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科学成就述评：兴实学，拯弊时

兴实学，拯弊时——王徵科学成就述评

丁锐中

王徵(公元1571——1644年)，陕西泾阳(原陕西泾阳鲁桥王家堡)人，字良甫，又字葵心，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又号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天主教圣名斐理伯(Philipe)。王徵24岁(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乡试中式，52岁(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会试中式。王徵大约于会试期间，在北京接触西方传教士而受洗入教，据推算王徵入教不会早于四十五、六岁⁽¹⁾。王徵曾任直隶广平府、扬州府推官和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道等职。因辽海军务兵变王徵受牵充军，后得遇赦，晚年归乡田野，践行天主教信德，出资在鲁桥镇建造教堂，并与外国传教士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整理出版自己的有关著作，在乡间创办“仁会”以赈灾救贫。明末李自成攻破西安以后，派使邀请王徵，王徵以死相拒，表明忠于明廷之心，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遂绝食七日而亡。

一、协助金尼阁编著《西儒耳目资》

(一)金尼阁简介

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字四表，法国人。1594年加入耶稣会士，1610年首次来华，至南京、杭州学习汉语并传教。不久奉命返回罗马，向教宗报告教务。1615年获得教宗保禄五世(PaulⅤ，1550—1621)的批准，准许以中文举行弥撒圣祭，诵念日课，任用当地人士为神职，并准许翻译《圣经》，准许弥撒时不必脱帽。金尼阁在罗马时将利玛窦所撰写的中文著作《中国传教史》译为拉丁文。同时将中国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介绍给西方。金尼阁在欧洲时，募集七千部书，后携22位传教士再度来华，其中仅有5人到达，包括邓玉函(Terrenz，1576—1630)、罗雅谷(Rho，1593—1638)和汤若望(Adam Schall，1592—1666)等。1620年，金尼阁从澳门至内地，先后在杭州、北京、绛州、西安等地传教，成为当时见到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者西方第一人。逝世后葬于杭州城外大方井。著有《推历年瞻礼法》、《宗徒祷文》、《况义》、《西儒耳目资》等书。⁽²⁾

(二)《西儒耳目资》的成书过程

1625年(天启五年)，王徵55岁，丁继母忧在家。金尼阁受王徵之邀来陕开教，并为王徵全家受洗。1626年，王徵协助金尼阁著成《西儒耳目资》三卷并为其撰序。与此同时，金氏教授王徵学习拉丁文。

从王徵所撰写的《西儒耳目资·释疑》的文末来看，创作人是金尼阁可以确定。赞成的有吕豫石、韩云、卫子建诸人，捐资刻印的是告病还家的冢宰张问达和他的儿子张缠芳，校对为金氏门人陈鼎卿。王徵从始至末帮助金尼阁完成并出版这部著作。书的封面上写明了由良甫(王徵字)刊行。

写版人是陕西咸林(今华县)李从谦。刻字人是霸陵(今西安市东郊灞桥地区)李灿然。这些信息均告诉我们，《西儒耳目资》最终定稿于陕西西安地区且刻版于西安地区。

金尼阁可能在山西绛州时，就已经完成《西儒耳目资》的初稿，因为韩云的《西儒耳目资·序》是天启五年(1625)元月完成的，金氏得到韩云的序之后很可能才进陕的。

王徵在《西儒耳目资序》中称，“金四表先生，乃天下极西国人。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九万里，作宾于王。其间阅历不知几百国，而睹识风俗文字之传，国又各数变焉。”“先生学本事天，与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无二。同其侪入中国，几三十年矣。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不知老之将至。所刻《实义》、《畸人》、《天问》、《表度》诸书，莫不各殚奥妙，而此特先生所独创。”⁽³⁾足见，王徵不仅看到了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意义，而且也看到了西铎们的学识和艰辛。很可能在传教士的精神感染下，意气相投的好学之人，也就愈走愈近。

王徵还邀请同乡、前吏部尚书张问达为金氏之《西儒耳目资》写序并“捐资刻传”。张问达的《刻西儒耳目资序》写于“六年丙寅夏五月癸亥日”，即1626年(天启六年)，署名“谷口病夫张问达”，⁽⁴⁾当时泾阳人张问达养病在家。

该书上册末页方框中写着:“自利西泰先生观光中国，而有唐之景教重光。……景风馆藏版。”“景风馆”之“景”意取当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景教为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唐代传入中原，一度鼎盛，后在中土遭禁灭迹。明末天主教传教士传教中国，恰景教碑的出土，遂有“景风馆”之称。王徵曾自称“关西景教后学”(《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书中载)。

(三)《西儒耳目资》的藏版问题

杜松寿先生在《罗马化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简介明季在西安出版的〈西儒耳目资〉》一文中讲道，“又据1964年从西安天主堂了解，《西儒耳目资》的刻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运往梵蒂冈”。⁽⁵⁾在这部书的上册末页的边线之内写的是上述的“景风馆藏版”。而在边线之外却加刻了一行“武林李衙藏版，翻印必究，严少萱发行”。按武林即杭州，因此引起一种说法，即说这部书是金尼阁在杭州一带传教时写的，五个月写成，天启六年在杭州出版。徐宗泽在《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西儒耳目资》(1626年印于杭州，1627年再版，1933年北平国立图书馆影印。”⁽⁶⁾杜先生进一步说明，据李伯渔对“景风馆藏版”和“武林李衙藏版”做过分析，两个藏版字样不一致，疑为武林刻版是对西安刻版的翻刻。这比较可信。笔者认为，“景风馆藏版”不一定能证实为西安刻版。1625年左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景教”一时成关心基督教人士的热门话题，西安之外很有可能还有“景风馆”。实际上，对照藏版字样以及前文所述，其写版、刻字均为陕西人，且为了出版王徵在陕到处募集资金，可证“景风馆藏版”为西安版。此外，“只是陕西的初印本湮没无传，只有少数杭州翻刻本流传于世。关于这个问题，学者鲁深于1962年冬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西儒耳目资〉原刻于陕西考》已经澄清。”⁽⁷⁾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中讲道，“虽余向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为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号，刻有《西儒耳目资》一书”⁽⁸⁾，这里“里中”为“泾阳”，所以《西儒耳目资》最早版应为西安刻版。

(四)内容简介

《西儒耳目资》分为上、中、下册。上册为《译引首谱》，中册为《列音韵谱》，下册为《列边正谱》。金氏讲到，“译”就是为了帮助耳朵而作的按音找字。“引”就是为了帮助眼睛而作的按字查音，引导人们把看到的汉字读出音来。上册首先刊载了王徵、韩云、张问达父子等人以及金尼阁本人的序。其次为内容部分即图局和问答。图局包括字母表、声韵母表、音节表等。问答是对图局的解释说明。篇首还有王徵撰写的《释疑》，其中批评了我国音韵学著作的缺点，而称赞本书“独辟直捷之路，不左不右，绝无一毫之差”。他还列举了本书的五十几条内容，说这些都是我国音韵学上从没有说过的。王徵还讲到，此书可使读者“一日可熟”，而以往之则“三年尚不能熟”。上册最后还刊载了王徵写的《三韵兑考》。这是将以往的《洪武正韵》、《沈韵》和《等韵》与金氏的韵声系统加以对照，看出不足。金氏对一些问题在《上册》末做了回答。《中册》为《列音韵谱》，即为由音查字的。列韵摄五十条，指明各韵出现的页码。每条韵摄按声调排列，再按当时规定的声母次序排列，每个带调音节下列出同音汉字，极大方便了人们知音找汉字的过程。《下册》为《边正谱》。“边”为形声字的形旁，“正”为形声字的声符。书中共列汉字一万四千多个。作者在用法中详细讲解了从一个生字查出音和意的基本方法和几条补充办法。每字既有拼音，又指出见于我国两种韵书《广韵》、《集韵》中的卷数和页数。可以说这是极为方便的工具书。《音韵谱》为从音查字，《边正篇》为从字查音。合作者在序言中赞美此书并希望能经过官家修订颁布全国，以“传之无穷”。另外，合作者们还表示，将要补订该书。⁽⁹⁾

(五)《西儒耳目资》的成书意义

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序文中称，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故表之曰耳目资也”!⁽¹⁰⁾传教士金尼阁看到了在中华国土上传播天主教义的第一障碍，鉴于“耳鼓不聪”、“目镜不明”的现实问题，不通言语，如何才能“触理动之内意”。所以，在利玛窦去世以后，金尼阁及时整理了曾经与利玛窦确定的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学习方案，同时在与儒士交流学习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这种语言学习方案，最终形成《西儒耳目资》。这部著作凝结了中西学者的心血，这部著作真正为中西文化、科技等交流打开了语言之门。通过语言的会通，信仰、文化的会通也就在意旨之中。这部著作不仅方便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而且也方便了中国人通过拼音识读汉字。陈垣先生曾评价王徵为，“迄今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当推陕人王徵也。”⁽¹¹⁾王徵师从西铎学习拉丁语，协助金尼阁编著《西儒耳目资》。实际上，作为士大夫的王徵开始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才能更好地中西文化交流。徐宗泽称赞《西儒耳目资》为，“可谓合中西方法，以研究中国文字，何怪当时文人学士视为奇书而惊异之。吾国许多小学家，无论直接间接接受金公之影响者实多”。⁽¹²⁾

《西儒耳目资》是欧洲音韵学输入中国的最早的一本书，它继承了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清末实施的威妥玛方案要比这套方案晚两百多年。

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直到清代晚期，才开始重视《西儒耳目资》。换句话讲，要是在此书刻版发行以后，中国人习文识字就以此书为参考书，可想中国人识字率及文化素质都是达到很高水平了。

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1933年在重印这本书时评价说，“该书是欧洲音韵学输入中国最早的一本书。它对三百多年前的字音记载，一定有许多可以参考之处。如果我国学者能早日虚心采纳，那么三百多年来清朝学者的音韵研究比现在会有想象不到的深入。可惜由于人们的夜郎自大和门户之见，使这部优秀作品归于抹杀。虽然曾有杨选祀、刘献庭二人对该书有所取法，但他们的书却不曾受到社会的重视。当时的语音研究虽还受到历史的局限，但根据这部书来考究明代语音，比求助于反切旧法还是明确方便得多。即令不谈内容而只谈治学编纂方法，也是值得学习的至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¹³⁾

杜松寿先生强调到，“因此，它决不是简单的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工具书，而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其对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说来，它又具有普通语言文字学的意义，即国际化的意义。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西学者合著的一部书”。⁽¹⁴⁾

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已经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1605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1625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外国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需要”。⁽¹⁵⁾该书1627年即被重刻。1933年北平国立图书馆影印，刘半农先生做评介，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又重新影印出版，作为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参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借鉴参考这套拼音方案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公布实施以来，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学、新闻出版、邮电通信、地名拼写、编序检索和现代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¹⁶⁾可见，现如今作为基础性的罗马化汉语拼音方案在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中默默地发挥着其所具有的作用。

王徵在《西儒耳目资序》文末，这样写道，“愿天假馀闲，期与二三同志，更将此书第三边正一谱，就依西儒所订所排之序之法，一检《韵会》小补所注音义。大书其字而细释之。第务摘其切要，删其繁芜，益补续志其所未备。再于大书真字之下，并搜草字、隶字、篆字，一同列之，尤为绝唱”。⁽¹⁷⁾王徵似乎还有更大的宏图大志，也许要在《西儒耳目资》的基础之上还要成更加齐全的书。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明之末，这种想法也就成为梦想了。

二、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一)邓玉函简介

邓玉函(P．Jonannes Terrenz，1576—1630)，字涵玉，德国人，耶稣会士。为来华传教士中最为博学者之一，擅长多国文字，35岁入耶稣会士。1620年随金尼阁来华，入华后先是学习汉字，后入京参与修历。163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5岁。埋葬在北京滕公栅栏。著有《人体概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浑盖通宪图说三卷》等。⁽¹⁸⁾

1626年，此书是由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而成。1627年，王徵在京师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般简称为《奇器图说》)写序。1628年在扬州付梓出版。该书是金尼阁二次来华时，所带七千余部书中之一。据王徵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中说，“《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

(二)《奇器图说》成书

王徵有机械学方面的家学传承，当他看到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后，兴趣似乎更甚。“《职方外纪》，西儒艾先生所作，其言当不得妄。余盖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覩之哉’!”《职方外纪》是王徵将目光转向西方机械学著作的启蒙，而王徵看到《奇器图说》中的图说器作，可以说是其译绘介绍西方机械学的巨大促动。所以才有“此等奇器(《奇器图说》)，何缘得当吾世而一覩之哉”，他曾感慨道，“偶读《职方外纪》所载奇人、奇事，未易更僕数。其中有一二奇器，绝非此中见闻所及”。可见，王徵对《奇器图说》更为惊叹。后来才有，“暇日因述《外纪》所载质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诸器甚多，悉著图说见在可览也，奚敢妄’!”西铎见王徵如此之执著追求科学知识，也就打算与王徵合作翻译介绍这方面的著作。于是，“先生为余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阅览”。⁽¹⁹⁾

(三)版本介绍

据刘仙洲先生考证，《奇器图说》和《诸器图说》向来都是合刻的⁽²⁰⁾。目前有这几种版本。1．《四库全书》本。2．1627年版(明天启七年刻)。(此处与宋伯胤书第59页不符，宋书为1628年在扬州刻版发行。)3．1830年版(清代道光十年)。4．守山阁丛书版。5．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手抄本。6．1877年版(清光绪三年)。该版本已将书名改为《机器图说》，并把《诸器图说》提到前边来。⁽²¹⁾

另外从宋伯胤著作注解中可见，第一个刻本是武位中于崇祯元年扬州版(1628年)。第二个是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1816年)。第三个是清道光十年来鹿堂刻本(1830年)。第四个是守山阁丛书本。第五个印本是丛书集成本。第六个本子是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的一个手抄本。还有清华大学手抄本。⁽²²⁾刻版及手抄之多，可见这两部著作的影响之大。

(四)内容简介

《奇器图说》。一般认为是三卷。卷一之前有一相当绪论的部分。第一卷为重解，叙述重、重心和比重等物理概念。第二卷为器解，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构造和它们的应用。如天秤、等子、杠杆、滑车、轮盘、藤线、斜面等。第三卷为各种机械实际应用。书中配载各种机械构图，生动形象。

《奇器图说》中介绍了西方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极为实用的机械器具，这也为中西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融合与发展提供了可能。诸如《奇器图说》中介绍的“水铳”，是一种人力灭火水泵装置，在救火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其引入我国，是为我国消防技术史上的标志事件，因为西方水铳技术的输入，为中西消防技术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²³⁾

三、撰成《新制诸器图说》

1626年，王徵根据传教士传授，独立撰写此书。1628年，与《奇器图说》一同在扬州付梓。

(一)成书

王徵通过金尼阁还学习到机械工程学方面的知识。他在绘制的“风硙图”后的文字解说中就明确指出:“此盖西海金四表先生所传，而余想象损益图说之”。此外，王徵还在其舅师张鉴和乡友马了贪的直接影响下，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出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及自行车诸器，在司理广平时，亦曾实地应用，博得不少好评。1626年，他将其有关民生日用急需之器，汇编成册，题曰《新制诸器图说》(一般简称为《诸器图说》)，并为它写了一篇小序。序文中称，“不揣固陋，妄有所作，见之者颇谓裨益民生日用。有已造而行之者，有未造而含仪其必可行者，绘集为图，为说，间为之铭，自解其嘲而识之若此。其他自动风翣与活辊木，活地平，及用小力运巨重之器，尚有多种，为其关民生日用之未甚急也，兹不具载”。⁽²⁴⁾

(二)内容

《诸器图说》为一卷，王徴在序言中讲到，此书为自己所著。其内容为，一、引水之器。虹吸、鹤饮。二、转硙之器。轮激，用水力;风动，用风力;自转，准自鸣钟之理用重为。三、自行车，准自鸣钟之理用重为。四、轮壶。五、代耕。六、连弩。书中图文并茂，形象逼真。据刘仙洲文称，王徴在1640年(明代崇祯十三年)对于《诸器图说》一书又有一些增订。后来于民国时期天水县图书馆存有王徵手抄稿本。体例安排为，“首段为自记，时间是在崇祯十有三年冬季。下边署了一道人自记。朱章为了一道人王徵。其次则为诸器目录。再次为正文及图。惜各章正文后图处都是空白，仅有图名。各器的说明都是用“或问”的方式说明它的应用。根据增订的结果来看，内容是比着已刻的本子丰富得多，总计二十四类。”⁽²⁵⁾另外可知，“《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手稿，藏天水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印行。”⁽²⁶⁾《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是王徵晚年在乡间的一部自著机械学著作，这部著作是王徵在《诸器图说》的基础上而撰成的。根据上文方豪神父著作的引注，只知此书藏于天水图书馆。据李之勤《王徵遗著》，收录了王徵撰写的《〈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或问》、《诸器目录》、《〈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跋辞》，各篇均有录文。此本著作未见刻本、印本、抄本流传。《忠统日录》下册中附《守御器具图说》、《新制连弩图说引》等篇章，应该也是王徵的科技著作贡献，附在《忠统日录》之后，似乎是备当时组建忠统所用。另外，《诸器图说小稿》、《藏器图说小稿》只是著录篇目提及，未见原文。总之，王徵在科学技术的方面的创作是卓越的。

王徵不但译绘、撰写机械工程方面著作，而且他还于劳动实践中亲自设计运用各种机械。“余初见闸木起甚难，且易落，水势又险甚，业已默思一活机作闸，一人可启，一人可闭，用之甚便捷，且可两利而永无害也。因靖君问及，辄绘图口授，令匠人依法制之。后果启闭便利之甚，上下俱称快云。其式另具汇集各图说中，兹不赘。”“向余在邯郸河闸口，曾制活闸一式。因施其制于漕河之闸，其于运务甚便甚利也。”⁽²⁷⁾这是王徵在广平府做推官时治水方面的功绩，也是其机械制造并运用于实践的一次见证。后来他任扬州府推官，期间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多有利民之贡献，“乃痴想之极，会得西儒自鸣钟法，遂顿生一机巧，私仪必可成也。如法作之，果遂成。不敢妄拟木牛流马，爰名之为自行车焉。从是以后，问学功夫，颇觉实落;思致想头，颇觉圆活。”⁽²⁸⁾“自行车”在《诸器图说》当中又载且有文字说明其机理。亦如，“其他改修天长石梁桥，及先作架桥，以补坏孔，速通来往，与夫高邮湖啸衡堤，堤石堕落水中，创制机器不用人，水底捞取，其器自能擒拘巨石出水之类，业已汇录诸小说内，故亦不再录也”。⁽²⁹⁾王徵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路线，所以他所兴实学是本着利民救世之用的。亦即他经过实践的摸索，才有眼光学习西铎那里较为先进的机械知识。

四、评析

王徵的科学成就不仅反映了明末社会的知识渴求，同时也激励和影响了后来人不断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西儒耳目资》作为一部极为实用的汉语学习工具书，其意义和价值是影响深远的。正如方豪所言，“《西儒耳目资》关乎求知识的第一步语言学习工具书。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书。他当初并未想到这本书竟成了我国音韵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³⁰⁾“《奇器图说》便成了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³¹⁾刘仙洲曾撰文，“《方豪文录》上，节译裴化行所作的《灵采学院(Accademia deilincei)与中国》一文中说:‘一六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灵采学院推选伽利略为院士。同年五月三日即推选邓玉函为院士。’同一书上，《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一文中说:‘伽氏所发明之杠杆、滑车、螺旋及其用法，都见于《奇器图说》。’又说:‘比例规亦伽氏所发明，《奇器图说》亦有介绍，称为规矩。有所谓两足规矩，三足规矩，两螺丝转合辟定用规矩，单螺丝转合辟任用规矩，画钢铁规矩，画纸规矩等，都是在伽利略生存时即由邓玉函输入我国。’”⁽³²⁾《西儒耳目资》是为王徵所求“耳目之资”，《奇器图说》、《诸器图说》则为其追求之“手足之资”。“耳目之资”、“手足之资”可见其实用价值所在。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王徵很清楚地为国人选择介绍实用之知识，可见其眼光的敏锐。王徵在《奇器图说·序》中提到，“兹所录者，虽属于技艺一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傥执不器之说而鄙之，则尼父系易，胡以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³³⁾“民生日用”和“国家兴作”是王徵所极力追求的。这也是王徵以实学之用而挽救颓废之朝代的努力和尽职表现。王徵在《奇器图说·序》中讲道，“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³⁴⁾《诸器图说·序》中亦称，“民生日用之常，渐有轻捷省便之法。使犹滞泥罔通，似于千古尚象制器之旨，不无少拘。”⁽³⁵⁾王徵有着先见之明，积极学习外国的知识，不为以往之观念束缚，旨在仁民济世。这实际上，还是他的儒教之信条“治国平天下”的深刻表达。王徵在《士约·其二》中明确地以实学相号召其部下，“所望诸士以天下国家为念，志伊尹之所志;以忧勤惕励为心，思周公之所思。为学便是实学，休为言语文字之工。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俾社稷赖以奠安，苍生赖以得所。朝廷收养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于竹帛，增重于冠裳。士大夫皆为之吐气扬眉，曰:‘吾辈读书人经纶手段固如此哉’!诸士勉之!”⁽³⁶⁾他的言行在治国济世上是一致的。(www.chuimin.cn)

晚明社会即将崩溃，以王徵为代表的实学派士大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以实用主义态度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作为儒生，他会通耶儒信仰，接受基督教教义，受洗成教徒，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他不断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致中国治世之用。《西儒耳目资》是学习汉语的方便工具，此为实用。《奇器图说》、《诸器图说》所绘制介绍的器具基本都是有利生产、军事防御等实践活动，此也即为实用。

王徵身处晚明社会，深察当时社会现状，他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责任，身体力行，追求实学。《士约·其二》:“至于世道之汙隆，国家之理乱，漕河之通塞，马政之修废，军伍之盈虚，战守之机宜，边计之得失，言之津津有味，策之凿凿可行，恰似不见有人。这般经济、学术，治平手段，不于诸士望，将谁望乎?”⁽³⁷⁾顾炎武(1613—1682)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为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证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³⁸⁾实学的兴起是顺应了时代的召唤。

以徐光启、李之藻、王徵为代表的士大夫反思中国以往之学术的虚空弊端，以求真务实的姿态和眼光积极关注并追求天文、地理、机械、数学等实学。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并且亲身实践。徐光启(1562—1633)撰写的农学著作《农政全书》，及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编译的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与熊三拔(Ursis，S．de1575—1620)翻译的水力学著作《泰西水法》也是那个时代的成果。李之藻(1565—1630)与利玛窦编译的数学著作《同文算指》、与傅汎际(Furtado，F．1589—1653)编译的逻辑学著作《名理探》等，其影响深远。李时珍(1518—1593)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宋应星(1587—1666)所整理总结的生产技术著作《天工开物》。徐霞客(1587—1641)的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1611—1671)所撰的《物理小识》均为那个时代的实学派著作。陈子龙(1608—1647)辑录《明经世文编》，内容囊括时政、军务、水利、火器等。成书背景为“士无实学”，意在“志在征实”，文章选入的原则是“关于军国，济于实用”。士大夫们的良苦用心，何止“忠君爱国”能涵盖。诚如邵力子先生曾于王徵逝世三百周年时讲道，“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的心，都是雪一般纯洁，火一般热烈的。”⁽³⁹⁾

与东林党人针砭时弊的路线不同的是，晚明实学的兴起，对于危机四伏的明代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警醒。当然，实学派的身体力行是无法解决明朝的积病沉疴。

明末清初传教士以科技传教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以王徵为代表的儒生士大夫好学追求知识的本能。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晚明士大夫追求实学的行动为传教士在东方传播天主福音创造了客观环境。传教士目的在华传播基督教义，科学知识只是他们传教的辅助工具。儒生们追求实学是基于儒家治世的信条，旨在改变当时那个凋敝的时代。对于以王徵为代表的士大夫信仰天主教，可解释为在儒者看来天主信仰不违背儒教正统，似乎还有补充儒教缺憾的功能。客观地讲，以王徵为代表的晚明士子的学习西方科学成就的态度与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一些观念，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及技术普及事业。⁽⁴⁰⁾

【注释】

(1)因为其何时何地、由何人引导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无直接材料证据，据一些零星材料的佐证，王徵是在四十五六岁接触传教士及传教书籍的。

(2)此处参考方豪书《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179—184页。徐宗泽书《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2—363页。

(3)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211页。

(4)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4、325页

(5)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6)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3页。

(7)张惠民:《明末王徵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8)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9)本部分参考了杜松寿先生文《罗马化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简介明季在西安出版的〈西儒耳目资〉》，见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82页。

(10)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2页。

(11)陈垣:《泾阳王徵传》，见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12)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2页。

(13)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282页。

(14)同上书第281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16)张惠民:《明末王徵的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历史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17)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

(18)此处参考方豪书《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216—225页。徐宗泽书:《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9页。

(19)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219页。

(20)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1628年(崇祯元年)，中秋前后，扬州府儒学训导武位中将先生《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新制器图说》合编成一书，请工梓行。可见书后武位中写《奇器图后序》。“时崇祯改元中秋日直隶扬州府儒学训导武位中顿首撰并书。”

(21)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53、254页。出自刘仙洲文《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

(22)同上书第59、60、61页。

(23)段耀勇:《水铳的传入及其在中国消防技术史上的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5年9月，第34卷第3期。

(24)同上书第112页。

(25)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26)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8页。“额辣济亚”是拉丁语“天主宠恩”Gratia的译音，“牖造”指天主默牖或启示。

(27)《活闸救秧》出自王徵《两理略》，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页。

(28)同上引书，第82页。

(29)同上引书，第85页。

(3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7页。

(31)同上引书，第228页。

(32)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33)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34)同上引书，第220页。

(35)同上引书，第217页。

(36)李之勤辑:《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37)同上引书，第173页。

(38)顾炎武:《日知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39)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出自邵力子文《真理不灭学术无国界——纪念王徵逝世三百周年》。

(40)“另一意见认为，传教士心怀异志，在传播西学时有所保留，俗称“留一手”，并以利玛窦和徐光启译完《几何原本》前六卷后再不译后六卷，及南怀仁是否这样另当别论，而于其他传教士则是可能的。”(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迫于情势，他们采取科学传教策略，但又是以不悖犯天主教义、教规为原则。因此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时，只有与教念、教规不相违者才介绍，反之就不涉及。正因这样，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人隐瞒哥白尼天文‘日心’，直到18世纪中叶还继续宣传已过时的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地心’体系。而这时期西方其他一些重要科学发现和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布拉德的光行差和伽利略的太阳自转说也皆因触犯封建神学统治而未被介绍。这使中国方面直迄清末对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认识不足，造成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动力不足。”(同上引书第19页。)(可以认为，传教士于明末清初所传西方科技不是当时西方先进的东西。笔者认为，传教士旨在传教，他们带入的西方科学成就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文中过于对传教士的科学输入的责备，本人认为不妥。传教士为天主教修会会士，第一要务在传教。他们输入的西方科学成就只能限于天主教教义的允许范围之内，引文中称当时传教士没有把西方最为先进的科学成就传到中国，这样的看法似乎对传教士要求过高。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滞后要在自身方面寻找原因是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