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研究成果揭秘

威廉·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英国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1564年4月26日受洗于爱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确切的出生日期无从考究，一般推想当在3天之前，即4月23日），殁于1616年4月23日。

16至17世纪，社会公众一般都不去注意作家的生平，而剧作家由于社会地位卑微，更易湮没无闻。因此，关于莎士比亚的史料，除去受洗、下葬以及生有二女一子等极为简略的法律文书记载，传世的极少。

莎士比亚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就读于当地的文法学校，结果只不过为自己赢来“不谙拉丁，更疏希腊”的评语而已。青年时代，为了谋生，莎士比亚可能先后充当过屠夫小厮、剧团仆役、乡村教员和巡回伶人。1592年，文献记载表明，莎士比亚已是当时伦敦相当成功的剧作家兼演员之一。翌年，瘟疫流行，戏班子破产倒闭者过半，唯莎士比亚参与经营的“公庭大臣司下演剧社”仍能维持不衰。1594年以后，莎士比亚艺运亨通，常被召至王宫演出，据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曾从幕布后面观看莎士比亚饰演的亨利四世，并忘情地走到前台（录以备考，因据其他资料来源，莎士比亚只演小角色，未有“挑头牌”记录）。1599年，圆形剧场在泰晤士河南岸人口密集地区落成，更为莎士比亚提供了施展超群天才的舞台，从此他财运亨通，得以荣膺“绅士”称号，并在故乡经营大宗房地产。1616年，莎氏于退休约4年之后，在故乡写下了为后世瞩目的遗嘱。1623年，经友人奔走推毂，刊载莎氏36个剧本的第一对折本问世，是时距莎士比亚去世已整整7个年头了。

莎士比亚艺运亨通，常被召至王宫演出，据说伊丽莎白女王曾从幕布后面观看莎士比亚饰演的亨利四世，并忘情地走到前台。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作品中有10部写英王的戏⁽¹⁾，这些戏都取材于英国历史，尤其是14至15世纪的英国历史，都以戏里涉及的英王名号为题，除一部可能与同时代剧作家约翰·弗莱切合作的《亨利八世》外，又全是莎士比亚35岁以前的作品，评论家把这10个戏统称为“历史剧”。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作品中有10部写英王的戏，这些戏都取材于英国历史，尤其是14至15世纪的英国历史。

其实，“历史剧”这个字眼未尽确切，只是因为第一对折本给莎剧分类时用了这个说法，后世一仍旧贯如此沿用罢了⁽²⁾。说“历史剧”这个字眼不确切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摆脱了以往戏剧创作刻板的规律和程式，往往兴之所至，喷薄奔泻，自由发挥，因而剧本的容量特别大，各别剧种（如中世纪的神秘剧和道德剧、意大利的田园剧、塞涅克⁽³⁾的古剧、马洛的悲剧、宫廷喜剧等等）的特点或因素往往会相当和谐地交融在一部戏里，历史剧是如此，悲剧、喜剧和传奇剧也是如此。所以，T·S·艾略特说得好：“为了了解莎士比亚的任何一个作品，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全部作品。”今天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最好是把他全部诗剧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历史剧”这个字眼未尽确切。

“为了了解莎士比亚的任何一个作品，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全部作品。”

单就10部历史剧而论，《亨利五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诚如批评家史文朋所说：“历史或民族剧最成熟的果实，莎士比亚在这一方面绝顶完美的工作，首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这至高无上的君王三部曲。学者显然必须承认这一点，并对此表示敬意。”说《亨利五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因为亨利五世这位英王似乎最符合莎士比亚的君主观，不像约翰王那样无能，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不像理查二世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不像亨利六世是个假圣人；也不像亨利五世本人的父王亨利四世那样是个奸诈的篡位者。同时，按欧文·李勃纳的说法⁽⁴⁾，《亨利五世》符合当时流行的历史剧七大标准，即激发爱国主义、描述内容与英国和欧洲时事有关、以史为鉴、记录某种政治观、以历史上的灾变为教训提倡斯多葛哲学、揭示上帝对世事的影响并宣扬神为人世制定的理性计划。以作品的艺术手法论，《亨利五世》摆脱了莎士比亚前期写《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时马洛传统的影响，也避免了创作《理查二世》和《约翰王》时那种过分追求辞藻的缺点，而是以更加集中、平实的手法展现主人公亨利五世的各个侧面，着力表达作者的理想。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以《亨利五世》作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一个代表作品，看来是适宜的。当然，为了解亨利五世其人的来龙去脉，读者最好先读《亨利四世》上下两篇，从而得以熟悉从1402至1413年英国朝廷镇压霍茨波叛乱等史实，以及当年的哈尔王子如何同纵酒无度、谎言连篇、偷鸡摸狗的福斯塔夫厮混，放浪于形骸之外，后来又怎么经由自我道德完善的过程终于登基成为亨利五世。

亨利五世似乎最符合莎士比亚的君主观。

历史剧的七大标准

《亨利五世》以1414至1420年间英法两国交战，最后终于媾和的史实为背景，强写了亨利五世这个“兵士国王”的形象。戏一开始，通过坎特伯雷大主教同伊里主教的对话，扼要交代了时代背景，并对亨利五世的政绩作了评价。这样，不等亨利五世登场，观众或读者面前就已经出现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理想“完人”的形象：既能就神学、政治和兵法发表雄辩的宏论，又是个出色的实干家。继而亨利五世上场，听取宗教顾问及重臣的咨询，排除对于法国继承法以及如果讨伐法国苏格兰是否可能乘虚进袭这样道义和策略的双重疑虑，计议对法国用兵。这时，法使衔法国王太子之命送来一箱巴黎的网球，对英王年少时追求声色犬马的轻狂生活有意进行讽喻。这样，亨利五世对法开战的决心就更坚定了。全剧的主要情节围绕1415年的英法战争展开，依次描述了战争前夕英王铲除剑桥伯爵等三名内奸，哈弗娄的被围和投降，阿金库尔大战，以及大战中英方如何以寡敌众，最后取胜等场面，复以1420年英法在特洛华缔结和约，亨利五世向法国公主凯瑟琳求婚，化干戈为玉帛而告终。在依循这条历史的主线发展剧情的同时，莎士比亚还设计了同《亨利四世》一脉相承的第二条艺术虚构的线索，塑造了匹斯特尔、尼姆、巴道尔夫三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跟班小厮这样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角色，作为对王公贵族的陪衬，以这些人猥琐的行为烘托剧中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反之，也正是通过这条次要线索上的人和事，亨利五世的赫赫战功和崇高品格方始具有现世的真实性，而不像希腊悲剧中的神化英雄，越是凌驾于人世现实之上才越见崇高。三个“小人物”中的两个因乘战乱掳掠，违犯军纪，而遭绞决，仅存硕果——色厉内荏的匹斯特尔则在挨过一阵痛打之后，鼠窜而去。这三个角色同脍炙人口的幽默大家福斯塔夫纵然不可同日而语⁽⁵⁾，但就其所起的陪衬、烘托以及提供喜剧性调剂等作用而论，也是不可或缺的。

亨利五世的雄辩与实干

“小人物”的陪衬

我想，我们在阅读《亨利五世》时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换言之，通过剧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莎士比亚。

首先，《亨利五世》集中反映了作为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一部分的君主观。莎士比亚曾在《麦克白》一剧中系统陈述过自己的君主观，首要一条就是刚正。莎氏笔下的亨利五世确实可以当“刚正”二字而无愧。除此以外，他不愿师出无名，用不义之兵，因而良知不泯；他怕出征法国引来苏格兰人进袭，因而又是个清醒而谨慎的政治家；他在出征前以铁腕肃清内奸，战时又为形势所迫下令斩决敌俘，行事果断而有魄力；他在决战前夜微服巡行军中，与士卒称兄道弟，打赌取乐，不失是与天下同甘苦的贤明人君；他面对敌方使节的威胁，正气凛然，同时又不隐瞒己方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的事实，一派坦荡君子风度；他视功名如过眼烟云，胜而不骄，禁止举行凯旋仪式，“把全部战利品和种种荣耀都归于主”，因此又是个诚笃的信徒。最后，他既不咬文嚼字地做诗，也不忸怩作态地起舞，而是以当兵的大老粗式的率真，直截了当要法国公主“拍巴掌”定情，同自己生个儿子，更说明“君王者，也不过是个人”。综上所述，在莎士比亚的心目中，一个君主应该是政治家、统帅、君子、信徒和普通人的总和，应该兼备刚正、坚定、坦荡、谦逊、谨慎、虔诚、笃实等各种品质。必须指出，就人物性格塑造而论，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群英谱中，亨利五世决不是比较成功的角色。此人从《亨利四世》时代的浪荡亲王到《亨利五世》时代的理想人君，性格发展的轨迹是模糊的，行为的突变缺乏可信性，在《亨利五世》中一出场，形象就已基本定型，且比较单一，远不像日后剧本中如汉姆雷特等角色那么丰满。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对五世基本固定的形象从各个侧面（如亨利五世与敌方，亨利五世与部属士兵，亨利五世与内奸，亨利五世与凯瑟琳等）作些勾勒补充，而不是向内心世界的深度掘进，就好比角色化妆时脸部底色和油彩既定之后，再敷上些浮粉浅脂而已。亨利五世的全部说白中多的是高亢激越的豪言壮语（英文原剧第四幕第三场16至67行一段说白堪称英雄辞令之标本），少的是反映内心活动的耐人寻味的段落⁽⁶⁾。同时，为了突出亨利五世理想君主的形象，莎士比亚对亨利五世的敌手法国国王及王子作了某种带有偏见的贬抑（如阿金库尔大战前夕陶醉在轻敌的情绪中，为骏马赋诗，以假想中行将擒获的英军战俘打赌，等等），致使法国王室的群像，除元帅一人稍有例外，都有些流于脸谱化。所以说，亨利五世这个人物的主要价值在于体现了莎士比亚的君主观，而不在其他。

《亨利五世》集中反映了作为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一部分的君主观。

一个君主应该是政治家、统帅、君子、信徒和普通人的总和，应该兼备刚正、坚定、坦荡、谦逊、谨慎、虔诚、笃实等各种品质。

英文原剧第四幕第三场16至67行一段说白堪称英雄辞令之标本。

第二，由于《亨利五世》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入门的第一课，由此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特点以及莎士比亚本人的社会政治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言而喻，阅读历史剧首先就得熟悉剧本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英国国内及对外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另外，最好还能大致了解这些历史剧创作前后社会上流行的政治和历史观。过去曾有人说，莎士比亚压根儿不熟悉史实，只是靠了一个“脑瓜迟钝的历史教员”向他提供素材，由他拼凑加工才写出戏的。此说其实不确。就以《亨利五世》为例，为了写这个戏，莎士比亚显然读过拉斐尔·豪林锡特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1577）以及爱德华·豪尔的《兰卡斯特和约克两大尊贵望族的联合》（1548）等历史著作，可能还参考了尼柯拉斯的《阿金库尔》战史（1535？）和约翰·普涅特的《政权简论》。因此，不但剧中的主要情节（亨利五世向凯瑟琳公主求婚一段除外）都与史实符合，即便是细节亦不失真。例如，第一幕第一场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伊里主教提起的那个由国王没收教会地产用以供养15名伯爵、1500名爵士、6200名绅士，并开设100所赈济站的下院议案，就是引用了豪林锡特的史料，其中涉及的人数等等均精确无误。又如阿金库尔战役中英方仅阵亡区区25人这一细节，亦见于豪林锡特的《编年史》，不过，莎士比亚为了强化剧本的大英爱国主义主题，略而未提豪林锡特的说明，即阵亡25人“虽确有人如是估计，但更有权威性的其他作者曾断言有五六百人在战场上捐躯。”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写历史剧的人无不怀有某种对现实进行影射、讽喻、针砭、儆戒之类的目的。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普遍重视历史的启示作用，尤其在女王统治的最后10至15年间，英国舞台上曾出现了一大批历史剧和历史道德剧，莎士比亚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创作他的历史剧的。

由于《亨利五世》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入门的第一课，由此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特点以及莎士比亚本人的社会政治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细节亦不失真

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普遍重视历史的启示作用。

14至15世纪的英国，战祸连年，烽烟遍地，玫瑰内战和时起时伏的英法“百年战争”把社会弄得动荡不安。及至理查三世被赶下台，亨利·都铎即位，总算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而待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登基，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社会由安定而渐趋强盛、富庶，因此人心思治。作为人文主义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观一般都倾向于通过强有力的君主统治来实现统一、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对于16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来说，玫瑰战争是场两败俱伤的大消耗，其教训按爱德华·豪尔的说法就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内讧导致伟业的崩溃和毁灭；反之，和谐一致却能带来伟业的复兴和创建”。在强调君主统治必须强有力的同时，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又提倡君权不得无限滥用，君主理应尊重法律、宗教、道德和良知的权威，因为“帝王……只不过是社会的成员……没有一个联结成一体的国家，也就无所谓君王”。莎士比亚虽然不曾对自己的政治和历史观作过系统的表述，但是从他创作的《亨利五世》等历史剧中不难看出他对16世纪英国流行的上述人文主义政治观是衷心接受并且依此从事创作的。而倘若我们把表达正面理想的《亨利五世》同描写罪与罚主题的暴君戏《理查三世》对照着读，当会对于莎士比亚及其同代人的政治观有更深刻的认识。还须指出一点：16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观主张民众必须安分守己，不能再让14世纪末年大起义之类的事件来动摇封建国家的统治。莎士比亚对所谓的“暴民”所持的态度同样带有明显的偏见，只是在《亨利五世》一剧中没有充分暴露罢了。(www.chuimin.cn)

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观一般都倾向于通过强有力的君主统治来实现统一、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又提倡君权不得无限滥用，君主理应尊重法律、宗教、道德和良知的权威。

把表达正面理想的《亨利五世》同描写罪与罚主题的暴君戏《理查三世》对照着读。

第三，阅读《亨利五世》对于我们掌握莎士比亚中前期戏剧作品的基调甚有帮助。大致说来，35岁以前的莎士比亚对人生世事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主要的作品是喜剧以及糅合着不少喜剧因素的历史剧，基调是乐观向上的。如上所述，《亨利五世》中五世的独白就浸透了这种情绪。无怪乎在英国这个戏常被用来激发大英爱国主义，亨利五世这个人物常被作为不列颠传统优秀品格的楷模。此外，剧本第三幕第四场基本上用法语写成（有人说这一场戏乃他人捉刀），描绘了法国公主凯瑟琳向使女学习英语时一边打手势哑语，一边误读连连等饶有趣味的场面；结尾处又增添了史书并无记载的亨利五世向凯瑟琳公主求婚一段情节，英法媾和的地点亦从事实上的某座教堂移到了法国王宫，所有这些艺术虚构或改动显然旨在渲染一种乐观气氛。在亨利五世与士兵打赌一场，莎士比亚运用了诸如误会、延宕终至冰释而皆大欢喜等手法，在生死未卜的严酷战争环境中引进调剂，形成穿插，更有助全剧带上轻快诙谐的调子。这种手法，莎士比亚在后期创作一系列悲剧时固然也时有沿用，但任何细心的读者将不难体察到在莎士比亚35岁以后的作品中（特别是《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等四部悲剧），浪漫主义色彩日见淡薄，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愈益深化，作品的基调开始从高亢乐观向着低沉阴郁过渡。这一切同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渐次幻灭自然有很大的关系。《亨利五世》作为莎士比亚34至35岁之间的作品，在带有这一时期作品所共有的乐观基调的同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高亢转向低沉的过渡。试以第二幕为例。幕启时致辞人说了一大篇慷慨激昂的话，诸如“此刻全英国的青年热血沸腾……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胸中唯有尊严二字……”但是紧接开场白的第一场里，观众看到的是三个一点儿不像男子汉大丈夫的“小人物”，在这三人身上哪有一丁点英雄主义的影子？！有的只是猥琐、怯懦、渺小、贪婪。对于行将爆发的大战，他们考虑的不是尊严，而是设法“承包军帐伙食，积攒油水”（第二幕第一场匹斯特尔语），“象蚂蟥一样到法兰西吸血去”（第二幕第三场匹斯特尔语）。从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莎士比亚主观世界中理想和现实确已构成矛盾。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在《亨利五世》剧中也有若干篇幅被用来描写战争的残忍：“成千上万女人将失去丈夫变成寡妇”，“盲目嗜杀的士兵用血污的手亵渎你们尖嚎的闺女的发绺，揪住你们父老的银髯，抓着他们尊贵的头颅往墙壁上猛撞；你们那些赤身裸体的婴儿被挑在枪刺尖上……”（第三幕第三场亨利五世语）。这些血淋淋的字句以及第五幕第二场勃艮第关于干戈之后田园寥落的详尽描写，似乎都可以证明莎士比亚在颂扬赫赫战功的同时并不是没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无谓杀戮和毁灭的。

阅读《亨利五世》对于掌握莎士比亚中前期戏剧作品的基调甚有帮助。

求爱、打赌等“喜剧调剂”

《亨利五世》在带有乐观基调的同时，也反映了由高亢转向低沉的过渡。

最后，《亨利五世》对于今日我国的观众或读者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法以及莎剧在当年英国演出时的实况当有一定裨益。就以在剧中安排致辞人这一手法为例，《亨利五世》颇有代表性⁽⁷⁾（所谓“致辞人”，即功能与希腊古剧中歌队相仿的chorus）。通过这位致辞人之口，剧作家不但得以向观众交代无法在舞台上表演的战场厮杀等场面，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使剧情得以沟通衔接，且可以不时从旁向观众进一言，指点他们如何看戏。当然，这种手法并非自莎士比亚始，例如马洛在《浮士德博士》一剧中也曾安排了一个说开场白的致辞人。但是，把这种手法运用得如此娴熟自如，每一篇的语言又如此自然流畅且丰富多彩，看来得首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致辞人不仅说了开场白和终场词，而且在每幕幕启时都要说上一篇，长的可达50余行，短的则三言两语带过。致辞内容时而是诗人在绘声绘色，时而是史学家的精确论述，时而又是旁观者带着江湖腔在插科打诨。主客观交替重叠，第一（剧作家）、第二（观众）和第三（剧中角色）人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作品中也可算是不太多见的出色成就。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名演员盖列克拒演主角亨利五世，反倒情愿戴上假发，穿着全套宫服，佩起宝剑，登台专说开场白。《亨利五世》中的致辞人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还在于他三番四次抱怨“这座可怜巴巴的戏台子”，“这个斗鸡场”⁽⁸⁾，“这个木结构的圆圈”⁽⁹⁾容纳不下他的戏文，因而一再呼吁观众“以你们的想象来补足我们的缺陷”，“凭着假冒的模仿去设想实物的真面目”，等等。本文起首处说过，莎士比亚剧本的容量特别大；正因为容量大，人物多，场面广，莎士比亚才常常感到自己的剧作在舞台上处处被掣肘，施展不开，非得借助致辞人在一旁不住请求“多多包涵”不可。应该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结构和布景配置还是给剧作家留下不少自由活动余地的。说到布景，当时的舞台上至多出现一些树木、岩石、坟墓和教堂尖顶之类的孤立小景片（顺便说一句，英国戏剧史上首次记载舞台上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布景是在1605年，那一次，英王詹姆士一世去牛津的基督教会礼堂看演出，该剧曾三易其景）。这种使用简易布景或根本不用布景的优点在于剧作家得以自由地变换剧情借以展开的地点，同时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凝聚在剧中大段大段的诗体台词之上。即便如此，舞台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仍然太过狭窄，屡屡使剧作家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亨利五世》中的致辞人正是以十分强调的方式使观众感知了这一缺陷。

《亨利五世》对于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法以及莎剧在当年英国演出时的实况当有一定裨益。

致辞人的作用

这种使用简易布景或根本不用布景的优点在于剧作家得以自由地变换剧情借以展开的地点，同时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凝聚在剧中大段大段的诗体台词之上。

文章写到这儿，读者可能已自己得出结论：莎士比亚剧本的容量以及在当时演出的实况，同我国的传统戏曲在不少方面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其精髓决不在于堂皇的布景、曲折的剧情，而是或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当然，中国传统戏剧在这一方面具有脸谱化等艺术夸张的特点，可能浪漫主义色彩更浓一些），或在于剧本主旨寓意的阐发，同时又都以脍炙人口的隽永诗句或唱词唱腔给观众以无限的艺术享受。莎士比亚的剧本和我国的许多传统剧目几个世纪以来连演不衰，令人百看不厌，大概道理也正在这里。莎士比亚的名剧能以片断演出，我国的传统剧大抵可分解作折子戏搬上舞台，其中似也不无共通之处。后世的莎剧演出曾有过哗众取宠，流于浮华的倾向，例如《亨利五世》于18世纪在英国上演时曾有一匹真马上台的尝试。结果，徒然热闹一场，剧本的精髓反而因此相形失色，整个演出终至失败。我国的老戏迷听戏时摇头晃脑，忘情时常会附和着哼上几句，间或忍不住要大声喝彩。联欢会上，名角儿即便穿着便装上台表演，照样能使全场如痴如狂。由此，笔者联想到，只要我们反复吟诵莎士比亚不朽的诗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去不断挖掘莎剧的真谛，现代西方人那种以西服领带甚至时下年轻人的长发散髯加牛仔裤上演莎翁名剧，其实无可厚非，也没有任何“大不敬”之嫌。因为，只要表现出莎士比亚剧本的精髓，不是一样能使观众陶醉，倾倒吗？

莎士比亚的名剧能以片断演出，我国的传统剧大抵可分解作折子戏搬上舞台，其中似也不无共通之处。

（原刊杨岂深主编《外国文学名著欣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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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10部戏的篇题和创作年代是：《亨利六世》上、中、下共三篇（1590—1591）；《理查三世》（1592—1593）；《理查二世》（1595—1596）；《约翰王》（1596—1597）；《亨利四世》上、下共两篇（1596—1597）；《亨利五世》（1598—1599）；《亨利八世》（1612—1613）。

(2) 有些评论家给这10个戏冠以诸如政治剧等其他名目（见L·C·奈依茨著《莎士比亚：历史剧》，1962年，伦敦朗文等公司出版，第5页）。笔者认为，若按题材而不是样式划分，把这组作品叫作“英王剧”，当不致同其他莎剧（如同样采用历史题材的“罗马剧”）发生“粘连”，似也未尝不可。

(3) 古罗马戏剧家，有《俄狄浦斯》等悲剧传世。曾是尼禄皇帝的师傅，因对徒弟制约过甚，公元65年奉敕令切割静脉自尽。

(4) 见Clifford C. Huffman著《文脉中的科利奥兰纳斯》，1971年，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第15—16页。

(5) 没了福斯塔夫，按赫兹列特的说法，这三人便成了“没有太阳的几颗卫星”。

(6) 对亨利五世隐蔽的内心活动全剧仅在一处似有所触及，那是在第四幕第一场亨利五世微服巡行军帐后感叹君王劳辛，功名虚幻并祈求上天勿因父王篡位之罪而降祸全军的一段。

(7) 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常有此类致辞人，有时也由剧作家本人或其代表穿一件黑色天鹅绒大氅说开场白。偶尔也请一位女士上台说开场白。致终场词的常是剧中的某角，如在《仲夏夜之梦》中。

(8) 斗鸡乃是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另外，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也确实有一座称之为“斗鸡场”的剧院。莎士比亚在此把戏院叫作斗鸡场，既是贬抑，又是戏谑。

(9)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剧场多为木结构，内呈圆形，故有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