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法云尼寺考：陕西省社科院宗研所成立15周年纪念文集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长安法云尼寺考周玉茹法云寺，又名法轮寺，位于长安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自北向南第八坊宣平坊西南隅。这次灭佛中，长安寺院废毁省并十之七八，法云寺却奇迹般地迅速恢复并改名，无疑和它在长安尼寺中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长安尼寺中，法云寺出土墓志是最多的。

唐长安法云尼寺考

周玉茹

法云寺，又名法轮寺，位于长安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自北向南第八坊宣平坊西南隅。宣平坊，又称宣政坊，和隋唐长安著名游览胜地乐游原毗邻，大体位置在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园内。法云寺初建年代虽然很早，也是皇帝敕建，但除了少数史料笔记以外，一般史籍无载。事实上，法云寺作为西京长安一所著名的尼众道场，曾经有大量出身高门、学养戒行俱佳的高尼驻锡，和唐代佛教禅宗、律宗关系紧密。不仅如此，有唐一代，法云寺见证了宫廷最高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起伏。

一、宫廷斗争与法云寺寺名的变迁

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法云寺初建于隋，本系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旧宅。公元581年，杨坚废掉北周静帝自立，改元开皇，是为杨隋立国之始。杨坚称帝后，全面废除了北周武帝压制佛教的政策，大兴佛教，以收人望。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为郧国公韦孝宽立⁽¹⁾，定名法轮寺。因系皇帝敕建，从身份上看属于官寺。法轮寺虽然是皇帝敕建，但在隋代和初唐时期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史籍和相关金石资料也很少有关于法轮寺的记载。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嗣圣元年(684)法轮寺因缘际会地和最高统治集团拉上了关系。法轮寺本身极为平常的名字受到朝廷的关注，并和高宗薨后李唐皇室内部发生政治风波联系在一起。这一年，武则天下令将法轮寺改名为法云寺。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逝，太子李哲(即李显)即位，改元嗣圣。不到两个月，武则天废掉中宗，降为庐陵王，将他在藩时的府第开化坊旧宅以为先皇帝追福的名义改建为大献福寺，李显徙居房州，并立豫王李旦为皇帝。豫王李旦本名旭轮，总章二年(669)去旭字改名李轮，仪凤三年(678)又改名旦。李旦登上皇帝宝座没有几天又被母亲废掉，降为皇嗣，并恢复旧名李轮，徙居东宫⁽²⁾。大概为了安慰在瞬间从亲王变成皇帝，又从皇帝降为皇嗣的李轮，武则天以避讳为由，下令将位于宣平坊的法轮寺改名为法云寺。

中宗神龙年间(705—707)，法云寺又一次遭遇改名风波。这一次，发动者是中宗皇后韦氏。神龙元年(705)，中宗再次登基，与此同时，皇后韦氏的权势也在不断膨胀。韦氏竭力效仿武则天女主临朝故事，帝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与闻政事⁽³⁾。她还仿效武则天利用宗教的力量为她掌权大造舆论。先是重用女巫赵氏，任其出入宫禁，参与政事，“势与上官(上官婉儿)为比”。⁽⁴⁾和武则天与高宗并尊“二圣”相似的是，神龙三年(707)，中宗上尊号“应天神龙皇帝”，韦氏上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翊”者，翅膀也，“翊圣”意味着和皇帝并列，辅佐皇帝。大概为了增强人们的印象，景龙二年(706)韦氏下令改法云寺为翊圣寺，同年又将位于务本坊的光天观改名为翊圣女冠观⁽⁵⁾。景云元年(710)，相王李旦在李隆基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登基称帝，将象征着韦氏夺权野心的翊圣寺恢复旧名法云寺，翊圣女冠观则改名为景云观。此后一直到会昌年间，法云寺沿用这个名字。

唐武宗登基以后，偏好道教，会昌五年(845)三月，下令检括长安佛寺，令僧尼还俗。同年五月底，长安僧尼驱除殆尽并下旨:宜各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各留三十人。七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长安仅保留四所寺院，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庄严寺。

上都两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兴唐寺，保寿寺。僧寺四所: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尼寺两所: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寺改为唐昌寺。⁽⁶⁾

按照这一诏令，法云寺也在并省之列。这一诏令刚颁布不久，武宗就因为食金丹毒发暴亡，随即上台的宣宗李忱下令终止武宗的灭佛政策，首先在长安再兴佛教。法云寺遂在京城并省诸寺率先得到恢复，而寺名被改作唐安寺，一直延续到唐末⁽⁷⁾。这次灭佛中，长安寺院废毁省并十之七八，法云寺却奇迹般地迅速恢复并改名，无疑和它在长安尼寺中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就这样，三百余年中，法云寺经历了从法轮寺——法云寺——翊圣尼寺——法云寺——唐安寺的几次易名历程，见证了李唐王朝激荡变幻的政治风云。

二、墓志祭文中的法云寺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公元七世纪以前，法云寺还是比较受到朝廷注意的，但检看史籍，我们很少发现与法云寺相关的记载，同时代高僧大德的活动似乎也与法云寺无关。法云寺住众是僧还是尼，我们无从得知。法云寺真正进入我们的视线是从清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西安周边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方天宝以后隶名住锡在法云寺的比丘尼墓志。迄今为止，出土有关法云寺(唐安寺)尼的墓志共有五方，时限从天宝一直延续到大中年间。长安尼寺中，法云寺出土墓志是最多的。⁽⁸⁾这五方墓志分别是《大唐法云寺尼辩惠禅师墓志铭》、《唐故法云寺故内外临坛大德超寂墓志铭》、《唐故法云寺主尼大德昙简墓志铭》、《唐故法云寺大德真禅师墓志铭》、《唐故上都唐安寺外临坛律大德比北尼广惠塔铭》等⁽⁹⁾。这几方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的生卒年月、家世、出家原因、师承、修持方式、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亡故后的丧葬仪式等。墓主的亡故时间分别是天宝十三载(753)、贞元十四年(798)、贞元十六年(800)、元和十一年(815)、大和八年(834)和大中十三年(859)。从时间上看，贯穿了盛唐到晚唐一百余年。透过对墓志的解读，我们不仅可以对每一位墓主的一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还可以从中看见唐代中期到晚期长安比丘尼的一般情况，并对法云寺在唐中期以后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

(一)法云寺诸尼的世系及出家原因。

法云寺作为皇帝敕建的寺院，有唐一代屡屡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关注，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所无名小寺，而是中唐以后都城长安的一所著名尼众道场。现有资料表明，隶名法云寺的尼众大多是一些具有良好家世背景的贵族女子，是当时的“衣冠盛族，朝要名流”⁽¹⁰⁾。这些贵族女子，虽然不是出生于范、卢、崔、李、王、郑等世家大族，但考其家世，其父祖一般都在朝廷担任较高级别的官员，或者和皇室有姻亲关系，或因军功显耀，或者拥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为世人所重。其中著名的有出生于昌黎韩氏的超寂尼、昙简尼和惠诠尼，出生于清河房氏的辩惠尼，出生于吴兴沈氏的证真尼，出生于京兆韦氏的广惠尼等人。

1、昌黎韩氏家族诸尼

根据墓志的记载，昌黎韩氏一族在中唐以后有三个女子住锡法云寺，分别是超寂尼、昙简尼和惠诠尼三人，三人为姑侄关系⁽¹¹⁾。世系关系如下:

昌黎乃韩氏初祖郡望。到韩文雅这一支，已经从昌黎迁到京兆多年“徙家周秦，备载史牒”。韩文雅和韩琮，史无载。墓志上说韩文雅曾任司封郎中一职。关于韩琮的仕宦经历，超寂墓志和昙简墓志记载稍有不同。超寂墓志记为“赠礼部侍郎、秘书”，昙简墓志则记为“处州松阳县令”，大概前者记载的是死后遗赠的官品，而后者记载的是实授官职。韩择木，大历中工部尚书，历右散骑常侍，太子少保，为唐代四大隶书家之一，子秀实、秀弼、秀荣并有书名⁽¹²⁾。昙简是韩秀实的长女。肃宗皇帝曾为韩择木母亲张氏下诏表赠封号，并因韩择木为太子少保辅佐太子有功赐其子荫官⁽¹³⁾。韩文雅及其后人，大概都以佛教信仰作为其家族信仰。贞观二十年五月，韩文雅和妻子唐氏一起施财造石龛和二菩萨像。⁽¹⁴⁾超寂尼和昙简尼都是幼年出家。超寂尼“居然善人，八岁入道”;昙简尼“岐嶷之年，依释氏教。八岁落发，蒙诏度僧”。

韩氏基本在同一时代有三位女性在法云寺，可以看出法云寺和韩氏关系非同一般。从墓志可以看出，德宗、宪宗时期，法云寺实际控制在韩氏三位女尼手中。

师也，以先大师历居纲维，临坛内外，堂姊法讳惠诠，继嗣寺统，于是就群领之命，充当寺主焉。立准绳以正纲纪，作标格以振缁徒，系一岁而僧门再振。⁽¹⁵⁾

贞元中，超寂尼身兼内外临坛大德，位高权重，因为这一关系，惠诠尼“继嗣寺统”，而昙简尼则“充当寺主焉”。昙简尼除了自身学养戒行比较高以外，大概还比较具有管理才能。她担任法云寺寺主一职以后，对法云寺进行改革整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所谓“立准绳以正纲纪，作标格以振缁徒，系一岁而僧门再振”。

2、辩惠尼，字严净，出生于清河房氏。清河房氏在初唐时较为显达。曾祖父房仁裕是房玄龄族兄，少以军功显，封紫金光禄大夫、清河忠公，死后陪葬昭陵，有六子:房先礼、房先质、房先孝、房先忠、房先恭、房先慎。次子房先质即辩惠尼的祖父，银青光禄大夫、冀州刺史。父房温，官太子文学。章怀太子李贤妃房氏，乃房先忠之女，即辩惠尼之从姑。⁽¹⁶⁾

佛教信仰大概是辩惠尼的家族信仰。按照墓志的记载，辩惠尼九岁时，因为祖母琅琊郡君王氏病逝，百日斋后，辩惠父辈为了给亡祖母追福，就将辩惠尼舍入佛门，剃度为尼，所谓“荐以景福，承尊命也”。辩惠尼尽管辞亲割爱落发出家，却仍然和俗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她还致力于俗家年幼侄女的抚育“茕茕孤幼，慈亲训育”，死后，侄女昭将她葬在城南毕原的韦氏家族墓地。

3、广惠尼，墓志上说出生于韦氏，但未明言出自哪一房，可能是到了广惠尼父亲这一代，已经没落，或者只是冒姓，所以墓志上只说她“汉丞相之遗祉，周司空之远孙。地承华绪，门藉清流”。

4、证真尼，墓志上说她“本系吴兴□氏”，⁽¹⁷⁾并云为汉述善侯、宋司空之后。吴兴沈氏六朝时世家大族，但房支交错，人数众多，除极个别房支以外，入隋以后，吴兴沈氏影响日渐式微，特别是到了晚唐，已经从世家大族转为依靠科举的“衣冠户”。⁽¹⁸⁾证真尼的父亲沈昂，担任了眉坞县令，兄沈瑜为河阳行军司马御史中臣，品级都不高。

(二)法云寺诸尼和唐代禅宗的关系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朝野都以神秀为首的禅法为正统。神秀以高龄入洛阳受武则天供养，其后弟子普寂和义福又在两京地区继续宏传，深得朝野礼敬。普寂号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在士大夫和贵族阶层中也有广大的信徒，如李邕、裴宽等。开元年间，在两京地区拥有极高的声望、财力和影响⁽¹⁹⁾。普寂(651—789)，俗姓冯，远祖居住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世移居蒲州河东。普寂年轻时曾习儒学，到大梁、许昌一带求学，博习《书经》、《周易》和其他史籍，出家后从大梁的壁上人学《法华经》、《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又从东都端和尚受具足戒，跟南泉的景和尚学习戒律，更往当阳玉泉寺投奔神秀为师。他在神秀门下学习和修行七年，深得神秀禅法的精髓。⁽²⁰⁾普寂在神秀门下极受重视，久视元年(700)神秀应诏入东都，推荐普寂正式受度为僧。神龙二年(706)神秀去世，唐中宗派考功员外郎武平一到嵩岳寺宣诏，命普寂继承神秀，统领徒众。

其弟子僧普寂，夙参梵侣，早预法筵，得彼髻珠，获兹心宝。但释迦流通之分，终于阿难;禅师开示之门，爰资于普寂。宜令统领徒众，宣扬教迹，俾夫聋俗咸悟法音。⁽²¹⁾

随后又奉诏长住洛阳和长安传法。普寂一开始在东都弘禅，后来又奉旨入西京普寂寺“安置”，兴唐寺成了普寂禅法的弘传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南宗势力抬头，经过滑台大辩论，以神会为首的南宗势力日渐增长，但以普寂为首的北宗禅法在长安地区仍然维持着较大规模的影响。⁽²²⁾普寂在一门弟子很多，据称普寂有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有弟子宏正，门人很多，或化嵩洛，或之荆吴，影响很大。⁽²³⁾两京地区的比丘尼习传习北宗禅法很普遍。

法云寺的辩惠尼和广惠尼所传习都属于普寂一系的禅法，辩惠尼墓志记载她:

启心要于大照禅师，依教住于悟空比丘尼。坚持禁律，深证圆境，法流宗以精进。

辩惠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正是普寂为首的北宗禅法在两京地区如日中天的时候，这样，辩惠得以亲近普寂本人。普寂圆寂后，辩惠尼又追随悟空比丘尼习禅。悟空比丘尼，史无载，大概也是两京地区北宗著名尼师。悟空禅师圆寂后，辩惠尼隶名于法云寺，并在该寺收徒传法，她的弟子有弘照、昭以及无上尼等三人。

超寂尼，墓志未记载其是否学习禅法，但她和北宗禅禅师关系密切，墓志记载她曾师从安国寺净觉和尚“受戒听读”。这位安国寺住僧净觉和尚(683—750)，也是禅宗北宗神秀一系的著名禅师，⁽²⁴⁾俗姓韦，中宗皇后韦氏之族弟，北周逍遥公韦敻(韦孝宽之兄)之后。京兆韦氏乃奉佛世家，净觉少年时曾师事神秀学禅。⁽²⁵⁾神龙元年(705)，为躲避韦氏对他的封赏仓促逃离长安，到太行山灵泉谷僧稠禅师修道处披剃出家，后往东都跟随五祖弘忍的弟子玄赜学习，撰有《楞伽师资记》和《注般若心经》，后隶名长安大安国寺。天宝九载(750)圆寂，王维为之撰写塔铭⁽²⁶⁾。据王维《净觉塔铭》记载，禅法传习之外，净觉也很注重律仪，“律仪周密，深解经典”，因此超寂尼才能跟随他学戒，并最终成为名重一时的内外临坛大德。

活跃在晚唐大中年间的广惠尼也是普寂北宗禅法的承袭者。墓志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广惠尼师从北宗何人学禅，但对禅宗法统仍然以大照禅师(普寂)为达摩以来的正统⁽²⁷⁾，可知她所承袭的仍然是北宗普寂一系的禅法。

另一位证真尼，也是以“禅师”之名见重于世人，关于她的师承，墓志记载为“始受衔于当寺褚大师，晚通禅于宝应顺和尚，示有悟入，护穷细微，六度诸门，无不该备”。褚大师和宝应顺和尚，除本墓志外，其他史料对二人生平记载阙如，因此无法判断属于北宗还是南宗。但就法云寺尼众整体修学倾向来看，属于北宗的可能性较大。

(三)法云寺尼众律学背景和唐代律宗的关系

隋唐时代是律学大发展的时代，朝野僧俗都非常重视律仪实践和研究，僧团内部涌现了大量以研习律学、传授律仪的律师，还出现了专门的“律寺”或者寺院内附设“律院”，⁽²⁸⁾“律师”广受社会的尊重，重大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中，都有律师参与其事。⁽²⁹⁾

从有限的资料来看，法云寺虽然并非以“律寺”著名，寺院内也未见“律院”的设置，但通过解读墓志，我们可以看到，法云寺涌现了相当多的律师。大历中真化寺尼如愿圆寂时，送葬的长安尼大德基本以律师为主，其中就有“法云寺律师遍照”⁽³⁰⁾。

法云寺相当重视住众的律仪形象，因为该寺住众，但多出身衣冠盛族，身份高贵，对管理者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谓“当寺纲维徒众，皆衣冠盛族，朝要名流，非戒律精持，门第藏厚者，无以司于纲纪矣”。⁽³¹⁾严持戒律也成为该寺住众的一个很突出的德行，墓志祭文的撰写者对墓主事迹的介绍也对她们受戒和持戒的情况大书特书。辩惠尼虽被世人冠以“禅师”之名，但她自幼出家，一开始便接受了严格的律仪训练，她的受戒历程，可称完备。她大概是一出家就受了沙弥尼戒，十八岁受半戒(式叉摩那戒)，二十岁受具足戒。

才三日，于东都大安国寺通诵。声闻戒经，圣言无遗，清音如贯，释门称以敏识。坚持禁律，深证圆境，法流宗以精进。及空禅师亡，正名隶于西京法云寺。宿德尼无上，律仪之首，由是依止焉。常以禅师总持内密，毗尼外现，每见称叹，得未曾有。

墓志对辩惠尼受戒过程有完整的记述，可补传统史料对比丘尼受戒记载缺乏之不足。辩惠尼因为持律精严的缘故，得到法云寺诸尼的赞叹和尊敬。(www.chuimin.cn)

法云寺先后有两位比丘尼获得了“临坛大德”的称号。临坛大德由朝廷敕封，入选者往往经过极为严格的甄别，对于出家人来说，是极高的荣耀。超寂尼从小也受到了严格的律仪训练，“依止当寺净觉和尚授戒听读，即安国寺大辩证律和尚也”。超寂尼因为持戒严格，被奉为“内外临坛大德”，“从受大戒至于登坛，不求而大德忠信，缘业乃远近输诚。五十年间，三千弟子”。特别是超寂尼，身兼内外临坛大德之职，不仅担负着为长安女尼授戒的职责，还要为内道场女尼和皇室成员授戒服务。因此，在长安比丘尼中，超寂尼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另一位广惠比丘尼则在大中年间(847—859)荣膺“外临坛大德”的称号。宣宗上台，立即终止了武宗的“灭佛”政策，大中三年(848)下令在上都(长安)、东都(洛阳)、荆、杨、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坛，为会昌中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³²⁾广惠尼大概就是这一时期成为外临坛大德的。昙简尼同样戒行高超，虽然没有像她的姑母超寂尼那样获得临坛大德的称号，但因为八岁出家后就跟随安国寺伯严和尚学戒，后来更开为大众讲解《四分律》，“参安国寺伯严和尚奉律教，得寂灭乐。讲四分，得清净门”。通观史料，比丘尼讲经者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很普遍⁽³³⁾，但比丘尼公开讲授大律，除了萧梁时建康闲居寺僧述尼以外⁽³⁴⁾，有唐一代，唯见昙简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超寂尼和昙简尼的墓志上都提到了两人曾跟随安国寺僧人学律。墓志记载，超寂尼“依止当寺净觉和尚授戒听读，即安国寺大辩证律和尚也”;昙简尼则“参安国寺伯严和尚奉律教，得寂灭乐”。长安安国寺本系睿宗在番旧宅，睿宗登极，舍为寺院，赐名安国寺。安国寺虽然后起，但因系在京城诸寺中，安国寺名僧聚集，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前文述及，唐代僧俗重视戒律，研习戒律，通过戒坛中唐以后，安国寺渐成为长安律学僧人特别是四分律律师聚集的中心。四分律压倒僧祇律、十诵律和五分律在教内取得独尊的地位和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神龙三年(707)，道岸奏请中宗墨敕将十诵律颁行全国。当朝皇帝也多次对南山律宗始祖道宣律师表示崇敬:乾封二年(667)圆寂后高宗绘图像供养;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在西明寺道宣影堂赐香焚之，为国祈祷;咸通十年(869)，懿宗特加谥号曰“澄照”。⁽³⁵⁾鉴于东塔和相部相争不下，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京城左右街临坛大德十四人又奉旨齐集安国寺律院，对南山律相部和东塔两疏进行审定。超寂尼和昙简尼生活的时代，正好在这次安国寺御命佥疏之后。鉴于这一背景，我们可以认定，超寂尼和昙简尼从学于安国寺律师，且超寂尼以内外临坛大德的身份，对京城尼众施加影响，也标志着长安尼众对四分律的接受和奉持。

【注释】

(1)关于法轮寺的建寺时间和缘起，宋敏求《长安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稍有出入。《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为隋开皇三年;《长安志》则云系开皇元年(581)。开皇元年杨坚大兴佛教，颁寺额百二十枚于朝堂，任人取建之。法云寺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学者辛德勇认为，据《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记载，韦孝宽卒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十一月，据此认为，法轮寺系隋文帝为北周郧国公韦孝宽立。见辛德勇:《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2)《旧唐书》本纪第七《中宗睿宗》。

(3)《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

(4)《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

(5)《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观”条。

(6)《唐会要》卷四十七。

(7)《唐会要》卷四十八。

(8)仅以《唐代墓志汇编》为例，《汇编》收录的出土唐墓志中，明确寺院归属的女尼墓志共计64方，其中法云寺(唐安寺)5方，居第4位。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231。

(9)分别见《全唐文补遗》第五辑，第401页;第六辑，第209页;第二辑，第33页;第二辑，第40页;《唐文拾遗》卷三十一。

(10)《唐故法云寺主尼大德昙简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40页。

(11)墓志明确记载超寂尼为昙简尼的从姑。虽未明言惠诠尼的父考为何人，昙简尼墓志中又云惠诠乃昙简之堂姊，因此推知惠诠的父考和昙简的父考应是亲兄弟。

(12)《唐文拾遗》卷二十二。

(13)《唐文拾遗》卷四《赠韩择木亡母张氏等制》、《赐韦见素等子孙一人官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