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与全真道：创立与弘扬的重大贡献

王重阳对全真道创立和弘扬的重大贡献

张应超

金代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道教(简称全真教或全真道)，尽管比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1000余年，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道教史上可与天师道相比肩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教派之一。研究全真道的源流、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道教文化研究中一项内容丰富且很有意义的专题，本文拟对全真派道教祖师王重阳的创教与传教活动做一些探讨。

王重阳(1113—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应武举试时，改名世雄，字德威(一说名德威，字世雄。)⁽¹⁾入道后改名喆(又作嚞或寿)⁽²⁾，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1113年1月13日)生于京兆咸阳白良里大魏村(今咸阳市秦都区双照乡大魏村)⁽³⁾，

祖业丰厚。王重阳青年时就品格高尚，仁慈宽厚，他并未因财大气粗就为富不仁，横行乡里。《全真教祖碑》中记述，王重阳在家乡时，“以粟贷贫人，惠之者半，其济物之心略可见矣”。⁽⁴⁾齐刘豫政权统治咸阳地区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灾荒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把王重阳家抢劫一空。王重阳的祖父告到官府，官府大索乡间三百余户，为王家追回财物，并捕获带头抢劫者。王重阳却说，“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在他的请求之下，官府赦免了被捕者，乡里人以此更加敬仰王重阳，礼泉、咸阳一带也因此而得以平安。另据《重修重阳天圣宫碑记》载，金世宗时，全真教信徒即在王重阳故里大魏村修建天圣宫，“设祖师(重阳——引者注)像于其间，有道士朝夕以奉香火，俾后世愈加忻羡之”。⁽⁵⁾明朝嘉靖四年，住宫道士又予以重修。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王重阳故宅在咸阳县西北三十里大魏村，城墙外有庵，庵中塑七座神像，谓即重阳及六真人像，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数村合祀。至于为何未塑“全真七子”像，一种可能是当日塑像时，未塑七真中唯一未到过陕西的王处一像，另一种可能是，到民国修此志书时，仅剩下重阳及六真人像。本志书还写道，“重阳值金乱世创全真教，其时善类良民借以保护者甚伙，有功于桑梓綦大，不仅以仙迹著也”。⁽⁶⁾可见，直到数百年后的民国时代，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没有忘记这位金代大灾之年拯救过乡亲百姓的著名高道。

王重阳早年也曾走过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富家子弟期望通过科举入仕的道路，“蚤(早)通经史，晚习刀弓”⁽⁷⁾，“弱冠，修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⁸⁾，可谓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才。《七真年谱》中盛赞重阳“美须眉，躯干伟岸，不拘小节”，“属文才思敏捷”，又“颇喜弓马”，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王重阳的容貌体魄、远大志向和文韬武略。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权的腐败昏庸，使本可以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王重阳却英雄无用武之地。齐刘豫昌阜四年(1134)他虽然参加府学考试得中(王重阳在《悟真歌》中曾写道:“二十三上荣华日”，当是指此事)。但是，在嗣后的会试中，却因文章得罪官方而落第。文试的挫折并未使王重阳退缩，他又改名世雄，参加武试，此时已27岁。

《全真教祖碑》中说，王重阳改名参加武举考试的行动，“其志足可以知”。然而，令王重阳气愤而又失望的是，武试也一败涂地。有的道教典籍记载说王重阳考中武举，笔者经研究考察，认为不大可能，理由有三:其一，著名道士与道教学者李道谦所编著的《七真年谱》未见记载。李道谦道教造诣高深，著述下笔严谨，且年谱中记述了重阳参加武试。如考中，应当顺理成章地予以记载。其二，王重阳在《悟真歌》中写道，自己这一时期“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⁹⁾生动地记述了由于仕途失败悲愤一度借酒浇愁的苦闷心情，

其著作中也从未有考中武举的记载。其三，《全真教祖碑》中明确记述说，由于王重阳“道气充余，善根积著，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¹⁰⁾，也说明王重阳武试未获成功。

科举考试失利，仕途亦极不顺畅。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十八记载，王重阳出家前曾在终南县甘河镇(今户县境内，距重阳宫北约十余里)任过管理酒税的小吏。让王重阳这样有王佐之才且胸怀大志的人物，担任职务低微的小吏，道教典籍多无记载。《全真教祖碑》以曲笔非常感慨地写道，王重阳“幼之发秀，长而不群，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又善骑射，健勇绝伦。以文非时，复意于武，勘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天不与我”。壮志难酬之后，皈依于道教或佛教的人士，在中国历史上时有记述，宋初的陈抟就是典型的事例，王重阳也属于这一类情况。在正式出家修道之前，王重阳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金莲正宗记》中记载他47岁时，喟然叹息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在终南县刘蒋村建房居住，“置家事不问，半醉高吟，曰‘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于是乡里见先生，曰害风来也，先生即应之，盖因自命而人云”。⁽¹¹⁾当时人把贪利之人讥为“庞居士”(亦有认为是指舍去百万家资而修行的庞蕴)，把癫狂者称为“害风”。他后来在《悟真歌》中，记述了自己出家修道前后的经过:“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着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四十八上尚争强，争奈浑身作察详。忽而一朝便心破，变成风害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好洗面兮好理头，从人尚道骋风流。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作马牛。”⁽¹²⁾由王重阳的上述诗句可以看出，他对昔日追求名利的作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为斩断情缘，他做出了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种种举动，这完全是王重阳为了抛开亲情阻挠他离家修道所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显然，王重阳在48岁这一年，看破红尘，下决心抛弃功名富贵，断绝亲情之爱，走上使他一生转折的彻底脱离世俗化的道路，这是王重阳出家修道的内因。促使王重阳出家修道的外因，是两位高道的点化。据《全真教祖碑》、《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七真年谱》等多种全真道史料记载，金朝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六月，48岁的王重阳在甘河镇的小店中饮酒时，遇到两位身披毡衣的高道。他追随其至僻静处，虔诚地施礼请教。二高道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佯狂垢污，人益叵测。⁽¹³⁾《重阳全真集》中《遇师》诗也写道，“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¹⁴⁾王重阳自己写的诗可以和上述史料相互印证。

正隆五年(1160)中秋，王重阳在礼泉再度与二位高道相逢，他们授重阳秘语五篇。这些秘语到底是何内容，全真道典籍记载不同。由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的孙德彧等人所立的《全真开教秘语之碑》明确记述说:“重阳祖师以正隆己卯(1159年——引者注)之夏，遇真仙于终南甘河镇，秘付口诀。明年庚辰(1160年——引者注)，再会于礼泉，遂留秘语五篇。”秘语的要旨均与点化有关，其中曰:“今逢吾弟子，何不顿抛俗海，猛舍浮嚣，好餐霞于碧峤之前，堪炼气于松峰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阴阳，灿列宿于九鼎之中，聚万化于一壶之内。千朝功满，名挂仙都，三载殷勤，永镇万劫，恐尔来迟，身沉泉下。”“蛟龙炼在火峰亭，猛虎擒来囚水晶，强意莫言胡论道，乱说纵横与事情。”⁽¹⁵⁾陈垣先生编纂《道家金石略》亦收有《全真开教秘语之碑》，且编纂者注明此碑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¹⁶⁾而1995年12月出版的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未收录此碑文。刘兆鹗、王西平编著《重阳宫道教碑石》记载，此碑在陕西户县重阳宫，可能是《道家金石略》记载的碑石地点有误。此外，《重刊道藏辑要·胃集二》收录了题有“清虚道人录，重阳祖师注”的另一种版本的《五篇灵文》，分《序》和《玉液章第一》、《产药章第二》、《采药章第三》、《得药章第四》、《温养章第五》，每篇均有“重阳祖师注”。闵智亭著《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传》中亦收录《五篇灵文》，未收录重阳祖师注。《重刊道藏辑要·胃集二》收录的灵文和注均讲内丹修炼，与《全真开教秘语之碑》所录文字差别颇大。《全真开教秘语之碑》立于元仁宗大德三年至大德十年(1298—1306)间，立碑时的所本与《重刊道藏辑要》收录的灵文相比，其可信度要大得多。《重刊道藏辑要》出于晚清，其中收录“清虚道人录，重阳祖师注”的《五篇灵文》，是否为当年的五篇秘文，还有待深入研究，应慎重对待。

王重阳与二位高道再会于礼泉后，遂决定出家修道，《重阳全真集》中《踏莎行·别家眷》词，真实记述了他这时的想法。词中写道:“妻女休嗟，儿孙莫怨，我咱别有云朋愿。脱离枷锁自心知，清凉境界唯余见。步步云深，湾湾水浅，香风随处喷头面。昆仑山上乐逍遥，烟霞洞里成修炼。”⁽¹⁷⁾从这首词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重阳也把出家修炼看成是解脱精神枷锁，进入逍遥境界的最上策。

对于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的目的，历来是不少研究全真道的学者所重视的问题，而且见仁见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台湾全真道史研究学者郑素春在《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一书中记述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四种:一、改革北宋道教;二、忠于宋王朝，抗金救世;三、贤者避世，创教以保全中原文化，没有采取抗金的实际行动;四、养性修道。⁽¹⁸⁾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考察认为，王重阳之所以要创立全真道，是他眼见当时社会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觉得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于是力图创立一种新的道教派别，通过其教徒自身的修行和对世人的宗教感化，以宗教的方式，施展其济世救人的抱负。更具体地说，他创立的全真道是要教化世人抛弃人间的名利和是非之争，舍偏爱，去贪婪，对自身的精神境界和肉体凡胎进行修炼，以恢复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纯朴的天性，使人神形结合，延年益寿，最后达到得道成仙的最高境界。全真道之所以取“全真”为教派之名，《全真教祖碑》中指出，“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可谓中肯之言。王重阳在其著作中也指出，“识心见性全真觉”，⁽¹⁹⁾以识心见性作为“全真”的标志。从全真道的取名所包含的意思来分析，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笔者上述关于王重阳创立全真道目的的看法。

作为全真道的开山祖师，王重阳对全真道创立和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创建教团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教团的活动，开始于陕西，成功于山东，分两大阶段进行。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阳来到终南县南时村(今户县成道宫址)，掘一墓穴，深丈余，又在地面上封土数尺，称为“活死人墓”。他在墓上挂一方牌，上书“王公灵位”。墓上四角各种植海棠树一棵，人问其故，王重阳回答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²⁰⁾可见，王重阳此时已有了创立新教派的想法。他在“活死人墓”中独居修行近三年之久，写了不少诗歌以记其事。如《活死人引子》中写道:“活死人兮王喆乖，水云别是一欢谐。道名唤作重阳子，谑号称为没地埋。”《活死人墓赠宁伯功》中写道:“活死人兮活死人，火风地水要知因。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活死人兮活死人，须知五谷助身因。墓中观透真如理，吃土餐泥粪养尘。”“天地高深覆载人，人心奸巧不凭因。只知名利为身宝，不悟身为物里尘。”“有个逍遥自在人，昏昏默默独知因。存神养浩全真性，骨体凡躯且浑尘。”“生来死去万千人，善果良因间有因。嫉妒惺贪夸富贵，我今与你不同尘。”⁽²¹⁾在这时期写的诗中，已出现了“全真性”一词，而且指出可通过“存神养浩”的修炼取得，这也说明王重阳在南时村的修炼，是全真道创立的源头。

金大定三年(1163)秋，王重阳填了“活死人”墓，迁至刘蒋村结茅庵而居(今户县全真道祖庭重阳宫址)，继续修炼，并与和玉赡、李灵阳二位道友结伴修道四年。王重阳在陕西修道六年期间，仅收了史处厚、严处常几位高徒，也未创建道教组织，其主要原因，一是王重阳要集中精力进行自身的修炼;二是大力弘道收徒的时机还未成熟。金大定六年(1166)，经过六年修炼的王重阳在长安滦村吕道人庵题诗:“地肺(终南山别称地肺山——引者注)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西东。做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²²⁾这时的王重阳已经修炼成为高道，决心选择合适的时机离开陕西，为创立新道派去施展才华，以实现其多年的宏愿。

金大定七年(1167)四月，王重阳自焚修道的茅庵，东出潼关，七月到达山东宁海州，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传教并创立教团。这一地区在中国道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道教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信仰人数众多。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²³⁾王重阳是一位道教学养深厚而且很有宣传和组织才干的高道，又有这样对道教发展十分有利的地理环境，于是如鱼得水，在山东宁海、文登、福山、登州、莱州等地仅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传教活动，就创建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五个教团，点化培养了以马钰为首的“全真七子”等高徒，对全真道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王重阳传道时目光远大，注意借鉴吸收儒、释等各家之长，毫无门户之见。他力倡道、释、儒三教同源、三教相通、三教平等;他的友人中既有儒者，也有僧人;他传道的人群中，既有文武官员，也有普通百姓;对修行全真道的信徒，他分为不想出家、打算出家、已经出家三种类型，各有不同的要求。由于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及其他全真道精英的努力弘道，使全真道终于成为以黄、老之学为本，“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澹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饨者”的教团⁽²⁴⁾。全真道兴盛于金元，既有其历史的条件，亦有全真高道的不懈努力。但是，追根溯源，王重阳从创立全真道教团起，就力图使全真道成为一个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兴道教教派。全真道教团牢固的基础，三教圆融的正确宗旨，在王重阳创教时已经奠定。

二、订立教规

王重阳在创建全真道教团组织的同时，对全真道教规也多有论述，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为《重阳立教十五论》⁽²⁵⁾。因原文较长，本文摘要简述如下:

第一住庵:要求凡出家修道者先须投庵。后世的全真道士出家住庙即源于此。

第二云游:参寻性命之学，求问妙玄，拜访名师。

第三学书:不可寻文而乱目，宜采意、合心、探理、采趣，如不精通书之本意，只欲记多念广，人前夸说，则无益于修行，有伤于神气。

第四论合药:精学者可救人性命，学道之人不可不通，但不能以此代替内修。

第五论盖造:修道应有茅庵草舍以遮形体，不可居住大殿高堂;只修外功，不修内行，如画饼充饥。

第六论合伴道:结伴修道应先择人，后合伴;其标准应是明心、有慧、有志，不可只为人情，不可取相貌，唯有择高明者是上法。

第七论打坐:住行坐卧时，心如泰山不动摇，不受外界活动干扰。

第八论降心:如果随境生心，颠颠倒倒，寻头觅尾，此为乱心，当速剪除，不可放纵，以免破坏道德，损失性命。

第九论炼性:如同调琴、铸剑，要紧慢、刚弱适度得中。

第十论匹配五气:要调五气于中宫，攒三元于顶上，讲内丹修炼之法。

第十一论混性命:性为神、命为气，性命为修行之根本。

第十二论圣道:入圣之道须苦志多年，积功累行，要寄形于尘世中，心明于物外。

第十三论超三界:要超欲界、色界、无色界，心忘虑念、诸境，不着空见，修炼的最上乘是神居仙圣之乡，性在玉清之境。

第十四论养身之法:法身无形，用则无所不通，藏则昏默无迹，得此道而养之，养多则功多，养少则功少。

第十五论离凡世:得道之人，身在凡世而心在圣境。

王重阳还要求修道之人断绝酒、色、财、气。他认为酒使人“损败真元，消磨眉寿”，“于己唯恣猖狂，对人更没惭忸”。色使人“摧残神气，败坏仁德”。财使人丧德惹祸，“积成三界苦，难脱九幽灾”。气使人伤神、损胃，“斗胜各衔喽罗，争强转为乱费”。⁽²⁶⁾他把妻子儿女看成是人生的枷锁，认为世人聚钱敛财，“只还儿女从前债”。⁽²⁷⁾他要求门徒“饥来粝饭长哺啜，寒后粗衣任盖铺”。从以上记述不难看出，王重阳对全真道门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些要求成为后来全真道的行为规范。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后世全真道的有些规范已做了适当变通，但是，全真道教规规定的道士须出家住庙修道，不娶妻室，不食荤腥，不饮酒，清心寡欲，苦己利人等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三、选拔和培养全真道骨干人物

王重阳在创建全真道教团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选拔和培养高素质的全真道教团的骨干人物，这也是全真道创立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在陕西修道七年，收徒极少，固然因其主要是进行自身修行，另外，他收徒标准甚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据《全真教祖碑》记载，王重阳至山东传道后，“愿师礼者云集”，对如此众多的要求入道者，王重阳并不是不分良莠地全部接纳，而是严加选拔，甚至“诮骂捶楚以磨炼之，往往散去”，⁽²⁸⁾淘汰了许多意志薄弱者。

他对于认为能够真正继承并弘扬全真道事业的人才，则多方点化，使其皈依于全真门下，对“全真七子”的点化与培养，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为了点化马丹阳和其妻孙不二出家，王重阳在全真庵“日夕与之讲道于其中，必欲丹阳夫妇速修持，弃家园，离乡井，为云水游”。⁽²⁹⁾他还把自己锁入全真庵中长达百日，又以分梨(隐喻分离)送丹阳夫妇，由分成两份直至分成五十五份，与马丹阳唱和的诗歌多达近二百首，终于使马丹阳由疑而信，随王出家。一年之后，孙不二亦出家修道，与马丹阳共同列名于“全真七子”之中。

丘处机是最早随王重阳出家修道的门人，因幼年父母双亡，孤贫而未能读书。王重阳为了提高丘的文化素养，让其掌管文翰;丘处机亦刻苦自励，勤奋学习，“自后日记千余字，亦善吟咏”，⁽³⁰⁾文化程度迅速提高。王重阳在对丘处机培养时，要求非常严格，他特别重视对丘悟性和自我思考能力的锻炼。张庄骞所撰的《长春祖师传》中写道，重阳知处机“为法器，乃极意锻炼之，每与弟子讲道时，师(处机——引者注)至闭户不纳，师去谈论如初，如是者终重阳之世，未尝训一语，师笃志不变”。⁽³¹⁾《三乘集要》中《丘长春祖师语录》亦记述，丘处机晚年曾回忆说:“吾侍重阳三十载(应为三载，引者注)，未沐一言之诲，若起嗔心，久为下类矣。惟鞭策之甚，真为爱我之切，故归化时，方有此子可教、吾宗赖以大行之语。”⁽³²⁾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丘处机亦十分理解王重阳的苦心。

郝大通出家前即学问功底深厚，精通阴阳八卦，以卜速自晦。王重阳专程去其卦肆点化，郝入道后王又尽力培养并寄予厚望。⁽³³⁾谭处端精通经史与书法，但因风湿腿疾严重，且药物治疗无效，经王重阳治疗月余而愈，遂拜重阳为师修道。王向谭传授修炼口诀，谭处端“从祖师左右，南游汴梁，朝参夕请，多得玄旨”。⁽³⁴⁾刘处玄出家后，王重阳“尽付其四象五行”⁽³⁵⁾。王处一出家后，遵师命居查山苦修九年，“九夏迎阳立，三冬抱寒眠。”⁽³⁶⁾由于王重阳选人得当，精心培养，“全真七子”果然不负师教，大力弘道。到金世宗后期，全真道的影响已非常巨大，“南际准，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³⁷⁾到蒙古朝时，由于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特殊关系，全真道被尊为国教，丘处机被尊为神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后世全真道信徒还以“全真七子”为分支宗祖，承传了全真道中的七大宗派:尊丘处机为祖师的龙门派，尊马丹阳为祖师的遇仙派(亦作遇山派)，尊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尊刘处玄为祖师的随山派，尊谭处端为祖师的南无派，尊王处一为祖师的嵛山派;尊孙不二为祖师的清净派。王重阳逝世之后，全真道之所以能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全真七子”自然功绩卓著，但追根溯源，还应首推王重阳对他们的选拔与培养。

四、内丹修炼

丹道是道教修炼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王重阳的丹道是在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等高道内丹修炼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吸收禅宗中明心见性学说的某些理论，所提出的一套内丹修炼理论，并因此使其成为金元时期全真道内丹派北宗的创始人。

王重阳的内丹理论颇多，笔者择其要归纳为三点:

(一)神仙可修。

王重阳认为，“长生妙理，人具仙材”。⁽³⁸⁾只要按照王重阳的内丹理论勤苦修炼，坚持不怠，不仅可以长生，最终还可以位列仙班，“骑鲸而游沧海，跨凤而上青冥”。⁽³⁹⁾

(二)性命双修，先性后命。

王重阳认为，所谓修行，就是指真身和性命的修炼，性是元神，命是元气。他倡导性命双修，但在修炼的重点和次序上，则主张先修性后修命，识心见性即为“全真”。

(三)既修“真功”，又修“真行”。

王重阳认为，修行之道，“真功”与“真行”缺一不可，功行圆满，方能成正果。他引用晋真人的话解释说:“澄心定意，打叠精神，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当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⁴⁰⁾(www.chuimin.cn)

在内丹修炼实践方面，王重阳从在陕西居“活死人”墓中修炼起，即努力实践，这方面的感受与体验在王重阳的著作中记载颇多。道教典籍记载王重阳在传道的过程中，有不少神异之举，如在点化马丹阳时，让马把王锁入全真庵中，“斋居百日，日止一餐，虽隆冬祁寒，惟笔砚几席、布衣草履而已，形神和畅，若寒谷回春者焉。”⁽⁴¹⁾在为谭处端治痼疾时，尽管当时严冬飞雪，“寒可堕指”，但王重阳“展足令抱之，少顷汗流被体，如置身炊甑中。”⁽⁴²⁾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可能有神化的成分，但从人体生命科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似乎也不应排除王重阳经过长期修炼所具备的某些特异功能的情况。

五、撰写道教著作

王重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宗教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宗教宣传家，在修道、传道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撰写著作。他撰写的诗词、答疑、榜示、注释等多种形式的文稿达1000余首(篇)，使自己的创教活动及内丹思想与实践得以广为传播。

金大定九年(1169)十月，王重阳与其高徒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离开山东，拟返陕西弘道，途经汴梁(今河南开封)时，不幸于大定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1171年1月22日)逝世。翌年，马、谭、丘、刘四位高徒在王重阳当年修道的终南县刘蒋村故庵旁为其师营造茔地，安葬灵枢。全真道徒遂尊此地为天下全真道祖庭，即今之陕西户县祖庵镇重阳宫。

为了继续弘扬传播王重阳的道教思想、创教实践经验和丹道修炼成果，纪念其师创道的业绩，马丹阳与其徒在为王重阳守墓的同时，还收集整理其遗著，化缘筹资在陕西印行，这是王重阳著述的最早公开问世。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春，在山东弘道的刘处玄与门徒再次编辑王重阳的文集，分为九卷刊印，广传四方。其后，由于丘处机等全真道高道的努力，全真道到元朝时达到全盛时期，元世祖追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时再度加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其所以如此，除元王朝统治者出于维护其政权的巩固等政治原因之外，也说明当时全真道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

【注释】

(1)李道谦编:《七真年谱》载，王重阳应试前改名世雄，字德威;金源璹撰《全真教祖碑》载王重阳应武举试时改名德威，字世雄;本文取李道谦《七真年谱》之说。

(2)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1984年3月影印再版，第208页。

(3)据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记载，王重阳出生的咸阳大魏村原有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所立《重阳王祖师仙迹记》和明朝嘉庆四年(1525)所立《重修重阳天圣宫碑记》两块碑石，1963年移存于咸阳市博物馆。

(4)《全真教祖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51页。

(5)重修重阳天圣宫碑记》，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11页，但本书断句有误。

(6)《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百三十一，《古迹》。

(7)《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道藏要辑选刊》(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641页。

(8)《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60页。

(9)《悟真歌》，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齐鲁书社2005年6月出版，第137页。

(10)《全真教祖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51页。

(11)闽智亭(玉溪道人)著:《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传》，中国道教学院编印，第26页。又见郑素春著:《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6月，第17页。

(12)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校注，第137页。

(13)《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60页、第461页。

(14)《全真开教秘语之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第429页。

(15)刘兆鹗、王西平编著:《重阳宫道教碑石》，1998年4月，第115页。

(16)《全真开教秘语之碑》，《道家金石略》，第429页。

(17)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115页。

(18)郑素春著:《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6月，第5—6页。

(19)王重阳:《答战公问先释后道》，《金代道教之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第373页。

(20)《七真年谱》，载《道藏要辑选刊》(六)，第662页。

(21)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32—34页。

(22)《七真年谱》，载《道藏要辑选刊》(六)，第662页。

(23)陈寅格:《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页、第15页。

(24)辛愿:《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载《道家金石略》，第443页。

(25)《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2卷，第153—154页。

(26)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17—18页。

(27)《踏莎行》，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115页。

(28)《全真教祖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51页。

(29)马大辨:《重阳分梨十化集序》，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259页。

(30)《全真教祖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第451页。

(31)《三乘集要》中卷，第25页、第20页。

(32)《三乘集要》中卷，第25页、第20页。

(33)王重阳对马丹阳、孙不二、丘处机、郝大通的点化与培养，详见笔者发表的《马丹阳与全真道》(1992年中国道教协会编辑出版:《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郝大通—全真华山派开派祖师》(《中国道教》1993年第4期)，《丘处机与全真道》(台湾《道教探索》第八号，1994年出版)。

(34)《金莲正宗记》卷四，《长真谭真人》，《道藏》第三册，第357页。

(35)秦志安:《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470页。

(36)姚燧:《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载《道家金石略》，第718页。

(37)元好问:《紫徽观记》，《道家金石略》，第475页。

(38)范怿:《重阳全真集序》，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2页。

(39)范怿:《重阳全真集序》，王重阳著:《王重阳集》，白如祥辑校，第2页。

(40)《三州五会化缘榜》，《金代道教之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3月发行，第513页。

(41)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道家金石略》，第639页。

(42)金源璹:《长真子谭真人仙迹碑铭》，《道家金石略》，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