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简洁与华丽平衡

一

鲁迅最为推崇的外国文艺理论家，应该是日本的厨川白村。鲁迅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塔》的“自己表现”这一节云：

为什么不能再随便些，没有做作地说话的呢，即使并不俨乎其然地摆架子，并不玩逻辑的花把戏，并不抡着那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学问来显聪明，而再淳朴些，再天真些，率直些，而且就照本来面目地说了话，也未必便跌了价罢。^【162】

另，“Essay”这一节云：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163】

厨川白村认为Essay是朴实、自然、亲切的纸上“闲话”，这观点无疑深刻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中国现代散文家。1926年，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指出，不必“在旧书里讨生活”，而应“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现代口语——引者），更加有生气”，通过“博采口语，来改革”“文章”。后来，他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指出，“做白话文”的“秘诀”是“白描”，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里就鲁迅杂文随笔来说，确实有相当多如拉家常般朴实、自然、亲切的篇章：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热风·智识即罪恶》）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而已集·文学和出汗》）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

以上节选的三段，是用纯熟的现代口语写来，朴素、平实，而且简洁，很有艺术美感。

鲁迅为文崇尚质朴和简洁。他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自述：“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说，集中的小说有的抄自初次发表时的期刊上，因为他觉得作者后来加了修饰，“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鲁迅在这两个地方谈的都是小说，不过，鲁迅的杂文随笔也很好实践了这些理念，正如他在答复曹聚仁的信中所说：“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164】鲁迅的杂文随笔，大部分是质朴精练的篇章。鲁迅往往只需三言两语就能把事物的本质意义道破，他的杂文随笔之所以简洁，其一是因为他具有“深识”，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本质，其二是因为他深谙艺术规律。

鲁迅认为，“初始”的汉语“文章”，“当有藻韵”，汉语“文章”具有“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的先天优势，他对“文辞”“美富”、“参差”的《庄子》和“其文甚丽”的《离骚》评价颇高。^【165】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此言表明，鲁迅作文注意声音节奏，注意吸收文言的有益成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对黎锦明小说的“瑰奇”和“警拔”持肯定态度。鲁迅显然并非独尊质朴之文，其杂文随笔的遣词造句充分体现了“参差”即变化多端的特色，不少篇章是文白兼美、华朴相宜、平奇各益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一段话如此道来：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里有排比，也有对偶，对仗工稳，语调铿锵。而下面的一段话每一个分号之前就有一组对偶：

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伪自由书·新药》）

这六组对偶，每组结构不雷同，在严整之中有变化。周作人所“喜欢”的“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166】在鲁迅杂文随笔中倒有不少。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说，《语丝》之文，有“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就鲁迅杂文随笔来说，“突击之力”往往在“总而言之”、“要而言之”、“总之”等词句之后显现出来。上述《新药》一段即如此，下面一段亦如此：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

这一段基本上以对偶组成，每组对偶亦长短不一，其间用“所以”、“而”、“不过”等词连接，舒缓也是贯通富有节奏感的气韵，最后以“要而言之”收缩，凸显出图穷匕首见的锋芒与威力。

鲁迅杂文随笔的对偶排比多，警句也多。“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热风·不满》）“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华盖集·我观北大》）“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小杂感》）“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且介亭杂文·从“别字”说开去》）……警句多，是因为鲁迅“同时具备哲学家与诗人两重资格”，“看得高远也看得微细”，又能“融情于理，给它一个一个令人欣喜而且不易忘记的表现方式”，^【167】或许也就是有康德所说的“审美的快感与理智的快感二者的结合”那种“审美趣味”。^【168】

鲁迅杂文随笔用语的灵活多变还表现在他善于活用旧词并创造新词，善于用非语言体素表情达意。《二心集·“友邦惊诧”论》在三个“……党国倒愈像一个国”的排比之后，鲁迅说：“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国”是针对国民党当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种滥调而活用（词性）的。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有一句：“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繁殖”是词义活用，此乃有意为之，为的就是一种讽刺效果。在《坟·春末闲谈》一文，鲁迅创造“窄人”和“阔人”对举，而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一文，创造“狭人”作为“阔人”的附和者。在《华盖集·送灶日漫笔》，鲁迅创造了“有枪阶级”来讽刺军阀。《花边文学·读几本书》创造了“国货文人”和“洋货文人”：“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在《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本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从而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柔顺有余、不思反抗的中国人。在《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一文，鲁迅如此嘲讽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

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二心集》的另一篇《上海文艺之一瞥》，则把上海曾经风行一时的文艺称为“才子＋流氓”式。在《伪自由书·中国人的生命圈》创造出“生命○”：“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鲁迅杂文随笔的用语表述，千变万化，又贴切新颖、形象生动，总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集外集拾遗·〈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鲁迅提倡“放笔直干”，“有力之美”的艺术，并说：“有精心弥满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另外，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和连词等虚词的频繁运用，亦可生发出一种节奏之“力”。除上述《伪自由书·新药》和《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的那些段落外，《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这段也是一例：“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因此，在散文中，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不一定带来华美文采，但一定可增强语句的艺术美感。鲁迅杂文随笔或质朴有力，或华美不乏“骨力”，其“有力之美”常“令人觉得一种震动”，^【169】可谓参差遒劲。

二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周作人散文以朴拙、自然、清新的文风誉满天下。周作人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的第一篇即为《自己的园地》：

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这是要在先声明的。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都是必要；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材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就是这样“平淡的谈话”——质朴自然清新的散文受到胡适的盛赞，实际也为打破所谓“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立下了头等大功。^【170】

1925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说：“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我们就来看周作人1925年的一篇随笔：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茀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奇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那里有这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谈龙集·竹林的故事序》）

追求“平淡朴讷”文风的废名（冯文炳），被周作人引以为同道。到了1930年代，周作人在《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说，他很看重“拙”、“朴”等“趣味”；在《风雨谈·本色》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周作人这里说的“简单”，就是洗去“所涂脂粉”，“露出本色来”，靠“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1940年代，周作人在《立春以前·十堂笔谈·佛经》指出：“中国文人著作，据私见说来，唐以前的其文章思想都有本色，其气象多可喜。”周作人极为推崇质朴本色的文章，其杂文随笔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是一贯的，若说变化无非就是1920年代的多清新，此后的多古朴——融入较多文言而已。

在上述《自己的园地》引文，我们几乎找不到能起藻饰作用的形容词或其他词语。不过，有这么一些可能起到藻饰作用的对偶——“小半由于……，大半由于……”；“需要……，需要……”；“借了……，借了……”然而，这些对偶的口语化特征鲜明，显得自然朴实，不像做文章的架势。1926年，周作人在《谈龙集·扬鞭集序》说：“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汉字有利于作骈语，关于这点连外国学者也承认。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汉文学的传统》指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是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汉字“特质上”的“一点妆饰性”，显然就是形式美和声音美，然而又不等于“浓妆艳抹”，并非要掩盖“本来的质地形色”，而是意在“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171】周作人提倡“美文”，显然也就表明他很重视文字之美；他有意识吸收运用骈文的精华于散文创作中，也就是重视文字之美的具体表现。不过，周作人杂文随笔的对偶乃至排比并不多见，不像鲁迅那样用得多。鲁迅杂文随笔语言风格有华美的一面，也有质朴的一面，而周作人杂文随笔清一色质朴。

周作人杂文随笔少有他在《〈苦竹杂记〉后记》所说的“骈文的华美”，这种情况似和他追求“谈话风”直接相关。在《谈虎集·古文秘诀》一文，周作人指出，当时“做古文的都是在作文章而不是说话”，“伪古文”让人“不舒服”甚至“恶心”，这从反面表明他对“谈话风”的看好。在《药味集·春在堂杂文》中，周作人说了三种论文的标准。第一种是“主张言中有物，其物还必须是某一派的正统思想”，此乃“喜谈义理者”的标准。第二种是主张“文章须得好念”，“数易其气而后成声，然后铿锵镗鞈，各有腔调”，这是“好讲音律者”的标准。周作人接着指出：“然而在此二派之外还可以有一种看法，即是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这是普通说话的条件，也正可以拿来论文章。”周作人明确表示，他就是持这最后一派的看法的。因此，周作人杂文随笔的声音节奏就不是那么鲜明，不过念起来也顺口。

1921年9月8日，鲁迅致函周作人坦言自己“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严复译《天演论》是鲁迅南京求学时最爱读的书之一，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说，严译本“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读起来“音调铿锵”。深受文言文影响的鲁迅，其文很自然流露出铿锵之声，却又不失“随便流畅”，这是别于周作人的。前面引《自己的园地》一段多为纯熟的现代口语，仅有“美其名曰”等属文言成分。我们再来看下面两段文字：

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雨天的书〉自序二》）

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国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求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此所应注意的二。（《苦口甘口·文艺复兴之梦》）

上述两段则有较多文言成分。《〈雨天的书〉自序二》的文言词有“淑女”、“敦厚温和”、“呜呼”等，连欧化语“燕尾服”也经过文言词的介入变为“燕尾之服”，文言句式有“殊……”、“……矣乎？”等。化用的典故有“羊脚”等，借用的术语有“柴胡”等。《文艺复兴之梦》则把文言虚词夹杂在现代口语中，其文言句式又夹杂着现代口语词汇。它们还是以现代口语为基本，“杂揉调和”各种词汇、句式。从上面也可以看到，文言词汇和文言句式的引进，显然突出了文章的精练、古朴等特征。

1921年，周作人在《谈虎集·美文》指出，“美文”应该做得“简明”。1926年，他在《谈龙集·扬鞭集序》指出，艺术“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之后，他在《永日集·燕知草跋》再提“吝啬”手法。1928年，周作人在《永日集·桃园跋》，肯定了废名《桃园》“简洁而有力的写法”。1931年，他在《看云集·枣和桥的序》又对废名那“简炼的文章”表示欣赏。后来，周作人在《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的译后附记说：“简单是文章最高的标准。”他这里说的“简单”主要指简练或简洁。^【172】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作家最大的特长是“删”，契诃夫指出，“简短是才能的姊妹”。^【173】周作人《燕知草跋》仅1500字，却包含那么丰富的内容，堪称尺幅千里。

周作人杂文随笔在措词上不像鲁迅那样富于变化、气象万千，但本色出之也很耐人咀嚼。从措词方面来说，周氏兄弟杂文随笔的风格共性是简洁。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周作人在散文写作中运用纯熟现代口语之造诣，要胜鲁迅一筹。1925年，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说：“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他认为，“文章语”“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这和鲁迅引高尔基所言“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174】有一致性。鲁迅的杂文随笔如其小说“力避行文的唠叨”，^【175】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的关键和实质道破，旁征博引不烦琐。周作人的优秀杂文随笔繁征博引却不冗长沉闷，“东拉西扯”而不絮叨拖沓，文字是经过打磨锤炼的，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郁达夫就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176】虽说郁达夫因为偏爱似有过誉之处，但还是大体准确地概括出周作人优秀杂文随笔的某些特色。周作人杂文随笔虽然少警句，没有鲁迅杂文那种雷霆万钧之势，但其博识和“趣味”流光溢彩，在现代文坛风靡一时，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

1921年，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日本的诗歌》指出：“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1931年，周作人在《看云集·枣和桥的序》，对“轻纤”的文学表示不满。在优美与刚健之间，周作人是偏爱刚健的。不过，周作人散文措词在强度和力度上不及鲁迅的，关于这点，周作人也承认。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二》一文，周作人说鲁迅为他的译诗题记添改的文句，“口气非常的强有力”。鲁迅有些杂文“口气非常的强有力”，因为有其深识，内涵深邃，颇耐咀嚼，而周作人那些“口气非常的强有力”的杂文，则失之浅露。周作人的长处在写“和淡”“清朗”的随笔和“别扭”的隐约其词的杂文，文字质朴不失刚健。

注释

【1】　参见鲁迅《两地书·三四》。

【2】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3】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4】　冯雪峰：《文艺与政论》，《雪峰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5】　鲍耀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6】　参见《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二八）》。

【7】　参见周作人《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二八）》。

【8】　参见《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二八》。

【9】　参见周作人《〈谈虎集〉后记》。

【10】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11】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

【12】　参见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13】　参见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70、74页。

【14】　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15】　参见汪文顶《现代散文史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6】　鲁迅：《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17】　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8】　参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9】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20】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2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22】　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23】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24】　参见巴尔扎克《论艺术家》，《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5】　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26】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27】　参见鲁迅《坟·灯下漫笔》。

【2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29】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30】　郁达夫：《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31】　参见鲁迅《三闲集·某笔两篇》。

【32】　鲁迅：《三闲集·太平歌诀》。

【33】　参见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34】　参见鲁迅《〈热风〉题记》。

【35】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6】　参见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37】　转引自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38】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39】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40】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41】　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42】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43】　周作人：《〈语丝〉发刊辞》，《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623页。

【44】　参见周作人《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

【45】　周作人：《〈永日集〉序》。

【46】　周作人：《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

【47】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48】　对联是：“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49】　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

【50】　见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80页。

【51】　1934年，《周作人自述》说：“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思（蔼理斯——引者）的著作。”见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00页。

【52】　写于1937年，见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510～511页。

【53】　1928年，周作人在《永日集·历史》说：“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人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1944年，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说：“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就是明清以来的陈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来的果报，因考试热中而起的预兆占卜，根据多妻制的贞节观念，在现今新式士大夫中间还是弥漫着。”

【54】　转引自程光炜《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55】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91页。

【56】　周作人：《谈虎集·罗素与国粹》。

【57】　1920年，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指出：“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1940年代中期，他在《立春以前·杂文的路》说：“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写杂文的要点第一思想宜杂，即不可执一，所说或极细小，而所见须大。”

【58】　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59】　赵京华：《寻找精神的家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60】　参见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61】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62】　周作人：《谈虎集·美文》。

【63】　转引自程光炜《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64】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

【65】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435页。

【66】　雅克布森：《闭幕词：语言学与诗学》，转引自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67】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68】　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www.chuimin.cn)

【69】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70】　参见冯雪峰《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71】　参见鲁迅《两地书·一七》、《〈华盖集〉题记》。

【72】　鲁迅：《两地书·四》、《两地书·六》。

【73】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说：“即在这一本中，遇到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鲁迅杂文随笔正可作如是观。

【7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二》。

【75】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

【76】　1921年7月10日，《晨报》的《编余闲话》说有位“L先生”将子严（周作人笔名）《碰伤》“完全误解了”。详见《谈虎集·碰伤》的附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也说《碰伤》因为“出诸反语”，“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写了信去非难过”。

【7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78】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引言》，《“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2001年版，第110页。

【79】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80】　参见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20页。

【81】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33页。

【82】　收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80页。

【83】　见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40～444页。

【84】　参见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引言》，《“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85】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657页。

【86】　在写作《闭户读书论》的前4个月，也就是1928年7月，周作人在和章衣萍的通信中说，“龌龊的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了”，但是“拥护五色旗者改成拥护青天白日的要人”，曾经反对拥护五色旗的却成为反革命，可见他洞察到革命已经变质。详见《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28页。

【87】　1928年11月，也就是和写作《闭户读书论》同一个月，周作人在《永日集·燕知草跋》说：“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正如张恩和在《周作人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中说，周作人是属于“人生痛苦好读书”派。

【88】　参见鲁迅《〈华盖集〉题记》、《〈三闲集〉序言》。

【89】　参见鲁迅《〈二心集〉序言》。

【90】　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

【91】　参见鲁迅《〈三闲集〉序言》。

【92】　从《热风》时期到《且介亭杂文》时期的分期命名据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93】　参见《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二八）》、《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雨天的书〉自序二》。

【94】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95】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714页。

【96】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2页。

【97】　鲁迅评清末“谴责小说”语，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

【98】　鲁迅评汉代晁错语，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说：“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99】　参见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9页。

【100】　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

【101】　许道明：《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中），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102】　周作人：《谈龙集·文艺批评杂话》。

【103】　周作人：《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

【104】　赵京华：《寻找精神的家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105】　参见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106】　周作人：《永日集·杂拌儿跋》。

【107】　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提出“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秉烛谈·谈笔记》提出“懂得人情物理”。

【108】　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109】　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110】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7页。

【11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112】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113】　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自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瞿秋白那深为鲁迅所激赏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指出：“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瞿秋白所言“典型”是指鲁迅所言代表性的“类型”，和小说、戏剧、诗歌的“典型”是有些区别的。

【114】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

【115】　周作人《看云集·论居丧》的附记说，路吉亚诺思（琉善）“恬然地使用他的解剖刀，有时候真带着些野蛮的快乐”，他的“讽刺往往是无慈悲的，有时恶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里”。

【116】　转引自冯雪峰《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17】　参见鲁迅《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118】　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9～90页。

【119】　当时有人著文说新诗集里的惊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示，多用惊叹号的新诗是“亡国之音”，参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120】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21】　转引自冯雪峰《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22】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657页。

【123】　转引自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空大鼓序》。

【124】　参见《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二八）》、《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雨天的书〉自序二》。

【125】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一八》。

【12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下》。

【12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

【128】　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129】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北京的风俗诗》。周作人此前在《苦口甘口·我的杂学（十六）》说，“川柳”（日本人用十七字音做成的讽刺诗——引者）“上者体察物理人情，直写出来，令人看了破颜一笑，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此所谓有情滑稽，最是高品，其次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绣花针噗哧的一下，叫声好痛。却也不至于刺出血来”。

【130】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131】　周作人：《立春以前·秉烛后谈序》。

【13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133】　周作人：《〈夜读抄〉后记》。

【134】　参见周作人《看云集·〈草木虫鱼〉小引》。

【135】　参见周作人《看云集·草木虫鱼·金鱼》。

【136】　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二）》。

【137】　康嗣群：《周作人先生》，转引自程光炜《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138】　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四）》。

【139】　周作人在《永日集·燕知草跋》说，“小品文”要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在《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说：“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

【140】　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14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142】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143】　鹤见祐辅：《说幽默》，《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144】　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选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145】　鹤见祐辅：《说幽默》，《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46】　鲁迅：《译文序跋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147】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148】　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657页。

【149】　参见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150】　参见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二）》。

【151】　参见周作人《悭的手法》，《饭后随笔》（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152】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153】　古罗马诗圣贺拉斯语，转引自鲁迅译鹤见祐甫《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幽默（九）》，《思想·山水·人物》，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54】　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莫须有先生传序》。

【155】　周作人1961年3月15日致函曹聚仁所言，参见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56】　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杂拌儿之二序》。

【157】　参见周作人《〈郑子瑜选集〉序》，《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158】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序》，《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159】　参见鲁迅《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

【160】　梁实秋1928年在《论散文》中说：“近来写散文的人，……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嘻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针锋相对指出：“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带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扫烟突的黑脸小孩，既可以写入散文，则引车卖浆之流，何尝不也是人？……况且梁先生所赞成的‘高超的郎占诺斯’……对于论敌的该雪留斯（Caecilius）也是毫不客气地在那里肆行反驳的，嬉笑怒骂，又何尝不可以成文章？”

【161】　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162】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63】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64】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165】　参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自文字至文章》、《老庄》、《屈原及宋玉》。

【166】　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167】　参见朱光潜《随感录》，《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168】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67页。

【169】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170】　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17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172】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173】　参见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174】　参见鲁迅《花边文学·做文章》。

【175】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7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