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启明与长庚

1925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发出这样的感慨：“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周作人显然是表现出对从容平和之文的企慕。此前，鲁迅在1921年写的《〈池边〉译者附记》说，他所译出的爱罗先珂童话，“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可见，鲁迅极为推崇从容之文。行文“从容率情，优柔适会”，^【34】文章才可能有大家风范，周氏兄弟的记叙抒情散文即如此。

一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说，周作人散文“信笔”写来，“舒徐自在”。“舒徐”即从容，确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叙述行文的重要特征。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之所以从容，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文的旁征博引。周作人学识渊博，善于把学问运用到散文创作中：

次到趵突泉，见大池中央有三股泉水向上喷涌，〈据《老残游记》里说翻出水面有二三尺高，我们看见却〉不过尺许罢了。池水在雨后颇是浑浊，〈也不曾流得‘汩汩有声’，〉加上周围的石桥石路以及茶馆之类，觉得很有点像故乡的脂沟汇，〈——传说是越王宫女倾脂粉水，汇流此地，现在却俗称‘猪狗汇’，〉是乡村航船的聚会地了。（《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三》）

如果删掉“〈〉”里的知识材料，不但失去了趣味，也失去了从容，内容亦变得极为单薄。章锡琛《〈周作人散文钞〉序》写道：“徐志摩先生说过他（周作人——引者）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是他自己的，和他文章一样。”^【35】周作人的记叙抒情散文，不少就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的典范。《雨天的书·鸟声》在开头一段写了对北京鸟声的感受之后，周作人岔开一笔，谈起英国诗人那许的一首诗：“他说，春天来了，百花开放，姑娘们跳舞着，天气温和，好鸟都歌唱起来，他列举四样鸟声……”这样，就从四样鸟声论及四类鸟，很自然把古希腊女诗人、斯密士《鸟的生活与故事》、观颒道人《小演雅》、诗人谢勒一一拉扯进来，因为他们对鸟或鸟声有相关描述。周作人并非机械地把上述材料依次叠加，而是在这些材料的间隙穿插着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诸如儿时乡间的见闻等，从而使行文显得优柔灵活。“现在，就北京来说，这几样鸣声都没有，……”周作人把读者拉回现实中：老鸹“一点风雅也没有”，倒是麻雀和啄木鸟在“琐碎和干枯之中”“含一些春气”，“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无奈之际“且让”我们“倾听他们的谈笑”——“啾哳，啾哳！”“嘎嘎！”周作人不急不躁，缓缓道来，引用的材料和他自己的文字水乳般交融。在《雨天的书·唁辞》中，周作人于首段侧重写妻子和三个小孩对齐可之死的反应，第二段则写自己对死的看法，当他说出“这种感伤终不易摆脱”之后，文字表述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不过，他接着引用日本诗人小林一茶记他女儿之死的《俺的春天》中一些记载和诗句：“露水的世呀，／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悼亡诗引起周作人的共鸣：“虽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忆，所以仍多哀感。”紧接着，周作人又引梅特林克《青鸟》那“平庸的警句”：“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记忆上”，顺势回到齐可之死给亲族师友带来的影响，接着就自然过渡到周作人自己的感想和思绪的描述。引文和行文之间的衔接十分自然，情思也极为接近，引文给全文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而且使情感的抒发和行文的进程变得舒缓从容。

《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征引材料分量最多的篇章之一。周作人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腕，紧扣三种野菜，古今中外，顺手拈来，旁征博引。从浙东妇幼视搜采荠菜为“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自然引出儿歌：“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从姊姊的婚嫁，又引出“颇有风雅的传说”。古籍《西湖游览志》说：“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桃李羞繁华。”当时谚语表明那种景象极为繁华，连桃花李花也自愧不如。继而以古籍《清嘉录》所载，说明古时把野菜花也就是荠菜花“置灶陉上”来驱蚂蚁和置于“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的习俗。由黄花麦果糕的美味引出儿歌：“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因黄花麦果在扫墓时作供，名曰茧果，由此引出日本的“草饼”。由紫云英引出日本《俳句大辞典》有关记述。周作人还暗引了清代范寅《越谚》：“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此外，“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寥寥数笔，周作人就把远望和近看的景观清晰地呈现出来，可与精彩的征引相媲美。周作人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把儿歌、古籍、谚语和国外典籍中有关上述三种野菜的记述，通过自己的文字巧妙地进行选择、组合，思想、知识和趣味很自然融合为一体，相映成趣。三种野菜的写法也各不相同，或在采集情景、儿歌民谚、相关典籍等方面落墨，或在科学说明、儿歌民俗、中外比较等方面着笔，或从形象描绘、中外典籍等方面展开，多姿多彩、娓娓动人。一千一百来字的短文，引文却占据了近四分之一，能够这样随意从容写来，有情有景，学识渊博却没有卖弄的酸气和炫耀的骄气，呈现出“知识”之美、“趣味”之美和“文章之美”，^【36】确是只有散文大师才可能有如此章法。

鲁迅的某些记叙抒情散文也较多旁征博引，内容因此显得丰满厚实，行文也显得从容大方。《无常》全文围绕活无常这个中心将历史典故、古籍记载、民间传说、社会风俗、戏曲故事等融为一体，侃侃而谈，恣意铺垫，开合自如。《女吊》和《无常》在叙述行文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总的来说，鲁迅记叙抒情散文旁征博引的密集度不如周作人的。周作人不少优秀记叙抒情散文既有极为浓厚的书卷气息，又不令读者感到气闷乏味，周氏的这一特长是时人无法颉颃的。

二

鲁迅记叙抒情散文的从容，很突出表现为善于“放野马”。鲁迅曾教导青年作者“要锻炼着撒开手，只要抓紧辔头，就不必怕放野马；过于拘谨，要防止走上小摆设的绝路”。^【37】在《狗·猫·鼠》中，鲁迅从“有人说我是仇猫的”谈起，时而查考狗猫成仇的“动机”，时而谈论“人禽之辨”，好不容易“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刚说两点就被“黑猫”、“猫婆”、“猫鬼”的传说、记载和猫教老虎的故事岔开，接着说“老鼠成亲”仪式和遇蛇“数钱”声音，再写隐鼠的可爱与墨猴的故事，因“我失掉了所爱的”隐鼠才和猫结怨，兜了好大个圈子才把仇猫的原因讲完。最后以“我”对待猫由猛打转变为“赶走而已”作结，因为“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这就含蓄抨击了现实。鲁迅就这样从容随意，似乎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海阔天空，却又围绕中心，丝丝入扣。《女吊》以明末王思任对会稽的誉称——“报仇雪耻之乡”起笔，很自然地转入绍兴戏剧上“带复仇性”的鬼魂——女吊。于是，鲁迅引古籍，叙历史，说出民众对女吊的“爱戴”。可是，鲁迅随后就把笔岔开，大谈绍兴的“大戏”和“目莲戏”，从“起殇”到“男吊”，占了全文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之后才让女吊出场——

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倾，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

但鲁迅并非进一步具体描绘女吊，而是又把笔岔开，大谈“着红”的原因，又顺便刺了一下“‘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还随意冒出一句：“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紧接着就把笔路拉了回来，不过惜墨如金，从肖像、表情、声音等方面几笔就勾勒出女吊的形象。这之后，鲁迅笔杆子又忽然一转，结合“讨替代”阐发议论以抨击现实，回应开头。鲁迅正如古人所说的“张之以气，束之以法”，能纵能收，进退自如。《我的第一个师父》后部分用较多笔墨回忆三师兄，可说是在“放野马”，不过这也是在写“龙师父”，因为三师兄大有父风，从其言谈行状，便可反映出其父的思想和言行。可见，鲁迅的“放”，始终是“抓紧辔头”的。法国蒙田在《论虚妄》如此盛赞古罗马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的“笔调”：“哦，上帝，那天马行空式的离题，那莫测风云的变化真是美不胜收，越是漫不经心，信笔写来，意趣越浓！”^【38】鲁迅的记叙抒情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鲁迅记叙抒情散文的从容，关键是他葆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1924年，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因此，他极为推崇庄子和司马迁的恣肆文风——“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39】精神和心态的充分自由，手中的笔才能自由驰骋。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多了几分激越，从叙述行文的层面来看，呈现出一种从容恣肆的风格。

“放野马”也是周作人的拿手好戏。周作人在1961年3月15日致曹聚仁谈《知堂回想录》时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40】“跑野马”也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之所以从容的一个重要因素。《风雨谈》里有一篇佳作叫《北平的春天》，它开篇就说：“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似乎”、“不大觉得”这几个字用得很妙，不仅概括了对北平春天的感受，还暗示：既然北平的春天似有若无，那么先把它放在一边又何妨呢？可周作人并不急于岔开，随即说道：“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这就含蓄地表明自己对春天的向往，由此不露痕迹地过渡到“表示我总是很爱春天”的两首诗。诗写于1904年冬末，这种迹象表明，周作人似乎要“跑题”了。果然，周作人继续“旧事重提”，大谈故乡的春天，让读者跟着他出游，领略浙东的春花、春水、春木和春雨。周作人“跑”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才收住：“话休烦絮。到底北平的春天怎么样了呢。”可无非就是说北平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他干脆就说：“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于是又岔开一笔写起故乡的冬天和北平的冬天来。就全文来看，写北平的春天的文字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题目还叫“北平的春天”？为何不换成“故乡的春天”？其实，周作人把故乡的春天写得多姿多彩、生气盎然，意在和北平的春天相对照，故乡有的，北平却没有，因而就加深了读者对北平的春天的印象。故乡春天虽美，但主要是周作人以前的日记描绘加上当时的回忆，而周作人强调：春天的好是“官能的美，是要去直接领略的”。周作人当时能“直接领略”的，并非故乡的春天，而是北平的春天，尽管这只是极短暂，“减了成色”的美。更重要的是，全篇的文眼在末尾：“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这是别人写春天笔下没有的特别心境。由此看来，周作人的此番心境是多么优柔不迫地道来！在周氏看来，“只要野马跑得好，不十分跑出埒外，原来是很好玩的，但是那很要费工夫去斟酌”。^【41】如果没有周作人抄录的庚子年三月十六日日记，没有周作人有关故乡春天的描述，全文就黯然失色，变得急促寒伧。也许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多为短章，篇幅的原因使得其跑野马不像鲁迅的长篇跑得那么痛快。

对于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旁征博引和“跑野马”，我们可用他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的一段话来阐释其意义。周作人是这样说的：

《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苦雨斋序跋文·莫须有先生传序》）

如果行文似上述“流水”，其节奏速度就是周作人所总结的“宽”——“紧张之反对，又可云慢慢的”。^【42】类似周作人所谓“流水”的见解，鲁迅在此之前有另一种描述：“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43】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旁征博引和“跑野马”，就是在不断给文章灌注“活气”、生气，文章也就呈现“宽”的特征。

周作人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率先获得成功声誉的。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指出，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常常取法于英国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多了几分平和，因此从叙述行文的层面来看，体现出一种雍容疏放的风格。

三

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雍容疏放，也和其行文中不时流露的不带攻击性的幽默诙谐有关。周作人欣赏那种“庄谐杂出”的“名士清谈”，^【44】认为没有“攻击的目标”的“幽默却是长命的”。^【45】周作人喜欢征引典籍故实，这其中就有不少幽默诙谐的材料：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随其寒暑，加以腻食将养之。”（《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二）》）(www.chuimin.cn)

将苍蝇、虱子当作“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当作人一样来对待，把低贱之物提升到极重要的地位，这就富有谐趣。这种俗物雅咏的诙谐效果在《雨天的书·苍蝇》一文中也有生动体现。周作人极善于旁征博引营造谐趣，《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一）》说两个少年伙计打架像《三国志》和《劫后英雄略》等书的“英雄战斗或比武”，以“战氛”称之。《故乡的野菜》引述关于黄花麦果的儿歌，吃区区黄花麦果，还得关紧大门！……当然，周作人也并非离开了文献典籍就无法道出谐趣来。在《雨天的书·怀旧之二》中，周作人写道：

最令我注意的是那山上的一只大狼，因为正同老更夫一样，他也是我的老相识。……居然“白昼伤人”起来了。不知道他现在还健在否？很想得到机会，去向现在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同学打听一声。

周作人《雨天的书·喝茶》说，“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这些诙谐味体现了作者行文的舒徐自在、雍容和顺。

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说，“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他表示对这样具有“余裕心”的作者的积极肯定。在中国古代，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曾表示欣赏写作的那种“馀裕”即从容。^【46】英国斯登恩认为：“闲话——无可争辩地——是书中的阳光，是书的生命、灵魂。”^【47】斯登恩的观点或许还可以讨论，不过就记叙抒情散文来说，闲话或笑谈的穿插确实会使行文显得从容，自然也使文章增加了不少亮点。《藤野先生》一开篇就以闲话的口吻说起似乎无关紧要的上野的烂漫樱花和看风景、学跳舞、留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鲁迅其次谈起自己离东京去仙台的最初情况，把明末朱舜水、浙江“胶菜”和北京“龙舌兰”扯了进来，就这样花了不少篇幅才引出藤野先生。姚春树在论及鲁迅杂文时指出：“鲁迅无疑是一位卓绝千古的‘笑’的大师，是一位可以同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斯威夫特、果戈理、谢德林等伟大讽刺家和幽默家相媲美的‘笑’的大师。”^【48】鲁迅记叙抒情散文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笑声。《我的第一个师父》之所以从容恣肆，主要是有俯拾即是的谐趣笑谈。文章从古人为避邪给小孩取贱名起笔，顺便过渡到避邪的另一法子——“拜和尚为师”。但是“我”拜的“龙师父”不是个地道的和尚，他留小胡子，“平常可也不念经”，而且还有家眷。从“社戏风波”、“禅堂受戒”再到“拜忏解结”，鲁迅不慌不忙，逐一写来。其中对师父和观众“战争”的一些描述，对师母“恋爱”的一番评论，对师父“道力”的一通诉说，对三师兄“狮吼”的一点省悟，最后对师兄弟生活的猜想，都令人忍俊不禁——

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

……

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在《朝花夕拾》那些以记事为主的散文里，鲁迅力避平铺直叙，精心选择和提炼几个断片，如闲话娓娓道来，其文就如一条徐徐流动的小溪，依记忆的山谷曲折前行，时而回忆百草园的“无限趣味”，时而重温“美女蛇”的故事，时而审视私塾的教育，时而回顾读书的“成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而描画“S城人的脸”，时而再现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时而忆及矿路学堂的新风气旧观念（《琐记》）……在这里，不时闪现出诙谐风趣的智慧光芒，显得极为随意甚至恣肆。鲁迅并非只是简单的招人笑，他的笑谈和闲话，往往隐含着对社会、历史、人性、人生等诸多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所有这些，“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49】

在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里，鲁迅较多运用抑扬手法，把文章写得波澜起伏。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一开始就说长妈妈的行为、长相和令人“讨厌”之处，这是先抑，接着以“她懂得许多规矩”为过渡，写大年初一“古怪仪式”和烦琐“道理”，这是再抑。之后以“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为导引，写长妈妈讲“长毛”故事，具有浓厚的诙谐趣味，这是似扬实抑。但是“特别的敬意”随后因长妈妈“谋害了我的隐鼠”而“完全消失”，这是再抑。在长妈妈“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让“我”觉得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之前，鲁迅细说“我”对绘图《山海经》的渴慕，有意铺垫，直至蓄足文势，笔杆子即陡转——长妈妈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由此凸显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长妈妈“却能够做成功”，长妈妈的形象经此一扬就大放异彩。较多用抑扬法的还有《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先抑后扬、抑扬相间也就使散文行文显得从容不迫。

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也有用抑扬法，《苦雨》就是代表。《苦雨》一开篇就想像“伏园兄”雨中旅行不一定很愉快，这是先抑。然后写雨中坐乌篷船的乐趣，这是后扬。继写“我”对北京近日多雨造成泥塘似的许多“海”不很满意，这是再抑。接着又想像“伏园兄”“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坐上骡车，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不亦快哉”，这是再扬。但马上又说这种情境是“空想”，说不定车中遇雨，很感麻烦，正叫苦连天，这又是再抑。这次再抑就顺势和第二、第三自然段“我”在北京苦雨衔接上了。在第一个自然段里，就出现了三抑二扬，在第四个自然段写“两种人”喜雨时，又是几番扬抑，几经起伏。纵观全文，文势一波三折，行文雍容流转。不过，周作人对抑扬法的运用不如鲁迅多。

四

行文的从容和遣词造句也有关。虚词往往能够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周作人深谙此道。《喝茶》中有：“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之”、“可”是文言虚词，“的”是白话助词，如果没有这三个虚词，雍容之味便荡然无存。并且，在一般人写来，“的”字往往会省略，但周作人在此却独具匠心。周作人在夹带文言词语时，并不忽略白话虚词。周作人对“但是”、“然而”、“却”等转折连词情有独钟：

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用笔墨纪念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苦茶随笔·半农纪念》）

“而”、“然而”、“却是”等词给感情的表达平添了几多雍容曲折。从上面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喜用松句。“朋友的哀感”先以“这”复指，继之以“这种悲哀”复指，最后和“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的“悲哀”一起以“这两者”复指，其中，“激越者”的“者”又复指了“悲哀”，这样就既有简化结构、舒缓语气的作用，又有加强语意的效果。周作人一般不用带有长而复杂定语或状语组成的严密紧凑的紧句，而多用组织疏松、语气舒缓、活泼灵动、重点突出的松句。

鲁迅也多用转折词句，多用松句，甚至是用重复辞格来减缓行文速度。《忆韦素园君》中，“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这是分项型松句；后面的“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忽而想到他竟连……忽而想到他在这里……忽而想到他为什么……”又是分项型松句。韦素园翻译的《外套》先后提到三次，素园“非天才，也非豪杰”重复了两次。所有这些都舒缓了语气。《忆刘半农君》则用了很多“但是”、“但”、“却”、“不过”，作者情感思绪的流程变得曲折、舒缓而绵长。《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用了不少“却”、“然而”、“但”等转折连词，同时用了些分项型和复指型松句：“考其生平，……并世无第二人；……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短短的一篇散文，鲁迅却能把它写得有起有伏、虚实相生、疏密相间、舒卷自如。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长篇和《忆刘半农君》等短章的写法又有所不同。《记念刘和珍君》分为七节，《为了忘却的记念》分为五节，十分灵活地按内容定其长短。这之中，时而记叙，时而议论，时而抒情，时而回忆往事，时而描写现实，时而哀婉沉痛，时而慷慨悲歌，时而冷静和缓如平湖，时而激越汹涌如湍流，一张一弛、张弛结合，总体显得从容不拘。这两篇散文之所以从容不拘，与其大量运用“然而”、“但”、“但是”、“却”、“不过”等转折连词和反复辞格以及松句也有关系。

周氏兄弟记叙抒情散文均表现出从容的审美特征，究其原因是行文旁征博引、善“跑野马”，和闲话诙谐、抑扬相间、遣词造句等也有关。周氏兄弟对此各有擅长。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多了几分平和儒雅，从叙述行文的层面来看，体现出一种雍容疏放的风格；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多了几分激越恣肆，呈现出一种从容恣肆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