过一番酷烈的斗争，最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极致，就以大决断的方式“予及汝偕亡”。《影的告别》中“影”坚决要别“人”而行，即便等待它的命运是与黑暗俱逝；《死火》中“死火”坚决要走出“冰谷”，即便等待它的命运是“烧完”；《墓碣文》中“游魂”坚决要“抉心自食”，“自啮自身”，即便“本味”难寻，“终以殒颠”……鲁迅这些充满尖锐矛盾的思想艺术是其戛戛独造，自然是独一无二，只属于鲁迅自己的。它们形象地表现了鲁迅的大孤独、大苦闷、大哀戚、大绝望的浩茫心事，也表现了他对现存一切的怀疑、不满、反抗和决裂，以及他对更博大、深邃、高远、光明的模糊不清的某种东西的预感和求索，表现他作为一位诗人、战士和思想家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世界极端的矛盾性、复杂性、深刻性和局限性。

鲁迅在揭露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时，无畏地向灵魂深处掘进，体现了严格的自剖自省精神，“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墓碣文》自不必说，《风筝》也是这样的篇章。《风筝》开篇就说，“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因为浮动的风筝让“我”想起“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一幕——粗暴压制“小兄弟”做风筝的行为。《野草》让我们看到，鲁迅“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18】鲁迅的自剖自省是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他正如被誉为“残酷的天才”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19】而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鲁迅在催生新世界的同时把自己深深地抑制在黑暗和苦难的最深处——“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的告别》）当然，这“影”是“不做黑暗的附着物”^【20】的。也正因为身处黑暗中，鲁迅把情形看得更为分明，也就更有利于独战黑暗，因此，他的价值就这样凸显出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1】这，就是鲁迅——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人生哲学。

鲁迅一向痛恨庸众的无聊行为，曾在《坟·娜拉走后怎样》愤激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在小说、记叙抒情散文和杂文随笔里都对“戏剧的看客”进行了诸多描绘和批评，在散文诗里亦如此。在《复仇》中，我们看到，“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而在《复仇（其二）》里，“兵丁们”、“路人”、“祭司长和文士”，乃至和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不仅是“戏剧的看客”，更为可鄙的是对耶稣极尽“戏弄”、“辱骂”、“讥诮”之能事，这些人正如鲁迅在《热风·暴君的臣民》所说的，“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即使这“他人”是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幸福而奔走呼号的先知无觉。烛照愚弱的国民精神的还有《求乞者》、《狗的驳诘》、《立论》、《死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在“人”比“狗”还“势利”的世界，充斥着马虎含糊的“哈哈论”、卑躬屈膝的“求乞”态、无恨无爱的冷漠感、怯懦卑贱的“奴才”心……“碰了许多钉子之后”^【22】的鲁迅对现实的种种真是太失望了。不过，《野草》中浓厚的悲观情绪正如拜伦“全部怀疑和全部批评的自白”——《该隐》的“感伤的情调”一样，它的“真实涵义却是对于无可否认的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23】当然，鲁迅《野草》是比拜伦《该隐》的“忧愤深广”，还具有“‘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启蒙思想，^【24】这也是鲁迅“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

在《野草》里，黑影、灰土、暗夜、丛葬、冰山、地狱、死尸，还有无物之阵，等等，这些意象似乎有某种人们难以把握和征服的力量，像幽灵一般四处游荡。无地彷徨，六面碰壁，无量的悲苦，四面的敌意，不得“本味”的生命，不得安宁的死后……此类感受让人如同坠入梦魇的深渊。这么看来，鲁迅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如其所言：“太颓唐了”。^【25】这种颓唐的心情并不因为“想要保存我”的“爱我者”^【26】和“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的“叛逆的猛士”的出现而消失。鲁迅深知：“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的时间中相对。”处于“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才“深切的感着‘生’的存在”的荒诞时代，难免有时“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两地书·二四》），甚至期望“叛逆的猛士”“使人类灭尽”。因此，鲁迅笔下“这样的战士”，只能是西绪弗斯式的英雄。鲁迅的“黑暗思想”和“颓唐心情”总是和悲壮联系在一起的。《野草》时期的鲁迅，“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同时又“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7】《希望》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是连对绝望也绝望了！他“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这就是“反抗绝望”，因为他觉得“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28】因此，“影”不怕“被黑暗沉没”而“独自远行”，“我”“一掷”“身中的迟暮”“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过客”“跄踉”着向丛葬的野地闯去，“死火”宁愿选择“烧完”，“这样的战士”不懈地“举起了投枪”……鲁迅总是倔强地“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走去”（《两地书·五》），“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甚至不怕“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我”和“大石车”同亡（《野草·死火》），“地火”与“一切”同毁（《野草·题辞》）。鲁迅反抗绝望的“战叫”属于他“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

1925年初，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说，“博大的诗人”能“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鲁迅就是这样的“博大的诗人”，他在《野草》中真诚地“全露出”自己的“血肉”来。^【29】聂绀弩指出，鲁迅在“《野草》中间所表示的绝望，是真实的绝望以上的绝望；表示的憎恨，是真实的憎恨以上的憎恨；而他所看见的黑暗，也是真实的黑暗以上的黑暗；所感到的寂寞，更是真实的寂寞以上的寂寞”。《野草》因此让我们“实在感到了颤栗”。^【30】鲁迅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善于体悟生命之大痛苦的最倔强的灵魂，同时也是善于领略生命之大欢喜的最充实的灵魂。生命的大痛苦压抑不住鲁迅那生命的大热情，他“总记得”在“昏沉的夜”，“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好的故事》），他难以忘怀“雪野”的生机和雪地的欢乐（《雪》）。鲁迅正如“旱干的沙漠中间”的“草木”，“拚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一觉》），他“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华盖集〉题记》），因此，他在谛视人生悲苦的同时，也能“大笑”或“歌唱”（《题辞》）。当然，鲁迅的笑声、歌声充满了“血腥”味（《希望》），就是试图结束《野草》“这样的感想存在”^【31】的《题辞》，似乎还有些“世界苦恼”，至少还有“淡淡的哀愁”（《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对章衣萍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32】《野草》等散文诗有着鲁迅的“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鲁迅对人生、时代、社会、历史的感受，较之同时代人更加深刻得多；并且，他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寻求和探索，较之别人艰苦得多，也切实得多。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鲁迅小品〉序》指出：“《野草》可说是一部最典型的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虽虽然写于1933年的《夜颂》与《秋夜纪游》和此前《野草》的情味大有不同，没有了“重压之感”，^【33】但“发展了现实战斗传统和深沉的哲理特色”，^【34】同样可视为“血写的书”。^【35】鲁迅的《野草》等散文诗不愧为最具有鲁迅“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的绝唱，在“表现的深切”^【36】上比起他的小说乃至其他散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情思感兴这个层面来看，深切也是鲁迅散文诗的显著风格。鲁迅散文诗的深切往往有一种“重压之感”，这是其他散文所没有的，是鲁迅散文风格的某些变异。(www.chuimin.cn)

二

“文学家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一切社会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节制。”^【37】1920年底至1921年初，《新青年》同人因在编辑指导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遂告分裂。鲁迅是“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38】当时的情形是，“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39】这种人生体验投射到鲁迅的作品中，就是其散文诗体现了浓烈的荒诞意识。《过客》中的“过客”连自己的称呼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他甚至不知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显然是一种存在的荒诞。周作人在1936年鲁迅去世后几天说：“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他还说，鲁迅“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40】关于鲁迅的深刻性，周作人所言极是；不过，就是“苦痛与黑暗”最浓最深的《野草》，也还是有一线光明、“若干亮色”的。《影的告别》中的“我”“被黑暗沉没”，是希求“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死火》中的“我”和“大石车”同归于尽，是避免“死火”遭“大石车”毁灭；《墓碣文》中的“死尸”不得“本味”，而“我”“生怕”“他的追随”；《一觉》中那“粗暴”的“魂灵”虽然在“流血”，有“隐痛”，但“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上述这些应该说闪现出了鲁迅的希望之光，哪怕还很微弱，很缥缈，毕竟映入了人的眼帘，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在《火光》中点亮的“火光”，令人心动、促人神往、引人遐想。这已不是像《呐喊》那样“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41】了，而是鲁迅“反抗绝望”，艰苦探索的结果。

周作人也有类似鲁迅的现实人生感受。1922年，周作人在《〈夏夜梦〉序言》说：“大凡一切颠倒的事，都足以引人注意，有纪录的价值，譬如中国现在报纸上所记的政治或社会的要闻，那一件不是颠倒而又颠倒的么？”《夏夜梦·诗人》就是周作人当时心情的一种记录。周作人开篇就说，梦见“自己是一个诗人”，“在街上走着搜寻诗料”，“我”遇见了两个情景，一是一位穿着重孝的少妇抱着小孩，和拉着一口白皮空棺的车夫边走边说，悲哀为“苦辛所冻住，所遮盖”，二是一匹瘦小、黑污的死马躺在烂得像泥塘一般的泥路的旁边。“我”想把这些情景感想写下，可一动笔两个场景都不见了。“有了诗料，却做不成诗，觉得非常懊恼，但也侥幸因此便从梦中惊醒过来了。”文章就这样戛然而止，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有了“一种余香与回味”。^【42】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凡人的信仰》一文说：“我的信仰本来极是质朴、明朗，因此也颇具乐观的，可是与现实接触，这便很带有阴暗的影子。”这个“阴暗的影子”到1923年更加明显。写于当年1月3日的《昼梦》辟头就说：“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接着，周作人勾勒出两幅画面——

严寒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颔，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这“冰里的花片”和“冷灰底下的炭火”两个意象正是周作人“悲哀”、“惊恐”和“寒颤”的隐喻。面对自身的痛苦，“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萆麻连根拔起”。“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反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我”无力救助自己，“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上述两篇散文诗，都以梦幻的形式出现。周作人在《谈龙集·竹林的故事序》说，“文学……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周作人这两篇散文诗浸透着懊恼和悲哀的情绪体验，显然是取材于“醒生活”的艺术处理，真实传达了现实生活中“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苦痛”。^【43】当然，就周氏兄弟散文诗表达来看，周作人对人生苦痛懊恼的体验不如鲁迅来得深切。1923年7月30日，周作人另一篇散文诗《寻路的人》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周作人的“挣扎”，似乎是一种自然本能状态，并不具备顽强的意志。1921年4月，周作人在《歧路》一诗说：“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更何况是连“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幻灭的1923年7月。^【44】虽然周作人在1923年7月20日也说，“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45】但实际上他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以一身来担人间苦”，顽强地对绝望进行抗战。

1925年3月11日，鲁迅致许广平谈论走“人生”长途时指出，当碰到“歧路”时，“不哭也不返”，“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当碰到“穷途”时，“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二》）鲁迅虽明知“前路是坟”，^【46】“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47】他有雪莱等人那种“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48】的摩罗精神。鲁迅在《两地书·二》说，“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而周作人的想法是，既然人人都如坐在敞车上被载往刑场——死，人们就该如日本夏目漱石等“余裕派”那样，“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49】在《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一文，周作人并没有离开死来谈论生，沉湎于自欺欺人的乐观，也没有用死来抹煞生，堕入不可救药的颓废，而是提倡顺其自然、苦中作乐，即奉行悲观乐生的现世主义人生观。

1926年7月，鲁迅在《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说：“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同年11月，鲁迅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认为，“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的“总得更有新气象”。^【50】生命之路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就个人而言，是有限的，就人类而言，是无限的。就个人而言，是走向死亡，就人类而言，却是逐步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鲁迅不仅无畏地正视个人死亡这一必然的境遇，居然还从死亡这一本属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实提前到个人的当前甚至回溯到过去的存在，并据此来思考、筹划个人的未来。在《影的告别》、《过客》中，渴求生命运动的“影”和“过客”同时也就是走向“黑暗”和“坟”（死亡）的存在，死亡贯串于作为现存的“影”和“过客”的全部生命过程中，不仅是将来，而且也是现在乃至过去。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对于现存的个人来说就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对于现存的个人来说，已经发生的死亡就是他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野草·题辞》就这么说。但鲁迅对死亡是珍惜而非痛惜，因为他认为，虽然死亡是个人生命的虚无化，但虚无化总是对存在的虚无，所以恰恰是死亡向世间证明人的生命曾经存在过——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既然死亡有确证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功能，鲁迅对正在走向死亡的现在持一种积极主动、坦然无畏去承担的态度——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野草》里那个体（人）是“中间物”，是走向“坟”和“黑暗”（死亡）的思想，意即强化个体（人）对其生命的有限性的严峻认识，促使个体（人）面对当前采取一种更为迫切、珍视、投入和创造的积极态度，将有限融入无限，将短暂化作永恒，从而提升个体（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在写作《野草》时很不满那些所谓“理想家”的活法，那些人“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51】他对人说：“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52】在鲁迅散文诗特别是《野草》中，我们看到，死亡对于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必然的鲁迅来说，是一股强大的推动性、创造性力量，它促使鲁迅为了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勇敢地、主动地投入现实的战斗，切实地走好人生长途的每一步。

周作人在通往“路的终点”——“死”之路上则是另一番气象：“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这和德国诗人荷尔多林所说的“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有几分相似。不同在于，荷尔多林强调人要有“劳绩”，而周作人看重“赏玩”。周作人散文诗显然没有鲁迅散文诗那种博大、深邃、睿智和雄浑，不过，也真切传达了周作人某一时期的心声。周作人在《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说：“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他的“诚实”的“自己的表现”，鲜明体现在其散文诗中；他的散文诗正如《〈周作人书信〉序信》所说的少点“矜持”和“客气”，多点“私话真话”，“足以窥见性情”之处的“私书”。从周氏兄弟散文诗情思感兴的比较，我们便可更分明看出鲁迅作为“残酷的天才”的独特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