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1921年5月，周作人发表《美文》（《谈虎集》），提倡“记述的”、“艺术性”的“叙事与抒情”夹杂的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周作人旋即做起这样的散文来，短短三四年间，就陆续推出了《初恋》、《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苍蝇》、《喝茶》、《若子的病》、《鸟声》等名篇，“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开创了中国散文的新局面、新时代。

鲁迅的记叙抒情散文创作，可以追溯到1919年《国民公报》副刊“新文艺”栏上发表的《自言自语》，^【3】而《朝花夕拾》的问世，标志着鲁迅记叙抒情散文风格的形成。1926年2月至11月间，鲁迅写下了《朝花夕拾》的10篇回忆散文，它们和散见于其他文集的《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女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记叙抒情散文一起，开拓了现代散文的路子和疆域，也起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作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4】有人指出，周氏兄弟的记叙抒情散文是“领袖一代文风的，他们和文学研究会散文名家一起开创了现代语体美文的成熟时代”。^【5】

一

自朱光潜1926年指出周作人《雨天的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6】以来，许多论者把“清冷”作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构成。诚然，周作人承认自己“到底不是情热的人”，^【7】“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8】但他的记叙抒情散文自有一种不难觉察的温情在。散文家的周作人“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他明明知道苍蝇是“美和生命的破坏者”，却又赞赏：“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9】这就是一种温情态度。在《〈雨天的书〉自序一》，周作人所说的在“多雨”、“阴沉”、“气闷”的冬天于“江村小屋里”“烘着白炭火钵”同友人谈闲品茗，这种情境就给人不少温暖。周作人于1925年写下的《苦雨》一文，光看题目，人们可能会猜想作者要讲述淫雨给人带来的苦楚和凄清。可是，周作人在第一段就写了不少雨中“佳趣”：“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这明明是喜雨，哪能叫苦雨？不过，周作人将笔势一转，用了两个自然段诉“近日多雨”之“苦”：雨淋坍西墙引来“梁上君子”，因雨冲倒南墙而托人“代为警护”，夜里不知被雨声惊醒几遍……这些实在让人“十分难过”。可是，周作人说夜里“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早上“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似乎淫雨也能让他“兴高采烈”。周作人接着写小孩和成人“成群结队”在院子里“淌河”，蛤蟆“整日叫唤”，“极有田村的风味”，凸显了夏雨带来的生活情趣。

周作人在三四十年代的记叙抒情散文也并非清冷一路，《立春以前·雨的感想》可说是当时的压卷之作，周作人此文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朴拙笔调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图：

在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觉得讨厌的，那里即使会涨大水，成水灾，也总不至于使人有苦雨之感。……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

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只，下雨时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趣，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的那种拖泥带水之感。还有一层，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样的平稳，……若是一人两桨的小船，还是往来自如。

周作人此文还谈了“颇有意思”的“雨中步行”，巧妙穿插了浙东民间故事、日本传说和水乡孩子的戏称。《雨的感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活泼质朴的风俗画，其间脉脉流淌着作者的思乡之情。我体会不到清冷，但能感觉到暖意，悟出作者对故土的脉脉温情、丝丝眷恋。

周作人的记叙抒情散文，诚然有几分悠然闲适：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乌篷船》）

但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并非纯然闲适，而是和忧郁乃至苦寂相关联。道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的《北京的茶食》竟如此煞尾：“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雨天的书〉自序一》提醒我们：“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1935年，周作人在《〈风雨谈〉小引》明确指出：“《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周作人自己也说，别人称他的散文为闲适的是“不很对”的。^【10】尽管有忧郁乃至苦寂，周作人却能“‘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很不完美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11】因此，其文就自然而然表现出对生命、对生活的片片温情。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没有热情，可是有温暖；没有盈溢，但是有人生的余裕；没有悲恸，但是有淡淡的忧郁和哀伤。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记叙抒情散文也有几分闲静。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说，“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在《阿长与〈山海经〉》里，我们看到：

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

或许真的如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所言：“童年如同遗忘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身心中复萌。”“童年深藏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这种心灵状态，我们在梦想中又找到它，这种状态有助于我们把我们的存在置于安宁。”^【12】于是，鲁迅把目光转向了童年，来寻找“闲静”和“安宁”，他的《朝花夕拾》以生动的笔触忆写其孩提时代的生活，洋溢着童年生活的温馨、情趣与宁静。在《狗·猫·鼠》中，我们看到老虎向猫学“本领”，隐鼠“从容地游行”，还有“可爱”的“老鼠成亲”花纸；在《五猖会》中，我们看到迎神赛会的盛大和热闹；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还可看到听到美女蛇和飞蜈蚣的故事、百草园的欢乐和课间的嬉戏……所有这些，确实可以给人“闲静”与“安宁”，可是它们在鲁迅记叙抒情散文里所占的比重不多。就《狗·猫·鼠》来说，开头和结尾用了大段议论，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现代评论派”文人。在《二十四孝图》的开篇，鲁迅以愤懑的口吻“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鲁迅由中国儿童读物的粗劣忆起儿时对《二十四孝图》的不解和反感，并对封建伦理的虚伪、肉麻作了犀利的针砭。在《无常》中，鲁迅讲到无常的形象时，撷取“现代评论派”文人攻击自己的言论，以此回敬几枪。正是这些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表明，鲁迅寻觅闲静的“委实不容易”^【13】和鲁迅记叙抒情散文“闲静”的成分实在有限。鲁迅并非为回忆而回忆。加斯东·巴什拉说：“诗人在寻觅最遥远的回忆时，他要求一种旅途食粮，一种首要的价值准则，比对他的某一历史事件的单纯回忆更宏大的价值。”^【14】鲁迅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总在历史的“回忆”中，加一点现实的“盐”，“再认识自己并重上征途”。^【15】鲁迅所执着于现实的禀性使其记叙抒情散文多了“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并且，“悲愤总时时来袭击”（《为了忘却的记念》），难免投射到作品中，因而悲愤压倒闲静成为其记叙抒情散文的主要情感基调。

鲁迅极为推崇司马迁，在《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对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就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的千古绝唱。他以热烈的内心、浓烈的情感，时而娓娓而谈，时而慷慨陈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把形象的活动和精神，和盘托出，“莫可制抑”，笔底生波澜，纸上挟风雷。

在鲁迅记叙抒情散文中，最具情感力度和深度的是一些纪念师友之作。鲁迅认为，在当时“‘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16】他的爱憎是强烈的、鲜明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我们看到了那烈焰般灼人的词句：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在血的事实面前，鲁迅倍感愤怒，却觉得“无话可说”；仿佛到了“痛定之后”，而“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促成“出离愤怒”；于是，他决心倾吐“最大的哀痛”，可又顾忌于“非人间”的“快意”；但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波三折之后，他的满腔悲痛不可抑制地化作烈士灵前至哀至烈的声声恸哭。而《忆韦素园君》一开篇就以沉郁的笔调叩击读者心扉：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

记忆犹如被刀刮过，混着血丝的鱼鳞，极言情感之惨痛！与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温情脉脉、气象中和截然不同的是，鲁迅记叙抒情散文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17】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大多是一种热情的倾吐，特别能摇撼人的心灵。

二

每位作家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色彩和思想格调，总是和他的人生观、美学观分不开的。1908年，周作人写下《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在此批评儒家诗教——“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18】但是到了1924年，周作人在《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表示，重中庸的传统思想值得提倡。1926年，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1927年，周作人在《〈谈虎集〉后记》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周作人认为，“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他“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不管走的线路如何，而做个“最大的乐天家”。^【19】他在《〈艺术与生活〉自序》说，1924年以后的文章，“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周作人在《苦茶随笔·论语小记》说，“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首先就是“中庸思想”。周作人认为，儒家的“特色平常称之曰中庸，实在也可以说就是不彻底，而不彻底却也不失为一种人生观。”^【20】他还认为自己所极为推崇的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思想是“中庸”。^【21】可见，周作人在192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向儒家认同，向他早年抨击的儒家诗教回归和靠拢。周作人悲观乐生的人生观和中庸节制的美学观，是影响其记叙抒情散文风格不可忽视的思想因素。

在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之前，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22】鲁迅此文指出：“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乃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可是，“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儒家诗教“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持人性情”，“强以无邪”，中国文学“辗转不逾此界”，少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鉴于此，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向人们介绍并积极肯定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摩罗诗派”。文章最后一段，鲁迅发出了震撼国人的反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拜伦等摩罗诗人的人生观和美学观，影响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就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他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僵化的儒家诗教，推出了一系列能“撄人心”的记叙抒情散文。

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情感色彩较淡，情感密度较小，并且总喜欢采取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周作人在《看云集·金鱼》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这就道出了周作人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周作人《初恋》（《雨天的书》）写“我”（一个14岁的男孩）当年寄寓杭州花牌楼时和邻居三姑娘的一段“感情”经历。虽然三姑娘经常抱着一只大猫站在旁边看“我”映写字帖，但“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尖的脚”。“我”觉得她“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抬不起眼来去端详她”，她是“我”“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所以“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矇的喜乐”，“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周作人就把这样“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用的细节动作十分轻微和缓，但他内心那一层朦朦胧胧的脉脉情愫却清晰可见。当听到宋姨太太诅咒三姑娘时，“我不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只是心里想怎么做，并没有口头上的激烈抗议和辩护，更没有行动上的过激表现，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平和。“我”在回家一个月后听到三姑娘患霍乱死了之时的感觉是：“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文章最后就这样平淡而结，根本就没什么“较强烈的表示”，却能令人回味无穷。

鲁迅记叙抒情散文的情感成分则极浓；他说过，要将“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23】鲁迅强调作家应该葆有热和力，“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24】因此，他总喜欢深入挖掘，长歌当哭，达到感人肺腑的效果。鲁迅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而应“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向着前进”。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写了不少“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25】但并非“没有意思”。鲁迅总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性兼具代表性的人和事，善于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现象，作深入的开掘，使其所蕴含的内在本质意义，充分地显露出来。在《狗·猫·鼠》中，鲁迅从赶猫而联想到“中国的官兵”的“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的方式。在《五猖会》中，鲁迅最后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这就含蓄表明，僵化的封建传统教育戕害儿童心灵有多深。针对将“肉麻当有趣”、“以不情为伦纪”的《二十四孝图》，鲁迅引申开去：“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二十四孝图》）鲁迅塑造了“无常”、“女吊”等可爱、可敬的鬼魂形象，并从中挖掘出令人深思的社会意义：“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无常》）“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在《琐记》里，我们看到，江南水师学堂的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便被填平造上关帝庙，还请和尚来捏诀念咒；汉文教员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青龙山煤场掘出来的煤，只能供两台掘煤的抽水机用……为此，鲁迅对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教育来了个小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这也就道出了洋务运动的某些本质。《父亲的病》一文写到庸医的药引——“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鲁迅感慨了：“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这个细节不但批判了封建伦理观，还抨击了国民劣根性。《范爱农》则通过范爱农的命运形象表明，辛亥革命后，招牌虽换，货色依旧，用不了多久，“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26】鲁迅记叙抒情散文既然蕴含着如此情思，显然是力透纸背的。(www.chuimin.cn)

三

周作人喜欢“折情就理”，有意通过议论说理来淡化感情。本来，思乡之情，人皆有之，而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可接着的叙述征引却无法掩饰他对浙东故乡的丝丝眷念。周作人《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说，在三一八惨案的第五天，他才能“平心静气”说话，来抒写他“对于死者的感想”：一是“哀悼”，二是“惋惜”。他说：“我的哀感普通是从这三点出来”，“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此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条分缕析“坐而论道”，也就把情感控制在平稳流泻的层面。《苦茶随笔·半农纪念》旨在表现周作人失去老友的哀痛之情。首先，作者由在日本听到刘半农的死讯写起，把消息的意外突然，自己的惘然若失表现出来。接着的第二段，作者展开议论说理，说失去朋友的悲哀与其他悲哀如何不同，如何难以用文字表达，这样以虚代实，使哀情显得“淡泊而平定”，但亦使人不胜惆怅。周作人对痛快淋漓或放言高歌式的文章没有好感，说自己欣赏的文章境界是这样的：“措辞质朴，善能达意，随意说来仿佛不在乎，却很深切地显出爱惜惆怅之情。”^【27】他总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说得似乎颇不经心。这或许就是周作人“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28】的独特的审美表达吧。

鲁迅则重情尚理，其文情理交融。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潺潺流水般的温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这两种情感表达方式各有千秋，那么，鲁迅记叙抒情散文的警语哲思则是周作人所望尘莫及的。鲁迅那“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深邃思索。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撩人心魄促人猛醒。文末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犹如沉沉暗夜的一束闪电、一声惊雷。

和《记念刘和珍君》的激烈不同，《为了忘却的记念》显得深沉，也更细腻、更切实。鲁迅在开篇就说：“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为了忘却”，实际上是加强了“记念”的深意，接下去的叙写就表明鲁迅的越说忘却，越是不能忘却，而且越是要引起更多、更细、更深的回忆。哪怕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本书刊、一件衣服，都反而更清晰浮现在鲁迅眼前，鲁迅深情描述了他和烈士们的真诚交往和难忘印象，用如椽大笔绘出了烈士们的精神风貌、性格形象。在得知柔石等人惨遭杀害的一个深夜里，避祸于客栈的鲁迅压抑不住悲愤：

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烈士殉难2周年之际，鲁迅的悲愤依然如故：“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被“层层淤积”的烈士之血“埋得不能呼吸”的鲁迅以这样的抒情告白来结束全文：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善于在抒情中提炼和升华出深刻而切实的社会人生哲理。

在周作人《半农纪念》问世之前，鲁迅写下了《忆刘半农君》，他紧扣“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铺染全篇，辩证地看刘半农，“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我们不仅被鲁迅对刘半农的深爱感动，还为鲁迅的坦诚和睿智所折服。鲁迅同样辩证地看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考其生平”，生动形象说明章太炎体现了“先哲的精神，足为后生的楷范，渐入颓唐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记叙抒情散文写人，总是将人物放在一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之中，注意把握和表现他们与时代、社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笔下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人物也就有了时代内涵和历史深度，形象也就更为饱满。这是周作人所不及的。

周作人喜欢折情就“知”，就是多多引用知识性、趣味性的材料，以间接表现情感。《雨天的书·娱园》记下了“我”少年时一段纯真的恋曲。周作人并没写两人如何见面相识，只是淡淡地说：“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我称她为姊，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密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而表达恋情最浓烈的一次，不过是在一次“跳闹”中，“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且不被人“看出什么破绽来”，因此自我感觉“很得意”。眼看正是情浓处，可作者并未顺势渲染铺陈，而是引一首日本小诗来剖白“我”的微妙心理，同时也为下文写“恋人”的亡故埋下伏笔。

在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中，读来最令人感慨不尽的是那些隐约表现《麦秀》之悲、《黍离》之叹的篇章。《药味集·炒栗子》作于1940年，周作人先是引述“日前偶读”的《都门旧句》一则材料，说“将北京的炒栗子做进诗里去，倒是颇有趣味的事”，接着再引一则“写得很有风趣”的材料——诗《栗》，之后，他写道：“说到炒栗，自然第一联想到的是放翁的《笔记》。”可接着是接连抄引清代赵云松、郝兰皋有关炒栗的两则材料，借此连带把陆游《老学庵笔记》关于炒栗轶闻抄了出来（原文在郝兰皋《炒栗》材料中）：北宋都城汴京李和以炒栗闻名四方，金兵破汴之后，李和辗转流徙到金人治下的燕山——现代叫北平，从此湮没无闻。南宋派遣入金的使者到燕山，遇自称李和儿的人持炒栗来献，其人挥泪而去。于是，周作人把“三年前的冬天偶食炒栗，记起放翁来，陆续写”的二绝句抄了出来：“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遇鲁墟。”声如哀蝉鸣秋。可是，周作人接着又引用材料来描述偏门至鲁墟的景致，并和儿时所见作对比，最后以“近来更有二十年以上不曾看见，不知是什么形状矣”来结束全文，余音袅袅。纵观全文，周作人基本上是采用“我田引水”法，征引他人材料代自己表情达意，这是一种感情抒发淡化的处理方法。就是他自己站出来抒情的两首七绝，和文中所引用材料的色调也较为一致，即以咏史的面貌出现，有意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又是一种感情抒发淡化的处理方法。

鲁迅则移情入“境”，让情感自始至终胶合着所写景物、事物、人物。孔颖达在《礼记·乐记》“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疏中说：“物，外境也。”在与内在主观的情结合之前，“境”，就是外在客观的物，包括景物、事物、人物等。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我们可读到这段优美的文字：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一切景语皆情语，唱尽了儿童的欢快和烂漫。《忆韦素园君》前后三次提到韦素园译的《外套》。当鲁迅收到韦译《外套》时的反应是：“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依托这一具体物象，鲁迅强化诉说了对遭遇不幸的韦素园的怜惜感伤。而移情于人更是鲜明，就连次要人物也被灌注进鲁迅那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不仅表现了对师父的敬、师母的爱，也表现了对三师兄的好感和对大师兄的疏远。

周作人喜欢折情就事，通过客观叙事来表现情感潜流。《半农纪念》在折情就理之后旋即转入折情就事。《苦茶随笔·隅卿纪念》是纪念故友的散文，周作人基本上是用具体事例来抒写对死者的深挚哀感。从马隅卿和作者等人聚会闲谈、尽心尽力办学校、勤于钻研业务，到亡故前夕的生活状况，这一桩桩具体事情涓涓流淌着周作人那“淡泊而平定”的情感。应该指出的是，周作人的种种淡化情感表达行为并非造作，而是与其蔼然和顺、平正通达的性格气质密切相关。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有“保全他的个性”的“真的心搏”。^【29】沈从文指出的“略见矜持的情感”^【30】是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所特有的，正如恋爱的少女那特有的矜持。我们不能指责周作人老是淡化情感，正如不能指责恋爱的少女总是那么矜持那样。

鲁迅则以情驭事，以情感剪裁、统摄叙事。《阿长与〈山海经〉》以情为线贯穿全文。对保姆长妈妈，鲁迅起初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因为她喜欢“切切察察”搅些“风波”，睡相不好，又有许多繁琐的“规矩”和“道理”。不过，当她对“我”讲了“长毛”的故事后，“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而当长妈妈给“我”买来了念念不忘的绘图《山海经》时，“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通过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一波三折，最后把感情的潮水推向高峰：“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如此动情感人的呼告在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中几乎没有。鲁迅善于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思想和感情的典型事件，比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样叙述和白莽的第三次会面：白莽在大热天穿着厚棉袍，汗流满面地来敲开鲁迅的家门，“彼此都不禁失笑”。这不寻常的见面，不但最能表现白莽的革命意志，而且最能表现白莽和鲁迅那种披肝沥胆的关系。在听完白莽的诉说后，鲁迅“很欣幸他的得释”，“赶紧付给稿费”，很为自己“那两本书痛惜”，发出“明珠投暗”的悲叹。我们读着这些文字，自然会和作者一起庆幸，一起惋惜，一起憎恨，情感随着鲁迅的喜怒哀乐而起伏变化。鲁迅就这样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让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所写每一件小事，甚至每一个细节。

从情致意味的层面来看，移用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所说“表现的深切”之“深切”来概括鲁迅记叙抒情散文的风格似无不妥。具体说来就是深挚而亲切、情深而意切、深沉而痛切、深刻而切实，这是因为鲁迅记叙抒情散文选材严、挖掘深，重情尚理、移情入“境”、以情驭事。而周作人那“轻描淡写”的记叙抒情散文，风格则是平淡。

在周作人散文研究界，长期以来是把平淡和冲淡两个词混用，等量齐观，这恐怕和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的表述有关。周作人是这样说的：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

许多人即由此认为周作人抒情散文的风格是“平和冲淡”。“平和”是心平气和，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确实如此。“冲淡”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冲淡》云：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周作人并非如司空图所描述的平素退隐闲居，总以清心寡欲、静默淡泊为根本，心中并无一毫躁气。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颇有中国名士风，这与他对明清一些名士派文章的推崇，认为晚明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源密切相关。^【31】周作人在《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提倡“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他的记叙抒情散文像晚明小品文那样，“将普通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从中获得审美享受与趣味”。^【32】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天空总是“非常阴沉”，不时“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雨来，^【33】这和司空图描绘的天朗气清，轻风拂衣，竹修叶绿，清音琤，独鹤飞舞的景象是判然有别的。准确地说，周作人记叙抒情散文的风格不是冲淡而是平淡。在《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周作人说：“我从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和淡”就是平和平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又重复以前的说法：“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平淡风格的具体表现就是折情就理，折情就“知”，折情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