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理探玄：陕西宗教学术界学者15周年纪念文集

陕西宗教学术界学者谈话纪要

(根据录音整理)

张应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原副所长)

各位领导，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远道而来的客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我作为宗教研究所退休的同志，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我谈三点体会:

第一点，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就会有成绩。我到社科院已经有三十年，最早我到院里的时候搞宗教研究的只有王亚荣同志一个人，后来又调来几位同志，像畅耀先生、陈景富先生，再加上由宗教局来的李利安，佛教的班子逐渐搭起来了。因为搞佛教搞得比较有成绩，院里后来要上道教研究项目，光春和我，当然还有其他人，这些年来坚持下来的也就是我们俩，一直搞道教研究。

第二点，我觉得争取上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我到院里到现在，院长已经有七任，七任院领导对我们宗教研究都很支持。我刚来的时候，院里已经把宗教所的章子都刻好了，当然成立比较晚。后来宗教研究室、历史宗教研究所到最后宗教研究所。另外我有很深的体会:除院领导支持以外，从正式成立宗教所十五年来，省上领导像吴庆云部长啊，像李淑贤主任啊，这些老领导，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统战部、宗教局的领导，和我们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和宗教界的关系，我们所关系也搞得很好，今天宗教界也来了不少同仁。再一个就是广大的外援，和海外的联系、和省外的联系，都对宗教文化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是团队精神。我们这个团队从建立起来以后，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是一直坚持下来，更可喜的是青年同志后继有人。亚荣同志刚才把大家情况已经一一介绍过了。我写了四句小诗，在这里朗诵一下，题目就是《贺宗教所建所十五周年》:

十五年来历艰辛，问津佛道有缘分。

回首往事成感慨，喜看小树已成荫。

荆三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佛教研究所　所长)

咱们省社科院宗教所，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地方社科院系统中宗教学术领域唯一一所健全组织班子、人员配备最全最齐、历史最久的。客观地说，陕西省的宗教研究历史上在国内占领半壁江山，但是近十年成倒退趋势。我个人感觉，目前在思想和理论的建设上，远远落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省委省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高度。那个时候我们陕西省的认识高度在国内是领先的，现在我们是被别人逼着走，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记得，当年曾经当过陕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刚先生，1978年、1979年，年年春节的时候给我父亲直接寄写邀请函。我父亲在1978、1979年两年都没有去。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父亲说我们一起去他家去看看。结果谈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跟我们西北大学在陕西召开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宗教学术会议，说你们社科院(和省委党校是一个单位)有没有兴趣。郭琦当年还在西北大学当校长，马上回答说“我们全力以赴让干啥就干啥，只是希望把我们的名字给挂上去”。我父亲说，你可以负责地回答:如果是这样，那行。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学术会议，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和陕西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定下来了，他说那就太好了。好，既然是这样，我父亲回去以后就给省委打报告。当年是报省委常委全部领导的，没有一个人说这样不是为陕西省做的，认为陕西省在思想解放上应该走在全国的前列。我记得那次会上，每一天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在场，今天的宗教会议上我再没有见过。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学术环境大大改变了，但是认识的深度、重视的程度远远低于三十年前。我说的就是真话。当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经济，陕西的经济在国内始终没有占半壁江山，也谈不上你的宗教文化。但是，现在敢说我们在国内的宗教文化研究上是独一无二的，就没有这个资格讲。世界佛教论坛我们应该拿得到的。第一次，——老王(王亚荣)跟李利安同志，这我们都知道、都是作为参与者。但是，到了人家浙江，宗教所这样的组织机构在国内我所知道是没有第二个。但是坦率地说，从郭琦以后，受到的支持和参与程度是大大降低了。郭琦以后我所知道的宗教学研究(郭琦是直接参与)，每次工作中的大小事情只要是给宗教局的都要汇报，他都要参与。我个人觉得陕西省社科院的宗教学研究，无论是佛教的道教的，在国内的研究力量这个组织机构都是最强的。哪有现在十个完整编制的!小纪在这，问问他们宗教所佛教室，他们的主任、四个部级干部，评学部委员都没有评上。我们的魏道儒就是从我们这走的。我们为西北大学、为陕西、为当代中国宗教学提供了最年轻的院士——学部委员，正是从我们这里走的。但当年我们这里同志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在政策上、在理论上、在组织上给予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小。佛教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这里搞佛教的在国内如果陕西不参加，我们国内任何的学术会议都不认为这是具有国内水平的。如果陕西没有，国际的就更别谈了。如果陕西的学者没有去，任何国内或国际的佛教会议会被认为不具有代表性。当年我们是直接的发起单位，任继愈先生委托高扬先生，拜托拜托拜托，签字盖章，全部交给你们，“只有你们办、你们挑头办，国内响应、群雄响应”。但是今天我们还敢说这样的话么。

李利安(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所长)

我说几句。第一个就是说我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有缘分。因为我在1984年的时候，最早就见到了我们的前任所长王亚荣同志。我是第一次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有了接触。那么，我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曾经想来这里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吧，也不具备。后来我到陕西省宗教事务局工作，一工作就是八年。然后八年之后，也是习性所致吧，又回到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在这里工作了整整三年。所以我和这个所非常非常地有缘。这是第一个，有缘分。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有合作。无论是我在所里工作的时候还是不在所里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合作。承担项目、做著作、一起开会，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无价的，非常地友善，非常地互补，非常地有成效。在这方面，无论是老所长张宪臣老师给我很多关怀，还有我们的老书记、老所长张老师也给我了很多帮助。特别是我们的师兄、也是我的老领导王亚荣研究员，给我帮助更多。所以我在这里非常非常地感谢各位。这是第二句，有合作。

那么第三，我是感觉到社科院宗教所这几年是非常有成果。为什么有成果呢，刚才王亚荣报告，大家都知道了。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我们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宗教研究的专业队伍，在陕西是最大的，没有人超过它，而且在全国也是起步最早的，像这样规模的所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全国的影响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那当然除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大部队，我们要跟他们干。可是在省级社科院里头，像我们这个所能够起步如此之早，开展工作这么悠久，那是很少见的。而且在佛教研究和道教研究领域，在全国那是绝对的，是前茅。这一点是公认的。这个从我们佛道教两项研究里头和国内乃至国际最高级别学者的广泛亲密来往，就可以证明了。所以这是有成果。

那么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前途。为什么有前途呢，刚才各位已经说了，陕西是个文化大省，特别是个宗教文化大省，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实际上两大文化:一个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里面一个是皇家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皇家文化更具有深厚的持久的影响力。再一个就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里面有实力的、在全国能够站得住脚的、在国际上有感召力的，实际上就是佛道教文化。那么这样一种特别的优势，我觉得宗教文化的优势甚至会超过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皇家文化，因为它是古今贯通的、是鲜活的，而且它终将是长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社科院未来是有前途的。

最后一点，我有个想法。这想法就是说，陕西这个社科院，作为一个社科院，你看又不带学生，又是一个政府系列的部门，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我有几个想法:第一，从时间上来讲研究要注重当代。第二个从研究的空间来讲是不是应该重视我们陕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陕西，放到以陕西作为龙头的大西北。当然在立足陕西放眼西北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统摄全国放眼世界，和国际上进行交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从研究的内涵来讲，我觉得应该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实当中的问题太多太多，现在整个学术界现实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最薄弱了。但是实质上是最重要的。国内的宗教学研究大家，这个家那个家，是很少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很少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出大家。我希望我们的陕西省社科院能够在研究的内涵方面重视现实问题。再一个就是研究方法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大学这边的或者其他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注重文献、重视哲学理论，等等，我们是不是更多地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和各个部门广泛深入、有效地沟通，从而使我们的这种研究更加具有实效、更加具有魅力，更加地具有个性，同时更加具有长久的影响力。我就说这些。不对的地方请批评!

谢扬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副所长):

我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首先，我觉得从片子里的了解，从今天各位的介绍，我对陕西省社科院宗教所有了更真切的一些了解。宗教研究所十五年来，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佛学、道学研究的成果，在人才的培养，在对陕西省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些诸多的方面，确实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所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代表咱们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向社科院和宗教研究所以及我们各位同仁表示最高的敬意!表示由衷的祝贺!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宗教所以前作为地方社科院的单位开展的学术研究，那是不容易的。取得这么优秀的成果，都是要克服很多困难。这我们在大学里也有体会。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啦，我们国家文化战略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呢，可以这么说吧，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时代，毕竟有自己伟大的宗教。那也就是依靠我们勤奋啊，最前沿的一些研究为它打基础，为它作推动。所以时代是需要宗教研究、文化学术研究的。宗教研究所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了。陕西省地方宗教文化资源，又是极其深厚的;政府已大展宏图，作出我们更高的期待。满足我们陕西省乃至我们国家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需要。

最后一点就是，宗教所在陕西宗教文化研究上是先走了一步。我们所是思想文化研究所，它的重点主要还是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包括中西比较研究。宗教所在这方面(宗教方面)也作出了进步。我们感觉到，跟陕西省作为一个宗教历史资源极其丰厚的一个地区，在宗教——佛道教以及其他平等的宗教研究方面，理应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应该在宗教方面有基础的地方出现几个学术杂志，几个对社会有间接影响的宗教研究的学者。这是我们期待的，希望我们宗教所在这方面再先走一步，给我们带好这个头。最后，祝愿宗教所的同仁们，也祝愿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同行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韩星(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教授):

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宗教中心儒学儒教所的。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叫，因为现在儒学是不是宗教还有争议。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所的时候，当时就考虑我们及早，如果涉及儒教问题，我们可以参与一下。那么现在我首先代表我们研究所，对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我跟咱们宗教所的樊光春老师和张应超老师，像这两年也包括年轻人，还有王亚荣老师有联系，因为都是搞宗教的，我们那一年到台湾开过一次会，所以后来有一些来往。这两年我主要是搞思想史、中哲(宗教)这一方面，但是平时对道教也做了一些了解。我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宗教研究所这十五年来出了很多的人才，出了很多的成果，在我们陕西、西北乃至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来讲我非常敬佩，特别是像王亚荣前所长刚才讲的对我们国家宗教的研究和发展的回顾，使我又学习到很多东西。那么，我现在有两点看法。

我们现在这个宗教研究的状况，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对宗教研究抱有片面的看法有关，所以我们对宗教，包括对宗教研究长期以来从正面、积极肯定的不太多。但是问题就是宗教现象，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尽管片面化，尽管像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但是我们也阻挡不住它的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我们现在出现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危机问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那么在精神危机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信仰，或者说是信仰危机。对于这样的问题，所以十七大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觉得非常好。当然关于这个提法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理解。按照我的理解，其中应该有我们宗教的地位，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正面看到宗教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应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构建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要从大的文化角度来规划。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它有一个内部的结构建设。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它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主体，包括道教佛教、其他的宗教信仰以及民间的各种信仰，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那么到现在以后呢，我们批判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把那样一种结构给它解构了，给它割断了。然后倒回来，我们现在中国人今天的信仰危机。所以我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文化的组合。这个文化的组合，我有一个基本的思路，还是要以儒家为主体再组合传统的佛教道教，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三教合一。当然这个三教合一，可能在各家的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看，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家佛家文化为辅。

那么同时，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应对外来的宗教，特别像西方的基督教。这个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基督教现在在中国，不论是在非常发达的大城市，还是偏远的贫困落后农村，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当然从我们学术的角度讲，从儒家的角度讲，是应该抱着宽容的、兼容并蓄的、和而不同的态度。但是问题是我们涉及现实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民族的精神危机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有警觉。所以，对基督教这种外来宗教的发展，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在这样的结构当中，将来怎么能够以儒家为主体来不断地整合外来的各种宗教。这是从宗教层面，当然我们如果从世俗文化层面，那就像西方民主自由，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应该整合。因为儒家和其他宗教文化不同，它既能和宗教进行对话，它同时也涉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包括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基本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吕建福(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主任):

首先呢，我参加这么一个座谈会非常高兴，向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成立十五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陕西社科院呢，刚才王亚荣教授作了重要的系统的介绍，我们也非常地熟悉，它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但是，陕西社科院的宗教研究的历史可能比这个还要长。刚才已经讲了，全国的第一次宗教学术会议就是在这召开。(20世纪)80年代开始，1980年召开那个隋唐佛教讨论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个时候陕西社科院、西北大学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人员。那么，从八十年代算起来差不多快三十年啦。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宗教学的学者。现在已经退休的一些学者，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咱们比较熟悉的陈景富先生，(刚才有的也提到)他对韩国佛教的研究，在韩国，韩国的学者到陕西来都要访问陈景富。他对韩国佛教的研究那是很有名的，他的研究涉及中华佛教、陕西佛教两千年等很多领域。(www.chuimin.cn)

陕西社科院从八十年代开始，第一批的成果就是写陕西的寺观志。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当时还是具有开创性。全国学术界，佛教、道教研究应该是从这开始的。现在这个寺观志看起来不够丰富，写的内容比较简略一些，但是当时来说意义很大。而且这个也是决定了陕西社科院的研究方向。社科院不同于高校，它主要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对党和政府宗教政策起到一个参谋、咨询这么一个作用。这是它不同于高校宗教研究的一个方面，至少是一个特点吧。高校它集中研究比较多一些，那么社科院系统对政府的咨询这方面多一些。所以，陕西社科院应该说在学术界、在佛教研究、道教研究，应当说是在全国走在前沿。咱们的长安佛教研究，咱们陕西宗教资源环境的研究，咱们道教的研究，我们这里两名著名的学者——樊光春老师、张应超老师，这是在全国道教研究方面很有影响的学者。

像道教的研究，国内除了北京的一些机构之外，就是四川大学，然后在地方上研究非常集中的就应该说是咱们的陕西社科院。我们陕西师范大学也想发展道教，就是因为陕西社科院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我们是亦步亦趋，我们也想发展道教研究，我们有些老师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就是佛教研究，刚才有的老师已经提到了。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北京、南京、西安，一般来说这三方，全国来说佛教研究具有影响的就是这三个地方。我们是陕西的，就是咱陕西社科院、咱们西北大学、然后我们陕师大，这三家佛教研究比较集中。还有西安电子科技大荆三隆教授，还有长安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也有一些研究人员。陕西佛道教资源非常丰富，这个是其他省区无法比拟的。佛教道教很多的祖庭在这里，这奠定了它的地位。西安是文化古都，宗教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宗教这个东西呢，像刚才有的老师讲的不像帝王文化，过去就过去啦，但是这个宗教是非常鲜活的。我们研究的这个对象宗教仍然存在，不管你承认也好，采取什么态度也好，它的存在是个事实。不管你是信仰这个宗教还是那个宗教，不管你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信仰宗教，但是宗教这个现象是客观事实。就看你怎么对待。

所以宗教研究呢，陕西在全国应该说是有地位。这与陕西社科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应当是一个排头兵。九十年代成立了宗教所，最早成立研究所，我们陕师大起步比较晚，到了本世纪才成立宗教研究机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兄弟单位我表示祝贺之外，同时也表示钦敬，他们取得了一大批成果，在学术界走在前沿。同时呢，我也表示非常感谢。长期以来我们陕西师大宗教研究中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咱陕西社科院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几位老师、先生，王亚荣老师、樊光春老师，师大有事经常把他们拉过去，他们大力支持，陕西师大宗教研究能够做起来，到现在能有这样一个规模，也是与陕西社科院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不光是具体的工作上支持，学术上支持更大。原来社科院的一些老先生，当年的陈景富先生、畅耀、李登弟，一大批，咱们有几个老先生在学术界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非常活跃。有的老先生到现在还仍然活跃，印象很深。所以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表示感谢。这几年，有的老同志退休的退休，那么就是中坚力量少了一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大批年轻学者正在成长之中。有些年轻同志还是各个方面有成果发表，成长也比较快。我们有理由相信，咱们陕西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在以前已有基础上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虽然全校力量比较强，但我们(中心)自身力量还是比较弱。现在这里聚集了十几个同志在这里做研究，过几年以后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应该说不但能够继承前辈学者光辉的研究传统，还能发展陕西宗教研究的事业。我们也希望陕西师范大学跟咱陕西社科院能结成这样一个相互支持、互相依凭的这样一个关系，还有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们几家努力，把陕西宗教研究事业搞上去。这样呢，有益于党和政府，给他们提供学术意见和咨询服务。尤其呢，对咱们陕西社会、人心稳定、社会和谐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教授):

我是陕西师大的，哲学系的。同时也在建福的宗教中心任一点职。(吕建福:我们道教研究所的所长。)实际上还是比较虚的，实际做的工作还很少。我说三句话。

第一，对陕西社科院宗教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表示祝贺。我觉得陕西社科院的宗教研究中心，就像刚才大家所讲的，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走的道路非常艰辛，但是成就是巨大的，是辉煌的。所以这一点我表示祝贺。从这些年出现的这么多成果来看，那在全国来讲确实是，还有地方的宗教研究方面，是很少有的。刚才有老师讲到了是“半壁江山”，我想至少是和四川、北京可以鼎足而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是非常的敬佩的。而且从发展的趋势来讲，也是非常有潜力的。研究的学科很全面，人才济济。年轻的人才也在成长，过去的老同志继续在作贡献。这方面来讲，对我们陕西的宗教研究确实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是在学术研究、在服务社会、在人才培养这些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特别是我印象最深的，咱们宗教所的几位领导——王亚荣先生、樊光春先生，还有张应超几位同志，确实作了很大贡献，他们的努力，他们平时的工作我都是很了解的，交流也比较多，受到的启示也很多。这一点我对宗教所是很有情感的。

第二，我是表示感谢。我们师大这个宗教研究，刚才建福讲了，起步是比较晚。但是这几年与陕西社科院宗教所交流比较多，得到的帮助也非常多。我个人还是咱宗教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这方面确实感触很深。所以我对宗教所的各位领导和朋友表示感谢。

第三，我是学习。我觉得宗教所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团结。他们的团队意识是非常强的一个中心。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几位是非常团结、奋进，协作精神非常好。这在很多研究机构里是很难得的。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我经常碰到的一种现象，个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往往互相之间有些内耗，矛盾很大。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宗教所的几位同志互相之间有什么，都是总是在说别人的成就、别人的好处。所以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团体有这样一个群体，才能带出一个有实力的班子，也才能作出这么大的成就，所以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我也祝愿陕西社科院宗教所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韩金科(陕西法门寺博物馆　前馆长):

我是法门寺的。我是怀着感激之情来参加今天会议的。三十年前我在隔壁院子省委党校当学员，当时有几个大师。一个就是陕西社科院的同志，一个是陕西社联的同志，还有一个是1980年召开的佛学学术会议上的(同志)。刘端棻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学术领导人。当时请了任继愈先生、蔡尚思先生，还有季羡林先生，三位领袖级的学者在党校礼堂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十分精彩，至今记忆犹新。季先生讲的是《大唐西域记校注》，蔡尚思先生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密要》，他是广东口音，我们听不懂。这个，张岂之先生上台做板书。做板书很有趣，就是蔡尚思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名字那个事件啊张先生已经写到板书上了，所以我们底下都在笑。下来一个就是任继愈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这对我个人来讲一生受益匪浅。后来呢，刘端棻先生作为我们的校长，后来到这边来做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我们见面机会就少了。因为他过去经常在学员宿舍里边、在饭堂里边转，一到饭堂里边一定要叫炊事员打几样饭，他常常理学员的灶。今天我说感激之情不是虚词。就是社科院宗教所的下种、开花、结果，不仅仅在陕西社科院，还在社科院以外。

法门寺的文化研究是受用单位之一。第一个，法门寺被发掘，成立博物馆以后突然遇到旅游低潮，门庭冷落。在这个时候开展法门寺文化研究，我们没有办法开头。是谁呢，是郭琦院长和张岂之先生分别两次到博物馆来以后，就指着我讲:金科，综合研究，综合研究。因为按照考古程序，文物出来以后发掘报告没有公布，是不能研究的。这是考古程序。但是，作为历史作为佛教，文献资料大家都可以用。所以我们1990年第一次筹备国际学术会的时候，得益于郭琦先生和张岂之先生。我长期以来想写两篇文章，一个是《郭琦与法门寺文化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张岂之先生与法门寺文化》。这个呢，奠基是历史性的，法门寺得益于陕西社科院，得益于宗教研究所。

1990年的会议筹备是历史开路。在那次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之来了，他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的老院长胡乔木同志讲了，历史学是一个载体。这个对我们启发很大，所以当时学术讨论会分了四个组，反倒是考古组的跑到宗教组(佛教组)，跑到历史组来听讲。当时来了99个学者，1990年的9月9号，都是9，所以那次会议很成功。在那次会上，因为新成立陕西社联主席张岂之先生倡导成立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所以之后啊，法门寺走了一条从文物到学术，从学术到文化，从文化到博物馆的新陈列新景观，由新陈列新景观到法门寺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然后转过来以后螺旋式上升，这个呢，得益于陕西社科院。

记得1993年我们开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是佛教的，在这个会上日本佛教大学来了一伙学者，看好法门寺这一块研究。这个时候咱社科院《人文杂志》的总编王玉樑先生赶到会上，以后由于我们的经费问题，我们这一期的论文集就以社科院《人文杂志》的专刊名义出版发行。是这样扩散出来的。所以我今天讲感激之情不是虚词。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一个省的社科院的宗教所，他的内部研究，和内涵和外延啊，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宗教所的研究可以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里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法门寺研究二十多年，这里面得益于陕西社科院，得益于陕西社科院的历史宗教研究所。

在这里我特别感激咱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李登弟先生，他原来下放劳动的时候在我们扶风，我们比较熟，然后落实政策他回来啦。所以法门寺文化的改变，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历程、法门寺文化研究的积累、和它变成强大的社会效应，现在法门寺文化建设的热潮，要说策源地，陕西省社科院算一个重要的策源地。要说在这里面发挥作用，陕西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诸多同志，给法门寺贡献很大。除过李登弟老所长，下来就是畅耀先生。这个我要讲一段故事。按理讲，刚才荆三隆教授提到对比问题，我有同感。玄奘大师，后来主要的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在陕西。但是1992年，河南的几个干部到北京找赵朴老，找黄心川先生，这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他们很诚恳，后来在社科院的支持下，玄奘研究中心1992年大概7、8月份在北京的国际饭店成立了，级别特别高。印度大使当时有个重要会议，没有出席，委托他的一等秘书来了，尼泊尔的大使来了，赵朴老、任继愈先生都出席会了。陕西当时就是畅耀先生和我两个人，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咱们有一点失误。

以后第一届玄奘会议，一半在河南开一半在陕西开，第二届在铜川，第三届在四川，这都发扬光大了。所以刚才前面几位教授探讨陕西的宗教文化资源，它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发扬光大、变成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在咱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里面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咱们有广阔的天地。所以前面法门寺这一段经历呢，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今天表示，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我是感觉到特别感激，表示诚恳的感谢。那么对宗教所今后的发展呢，是十分看好的。前任领导、现任领导、一波青年人，虎虎有生气，学术会是别开生面的。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旗帜，有这么好的舞台，这三个充分合一，我们可以迈大步、开新局的。谢谢大家!

王宝坤(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

今天，省统战部、宗教局等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省各宗教团体各有关人士、省社科院领导和我省宗教学专家学者在这里汇聚一堂，隆重庆祝我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15周年，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宗教所15年来所取得辉煌成绩，充分肯定了我省宗教学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作为宗教所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我们只有感恩。

首先，感恩于老一代学者长期以来的艰辛工作和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锐意探索，为我们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开辟了宽阔的科研道路。我省社科院宗教所虽然成立已15周年了，但我省宗教学研究起步更早，可以说，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的。多年来，老一代学者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宗教学研究的，住宿条件、办公设施、图书资料、研究手段、科研经费以及基本待遇和现在无法相比，当时的田野调查、基础性研究和其他科研活动等几乎得不到社会有关方面和大众的理解与支持。所以，老一代学者脚踏实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以强大的意志力和多年来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开启和推动了我省的宗教学研究，并因为我省得天独厚的各宗教历史资源，始终使我省的宗教学研究处于国内、国际宗教学界的前沿地带，同时，也和国内、国际许多相关学术研究机构、组织以及国内外许多宗教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其次，感恩于省上有关领导、统战部、宗教局、文物局、各宗教团体等有关部门对我省宗教学研究的关注、关心和支持，没有这些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要开展宗教学的研究是很难想象的。

再次，感恩于我省社会科学院的历任领导同志，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宗教学研究的展开购进图书资料、提供方便，使宗教学有关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得以展开。

最后，感恩于我省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其他单位的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渝地支持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为宗教学研究培养了很多年轻一代科研人员，不断补充到我省宗教学研究的队伍之中，所以，各位专家学者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

作为年轻一代宗教学科研人员，我们深深感恩于老一代学者和社会各界给我们开创的宗教学研究的方向，感恩于为我们提供的优越的科研设施和各方面条件。今天，年轻一代也在不断成长，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老一代学者的带领之下，刻苦努力、多出成果，开拓创新、勇攀高峰，不断推动我省宗教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

谢谢大家!

樊光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刚才聆听了各位领导的讲话，还有各位专家的教导，我在这里要表一点态，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宗教所任重道远。宗教研究，不管从基础理论和学术方面来说，还是从对策应用上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对于整个传统文化的整合，我们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所一样，有很重要的责任。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同时有利于宗教活动的有序发展。因为对于宗教文化的一种梳理，对于它合理成分的一种整理、弘扬，和各种制度的一种研究，都可以促使我们各个宗教团体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在自身合理教义的指导下来开展工作，开展活动。另一个就是有利于宗教和政府的一种双向适应。为什么双向适应呢，过去我们讲的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也要适应宗教事实上在不断发展这样一个状况。刚才雷处长在讲话中就专门提到这一点。党委和政府都在考虑如何能适应，为什么要适应呢?适应怎么能进行管理，所以我想我们宗教研究应当说是任重道远。

第二句话，我想几位老师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现在我想用“立足创新”来给予概括。为什么要立足创新呢?第一个，我们要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对现实进行研究。第二个，要大量采用现代宗教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尤其是田野调查。

第三句话，要坚定信心。因为我们在老前辈的带领下，宗教研究所从没有到成立到走过十五个年头，已经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其中佛教——长安佛教的研究，在全国的佛教研究领域，西安是第三极:北京、南京、西安。那么这个第三极，社科院我们宗教所在第三极里头占了很大的份额。现在，道教研究正在向第三极发展。我不敢说已经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向第三极发展这样的一个基础。除了中国社科院，四川大学以外，我想我们陕西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道教研究，很可能有希望在短期内建成中国道教研究的第三极。那么，其他的宗教研究我们也要逐步地扩展。现在已经向基督宗教的研究、向伊斯兰教的研究这些方面正在逐步扩展。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平台，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我们有信心继续往前做。最大的信心我们还来自于我们和高校、和我们党委、政府部门，还有各个宗教团体长期以来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还有我们和本院各所、各个部门保持的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也对我们给了很大支持。所以，有这些条件，刚才我们年轻的科研人员代表王宝坤已经讲了。所以我们所，不管今后如何往前走，我虽然是过渡性地组织他们往前走一段，但我希望今后会走的更好。谢谢大家!

(整理:赵国庆　周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