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会结构变化与国家认同前景的研究成果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些描绘中都表现了新加坡国家所主张的文艺复兴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官方话语进行合法化论证是基于国家机器操作上的必要。

二、新加坡社会结构变化与国家认同前景

（一）现代化优势的丧失与国家认同的困惑

根据现代化理论，一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以后，就具有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可以回避前人的弯路而直接利用文明成果。然而，当这种赶超的战略目标实现以后，后发优势就逐渐消失，这个时候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就取决于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其成功与否就要看它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先进的、成熟的社会政治文化来支撑这种改革。社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转型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转型过程。这种社会转型是由外部文明的扶持转变为相对自立，是一个痛苦的“断奶过程”，社会系统会往往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临界行为——无助、迷茫、彷徨。

1.文化的乡愁——对《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的解读

2000年4月，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报告书提出：“召唤一个复兴文艺的新加坡，并非试图再现中世纪以后的状况，我们意欲汲取的是当时鼓励创意创新与多元学科研习的精神和其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活跃氛围。”^[7]

对于这个报告书，新加坡学者的看法是，“无意否定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然而如果将个人在潜移默化的文艺熏陶中寻找情感的归宿，进而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和形塑国族凝聚力联系起来，未免过于昭然直露乃至于有粉饰话语暴力之嫌”^[8]。他们认为，在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中，国家总是过于细心每一个环节，官方始终对个人的自觉、自决与自制能力缺乏信心，公民总想永远被政府当成“长不大”的孩子。公民对国家有认同的义务和忠于祖国的决心，但是这种自觉需要环境的催生而不是通过国家教条式的训诫。因此，“倘若不创造开放的环境，社会国家的潜在危机与民族身份认同等重要命题势难深入国民的体会感官，而形成一股无名的驱动力，国家社会责任将会成为国人口中的套话”^[9]。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重视的是个体自我的个性，并被认为西方文明的标志。而亚洲传统价值观经常将个人置于在社会群体中，来体现个人对于集体的贡献。在亚洲传统价值观中，人的定位始终是社会性的，虽然并没有取消对个体独特个性的认知，“但儒家的自我是处在环境之中……自我是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和关系的共有意识”^[10]。因此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是以使用文艺复兴的名义，促使一种更接近东方传统的自我结构之生成，这种创意虽然用心良苦，但不免蒙上了过多的功利性色彩。

《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还结合“新加坡21世纪远景”明确提出：“这是一个新加坡人需要讨论、参与和建构的远景（文艺复兴城市的构想），最终能够裁决政府、艺术家与市场机制联手作出的努力，并从中受益的是新加坡人——我们在提高个人生活素质和加强新加坡企业公司的竞争力方面是否已取得成功。然而，我们也需要新加坡人参与我们这项事业，若缺乏观众、个体响应者兼支持者，就不会出现文化景观，遑论文艺复兴。”^[11]在《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的描绘中，人民表面上是主体，拥有讨论的空间、远景的设计权利，人民将获得参与的满足。但是这个主体也是上述引文中的“我们”召唤的对象，人民被游说积极投身运动，因为工程是为人民而设计的，人民也是最大的受惠人。这种提法完全展现了新加坡“强政府”的面目，这种语境使人联想到父母对孩子所说“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好”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中对新加坡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描绘：个人明白平衡权利和责任的重要性，尊重同胞，肯牺牲小我，并认识到个体的作用，社会则具备容纳民意的参与性机构，政府与人民将订立出一份经过商讨与合作的契约，为国家利益共同努力。但每个新加坡人在追求言论自由和个人满足的同时，必须尊重新加坡多元宗教、多元民族的性质。在《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第六章里提出：“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理应愿意就其作品发表较详细的阐述，他们可直接抑或通过他人有效进行口头言说或书面表达，依赖自身的条件主观开动并维持批评话语的运作，将反映艺术家对思想性内容的许诺与对艺术创作之系统过程的了解，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由于素来缺乏接触和相关的教育熏陶，许多观众都不知如何与艺术感通，艺术工作群体有义务开始这类对话，为批评交流的。其实这也符合艺术工作者群体的利益。”在这些描绘中都表现了新加坡国家所主张的文艺复兴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官方话语进行合法化论证是基于国家机器操作上的必要。

2.政治上的困惑与制度创新能力的缺乏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的协调过程。与新加坡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相适应，就需要在政治结构上实现同步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论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深层次动力在于社会制度的不断创新。对于新加坡来说，限制技术创新的因素除去经济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制度创新问题。

新加坡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新加坡在西方宪政制度和东方集权政治基础上巧妙构筑了符合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实现了议会民主、“一党独大”。精英政府将东方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忠诚和重视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同西方新教文化主张不断进取向上、不盲从于权威等思想共同融入社会制度框架中，统一了各种族的思想意识，树立了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如果我们即以此得出，新加坡现代化模式就是超越东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出现的一种更新的模式还为时尚早。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对新加坡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对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局限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例如，由于长期以来国家的过分强大和对社会的干预，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创新精神。新加坡人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缺乏民主与创新意识。由于“代际价值差异”，年轻一代由于对长期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不满，而变得缺乏国家认同，加剧了对外移民倾向。^[12]新加坡的东西合璧的政治文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自我完善、自我激励和自我发展机制。“新加坡所擅长的可能只是对东西方先进制度的模仿和嫁接，充其量只是一种‘日本式’的革新……事实上，新加坡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欧洲文化是否为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和最终取向，现代化是否只是西方化的代名词？能否在东亚现有文化的土壤上构架起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形态？”^[13]新加坡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历史要求它尽快回答这个问题，以便为国家认同的发展指出明确的路径。

（二）新加坡社会结构变化与国家认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正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行？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作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更大参与权的欲望。”^[14]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认为，民主化是以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先决条件的，是国家对公民社会的让步。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广泛观察到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个新兴的阶级对新加坡政治生活和国家认同产生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1.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最早见于1812年的《牛津英语词典》。著名社会学家罗格·金（Roger King）认为，“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最主要意义的进步在于，作为附属产物一个由高级经理与食薪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的阶级的诞生和成长”^[15]。从历史上看，中产阶级严谨踏实、积极进取的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归宿意识较强，有助于减缓阶级矛盾，从一定程度上讲，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

40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改变了新加坡传统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新加坡自20世纪现代化起飞到21世纪初，中产阶级人数有很大增长。以中产阶级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行政人员为例，据统计，1957年他们在新加坡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6.8%，1979年增至10.3%，1980年增加到了18.3%，1990年更增至24.2%，30多年间增加了将近4倍。^[16]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等都认识到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加坡近年历次选举中，支持反对党的选票不断增加就与中产阶级的壮大有极大关系。中产阶级兴起的突出标志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和社会利益集团的壮大，这些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消费者组织、宗教团体、女性组织以及学生组织等。大量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工作者参加的各种组织开始涌现，人数和影响也逐步扩大。最出名的有新加坡自然协会（NSS）、女性行动和研究联合会（AWARE）、伊斯兰教专业人士联合会（AMP）等。这些组织经常召开讨论会，向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议，并影响着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亚洲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倍。^[17]在新加坡，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正在自下而上地改变着传统政治模式。

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认为，“人民拥有自由流动权利，而动产已被视为财富和能够产生影响和制造权势之后，工艺的每一发现、工商业的每一个进步，便立即在人们中间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平等因素。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个科学发明、每一个新的知识、每一个见解都应该成为人们掌握权力的胚芽”^[18]。在新加坡，随着经济现代化发展、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化、社会流动和平等化加快，民间破天荒地开始拥有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高级阶段时，这种发展形势的变化为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提供了基本的支撑，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得以展现。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7年新加坡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政府的种种弊端逐渐显现。长期受到当权者称颂的威权主义政治受到全面的质疑，同时经济运作的日益专业化迫使新加坡当局不断向民间和地方出让权力。而人们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各种需求，也需要更多地通过政府和民间团体加以满足，市民社会的兴起已经是时代的需要，依靠长官意志和政府的命令难以使人民产生创造力已经成为时代的共识。

2.市民社会兴起与新加坡政治转型

新加坡市民社会的形成，首先对以往新加坡传统的威权政治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模式构成了挑战。“市民社会通过多种群体与组织，将自身同国家和政治机构相联系。通常影响国家和政治机构的市民社会的载体主要有专业组织、宗教组织、知识界、工会、学生组织、女性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而在威权主义体制下，国家仅仅受控于官僚集团或军人群体。”^[19]日益蓬勃发展的社会民间力量凭借已经获得的结社自由等现代法律提供的自由空间，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一方面它通过向国家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内部产生分裂，并与政府的改革力量结成联盟，使其政策导向发生变化，从而向原有的威权体制输入了现代性因素；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导致了自身独立性的加强，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分离，最终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模式。

新加坡市民社会在政府控制之外开始有自己较为独立的活动领域。个人、阶层和团体等正在进行民间的、自由的、有序的调整和组合，集中和重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对政府和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争取更多自由空间。尽管他们还远不能使一切权力归于社会，但已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原有的政治体制受到了改革的压力，而与市民社会权利相符合的政治体制呼之欲出。从国家的卵翼下独立出来的市民社会不仅在平时不断起到抑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的作用，而且杜绝了羽翼未丰的民主制度向独裁制度倒退的危险。

从文化上来看，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培育了新加坡人民的现代意识。市民社会的兴起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进而增加了新加坡政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市民社会通过多种群体与组织将自身同国家与政治机构相联系。”^[20]同时，就市民社会本身而言，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觉醒并开始有自治的要求，有利于其形成自治的习惯，并培养自信与自尊的政治态度。另外，自由结社强烈冲击了原有的等级制度，人民逐渐从依附走向自主，从被动走向主动。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使个人的价值观获得空前的进步，促进了文化和价值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公民相信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自主决定能力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能力，坚持国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和增进。与经济垄断、政治独裁相一致的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已逐渐成为历史，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步入各种信仰、价值观和谐存在的发展时代。中产阶级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发展为新加坡国家认同走出困境、走向民主注入了新鲜活力。

（三）新加坡政治转型、制度创新与国家认同前景

所谓政治转型，是指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的结构变化。狭义的概念是指一种政治形态出现了实质性的调整和过渡，包括从一种政治形态到另一种政治形态的飞跃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起，东南亚的威权主义政治步入了转型期。各威权主义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化潮流，亨廷顿称之为世界的民主化第三波。^[21]

1997年7月，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并迅速从泰国蔓延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继而危机又从金融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对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金融危机如同一块试金石，将威权主义政治的各种局限性和缺陷暴露无遗，尤其是威权主义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分干预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禁锢。同时过于集中的专制权力与不断发展的更为复杂的现代经济成为一对矛盾，政府决策者的失误往往会导致国家现代化的延误。新加坡威权政治面临着严重危机，这场危机促使新加坡领导者对新加坡威权政治弊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新加坡政治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大趋势。

事实上，新加坡新一代领导人早已认识到开放政治的必要性。从总理、部长到一般议员都发表过相关的言论。早在1991年，贸工部部长杨荣文准将在谈到促进民间团体的发展时，将包揽一切权力的政府比作一棵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大榕树，遮蔽了阳光、荒废了土地。^[22]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意味着垄断（包括政府的垄断）正在遭到削弱。与此相反，民间团体将随着政府垄断权力的不断削弱而加强。杨荣文准将认为：“良好的政府与社团的关系将可以使新加坡在网络世界中竞争和延续。”^[23]民间社团可以增进市民对于新加坡的归属感，培养一种“灵魂”，从而使新加坡更加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吴作栋总理曾多次表示要调整新加坡的传统治理方式。他说：“在我们管理新加坡的方式中还有许多家长制的做法。我们认识到在将来有必要进行变革。”“儒家思想对于政府的稳定是有益的。但是，在一个不得不在智力方面与人竞争的新世界里，你就不能总是依赖家长制政府。因此，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种困境：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家长制统治？我们应该给人民多大的活动空间？”“如果观察一下新加坡，你就会发现，政府正力图尽可能放权，给每个人以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24]吴作栋总理的这些话表明，新加坡政府已认识到一个健全、成熟的国家认同少不了热心参与国家建设和积极讨论社会课题的国民。没有这些参与和讨论，国民很难对国家建立起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社会没有活力就如同衰弱的身体一样，纵使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如同一颗强健的心脏支撑着它，一旦这颗心脏衰弱下来，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身体也会承受不了而倒下去。如果不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加坡就不能较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因此，就连被西方一些人视为专制独裁者的李光耀资政也觉得新加坡可以考虑设立一个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式的演说者角落，让不同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1999年5月，吴作栋总理在南洋理工大学学生会举办的“总理论坛”上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建议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考虑放宽条例，让学生组成支持不同政党的政治学会，借此鼓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讨论。受访的官委议员和国会议员也充分肯定吴总理的建议，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在国家宏观决策正确、现代化顺利发展的前提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条件下，认同新加坡、热爱新加坡将会成为新加坡人民的自主选择。其原因在于：第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目前仍然具有较大潜力，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国家，新加坡在法律观念、社会管理方面都建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完善制度，这是新加坡在未来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保证。第二，新加坡政府仍然保持了稳定高效，并被称为“亚洲最为廉洁的政府”，政权的合法性依然存在。在新加坡目前还找不到一个能与人民行动党相抗衡的反对党或利益集团，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会继续保持。但值得指出的是，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社会参与的力量将会逐渐强大，并成为政府抉择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参与表现出克制和接受，并逐渐影响威权主义统治。当然，这将是一个艰苦的转型与制度创新过程，其中必然会经历种种艰难曲折。(www.chuimin.cn)

【注释】

[1]Straits Times，June 11，2000.p.3.

[2]Benjamin，In the cultural logic Singapore’s multiracialism，in Ong Jin Hui，Under－standing Singapore society，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7，p.68.

[3]W.E.Wumott，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ism，in Wheatley Paul，Management of Succes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1989，p.581.

[4]Chan Heng Chee，Evers，Nation－build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in S.N.Eisenstadt and S.Rokkan ed.，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Sage Publica－tions，1973，p.303.

[5]Leong Wai Teng，Culture and the state：Manufacturing traditions for tourism，in Ong Jin Hui，Understanding Singapore society，Singapore：Academic Press，1989，p.526.

[6]Leong Wai Teng，Culture and the state：Manufacturing traditions for tourism，in Ong Jin Hui，Understanding Singapore society，Singapore：Academic Press，1989，p.527.

[7]《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见http：//www.mita.gov.sg/renaicsance.htm。

[8]Tangent，2001（2），p.90.

[9]Tangent，2001（2），p.91.

[10]［美］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26～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1]《新加坡文艺复兴报告书》，见http：//www.mita.gov.sg/renaicsance.htm。

[12]参见王海良：《东盟国家现状及走向》，载《国际观察》，1998（1）。

[13]参见马亚华：《当今新加坡社会经济面临当代困惑》，载《国际观察》，2000（1）。

[14]［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17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15]Roger King and John Raynorb，The middle class，New York：Longman Press，1981，p.87.

[16]参见冯久玲：《亚洲的新路》，41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17]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113页，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18]［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