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研究

一

1925年4月，许广平在《两地书·一六》对鲁迅说，“《莽原》之文”“甚似《语丝》，其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也就是“先生的特色”。在《两地书·三二》，鲁迅说，“‘杂感’之类”宜用于“猛烈的攻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鲁迅“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的杂文在1920年代初就出现了，写于1921年10月的《热风·智识即罪恶》即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在《智识即罪恶》里，鲁迅采用了荒诞的写法，写“我”死后在阴曹地府的遭遇：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

“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里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接着，“我”目睹了地狱对有“智识”者的惩罚和迫害。最后，“我”又“忽然活过来了”，虽然“这还阳还得太冷静，简直不像还阳”。《智识即罪恶》让宗教传说的神鬼世界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交错展开，彼此印证，成为讽喻性很强的现代寓言。鲁迅在《两地书·一二》说他“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智识即罪恶》的题目即是反语。

“委曲宛转”的杂文在《热风》和《坟》中较少，从《华盖集》开始多了些。1925年12月，鲁迅在《〈华盖集〉题记》说，这一年所写的“杂感”，“措辞”“时常弯弯曲曲”。《华盖集》的《战士和苍蝇》、《夏三虫》等就很有代表性。在《战士和苍蝇》中，鲁迅写道：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不过，鲁迅指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我们读完这篇杂文后，很想听清其“弦外之音”——战士和苍蝇何所指？关于写作这篇杂文的直接动因，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拾遗》）有透露。原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鲁迅认为孙中山是“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在《战士与苍蝇》写完十来天后，鲁迅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集外集拾遗》）指出：“所谓战士者，是指孙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鲁迅并不逐一驳斥“奴才们”那些无耻的“风凉话”，而是高屋建瓴，巧妙运用了“隐喻”，以极为精练的笔墨，勾勒出“奴才们”的丑恶嘴脸，最后一嘘了之，表现了对他们的极度轻蔑。在《夏三虫》一文，鲁迅也写到了“苍蝇”。这篇杂文开篇就说：“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鲁迅又表示了对苍蝇，还有蚊子等的极度憎恶。他说：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

鲁迅绝对不是在写科学小品，而是有所“隐喻”，意在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结尾一段就有所暗示：“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也就是说，“蚤”、“蚊”、“蝇”“隐喻”着社会上三种类型的人。

结构主义者雅克布逊（森）在《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中指出：“话语段（discourse）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topic）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邻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由于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换喻当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看来最好用‘隐喻过程’这一术语来称谓前一种情形，而用‘换喻过程’来说明后一种情形。”“隐喻项和它所替换的另一项亦通过相似性相互联系。”^【65】通过“隐喻”，在相似性上做文章，就带来了“象征性，复杂性和多义性”，^【66】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含蓄、朦胧乃至晦涩的情况。鲁迅杂文随笔善于运用“隐喻”，同时又给予某些暗示，呈现出来的美学风貌可说是含蓄。在《伪自由书·现代史》一文，鲁迅开篇就推出了为人所熟悉的走江湖者“变戏法”这一生活画面，神情毕肖地勾勒出行骗者的嘴脸，随后便以辨误结束全文：“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这一辨误不就暗示中国“现代史”原来是反动统治者不断“变把戏”的历史？

鲁迅杂文用隐喻，起初是一种艺术上苦心孤诣的追求，《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似乎从题目上道出了他对“隐喻”的看好。在《一点比喻》中，“隐喻项”是“山羊”、“猪”、“豪猪”。“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率领“柔顺有余”的“羊群”“竞奔它们的前程”；“猪”无论怎样“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而“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生长出”像野猪那样让“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的“两个牙”；“豪猪”彼此之间只有保持适宜距离，才能够“过得最平安”，但“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鲁迅在文中有某些暗示，他说：“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并列举袁世凯“用得不大巧”和“后来的武人”的失败史实，还说：“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鲁迅就这样委婉地抨击了陈西滢、徐志摩等文人敌视、诬蔑、误导青年学生运动的丑恶行径，号召被压迫者起来进行无畏的斗争。后来，大约是1927年以后吧，鲁迅运用“隐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反动势力加紧了对进步力量的迫害。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67】现实，反映到鲁迅杂文创作上是“极少写稿”，而且绕着弯子说话。《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南腔北调集》），这篇杂文的副标题是“‘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对中国女人的“缠足”做大量杂文式的考证之后说：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

这就不动声色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勇于“安内”怯于“攘外”的反动行径。此文写于1933年，鲁迅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不撤姜食”推定孔夫子晚年生胃病，并论证孔夫子得胃病的原因——

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

这明摆着是在出孔夫子的洋相，暗里则是嘲弄那些拿孔子当“敲门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接着说：“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陷于‘多疑’的谬误”，鲁迅举了两个实例，一是国民党当局明令各机关团体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二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信件在邮局被查，说“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忘八”是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即“无耻”之义——引者），“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而这些都是反讽。鲁迅此文“嘲讽中轻妙的笔致”^【68】让人叹为观止。

由于文网森严，鲁迅执笔为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在《〈伪自由书〉前记》吐露：“说话也往往很晦涩。”不过，鲁迅有信心以笔代戈，他在1933年11月2日致陶亢德说：“长谷川如是闲正在出全集，此人观察极深刻，而作文晦涩，至最近为止，作品止被禁一次。”因此，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了。《准风月谈》的《晨凉漫记》大谈张献忠杀人的暴虐，鲁迅指出，在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想做皇帝”的张献忠“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疯狂杀人。其实，张献忠不就“隐喻”着大肆屠戮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两者的“相似性”就是残暴和“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而《且介亭杂文末编·登错的文章》写国难当头之际，少年刊物上经常宣传岳飞、文天祥的英勇事迹，鲁迅意味深长地写道：“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这样就巧妙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含胡”性，因为“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69】但矛头所指，我们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成熟的杂文就是上述委婉含蓄这一路的，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杂文的误读。1950年，冯雪峰在《谈谈杂文》指出，把鲁迅杂文缩小到曲折、隐晦和反语之类很小很小的一个框子里，是杂文的观念上的混乱。^【70】实际的情况正是，鲁迅委婉含蓄的杂文在其成熟杂文篇目中属少数。鲁迅在《两地书·一二》说：“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以开展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71】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漆黑）的染缸”，^【72】改变中国国民的“坏根性”（《两地书·八》），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己任的鲁迅，不可能不考虑杂文随笔“表白意见”的“效力”。1925年5月，鲁迅在《两地书·二四》说：“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下笔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鲁迅在好些地方谈到了“晦涩”，他所理解的“晦涩”，其实并非弄得没几个人能懂的毛病，而是委婉含蓄乃至多少有些朦胧之意。他在这里所说的“文章”，是指小说、散文诗、杂文呢，还是专指某一体裁？应该是兼而有之吧。鲁迅在《两地书·三二》提出的“杂感”“造语还须曲折”，不能只理解为含蓄委婉，而应理解为避免词意浅露、一览无余。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说：“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可以交卷就算完。”没有说尽，在鲁迅杂文随笔就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含胡”——含蓄，二是“明白”^【73】——明畅。从旨趣显隐的角度来看，含蓄和明畅就是鲁迅杂文随笔风格的两面。

二

从旨趣显隐的角度来看，周作人杂文随笔风格有多面性。1933年，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序》说：“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1935年，周作人在《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说：“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周作人推崇“清朗”之文，他的优秀随笔，多为“清朗”、“雅正”一路，呈现出显明的风格。周作人也写了些具有“婉曲的风致”^【74】的散文，他的优秀杂文，多为“阴沉”、“邪曲”一路，有些呈现出隐晦的风格，有些呈现出含蓄的风格。

周作人杂文随笔的起点也很高，五四初期就出现成熟之作。1919年6月，周作人“亲眼目睹”五四运动的“扩大”，还积极参加了斗争。6月5日晚，周作人就军警包围演讲学生，用马队驱逐行人一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谈虎集》），云：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每周评论下》说，《前门遇马队记》“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的话，可是不意从相反的方面得到了赏音，因为警察所注意《每周评论》，时常派人到编辑处去查问：‘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据守常说，所谓有些文章即是指的那篇《遇马队记》，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了吧”。这就是隐晦风格的生动一例。(www.chuimin.cn)

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军警殴打意在向政府索取欠薪的游行请愿者，伤10余人，“事后政府发表命令，说教员自己‘碰伤’”，这件“不愉快”的事让周作人“又发动了流氓的性格”，写下了《碰伤》。^【75】周作人一开篇就以闲谈的方式，谈起“从前”自己关于“钢甲”的设想和佛经、古书中的“见毒”和“剑仙”，似乎是顺着反动舆论，他说：“从我古典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接着，周作人又举出此前发生的客船、商船“碰”上当局军舰而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的事例。周作人说：“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这就更像是附和反动当局所谓“碰伤”的无耻谰言了。与《前门遇马队记》的结尾——“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相似，周作人在最后一个自然段说：“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了的。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这样就像是大声苦笑戛然而止，一直藏着的锋芒终于露了出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西山养病》说，《碰伤》“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懂，并且对我劝阻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意思表示反对，发生了些误会。^【76】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后来还时常使用着，可是这同做诗一样，需要某种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这种机会不是平常容易得到的，因此也就不能多写了”。在《知堂回想录·五卅》中，周作人提到了像《碰伤》、《前门遇马队记》那样“说玩笑一法”的“讽刺”杂文《泽泻集·吃烈士》，并指出：“不能正说，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见这事的重大了。”在《苦口甘口·灯下读书论》一文，周作人说《闭户读书论》“写的很有点别扭”。周作人这种佯谬装痴、绵里藏针的写法，胡适早在1922年就指了出来——“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77】“笨拙”、“深刻”是关键词，可惜几十年来许多人熟视无睹。

写那些抨击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周作人有时用上反讽的武器，从而创造出隐晦风格和含蓄风格。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原为希腊戏剧中一种角色——佯作无知者，这一角色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装傻瓜说傻话，但最后他的“傻话”被证明是真知，从而使“高明”的对手出尽洋相。“从古希腊一直到十六世纪，反讽只是传统修辞学中的一种次要的修辞格，从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反讽概念不断膨胀，一直到新批评派，反讽不仅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了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78】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79】在“新批评”派手里，悖论和反讽两个术语并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扩张了反讽的概念。赵毅衡以英美新批评反讽理论为主，兼顾其他各家反讽理论，把反讽分成克制陈述（understatement，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夸大陈述（overstatement，虚情假意地夸张，暗指相反性质）、正话反说、假作疑问、悖论语言、浪漫反讽（反讽相反的两极距离拉得很长）、主题反讽（主题性悖论，表达的主题思想意义是相反相成的二层意义）等几种类型。^【80】赵毅衡关于反讽的类型划分因为难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难免有重复和遗漏之嫌，我觉得，既然假作否定（正话反说）是反讽的一种方式，假作肯定（反话正说）也应当是反讽的一种形式。

周作人杂文反讽的类型最多的是反话正说，即假作肯定。上面所论及的《前门遇马队记》中的兵警“很和气”、“很和善”、“待我很好”，《碰伤》中的“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等等，均属假作肯定。而《前门遇马队记》的“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则是假作疑问。《永日集·国庆日颂》结尾：“不知道明年的国庆日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个好运，使我们有可以少磕一点头多说几句话的福气？”这亦是假作疑问。《泽泻集·死法》是针对三一八惨案而发，周作人在开玩笑似的漫谈世间几种“死法”之后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这是反话正说。谈完“枪毙”的“文明”、“便利”、“简单”和“安乐”之后，周作人写到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被执政府枪击遇害，学校里开追悼会时，他送去了这样一副对联：“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并说：“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这就不仅是反话正说，还有夸大陈述了。《青年脆》一文说：“我们乡间有一句俗语，在村里死亡率较高的时候，便说‘今年人头脆’。人头（Ningdhou）云者生命之谓，非真是指圆如西瓜的一个个脑袋也。这句话的妙处在于一个脆字，能够具体地表出无常的意思，恰如掐断绿豆芽或拗断黄瓜似的那样松脆地死去。”^【81】这则是克制陈述。从1919年写《祖先崇拜》起，周作人接连写下《吃烈士》（《泽泻集》），《奴才礼赞》^【82】，《日本人的好意》（《谈虎集》），《国庆日颂》（《永日集》），《娼女礼赞》、《哑吧礼赞》、《麻醉礼赞》（《看云集》）等一系列题目就是反话正说的杂文，并且文中“出诸反语”——“天下自古有奴隶，惟奴才为希有可贵。”“倘若奴才少几个，中国怎么会精神文明得像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的幸福安吉？这的确是值得最高的顶礼的，最可尊重的了。”（《奴才礼赞》）“总而言之，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我又记起友人传述劝卖男色的古歌，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娼女礼赞》）……由此可见周作人对反话正说的偏爱了。

《谈虎集》中的《真的疯人日记》是正话反说即“正言若反”的题目，它里面的《最古而且最好的国》、《准仙人的教员》、《种种的集会》、《文学界》和《夏夜梦》中的《统一局》、《狒狒之出笼》、《汤饼会》（见《谈虎集》），还有《考试一》、《考试二》、《诗话》^【83】等杂文可以说是像鲁迅那样惯用“隐喻”了。《种种的集会》一文说：“理性发达所是去年才成立的，一种新式学说实验场。……最高级的只有一个人，在一间教室独自念道‘四二得六！’引导的人说他毕业的期已近了，只要他一说出二四得七，那便是火候已到，理性充分的发达，于是领凭出所，称为理性得业士了。至于‘二四得八’这一句话，在那里是不通行的，……”这和鲁迅《智识即罪恶》中“阴府里的道理”——“说没有便是有”这强盗逻辑何其相似！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有时综合运用反讽和“隐喻”，有的篇章的内涵要费些神才能较完整发掘出来。如《娼女礼赞》中的“娼女”还“隐喻”着出卖政治贞操的政治投机者，周作人于此鞭挞了政治“娼女”。在《准仙人的教员》中，我们看到“民君之邦”的教育理念——“他们以为教育是一种神圣——不，无宁说是清高的事业，不是要吃饭撒矢，活不到一百岁的俗人所配干的，在理论上说来应该是仙人才可以担任。”“倘若从事于清高的教育事业而还要吃饭，那岂不同苦力车夫一样了么？”“他们主张人类的全知全能，所以猛烈的反对怀疑派，说是学敌。”在《文学界》里，我们看到，“雅人除了写几句古雅的文字以外，一无所能，日常各事非俗人替他帮忙不可，这时候倘若说，‘咨，汝张三，餈盛予！’那是俗人所决不会懂的，所以他们也只能拼出这一张嘴，说现代人的俗恶的话了。”《狒狒之出笼》中，“经验派”认为“狒狒是不会出笼的”，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加在身上的锁索，一经拿去，人便可得自由；加在心上的无形的锁索的拘系，至少是终身的了，其解放之难与加上的时间之久为正比例。”凡此种种，不管是“夏夜的乱梦”，还是“疯人”的“日记”，无不是种种现实世界的投影，无不“隐喻”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怪现象。

《谈虎集》中的《文明国的文字狱》，题目就是悖论语言，不过文中用得更多的是反话正说——“日本是东亚的文明先进国，有许多办法是很值得我们中国去学样的。”“解散各大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团体，设置‘学生监’，以防‘思想恶化’，由内阁招集和尚道士会议，以谋‘思想善导’，都是足以为法的。”“窃意中国将来如能奋兴，得列于强国之林，这一点不可不注意，即提倡武士道以扼人之脖颈，设置学生监以阻人之思想，良法美意，固当积极仿行外，那种文字之狱亦应时常举行，以增威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周作人一些杂文也呈现出含蓄风格。

新批评派最为看重主题反讽，强调挖掘并不明显，为读者所忽略的反讽。周作人一些长期受批判，人们至今也很难取得一致看法的杂文，其实就是主题反讽的杂文，比如《永日集》中的《闭户读书论》和《看云集》中的《哑吧礼赞》、《麻醉礼赞》、《伟大的捕风》等。王翰《凉州词》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赵毅衡认为正是“嗟叹和谐谑的悖论式反讽”融合成了《凉州词》的悲壮，“嗟叹和谐谑这两个分层的矛盾意义”并没有被“取消或否定”。^【84】周作人主题反讽杂文正好是有“嗟叹和谐谑这两个分层的矛盾意义”的，若只看到其中的一个分层的意义而无视另一个分层的意义就犹如“盲人摸象”。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一文说，“‘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这是嗟叹，同时亦是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周作人的嗟叹和谐谑形影不离，他说，因为有不满，又忍着不说，就可能得忧郁病，便迟早会跳进黄浦江，所以“医好了烦闷就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他接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但“寒士”不是“圣贤”，不是“做官的”，“从头就不烦闷”不可能；“寒士”没钱，“没有力量”，不能通过“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消遣法”来排解“烦闷”。因此，周作人说：“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至于读什么书，周作人写道：“经，自然，这是圣人之典，非读不可的，而且听说三民主义之源盖出于四书，不特维礼教即为应考试计，亦在所必读之列，这是无可疑的了。但我所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前一句话是反话正说，讥刺了国民党当局鼓吹读经复古的丑态，给人“掐臂见血的痛感”。^【85】他提倡读史，自然过渡到用“獐头鼠目”的“历史的人”来影射现于“当世的舞台”之活人——统治者当权者。“闭户读书”，既是由于现实黑暗而产生的一种嗟叹，这嗟叹中有抨击、有揭露，也是周作人作为对现实革命已经彻底失望^【86】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嘲，也就是说周作人倾向于把读书，主要是读史，以“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作为安身立命之所。^【87】说自嘲是因为周作人是这样说来的：“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喔，我这些话真说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领了。但是，具体的又如何说呢？我又还缺少学问，论理还应少说闲话，……”这就很有谐谑的味道了。周作人在《苦口甘口·灯下读书论》说，《闭户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这就道出了《闭户读书论》的主题意义是反讽性的。

《伟大的捕风》和《闭户读书论》一脉相承——读史，以“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看清“现代中国上下的言行”。《伟大的捕风》表达的主题是相反相成的二层意义，一是“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二是明知虚空而偏去追迹，去察明。主题性反讽在作者心中应该是一层意义能够压倒另一层意义，如王翰《凉州词》“沙场”“征战”之意压倒“美酒”“醉卧”之意，《闭户读书论》抨击现实之意压倒闭户读书之意一样，如果势均力敌处于平等地位，那就成了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说的“复调”了。周作人虽在开篇就说，“很喜欢读”《旧约·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并非百分之百赞同。按《传道书》所言，周作人应该接着谈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可他把与之相反的“人心不古”一并提出，并引证埃及古书。不过他说埃及古书所说“无从判断”，而对古已有之说“颇有同感”，然又写道：“虽然如说潜艇即古之螺舟，轮船即隋炀帝之龙舟等类，也实在不敢恭维。”曲里拐弯地谐谑一番后终于亮出其真意：“我想，今有的事古必已有，说的未必对，若云已行的事后必再行，这似乎是无可疑的了。”由此，周作人接下去左征右引大谈起作为“各种陈旧思想信仰”的“遗传神君”——“小鬼”来，说世事都“写在二十四史的鬼账簿上面”，意在抨击现实，却又说自己“胡乱写这篇东西，也何尝不是一种鬼画符之变相？”他不忘自我调侃。在阐明第二层意义时，周作人顺着传道者所言，说“传道者之厌世盖无足怪”，并引传道者所言：“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智识就加增忧伤。”周作人接着说：“话虽如此，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之追迹，而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乃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在这里我不得不和传道者的意见分歧了。”他有意省略了“智慧”一词，接着岔开一笔，引用勃兰兑斯评福楼拜之言，讲起张献忠杀人、金圣叹的怪癖等故事，既见庄重，又有谐谑，纷繁曲折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实仍是谈“对于狂妄与愚昧之察明”。作者既然赞许第一层意义，也就意味着历史上的“狂妄与愚昧”在现今中国还会发生，还能见到，因此提出：“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是很有意义的”，“是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意犹未尽，还引用帕斯卡《随感录》一段话，意在抨击人的“加害者”和“毁坏”者。由此可见，第一层意义虽有“虚空”、“厌世”之意，但是为第二层意义服务的，也可说周作人有某些虚无思想，当然这在此文中居于次要地位。

《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也意在抨击现实的黑暗，不过也表露出作者痛感于斯而不得已的心情。在《哑吧礼赞》一文，周作人先说生理性哑巴，认为“普通把哑吧当作残废之一”，“是很不公平的事”，因为“查嘴的用处”是“吃饭”、“接吻”、“说话”三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哑巴于此大欲无亏。周作人还煞有介事引虽不能说话，但“自遂其生，各尽其性”的禽兽为同道。周作人在《瓜豆集·关于谑庵悔谑》说，王思任的“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也”，周作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会认同人类像禽兽那样生活？哑巴不能言的痛苦岂能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中国处世哲学”来调侃？周作人所言很有反讽意味。他接着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转入谈社会性哑巴，即“莫谈国事”者，指出“这个年头儿”，“一说话，话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险”。他以特有的谐谑说道：“人不能老说‘我爱你’等甜美的话，——况且仔细检查，我爱你即含有我不爱他或不许他爱你等意思，也可以成为祸根。”这难道不是讽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他不仅举出“祸从口出”例子，又谈了“名从哑出”——因装哑巴而出名的例子，并说：“装了哑吧，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长寿福，哑吧之可赞美盖彰彰然明矣。”如果周作人就此收束全文，断定周作人面对“祸从口出”的现实而主张去学哑巴，似乎还说得过去。可是周作人在最后一段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现今哑吧也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了。”连哑巴也有说话的欲望，遑论正常人。但是，作者又紧接着一句：“不过这在黑暗中还是不能用，不能说话。”“黑暗”是双关语，周作人表面礼赞哑巴，其实抨击“邦无道”。当然，周作人的佯谬有时还真不容易断定哪些是他的真心话，那些是他的讽刺话。我们隐约可读到周作人期望像哑巴那样不谈“国事”，“明哲保身”之意，在《麻醉礼赞》一文亦可读到周作人渴求“麻醉”“又不能麻醉”的痛苦。不过，周作人的“礼赞”更重要的是为了讽刺，为了谴责，谴责之意压过渴慕之意。主题反讽的杂文是周作人的戛戛独造。

三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中说，曹操深知汉末“清流”“固执”的弊端，于是“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鲁迅的杂文随笔多为通脱一路，他自认为比较“质直”的《热风》时期（1918～1924年）自然不必说了，先来看“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88】的《华盖集》到《而已集》时期（1925～1927年）。在这一阶段，有对时政毫不隐讳的批判：“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三）》）“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而已集·反“漫谈”》）有对国民劣根性大胆尖锐的批判：“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而已集·再谈香港》）“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有对现实斗争、社会进步的清醒总结和明确号召：“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华盖集续编·空谈》）有对自身严格解剖的昭示：“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凡此种种，都非“吞吞吐吐”、“弯弯曲曲”，而是通脱明畅的。

《三闲集》到《南腔北调集》时期（1928～1932年），鲁迅有意识避免“做得太简括”，“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89】那样的杂文随笔，而是在“可说之处”，“任意说话”，^【90】“纵意而谈”。^【91】除了解剖中国国民性、批评文化现象（问题）和民情世态，讨论文学、艺术等问题外，鲁迅还把笔锋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三闲集·铲共大观》说：“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二心集·“友邦惊诧”论》写道：“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在这么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上，鲁迅仍有一番通脱之言，遑论其他？

人们普遍注意到《伪自由书》时期（1933～1934年）鲁迅杂文最为曲折含蓄，但也有不少通脱之篇。《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一文说：“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中指出：“但绍介外国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地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还有，《花边文学·玩具》说：“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等等。欲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找一定数量的通脱之作，其实并不困难。

《且介亭杂文》时期（1934～1936年）^【92】的通脱之作俯拾即是。“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所说。“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这是《且介亭杂文·拿破仑与隋那》所言。“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这是《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所述。前面提到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是委婉含蓄的代表作之一，同样讽刺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则是通脱的代表作之一，鲁迅在此文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这三个人（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引者），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鲁迅的大部分序跋、题记、演说，以及其他谈文论艺的随笔属通脱一路，风格是明畅的。

当然，含蓄和明畅是相对而言，它们两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准风月谈·偶成》意在讽刺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鲁迅说：“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这些是委婉之言。而鲁迅接着说：“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这些则近于通脱之言了。

四

当周作人葆有“浮躁凌厉之气”，敢踏“老虎尾巴”，敢说“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时，^【93】杂文就产生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顺天时报》论及《谈虎集》时说，当时“对于个人或是攻击特别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这些“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杂文，有“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94】《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是针对五卅惨案而发的，周作人说：“关于这回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我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不拿中国人当人。我们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为止。”^【95】在《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一文，周作人指出：“‘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并不是记日本并琉球朝鲜夺台湾的旧恨，并不是主张报复，我只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上的一个大威吓（Menace），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是的，应当排日在排一切帝国主义之先，并且还应当在排英之先。”^【96】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顺天时报》所述，收入《谈虎集》杂文比集外杂文的“口气”“缓和”。《谈虎集·亲日派》说：“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谈虎集·再是顺天时报》说：“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拿钱去买这样的东西来看，天天读了要不舒服，生气，那是何苦呢？所以我决定不再看《顺天时报》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了。”虽说言辞相对没那么激切，也还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97】缺乏“深识”。^【98】周作人议论时政的杂文，有相当一部分失之“疏阔”和浅露，不能与鲁迅之“深识为伦比矣”，在艺术上的魅力不够。

因为有独到“深识”，加上抒情分子的融入，鲁迅那些通脱明畅之杂文随笔也可能成为优秀篇章。早在1919年，傅斯年在《随感录》中说，鲁迅文章求“内涵”，不一味替浅人说法，只愿在“懂得的人的头脑里留下一点痕迹”。^【99】1925年11月，鲁迅《热风》出版的当月18日，伏园发表《读〈热风〉》一文，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斤两太重，感人太深”，“读一篇抵得读许多篇”。^【100】“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热风·随感录三十五》）“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热风·现在的屠杀者》）“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热风·暴君的臣民》）等等，可谓立片言而警策。鲁迅的这些“斤两太重”、“感人太深”的文字确实让人过目不忘，深刻是其基本品格。

虽然周作人议论起时政来见解普遍逊色于鲁迅，但谈起文艺乃至“杂学”来，周作人的见识则可与其兄平分秋色，并且在当时的影响还大些。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周作人小品〉序》指出：“批评方面，《自己的园地》（1922年）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101】在这篇序文，阿英存在一个局限，就是没把《自己的园地》谈论文艺或文艺批评的文章看成周作人“小品文”——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继1921年提倡区别于现代诗歌和小说的现代“美文”之后，1923年，周作人先后指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102】“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103】因此，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不是学术文，也不是应用文，而是多为富有抒情味的现代随笔。1923年10月9日，汤钟瑶在《晨报副刊》上说：“我读了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园地》，觉得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郭沫若在同年同月的《创造周报》第25号上发表《批评——欣赏——检察》，说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这些美文文字”“清丽、优雅”，“思想”“明晰、透彻”。^【104】李素伯在1930年代初说，“谈论文艺的”“小品文”是周作人“写得最多而也是最好的文字”，“对于文艺研究的认真，态度的忠实，见解的透辟，不苟：在现在的中国，并无另一个人能及”。^【105】谈论文艺、文化随笔，乃至周作人全部随笔，其优秀篇章无一不表现周作人见识的明达和论述的透辟，富有“内涵”，不乏“深识”，呈现出显明的艺术风格。

散文集《自己的园地》有一篇为郁达夫小说集《沉沦》辩护的随笔叫《沉沦》，周作人此文说：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鸦片——引者）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

周作人的立场、观点显然是“明晰、透彻”的，这样浸透着情感性和形象性的表述，和理论文章的表述显然是有区别的。

周作人的序跋文是非常出名的，他常借序跋阐述他的文学观点和文学理论，其散文理论自成一家。他在给俞平伯《杂拌儿》写的跋说：“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去模仿，……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106】周作人虽然学贯中西，可在随笔中没有卖弄新名词，也没有故作高深，而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这不能不说是大师风范。他的随笔就如一条清澈的又不能一眼见底的河流。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周作人随笔延续了1920年代形成的显明风格。周作人“五秩自寿诗”云：“街头终日听谈鬼。”“鬼”是周作人喜欢谈论的题目，多年来一写再写。在《瓜豆集·谈鬼论》（1936年），周作人说：“小时候读《聊斋》等志异书，特别是《夜谈随录》的影响最大，后来脑子里永远留下了一块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灭论的，也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说是完全无缘的了。”虽说周作人和“鬼”“情分虽然没有，兴趣却是有的”，所以他“不信鬼而仍无妨喜说鬼”。周作人接着说：“我对于鬼的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关于第一点，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并不要十分新奇，结构也无须怎么复杂，可是文章要写得好，简洁而有力。”“第二所谓历史的，再明了的说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接下来，周作人引用了《夜读抄·鬼的生长》（1934年）的一段：“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但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在后面又引用了《苦竹杂记·说鬼》（1935年）一段：“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周作人一方面崇尚现代科学意识，另一方面又注意从人情角度去审视，“物理”和“人情”^【107】两者都不偏废，这种二元的眼光，是周作人考察鬼神乃至一切民俗问题最为独到之处。周作人用显明风格的文字串连起一则又一则关于“鬼”的材料，指点我们发现“美与善的分子”，去领略“真的人情之美”。

“草木虫鱼”也是周作人喜欢谈的题目，他借谈植物学、动物学甚至民俗学、社会人类学来驳正俗说、启发民智、寄托情思。1930年，周作人写的《草木虫鱼》系列随笔后被收入《看云集》。1944年，周作人在《立春以前·蚯蚓》劈头就说：“忽然想到，草木虫鱼的题目很有意思，抛弃了有点可惜，想来续写，这时候第一想起的就是蚯蚓，或者如俗语所云是曲蟮。”周作人首先想起蚯蚓，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他认为：“蚯蚓之为物虽微小，其工作实不可不谓伟大。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蚯蚓之功在稼穑，谓其可以与大禹或后稷相比，不亦宜欤。”周作人“草木虫鱼”系列随笔文风和谈论民俗民情、民间信仰随笔类似，“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108】广征博引，“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109】行文如平实显明的家常话。

总之，周作人的绝大多数随笔和杂文，旨趣是清晰明朗的，其优秀篇章具有显明风格，而那些表达“别扭”的杂文，有的呈现隐晦风格，有的呈现含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