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启明与长庚的对比

一

席勒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曹葆华译）中说：

我们称呼一个诗人为讽刺诗人，如果他是把同自然的隔离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为他的题材（……）。根据他的灵感来自意志的领域或者来自理解力的领域，他可以用严肃和热情的方式来描写，或者用戏谑和愉快的方式来描述。前一种讽刺我们称之为惩罚的或凄厉的讽刺，后一种讽刺我们称之为戏谑的讽刺。

凄厉的讽刺在任何时候都一定是从深深渗透着理想的心灵产生的。只有趋向谐和的主要的冲动才能够产生对道德矛盾的深刻感觉和对道德邪恶的强烈愤怒，这两者曾经大大激动了裘维纳尔、琉坎、但丁、斯威夫特、杨格、卢梭、哈勒尔和其他的人。……哲学的头脑，在以无情的严厉态度把假象和本质分隔开来，渗透到事物的深处的时候，就倾向于卢梭、哈勒尔和其他的人在描述现实上所采用的冷酷的严峻精神。^【110】

席勒所言对我们分析研究周氏兄弟杂文具有启发意义。如果我们把“凄厉的讽刺”界定为主要用“严肃”、“严厉”的“方式来描写”，把“戏谑的讽刺”界定为主要用“戏谑”的“方式来描述”，那么，这两种讽刺在周氏兄弟杂文作品中体现得很充分。

鲁迅杂文的戏谑形式多样，异彩纷呈。鲁迅在《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说：“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戏谑”，是“废话”式戏谑。鲁迅“戏谑的讽刺”的杂文，差不多就是他肚子里有“闷气”，并“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而形成的。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鲁迅论及《语丝》的消沉时说：“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关于遗精的论述，让人忍俊不禁，也是“废话”式戏谑。《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有这样的调侃：“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这是反语式戏谑。而下述《华盖集·论辩的魂灵》一段则是诡辩式戏谑：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鲁迅《伪自由书·从幽默到正经》说：“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人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溜之大吉”的“溜”是双关语，一是指溜冰，二是指逃命，委婉地讽刺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正如《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南腔北调集》）的“忘八”，是属于双关语式戏谑。而关于“失地”原因的追究，是逻辑不通式戏谑。面对封建余孽“分隔男女”的主张，鲁迅在《花边文学·奇怪》一文说：“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呼出来”又被“吸进去”“淆乱乾坤”的说法，也是逻辑不通式戏谑。而“防止男女同吸空气”的做法，是行为荒唐式戏谑。鲁迅杂文随笔的戏谑有一种是“不协调”式：

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所谓皇皇大文。（《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在南朝哪有什么“宣言”和“电报”？现代人的“做宣言”、“做电报”和古代人的“做诏令”、“做敕”并排在一起显然不协调，而且一并归属于古人行为，也是荒唐的。

孔夫子……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夫子即孔子是先秦古人，“警视总监”是日本主管警察工作的最高长官，“下野”和“失业”属于现代用语，这些词汇和孔子扭结在一起显然不协调，这也就是“不协调”式戏谑。就是这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有这样的表述：“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显然就是越出“戏谑的讽刺”转向“凄厉的讽刺”了。

鲁迅杂文最为人所激赏的戏谑，可能就是那种漫画式的。鲁迅认为，“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111】他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是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他还说漫画便于“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鲁迅一些杂文就是采用了“漫画”夸张或廓大的笔法。《热风·随感录三十九》曰：“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活画出了为当时“经验”派所视为“宝贝”的“国粹”。而对“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的“第三种人”，鲁迅说：“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112】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鲁迅把“有些人”“自己抓不住，说不出”的“大愿”“廓大”了出来：“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把某些文人极端自私又自作多情的龌龊灵魂刻画得惟妙惟肖。

鲁迅的不少杂文读起来酣畅淋漓，其中有的就是与其漫画化的笔法密不可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说：

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

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鲁迅就是这样“深刻博大的作者”，他的杂文勾勒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类型”^【113】形象，善于给笔下人物“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细腰蜂”（《坟·春末闲谈》），“叭儿狗”、“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苍蝇”（《华盖集·战士和苍蝇》），“蚊子”（《华盖集·夏三虫》），“山羊”（《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候补叭儿狗”（《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革命”“小贩”（《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药渣”（《伪自由书·新药》），“二丑”（《准风月谈·二丑艺术》），“捐班”“学者文人”（《准风月谈·各种捐班》），“武士蚁”（《准风月谈·新秋杂识》），“登龙”“文人”（《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洋场恶少”（《准风月谈·扑空》），“商定”“文豪”（《准风月谈·“商定”文豪》），“化名”“文人”（《花边文学·化名新法》），“西崽”（《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让“被画者”“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是鲁迅的天才创造。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像鲁迅那样善于给别人起诨号。

鲁迅在《〈沉默之塔〉译者附记》誉称日本作家森鸥外为“文坛的老辈”，并指出他作文的特色是“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周作人在《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说，鲁迅小说“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自然，鲁迅那些“嘲讽中轻妙的笔致”比较突出的杂文——如上文所述，往往就呈现谐谑风格。

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指出，当琉善（琉坎）“仅仅惩责荒谬的东西”时，“他的戏谑的幽默使我们开心”，而“他的讽刺是针对着道德堕落”时，“显示出情感的高度的严肃”，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人”。^【114】与琉善相似，鲁迅杂文的讽刺也是有谐亦有庄。1925年，鲁迅在《〈苦闷的象征〉译后记》说，厨川白村“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日本——引者）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是“多得怨敌”的“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此前，鲁迅在《〈观照享乐的生活〉译后附记》说，厨川白村“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霹雳手”，他“多得怨敌”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恶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里”^【115】的杂文，也就是那些“凄厉的讽刺”的杂文。

莫理哀说：“认真的道德是最尖锐的武器了，然而没有讽刺那么有力。”^【116】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中，鲁迅批评了“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和“讽刺作品”“不是文学上的正路”的偏见。鲁迅认为在193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难以幽默”，幽默若“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明知“讽刺家，是危险的”，却矢志不移做个“社会讽刺家”，^【117】成为出色的“清道夫”和“辣手”的批评家。1935年，鲁迅在《论讽刺》指出：“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稍后，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因为，在艺术的天地，“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118】鲁迅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指出：“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119】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伏，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有热辣辣的感觉。《而已集·小杂感》则如此批判国民劣根性：“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如此跃进。”对于自欺欺人的劣根性，鲁迅不少杂文进行了批判，其中《花边文学·中秋二愿》是这样说的：“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州‘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汉族人——引者）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周作人在《看云集·论居丧》的译后附记说，路吉亚诺思（琉善）的“解剖刀”“恶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里”，而我们不能恨他，因为他是“明智”的、“好意”的，“我们又实在值得他那样的鞭挞”，“正如被斯威夫德骂为耶呼（Yahoo），我们还只得洗耳恭听。”我们何尝又不应该像周作人对待琉善、斯威夫特（德）杂文那样来看待鲁迅“凄厉的讽刺”的杂文呢？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碰壁”之后》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刺向“行私利己”的“虚伪者”的匕首。鲁迅是这样描画奴化教育推行者杨荫榆在太平湖饭店的：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

被鲁迅杂文钉上耻辱柱的吴稚晖则是这番嘴脸：

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伪自由书·新药》）

用革命者的血来洗手的吴稚晖，曾为国民党反动派“尽过很大的任务”，自九一八日军侵华事件后，成了国民党当局的“药渣”，连当局的“狗子”——“民族主义文学者”，“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而国民党当局，是这一路货色：

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伪自由书·战略关系》）

鲁迅那些“辛辣干脆，全近讽刺”^【120】的杂文，往往具有无情的、毁灭性的批判力量，其锋不可犯，呈现出冷峭风格。

鲁迅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指出：“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鲁迅杂文给了中国散文以一种新的锋刃，那些披着华衮的“庄严高尚”，只要一碰上鲁迅的“毒笔”，便被“撕得鲜血淋漓”，粉身碎骨，一文不值。因为鲁迅是“内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的破坏者”，并且“铁肩担道义”，鲁迅杂文，作为世界讽刺文学的宝贵奇花，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莫理哀在回敬法国贵族和僧侣的嘲骂时说：“你们恶骂我底作品，说是无耻，暴乱。是的，在你们当然要这样说吧。因为我底作品就是暴露你们底无耻和虚伪，攻击你们底无耻和虚伪的呵。”^【121】对那些诋毁、谩骂鲁迅杂文者，确也该如此回敬。

二

1947年，周作人在《〈往昔·修禊〉说明》写道：“我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122】后来，他在《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重抄了这句话，在《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又重申了此意。周作人极为推崇“和淡”之文，所写散文大多属于这一类；不过，正如周作人所说，他有时也看好“辛辣”之文。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译斯威夫特（德）（Swift）《育婴刍议》的附记说：“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123】当周作人葆有“浮躁凌厉之气”，敢踏“老虎尾巴”，敢说“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时，^【124】他的笔下就产生了不少杂文。周作人那些“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的杂文，往往不够深邃耐读，倒是那些反话连篇，迂回曲折，“很有一点玩笑的成份”的杂文，^【125】“让人隔衣觉着针刺”，^【126】很有艺术魅力。正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碰伤》、《真的疯人日记》、《哑吧礼赞》、《麻醉礼赞》、《闭户读书论》、《伟大的捕风》等杂文，运用“别扭的写法”，^【127】或者反话正说，或者正话反说，或者主题反讽，都体现“戏谑的讽刺”特征。

1925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性道德书》坦言：“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周作人没有鲁迅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斗争精神，他有意无意控制着讽刺批判的限度，他那“出诸反语”，“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128】的杂文，有点像“好的川柳”，“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的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129】因此，周作人优秀杂文中，几乎没有“凄厉的讽刺”的篇章。鲁迅“凄厉的讽刺”的杂文如寒光袭人的匕首，就是那些“戏谑的讽刺”的杂文，威力也不止是“小的针刺”或“芥末”之辣。

1925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他希望自己收敛“褊急的脾气”，“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1926年，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在《永日集·谈龙集谈虎集序》又说：“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1935年，周作人在《〈苦茶随笔〉后记》说，文集中“讽刺牢骚的杂文”偏多，这是“太积极”招致的，况且这“也是徒劳无用的事”，他“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表示以后应“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努力写“平淡”文章。1944年，周作人在《立春以前·文坛之外》说：“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这部《颜氏家训》所表示出来的，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之极致。”诚如周作人在《谈虎集·两个鬼》和《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所言，他的“文章”是其心头的“绅士鬼”（“隐士”）和“流氓鬼”（“叛徒”）在“指挥”着，他“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周作人在开创现代散文的初始阶段就有不少“敦厚温和”^【130】之作，后来把“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131】作为作文理想，“平淡”或“和淡”之文越写越多，“流氓鬼”逐渐沦为长期的“在野党”。周作人《上海气》指出，“幽默是不肯说得过度”，是“从艺术的趣味与道德的节制出来的”，是“‘中庸’的表现”。在《秉烛谈·凡人崇拜》一文，周作人又说：“讽刺是短命的，因为目标倒了的时候他的力量也就减少，但幽默却是长命的，虽然不见得会不死。”在讽刺与幽默之间，周作人在更多时候更为推崇幽默，这也是其笔下多“和淡”之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己的园地·国粹与欧化》是由梅光迪所言引发的。周作人开篇就说：

在《学衡》上的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君说，“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种对于模仿与影响，国粹与欧化问题的感想。梅君以为模仿都是奴隶，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见则认为模仿都是奴隶，但影响却是可以的；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无所用其模仿，欧化是一种外缘，可以尽量的容受他的影响，当然不以模仿了事。

这种语气口吻是“敦厚温和”的。他接着在第二段说：

倘若国粹这一个字，不是单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却包括国民性的全部，那么我所假定遗传这一个释名，觉得还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但是我们的尊重与希望无论怎样的深厚，也只能以听其自然长发为止，用不着多事的帮助，正如一颗小小的稻或麦的种子，里边原自含有长成一株稻或麦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养护，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长，便反不免要使他“则苗槁矣”了。

周作人把“国粹”看成是中国人传统“趣味”的“遗传”，认为用不着费劲去提倡，他在几分诙谐中表明了他对“学衡”派“昌明国粹”的看法，这种表态是温和的。他认为：(www.chuimin.cn)

其实既然是模仿了，决不会再有“得其神髓”这一回事；创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却只有皮毛，便是所谓糟粕。奴隶无论怎样的遵守主人的话，终于是一个奴隶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于自主，而奴隶的本分在于服从，叫他怎样去得呢？

说理形象具体、诙谐生动，还是没有激烈的口气。他在全文最后一段说：

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模仿杜少陵或太戈尔，模仿苏东坡或胡适之，都不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总之我觉得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

《国粹与欧化》写于1922年，周作人对继承传统与“欢迎欧化”持辩证态度难能可贵，鉴于当时特殊情形，周作人更为重视西方“影响”，表现了五四一代人开阔的文化胸襟。而鲁迅创作于同年的《热风·估〈学衡〉》如此道来：

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极尽嘲讽之能事，真可谓“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132】此前的1919年，鲁迅就辛辣讽刺了死抱“国粹”的“经验”派：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周作人在《药味集·谈俳文》说，日本俳文“结归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周作人优秀的“戏谑的讽刺”的杂文，就呈现谐谑风格，正如鲁迅优秀的“戏谑的讽刺”的杂文；而“和淡”的优秀随笔、杂文，有的就呈现诙谐风格，如《国粹与欧化》。

《谈龙集·谈谈谈诗经》也是诙谐的一例：

近来偶见《艺林》第二十期，得读胡先生（胡适——引者）在武昌大学所讲的《谈谈诗经》的下半，觉得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这是很可惜的。

周作人在随笔中表示不同看法时，总是“从容镇静”、“感情温厚”的。

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公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

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我愿引英国民间故事中“狐先生”（Mr. Fox）榜门的一行文句，以警世人：“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

可谓生动形象、诙谐风趣。《谈虎集·天足》是篇“和淡”的杂文，周作人在文中说：“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我时常兴高彩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周作人意在抨击旧中国女子缠足的陋习，但态度并非那种痛心疾首的激切，笔调也不是火辣辣的讽刺。

周作人还有不少优秀随笔，说不上诙谐，更谈不上谐谑，只是以平和态度质朴笔调娓娓道来，亦很为人所称道。周作人在《看云集·冰雪小品选序》说：

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

周作人给别人写的序跋，多半像自己书作的序跋那样自家立论，有感而发，侃侃而谈，不故作高深、不激越高亢，让人读来有滋有味。

周作人的读书录在其散文创作之初就出现了成熟之作，《自己的园地》中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镜花缘》、《爱的创作》等篇就是，此后绵延不绝，《夜读抄》以后的自编文集，一直到《知堂乙酉文编》，其中读书录占了重要的位置。周作人的优秀读书录，知识丰富、见解明达、语气温和、文笔殊胜。1943年，周作人在《苦口甘口·女子与读书》大段抄译了与谢野晶子夫人“劝人读书”的“好议论”，其中有：

对于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有一件希望的事，便是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温雅开阔，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养成读书的习惯。

我劝大家读硬性的书，不大劝人读软性的文学书的缘故，便是因为先从文学读起，则硬性的书便觉得难读，不大喜欢，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炼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本来女人容易为低级的感情所支配，轻易的流泪，或无谓的生气，现在凭了硬性的学问，使得理性明确，自不至为卑近的感情所动，又因了高尚的艺术，使得感情清新，于是各人的心始能调整，得到文明妇人的资格，……

周作人最后说：“以上的话虽是三十多年前所说，但是我觉得在现今还是都很对，所以抄了出来，以供现代中国诸位女士们的参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觉得周作人的判断没错，与谢野晶子夫人90多年前所说的仍很有参考价值。周作人随笔甚至一部分杂文，可见善意的劝告或温和的商榷，不见谩骂的恶声或愤激的情绪。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谈翻译》一文说，“翻译的性质”“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周作人的随笔，有不少关于外国著作的译介，这可说是他“趣味的”译介，他优美的译笔使其随笔增色不少，其译文往往接近或变成了周氏随笔风格，和周氏文字打成一片。

周作人“关于一种书”^【133】的随笔外，谈“草木虫鱼”和民俗信仰等“杂学”的随笔也很引人注目。周作人之所以择定“草木虫鱼”题材，主要原因就是社会黑暗文字狱大兴，而草木虫鱼是“异类”，可任人自由评说，加上他的文学观念发生转变，“相信文学无用论”。^【134】周作人认为，即使“恋爱与死等”的表述“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他推崇的是“淡淡地表示”，^【135】具体到他的“草木虫鱼”系列随笔，就是大量引述“知识”（文献材料），并就有关论题或材料进行温和评说，间或淡淡的情感抒写。周作人谈民俗文化等“杂学”的随笔，“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136】简要说来，周作人随笔总“以‘欠激烈’的态度谈些‘欠激烈’的事物”，^【137】贯穿“疾虚妄，重情理”^【138】的精神，多为广征博引，追求“知识”和“趣味”，^【139】悦目益智颐神，其中一部分优秀随笔呈现出清淡——清新淡雅风格。

三

1935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因此，鲁迅极为推崇“仗着挣扎和战斗”，“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生存的小品文”。^【140】鲁迅诚然强调战斗的文章，但战斗文章并非鲁迅文章的全部，正如鲁迅晚年指出的：“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141】相对来说，鲁迅随笔讽刺批判色彩较淡甚至几乎没有，不过，往往趣味横生、耐人寻味。

鲁迅曾以赞赏的口吻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142】他在《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五）》表示，不满于那种“讲文艺”弄得“没趣味”的做法。鲁迅以随笔的形式“讲述学术文艺”时，就喜欢不时“夹杂些闲话或笑谈”，比如《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篇。

在鲁迅随笔中，也就是“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坟·未有天才之前》）“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想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加着重号部分大体属于“闲话”——闲笔，和“笑谈”如水乳般交融在一起，这就是逗笑闲笔。“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加着重号的是逗笑闲笔，包含逗笑趣闻。“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而已集·读书杂谈》）“抬驴子走”则属于逗笑典故了。还有，一些虚拟情境（着重号标出）也令人解颐。“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坟·娜拉走后怎样》）“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而某些习见事实，一经鲁迅联系对比，也就成为令人不忘的“笑谈”。比如，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先是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接着就说：“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鲁迅《准风月谈·“滑稽”例解》曾言，“在中国要寻求滑稽”应该看看那些“所谓正经事”。《译文序跋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就披露了令人捧腹的“正经事”：“有人将旧小说里狐鬼所说的药方，抄进了正经的医书里面去”。

幽默“大抵从‘理性底倒错感’而生”，“诉于我们的理性的可笑味”，^【143】幽默把人类思想言论行为的荒谬、虚伪、矛盾、偏执、愚笨、滑稽之处点破，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144】的；如果不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的“笑谈”，尽管非鄙俗猥亵，也只能说是诙谐。“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是诙谐。而下面一例是幽默：“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显然，诙谐的范畴比幽默大，属于幽默的文章，也就可以说是诙谐的文章了。

鲁迅随笔呈现出鲜明的诙谐风格，这与鲁迅的人生智慧、艺术才情密切相关。“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这里的诙谐点破了行为的荒唐。“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是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虑’，……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的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勇敢的约翰〉校后记》）这里的诙谐点破了言论的荒谬。“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译文序跋集·〈俄罗斯的童话〉小引》）通过家谱的有无来判断祖宗的有无，这种逻辑是荒谬的，同样，以为没有文献记载而否认方言土语的历史也是荒谬的。“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了，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这里的诙谐点破了存在的背理，存在的悖理源于人的思想行为的荒谬、偏执、愚笨和虚伪。鲁迅随笔具有不可抗拒的笑的魅力，又有别开生面的诗的隽永。

鲁迅随笔议论说理的趣味化特征比周作人随笔还要鲜明突出，堪称古罗马诗圣贺拉斯所说的“含笑谈真理”。^【145】鲁迅随笔始终立足现实，以其特有的艺术思维方式来解说、评论社会人生和文化艺术，其诙谐的背后，是严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146】而是引导人们在笑声中，在审美愉悦中去汲取智慧，去探求真理，去获取现实行动的指南针。

鲁迅还有些优秀随笔，说不上诙谐，更谈不上谐谑，也说不上冷峭，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其艺术感染力：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悠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

这段文字，用了一系列贴切传神的比喻，每一个比喻句就是一幅形象化的画面，如泉流玉走引人注目，又如沙场鼓点令人振奋。鲁迅随笔有时就是朴素直陈，不求诙谐趣味，也不求形象比方，仍能“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147】比如，《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这么说：

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鲁迅的此类随笔，比较接近其记叙抒情散文，特别注重情感的渗入，呈现出深切风格。

从讽刺、诙谐意味浓淡的层面来考察，鲁迅杂文随笔风格具有冷峭、谐谑、诙谐等多样性，前两种风格主要体现于杂文中，诙谐风格主要体现于随笔中，鲁迅还有一些随笔并没有多少讽刺或诙谐色彩，主要以抒情性议论或兼以形象化议论感动人、吸引人，比较接近其记叙抒情散文文风，呈现出深切风格。周作人杂文主要呈现出谐谑风格，随笔则呈现出诙谐风格和清淡风格，把“和淡”文风发挥到了极致。

1947年，周作人在《〈往昔·修禊〉说明》说：“我……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欢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148】还真有几分俞伯牙叹惜钟子期的悲怆凄凉。不过，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言，他更多的时候是喜欢“和淡”的“文章”，这恐怕和他的性格气质、艺术观念等密切相关。诚然，周作人有“浙东人的气质”——“师爷气”，有“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和“喜骂人的脾气”，但他从1920年代中期起希望自己能“拔除”“浙东性”，“从容镇静地”做出较多“敦厚温和之气”的文章。^【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