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道教田野调查：循理探玄文集结晶

收获在田野

樊光春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道教，到80年代后期投身于道教研究，迄今已度过近40年之久。我对道教的认识，首先不是来自书本，而是道教生存的实际——恰如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所说“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因此，田野调查成为我研究道教的首选方法。这一方法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它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当然，单纯的田野调查是无法完成研究项目的，它还必须同文献研究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

追溯中国道教研究的历史，我发现，过去曾有人宣称“道教研究在日本”，其实也是指日本学者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因为当他们有意为之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还没有人把道教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专业方向。据蜂屋邦夫先生介绍，日本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将道教研究作为把握中国人心理和信仰倾向的重要手段，从而达到控制中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国策。一些学者所从事的道教研究成果，就被政府所利用。著名道教学者小柳司气太、吉冈义丰等，长期住在北京白云观进行调查和观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今人研究北京道教的重要史料来源。⁽¹⁾窪德忠则跑遍了东北和华北。

与相对固定的历史文献比较，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显然具有明显的“新”优势，这也是国外学者在一段时间里处于道教研究前沿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中国大陆道教研究兴起之后，国外道教学者仍然不放弃这一方法，历尽艰辛来中国做田野调查。例如日本的蜂屋邦夫、法国的施舟人，其足迹遍及全中国，施舟人甚至在台湾拜道士为师。新近又有法国远东学院的华澜在湖南农村收集到大量藏有道士信息的神像，为国内道教学者所未见。

田野调查给我带来的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以下摘取几个片断，足以显示田野收获的丰硕成果。

玄都坛与金可记:考古与文献的结合

《全唐诗》中，有杜甫的一首诗，题名《玄都坛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
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向阴崖结茅屋。
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
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知君此计诚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
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

这个元逸人，唐代道士，是杜甫和李白的朋友，云游四川、陕西、山东、河南，一度定居山东蒙山和陕西终南山。这首诗就是杜甫居住长安樊川进山看望元逸人时写的。诗中提供的玄都坛的地理位置，一向不被人注意。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考察古道遗迹时，在长安子午谷(今名子午峪)发现了杜诗摩崖石刻。但是人们关注的并不是玄都坛，而是同石所刻金可记传——因为金可记是道教内丹术传入新罗第一人。后来，西北大学周伟洲教授对石刻文字进行了识读和整理。我把这一发现写进了《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中。公元2000年，在中国道教学院学习的刘嗣传道长访问韩国，将此书转送给世界金仙学会的崔炳柱会长。崔会长此时正致力于道教内丹术的研究，并多方探寻新罗人在华修道遗迹，看到这个信息如获至宝。于是，他邀约刘道长相携来到西安，请我陪同前往子午谷考察。此番考察之后，韩方希望今后组织人员经常来访，但鉴于子午谷交通不便，因此与陕西道教界合作在楼观重新刻立了这方碑石。后因长安区博物馆将摩崖石刻切割移走，双方即协商在附近的山头上修建一个山亭，以纪念摩崖石刻。

2002年4月，我同楼观监院任兴之道长前往子午谷探查选址。在山民的带领下，我们穿越荆棘、攀爬悬崖，登上了摩崖石刻近旁的山头——村民称之为石楼山，又称梳妆台。结果发现这个山头并非全部天然，其顶部为石条垒砌而成，呈圆形，遗留有大量砖瓦和墙土。这一发现，使我们放弃了在山顶建亭的想法，后来将其建造在山腰。而我则对这个古建筑遗址产生了兴趣。我首先想到的是杜诗提到的玄都坛(后来也有村民告知山名玄都台)，但这只是一个孤证。接着需要进行的是相关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检索。结果，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秦建明研究员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揭示汉长安城有一条超常建筑基线，其近长安的南北两端各有一处礼制建筑:北端天齐祠在三原县境内，建造在人工挖掘的大坑之中，仅存遗迹;南端尚未发现，疑在子午谷口一带。⁽²⁾于是，我带着卫星定位仪，在省道教协会副会长陈法永陪同下，驱车到达天齐祠所在的天井岸村。村边的大坑深达36米，坑底直径260米，因近似圆形，故面积约53000平方米，相当于7个足球场。用卫星定位仪测出的数据是:天齐坑北岸中心点的经度是东经108°52'495″，而子午谷内小山头顶部的经度是东经108°52'545″，几乎处于一条直线上，而其间相距74公里，中间点即汉长安城。这一发现使得秦建明先生的推测得以成立，玄都坛的确认亦随之展开。在其后的6年间，一是进行了文献的检索，二是邀约秦建明先生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杨文宗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科研处长杨辽先生，对玄都坛进行探查。结果获得了肯定的答案。

在文献方面，首先是陈垣等编纂的《道家金石略》首篇收录汉《会仙左坛题字》:

元光二年十月，文成将军李诏建会仙左坛，工四万五□。

元光为汉武帝年号，二年为公元前133年。文成将军为少翁，其事见《史记》、《汉书》，齐地方士，被武帝征召至长安。从这通石刻可知，汉武帝曾于元光二年令少翁率民夫四万余人修建了一座“会仙左坛”。按武帝在长安地区大肆建造求仙场所以及少翁活动于京师长安分析，此坛当在长安附近。言其为左坛，当与甘泉通天台相对应。甘泉居右，长安居左。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建坛，均以黄土筑成，故写作“土”旁。而此碑所用“坛”字为“石”字旁，当寓意此坛为石料砌成。故此，这个“会仙左坛”似与“玄都坛”相符，杜甫称它为“太古玄都坛”，极言其久远。

其次是杜诗，这是记录玄都坛名称、年代、位置最重要的证据。

此外还有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5寺观:

［玄都坛］新说⁽³⁾曰:“在终南山。汉武帝筑。《三秦记》:‘长安城南有谷通梁、汉者，号子午谷。’入谷五里有玄都坛。天宝年，元逸人，隐道士也，有神仙术，杜甫作诗以赠云……”

明韩邦靖《登汉武帝玄都坛》诗:

曲磴回谿数百重，汉皇行幸有遗踪。
海西不复来三鸟，岩畔虚传驻六龙。
碧露暗滋金洞草，紫云常护石坛松。
便应别著登山屐，策杖高寻玉检封。⁽⁴⁾

道光《宁陕厅志》卷1古迹:

元都坛在厅北⁽⁵⁾四百七十五里子午峪中，有元都坛。山势屹然高耸。按梦弼注⁽⁶⁾云，元都，汉武帝所筑。水中一石特立，刻有唐杜工部元都坛歌寄元逸人。

元都胜迹元都坛在厅北四百七十五里，山势巍然特立，子午峪水萦回其下，上有太古元都庙。松风谡谡，令人尘氛涤尽。

实地探查的结论是:玄都坛的营建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山民以此作为自然崇拜的对象;

第二阶段，秦汉时，因构筑长安城和开通子午道，玄都坛山峰引起朝廷关注，将其作为与长安城建筑基线有关的标记性地物，利用天然山头加以人工修饰，成为国家礼制建筑。《类编长安志》和《宁陕厅志》记录说它系汉武帝时所建，则与汉武帝的求仙活动有关，其时即应命名玄都坛。西汉后期长安地区开始出现民间道教团体，东汉五斗米道又在长安设太华治，很可能利用此坛举行祭祀活动。

第三阶段，长期废弃，时间约为南北朝至唐末，其时少有人攀登坛顶。唐代后期隐居在此的元丹丘和金可记，应当都是在坛下的山谷或山坡上结茅而居，而不是在山顶上。

第四阶段，坛顶殿堂构筑约始于宋、元时期，明、清连续不绝。

第五阶段，上世纪60年代房屋构筑被拆毁，坛和殿均处于荒废状态。

在玄都坛下居住的道士，最有名的是新罗入唐留学的金可记。他在长安完成学业后隐居玄都坛下，并在终南山中拜钟离权为师，将学到的内丹术传播至新罗。现在，在他隐居处复建了金仙观，被韩国修习仙道人士视为韩国道教祖庭。

碑石背后的秘密:教派梳理的新证据

金代兴起的全真道，起源于陕西和山东，后来发展到北方广大地域，明清以后更传播至江南，并逐步形成龙门、华山等教派，现代全真道即以龙门派为主，有“龙门、临济(佛教宗派)半天下”之说。但是，这些教派产生于何时，教派所追溯的创始人与其传承都存在很大的疑问。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山东文登“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全真道传承关系研究刍议》的短文。此后，与国内其他几位学者同时开始对龙门派、华山派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到2009年，全真道教派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其成果集中汇集到2010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探古鉴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广保、郭武、尹志华等学者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主要依据，仍然是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碑石资料。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了《西北地区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一文。

这篇论文，除引述22种史志外，采用碑刻材料280余篇，涉及地域为今陕西、甘肃两省大部以及青海和宁夏部分地区，宫观数量100余处，其中著名的宫观和山场有陕西周至楼观、户县重阳宫、陇县龙门洞、耀县药王山、三元城隍庙、佳县白云观、留坝张良庙、城固洞阳宫、华山诸观，甘肃天水玉泉观、兰州金天观、白云观、榆中兴隆山、敦煌西云观、莫高窟、崆峒山诸观。这些碑刻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在田野调查中抄录或者经眼的。梳理的主要结论是:

——西北地区最早见诸文献的全真道宗派名单是华山派。明永乐年间(1403—1424)，陕西城固洞阳宫出现华山派演、全、冲等三个字派。由于这一记录是后世所追叙，其准确性尚待考证。故以1451年(景泰二年)陕西洋县丰都山所出现的“道、崇”两个字派为华山派在西北出现的最早记录。华山派自1451年至1703年的252年间，共计传续12代，代距为21年。

——龙门派名单较华山派出现为晚。最早为1426年(宣德元年)由北京隆阳宫来终南山的荣常存，传徒郑守山等7人，见于1452年(景泰三年)户县《重修东岳庙碑》。常和守为龙门派7—8代。然而在此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先是嘉靖七年(1528)，在西安城区出现一字辈，疑为第11代。自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出现真字辈后，西北地区的龙门派传承有了完整的传续名单，至1950年，共计传续25代，代距为13.7年。各道场中以陕西佳县白云观传续最为完整，由于全部属于本观内部传承，故而代距较长，342年仅传承22代，代距15.5年。总起来看，龙门派传续速度比华山派每代短5—11年，由此反映出近代以来龙门派在西北占据主要地位的事实。一些原先以华山派为主的道场，逐步变为单纯的龙门派道场。(www.chuimin.cn)

——除过华山、龙门两派之外，碑石资料还集中反映出，明代在终南山古楼观还曾经传续过一个后来消失了的道派，因史籍中没有相关记载，我为其定名为“楼观三丰派”。从明初永乐年间开始，直至清代康熙末年，历时约330年。它起源于明帝寻访张三丰的重大历史事件。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派遣礼部尚书胡濙寻访张三丰，道士侯圆方随行到达陕西，后留居楼观。在他的住持下，遭受元末战乱毁坏的楼观说经台、宗圣宫以及全真道祖庭重阳宫等终南山一带的道观得以重建。正统年以后，其徒唐袭淳承继道统，下传继、宗、明、道、德、中6代。至清康熙末年，尚有张中果住持楼观吾老洞，另有石和鸣、纪常静师徒同为住持，显系同一传承。故此一教派自明初至清初共传承10代，其活动范围大致在楼观—重阳宫一带的终南山北麓，有明确记载的宫观为说经台、宗圣宫、会灵观、洪妙庵、吾老洞、重阳宫等。其最盛时的万历初，仅宗圣宫一处即住道士200余人。清代中叶以后，这一教派突然消失，很可能与龙门派合流。

黄土坡上的绿茵:道教教义的活化石

道教从重生贵生的基本教义出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和制度。这一思想的源头，是老子《道德经》。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对老子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以此为开端，诸多道教文献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并把这些思想贯穿进道教戒律之中，用制度来强制推行其生态思想。在进行宫观建设时，生态思想发生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西北地区的道观更具有代表性。对这一现象进行归纳，体现了道教教义三个方面的价值:

1．神圣性

利益驱动和政策导向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它可以导人向善，也可以教人为恶。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号召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程度。除了人迹罕至的边疆地区和原始森林外，祖国大地满目疮痍，童山濯濯，灾害肆虐。唯有佛道教名山所在，尚存一片片绿洲;即便是乡村小庙，凡有僧道常住之所，都能或多或少保留点点翠绿。反之，庙亡山秃，神去灾来。

道教佛教名山是神佛的居处，在广大信众心中，是神圣的地方，一草一木不敢擅动。除非少数天不怕地不怕的违法之徒，即便是无神论者，大都对名山心存敬畏，尽量给予保护。例如西岳华山，古代有多处山林被命名为神林，“禁人采伐，如有犯者，立祸于身”。⁽⁷⁾不仅古代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此。在甘肃省东北部的黄土高原干旱地区，大部分地方寸草不生，都是近百年垦荒种粮造成的。而平凉城外的崆峒山，却是一片葱绿，树木覆盖全山，不乏珍贵的古木。由于植被优良，每年降雨量比周围地区高20%以上。这是一座道教名山，也是佛教名山。两教寺观与山林景观共存共荣。由于主要宗教建筑被保留下来，其周边的植被也受到庇护。甘肃陇南市周边地区红土裸露，植被极其稀疏，而市区北侧的五凤山却是松林蔽日，花草飘香，殿阁隐约，曲径通幽。松林约有千亩，而方圆数十里竟是一望无林。原因何在呢?灵官殿前壁镶嵌的一方碑石给出了答案。这方刻立于1830年(清道光十年)的《名山老殿护栽树木碑记》告诉人们:武都周围山岭少树，由来已久，恐非近世所造就。而五凤山的松林，实肇始于1803年(嘉庆八年)，距今已达两个世纪，由当时的114株，自然繁衍为千亩森林。但是，只有初始的植树，而不继之以管护，恐怕也难以保存至今。肇始者亦早有前瞻，于树林初成之时，就订立了护林规章，刻石公示。在碑文后半段，即对如何保护全山的树木花草作出具体规定并加实例说明，诸如:放牧烧毁树木罚交粮食若干;偷拔树苗一株，罚栽树木若干等。

在甘肃省道教协会会长袁宗善道长的陪同下，我从现场采访得知，从清代栽树成林以来，周围的道教信众都把保护五凤山松林当做自己的义务。上世纪中期，有人想盗伐树木，信众自发上山护林，终于使这颗绿色明珠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2．示范性

宫观生态的示范性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道教自身的或是与道教有关的。道教自身的是指具备宗教活动场所资格的宫观，与道教相关的是某些以道教名义修建但不归属道教团体管理的庙宇。大体上是小庙学大庙，新庙学老庙。一般来说，大庙延续时间长，保护程度高，影响力大，辐射面广。所以，大庙和老庙往往成为小庙和新庙的生态楷模。建庙先植树或者一边修庙一边绿化，是近三十年复建或新建庙宇的普遍现象。从整个社会来说，庙宇恢复或增加的过程，也是林木植被率提高的过程。在古代，宫观生态长期得到政府的支持，一些著名宫观经常得到朝廷和官府资助，用于培植园林;或者由朝廷和地方政府颁布敕令，保护园林。如晋惠帝时曾由朝廷拨款维修终南楼观，植树万株，连亘七里;唐睿宗为司马承祯修建天台桐柏观，“辟封内四十里为禽兽、草木生长之福庭，禁采捕者”;⁽⁸⁾唐玄宗又为他修建王屋山阳台观，“禁樵采”，⁽⁹⁾这两处都被建设成类似于今天的自然保护区。在近三十年建设宫观生态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的示范性是全社会的。宫观生态模式不仅成为公众活动场所的借鉴，也是古代许多家居设计的典范。现代的社区环境设计，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性，更是大量借鉴了道教的生态思想。

3．功利性

道教思想的功利性，由道教的性质所决定。道教虽然有一些出世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关注民生，利用道教特有的技术手段，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延长生命历程。以宫观生态为代表的环境建设，从微观上看，具有休闲、观赏、旅游的现实价值;从宏观上看，则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长远意义。所以说，近些年一些地方新建寺庙并非一律不对，除非违法占用基本农田，或是过度筹集民间财力。尤其是在西北的城镇地区，由于砖头水泥建筑迅速膨胀，人居环境日趋拥挤，很难拿出很多的空间进行绿化。位于城镇周边的道观或佛寺，往往可以起到为城市功能补缺的作用，为市民提供一些休闲、健身场所。

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辐射陕北和宁夏地区。商户很多，而且有“同神神合伙做生意”的传统，热心修庙敬神。20世纪80年代恢复商品集散地后，迅速筹集了巨额资金，修复了黑龙潭道观，并且为附近村民修建了小学和中学。这个道观没有道士，由庙会组织管理。庙会组织利用节余资金，购置树苗和抽水灌溉设备，兴建了1200亩山地树木园，聘请林业技术专家指导。十多年来，栽植树木7万余株，共计106科、103属、847种，其中31种属国家濒危保护植物，为陕北荒漠干旱地区的植树造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属榆阳区的卧云山道观，则是一个“道教信仰、伟人纪念和生态保护”三位一体的道观。建有真武大殿和永怀阁(纪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有汉白玉雕像)。周围原来是3000亩沙地，历年栽植了一些树木，但很稀疏。道观管委会邀集周围20个村，利用庙会形式积聚资金，把卧云山建成一个具备水保环保、植物经济、教学实习、科普活动、科学研究和旅游观光多项功能的名胜地。在林业专家的指导下，7年中栽植的植物达128科、288属、1108个品种，其中60个品种为珍稀濒危品种，3000亩沙地已经泛绿。他们还进行了六项林业科研，两项成果获榆林市科技进步奖。

敦煌的王道士:一个需要翻案的小人物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此后，藏经洞中的文物流向全世界，引起全球学者的关注，并由此诞生了敦煌学，莫高窟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而发现藏经洞者，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去世于1931年，在世81岁。他曾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中当兵，退役后出家，拜全真道龙门派盛道人为师。大约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云游至敦煌。当时，莫高窟一带有3座寺庙，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于是，王圆箓就住在下寺，逐步整修破损的洞窟，并将一小部分改造成道观，名叫太清宫。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初夏，王圆箓在组织民工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在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的甬道中发现了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洞中保存的宗教艺术品成为罕见珍宝，佛道教经卷则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巨大宝库。

当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珍宝后，他立即向敦煌县以及省、道两级政府作了报告，并呈送了数量可观的文物样品。在7年当中，无论王圆箓如何奔走游说，各级官员只知私藏和馈赠，而不思如何保护，使得王圆箓心灰意冷。那些或由王圆箓报送，或由当地官员当做巴结上司的贵重礼物而转送的藏经洞文物，没有一件被各级官府和朝廷图书档案部门收藏，均作为私人收藏品在民间流传，大部分下落不明，少部分被外国收藏家购买。

当王圆箓用各种手段向官府报告以期引起重视得不到回应时，7年之后，敦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1906年4月，斯坦因到新疆探险，听说敦煌莫高窟有精美的壁画，便在挖掘楼兰遗址后到达敦煌。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斯坦因首先取得了敦煌县令王家彦的好感，得以用官府客人的身份进行考察活动，并获得了藏经洞的信息。由于斯坦因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职务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马车上插有官府发给的写有“大(英帝国)……印度教育大臣游历甘肃新疆考(察)……”字样的小黄旗，又有当地驻军做护卫，使得守护藏经洞的王圆箓对斯坦因产生了信任。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王圆箓要保护藏经洞和补修千佛洞、修建太清宫经费缺乏，向官府报告又没有结果，因此只能用藏经洞文物来换取洋人的“布施”。这一次，斯坦因用大约2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均为藏经洞艺术珍品。1908年，斯坦因经印度返回英国，将敦煌文物上缴英国政府，后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又过了两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一批藏经洞文物，大部分通过海路运回法国，全部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次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前往北京购买汉籍。他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向京师学人宣示，使国学大师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了解到敦煌宝藏的价值。

于是，罗振玉等提请学部收集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经卷全部购买，运送北京。向北京运送的经卷，当时编号超过10000号。但经过沿途官员的偷窃和运抵北京后被押运官员及其他京官的再次抽检，最后送进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件。负责运送这批经卷的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不仅纵容沿途官员偷窃，还在到达北京后又伙同其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大肆偷窃和损坏，其窃得经卷后来大部分出卖给日本人。

藏经洞被发现之后的前几十年，王圆箓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因为没有人关注敦煌。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研究出现迅速发展的态势，有关藏经洞文物流散海外的历史，成为学人们深感痛惜的话题，有人将责任归咎于王圆箓，余秋雨甚至在《道士塔》中指责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错步上前的小丑”。可惜的是，这样的指责太过武断，太不顾历史真相。读读本文所叙述的情节，人们自当明白功过是非。

事实上，在当地，王圆箓仍是一位功臣。莫高窟前矗立的王圆箓纪念塔以及络绎不绝的游人驻足塔前的身影，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注释】

(1)赵芃、林巧薇:《蜂屋邦夫先生谈日本的道教研究》，《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三期。

(3)《类编长安志》为辑录多种历史文献的作品，故对撰者本人的言论以“新说”相区别。

(4)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十六。

(5)按:宁陕厅，清代设置，其辖境北至秦岭北麓，直抵山口。

(6)梦弼，即蔡梦弼，南宋人，曾撰《杜工部草堂诗笺》。

(7)《西岳华山志》梦弼，南宋人，曾撰《杜工部草堂诗笺》。

(8)转引自《天台县志·司马承祯传》，汉语出版社，1995

(9)《赠白云先生书诗并禁山敕碑》，《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