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留德学人在汉学中的地位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叶隽的新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所涉及到的可以说是上述三块中的最后一部分：“重返本土”。我在这里想借题谈谈留德学人在域外（德国）留学时，他们的学术成就被所在国学界接受的情况。在后者之中，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在德国汉学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很遗憾这些成就并没有被当时的德国学界所接受。眼下在德国的汉学系真正得到固定的教授位子的中国人依然是屈指可数的几个。

如果把留学生的活动分割为三块的话，可以认为他们在本土、域外和重返本土三个方面都做出过贡献。

叶隽的新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所涉及到的可以说是上述三块中的最后一部分：“重返本土”。叶隽在书中引用了章清的一段话，很说明问题：“这批边缘人知识分子如何化解由于同时介入两种文化的塑造产生的紧张，进而参与本土文化的创造，以及本土文化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演进极富特色的一幕。”

　在重返本土之后，这些留学生大都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重建做出过重大成就。叶隽在书中选取了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马君武的教育史意义、宗白华的文化史意义、陈铨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冯至的文学史意义，他所探究的目的在于寻求“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意识”，这在思想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这里想借题谈谈留德学人在域外（德国）留学时，他们的学术成就被所在国学界接受的情况。

2005年12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博士在“首届德语区汉学史国际研讨会”上的祝词中，对德国汉学界以往对中国学者参与的排斥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缺少的是没有机会按美国人好几代以来所做的那样，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汉学界能取得长足进步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比之下只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的缘故。”史丹泽博士在法兰克福大学求学时，汉学曾是他的副专业，因此他对德国汉学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德国乃至欧洲的汉学界真的是“没有机会”还是从主观上不愿意“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进而在体制上予以设障，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1876年李鸿章派遣过7名中国武官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被看作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开始。这之后尽管大多数的赴德留学生都是从事自然科学与工程等的学习，但也有一部分致力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在后者之中，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在德国汉学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很遗憾这些成就并没有被当时的德国学界所接受。

拿几位中国学者当时在德国所作的博士论文来讲，大部分没能得到出版。即使能得到出版的也没有被德国学者真正予以严肃对待。在没能发表的论文中，最著名的是林语堂的例子。1921年林语堂从美国辗转法国来到德国之后，先是在大学城耶拿（Jena）攻读文学，不久之后就去了“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的莱比锡大学，他当时想用Siebold以及Passy新的语音学方法重新梳理、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因此他选择了跟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教授撰写《论古汉语之语音学》（Zur altchinesischen Lautlehre）的博士论文。1923年4月林氏完成了这篇论文。由于这本博士论文没能出版，今天即使是在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中也已经找不到了。他的导师孔好古在鉴定中认为，基于林语堂在论文中使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林氏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林氏的论文本来只需要认真地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便可能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而得以发表。实际上，孔好古鉴定中的言外之意是，他不太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研究。后来，林语堂在美国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英文作品被译介到德国，但没人知道这位美国华裔作家是在德国莱比锡拿的汉学博士学位。

其他在德国已经出版论文的中国留学生中，有陆诒（Lou Y）在波恩大学的施密特（Erich Schmitt）教授门下所作的《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尽管这可能是西方语言中第一篇研究温庭筠（约812-866）的专著，但由于出版于二战爆发前夕的1938年，并未真的引起学界的关注。王光祈的《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商承祚的《中国的萨满教——中国的“巫”史研究》、熊伟的《论无以言表》（1938）、乔冠华的《庄子哲学的阐述》（1938）、Wang Chengru的《鲁迅——其生平与著作》（1939）等尽管得以出版，但却没有真正产生影响，也没有相关的书评发表。

以上所举例子中的留德学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呢？陆诒于1938年8月在从香港飞汉口时，他所乘坐的客机被日本战斗机击落，他在此次空难中身亡。王光祈于1936年贫困潦倒死于波恩，当时仅有44岁。商承祚和熊伟回国后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乔冠华成为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长。Wang Chengru的情况不详，大抵也没能留在德国大学里任教。这些在德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们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但却没有被当时的德国汉学界所认真对待。另外也受诸如战争和大学体制等其它客观因素的限制，他们最终都没能留在德国。这当然不是一句“没有机会”可以概括的。如果说以往是“没有机会”的话，那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眼下在德国的汉学系真正得到固定的教授位子的中国人依然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当然目前德国汉学系并非只对中国人或其它国家人设障，在20世纪50、60年代左右建立的规模较小的汉学系，很多有被关并的可能。玛堡（Marburg）和基尔（Kiel）的汉学系已经被关掉了，而海德堡、慕尼黑、汉堡等大的汉学系目前也存在着经费紧张、人员匮乏的危机。基于德国大学中汉学教授位子奇缺的原因，很多做过教授论文的优秀的德国汉学家也已经离开了德国，也有一些甚至离开了学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机会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跟法国相比德国的汉学机构较为分散，其教学和研究的宗旨都不很明确。德国汉学界仿佛依然固守着各自为战的古老“传统”，每位汉学家只顾着自己的“一摊儿”，再加上资金不足、统筹规划难等情况，因此也很少有跟中国学者间的真正的大的合作项目。当然就没有办法像“没有文化的美国人”一样，“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了。因此至今在德国依然没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译本。在很多学科上依然有重大的缺陷，因为没有基本的文献翻译。而这样的工作在通常的情况下应当跟中国学者共同来承担的，因为在中文文本的理解和阅读方面，中国学者无疑占有较大的优势。(www.chuimin.cn)

二战以后在德国各大学中的中国教授仅有4人：1971-199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的郭恒钰（Kuo Heng-yü）；1972-200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张聪东（Chang Tsung-Tung）；1967-1980年在汉堡大学的刘茂才（LiuMao-Tsai）以及1984-1991年在特里尔大学的乔伟（Chiao Wei）。而这一时期在德国各大学汉学系共有102个教授职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德国汉学系教授中仅占不到4%。当然，今天的情况跟二战以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德国接受教育，他们的论文在德国乃至欧洲其它国家出版，这些著作甚至在德国汉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我以为，如果德国汉学界要想改变现状、“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的话，那就必须从州政府的角度加大中国学者在汉学系的比重，形成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使曾经享誉过世界的德国汉学真正尽快从作茧自缚中走出来。（木子/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24日）

以往学界经常使用的“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为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思想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特性。同样，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由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受者选择趣味与价值取向的重大差别。考察德国思想资源之进入现代中国，留德学人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择现代留德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写作中，将20世纪上半期的马君武、宗白华、陈铨与冯至作为重点个案；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考察同时期影响较大的留德学人。此前对中国留德学人的叙述和研究主要停留于史实的梳理，极少有对个案的深入探究，因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体贴之敬意”；过去对这四位学人的研究，主要强调了他们作为或革命者、或美学家、或战国策派代表、或杰出诗人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留学德国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殊性。正是鉴于学界的研究现状，本文将视线收缩，试图通过若干有代表性的个案，揭示留德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在个案的选择与研究中，尽可能考虑到各个不同时代（也注意相同时代的比较）、不同专业背景（也注意相同专业的比较）、不同活动范围（也注意相同领域的比较）的相互渗透，从而突出本文的问题意识：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研究的基本策略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为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建立。故此，本文尝试在中德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从留德学人归国后的文化史贡献这一角度进行把握，突出他们选择、借鉴和吸收德国资源后的本土作用，通过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渗透和关联，来追溯其思想形成，并探讨德国资源在他们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西学东渐与德国资源、留学生的文化史意义、中德两国思想文化关系的深入分析，为论文勾勒出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介绍学界至今为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确立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以及推进的方向。

第二章考察德国文化与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实践的关系。以“致用”理念来贯穿其早期启蒙翻译活动与日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的思想发展历程，并将其思想总结为办理西大的致用大学理念。

第三章探讨宗白华文化建国理想的德国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化史意义。挖掘出长期为“悠闲的美学家”所遮蔽的，深藏“致用情怀”的宗白华形象，强调宗氏以抗战时代的《时事新报·学灯》为平台，集众家之手来实现其文化建国理想。

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考察陈铨的 “民族文学观”和冯至的“学院写作”与德国文化的关联。选择这两位经历相近、专业相同、交游颇多然而遭遇却迥异的朋友，其实有同类比较的思路。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来看，陈铨确实要弱冯至一筹。但若论“入世”的积极与“致用”的情结，陈铨又胜过冯至。

在全文撰作中，择出作为德国思想文化象征的歌德，为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提供共同的话题。希望通过各位学人对歌德的不同诠释，来说明外来资源的接受，主要还是取决于受者本身的思想趣味、价值取向乃至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六章“结语” 从理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梳理。总结现代留德学人的特点及其文化史意义，分析他们的德国文化观，揭示其利弊所在及其启示，更强调他们回应时代问题——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成绩与缺失。

德国研究：留德学人在汉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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