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研究成果

一、对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道路的思考

（一）文化边缘的困境：殖民历史遗产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

新加坡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国小民寡，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地带，挣扎于东西两大文明之间。自它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其自主发展历程必将充满坎坷，新加坡在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进行转口贸易、充当经济上东西方贸易“二传手”的同时，在文化上逐渐成为两大文明的边缘地带。在新加坡这个舞台上，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互相接触、碰撞，一些文化处于优势地位时，另一些文化则被边缘化了。

新加坡面对复杂的环境，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特征不断调整国家认同的策略，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新加坡国家认同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巨大挑战。随着新加坡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在国外工作、读书和生活。新加坡贸工部部长杨荣文准将在接受《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访问时指出：“新加坡原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在国家的努力下好不容易建立了国家认同，但是在全球背景下，新加坡人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与外国人结婚的，于是我们又成为移民社会了。”^[1]尽管新加坡不是世界上唯一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威胁的地方，但是它应对这样的威胁比其他国家多了一重困难。新加坡独立才40多年，殖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法律、行政、语言和思想等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人群。人类学家本雅明（Benjamin）曾称新加坡为“历史上殖民化最完整的社会之一”^[2]。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它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就获得了独立。有人就形象地指出新加坡是先有政府，后有国家观念的国家。学者维里莫（W.E.Wumott）认为新加坡“政府是成立在国家主义发展之前，而不是在发展之后”^[3]。于是建立国家意识变成新加坡独立之后执政者的首要任务。根据学者陈庆珠（Chan Heng Chee）和艾维思（Evers）的观点，他们认为东南亚国家在建国方式上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建立一种过去式的认同，即认同辉煌的过去。可是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结构和短促的共同殖民历史容易让人回忆起以前的种族冲突和分化。第二种是结合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未来式的认同。然而新加坡邻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新加坡对外国投资的依赖，使它不能采取这种建国策略。^[4]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在考虑新加坡地理政治的情境与种族结构后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以务实主义为建国指导哲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功的基础上建立对现存制度认同的国家认同。

这样的建国理念使执政者把经济生存摆在国家发展计划的首位，并且继续采用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殖民地时代的体制、政策、语言等。尤其在语言政策上实际上鼓励采用英语，导致新加坡人的西化与各族语言的边缘化。尽管为了表示对四大种族的公正，执政者承认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众所周知，这四种语言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是极为悬殊的。尽管马来语被尊奉为新加坡的国语，但尴尬的是，这种国语不为大多数新加坡人所掌握。新加坡非常重视英语，认为英语不只是不同种族间的最佳共同语，更是可以进行交易、带来经济利益的国际语言。于是，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政府所使用的语言在后殖民时代反而更加普及。

许黛安在新加坡独立20年后仍形容它是“西方化的亚洲”。80年代后期，当新加坡年轻人由于受资本主义影响而变得越来越推崇自我中心主义时，政治领导人便把这一现象归咎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在80年代推行宗教教育和儒家伦理来与之抗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项措施实施不到10年就无疾而终，至今似乎也没有找到理想的替代方案，故而使得三大种族丰富的传统文化难以传承。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在新加坡留下了深厚的殖民主义思想遗产，而国家的实用主义生存哲学，使这一“遗产”更加让人难以区分其利弊。与其他亚非国家比较起来，殖民者似乎留给新加坡许多“好处”。独立之后，新加坡继承了殖民地时代的语言、制度、法律等而国运昌盛。后殖民时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比以前更为舒适，眼前的成就合理化了新加坡西化的选择，而且新加坡不像文明古国那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用来跟殖民地历史相对照，从而评估殖民地时期的殖民统治。因此新加坡不能建立过去式的认同，因而只能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但是实用主义的基础是建立在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其合法性主要来自人民行动党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然而，一旦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那么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新加坡独立不过40多年，还没有脱离殖民地时期的影响，却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了。

（二）多元民族主义与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的疏离

在新加坡，对国内四大种族的分类被称为CMIO种族构成，并且成为多元种族、语言、文化、政策的基石与标准。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使新加坡在独立后保持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和谐的民族关系，而被称为亚洲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但是我们应看到这一政策的局限性，那就是这种多元民族主义的划分是一种静态的历史划分，它需要不断地发展创造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正如新加坡学者梁爱凤（Leong Wai Feng）认为的，“CMIO是殖民地行政的产品，是执政者推行多元种族政策所采用的标签”^[5]。尽管CMIO的区分方法使政府在行政工作上取得高效，但这种分类方法没有真正反映各个族群的内部结构。一方面因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都是由不同的小群体和方言群组成的，他们拥有各自的母语和文化。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英国殖民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分离，CMIO政策对于人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新加坡独立以后，政府根据CMIO思维推行了四大语言和文化的政策，并且通过教育加以推行。多元政策的本意是希望让各个种族都觉得自己是受重视的，都是新加坡人民的一分子。可是CMIO政策忽略了各种族内部存在的差异性，有强行同化小群体的弊病。以印度人为例，印度人中可以分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锡克人等，他们不认可官方规定的泰米尔语为母语，抗拒CMIO这种“错误标签”^[6]，因而缺乏学习母语的动力而宁可转向学习英语。于是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家里使用英语进行交谈，并逐渐丧失了能让他们了解自己母族语言的能力。新加坡华人方言群也陷入类似的困境，政府认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是传授文化和价值观的语言，也是沟通各方言群的共同语，于是积极提倡华语以取代方言。方言的压抑不仅削弱了家庭文化传承的功能，也使老一辈人陷入孤立境地。在家里他们无法和子孙沟通，收音机和电视里传来的都是陌生的语言；出门时看不懂路牌上的街名，整个人都生活在被遗忘的世界中，这部分人被政府提倡的“一个种族，一种语言”边缘化了。从更高层次来看，CMIO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只是消极地消除了不同民族之间可能造成的冲突，而不是积极地促进新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产生。

随着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更多的人把自己看成新加坡人，但是传统的CMIO划分办法仍然把每个人先入为主地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民族。例如在语言问题上，每个人都被界定为CMIO中的一个民族，尽管他可能根本不认同它，但他也必须把这种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符号，把这种民族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加以学习。

（三）国家与社会的两难和新加坡的阐释与解答(www.chuimin.cn)

根据学者的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特征的。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领域，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使自由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形式，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封建权力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与前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相分离，狭隘的城市经济由于拓宽了生产、市场和贸易领域，而成长为广阔的现代性地域经济和民族经济。第二，在政治领域，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统治权力及机构走出了君主政体的私人领域，演变为公共性的权力机构。多元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科层官僚制度代替了传统的家长制的管理地位，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操作程序和技术手段。宪法和法律则为私有产权制度和契约性交换提供了法律保障系统。第三，在文化领域，随着市民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胜利，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反封建统治功能逐渐消退，一种表达多元社会利益的批判性现代公共舆论领域开始形成。这三大领域的变化所标示的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是一种由社会自身孕育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呈现出一条“早发现代化”的经验路径，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变迁的牵引力量，其影响逐渐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渗透，并最终完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向现代化的转型。

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区别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特征是，早发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源于社会力量内部，而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基础上推行的现代化。由于国家与社会缺乏足够的分离过程，导致社会不具备基本权利意识和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及制衡国家的能力，形成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结构，国家成为行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过程。新加坡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强社会——弱国家到弱社会——强国家的发展过程，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对于新加坡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国家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到了新的千年，新加坡陷入了威权国家无限度发展所带来的困境。这突出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巨大的“利维坦”国家不仅威胁着新加坡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民主转型，而且威胁着新加坡“自我创新型”现代化的最终成功。

（四）新加坡国家主导文化复兴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矛盾

新加坡在国小民穷情境中产生的生存哲学和实用精神，使新加坡领导层非常强调建立一个强权、稳定、贤能的政府。在“强政府即好政府”的中心框架之内，吸纳了西方的法治精神和市场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的同时，保留了东方的传统家庭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秩序观，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平衡、灵活的发展政策，形成了将西方的文化同东方价值观相结合的典范，是一种成功的“共同体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tialism）。这种介于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政体，主要是通过领袖人物和统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威信、人格魅力、施政实绩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是一种以威立权、通过精英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体系。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以来，形成了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政府也成了无事不管的“全能政府”，李光耀则成为新加坡的“家长”。总之，新加坡独特的发展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国家主导的威权主义国家，国家在新加坡政治文化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因此在树立新加坡国民国家认同的问题上也脱离不了这个前提。

在前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国家在基本完成人民的国家认同的整合之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为了在世界发展中树立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征而寄希望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国家文化的根。从“讲华语运动”到推崇儒家文化复兴到提倡“亚洲价值观”等，做出了种种努力，使用了各种方法，然而收效甚微。这其中除了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外，最大的问题在于类似新加坡这种威权主义国家在重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在实用主义基础上制度认同选择的产物，而制度认同是建立在威权主义绩效基础上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在威权主义基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那么这种转型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另外，新加坡力图建立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但这种文化不是新加坡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自身融合的产物，而是以威权统治者的标准加以选择的结果，这种国家认同的人为操作性和强制性决定了这种国家认同最终走向挫折的命运。

那么，新加坡在新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如何转变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呢？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笔者认为这需要一方面实现威权主义转型，给予人们更多的民主参与机会，通过相互参与，使各种文化相互磨合而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实现国家与社会分离，使二者之间形成相互补充、互为发展前提的关系，这是实现更高层次国家认同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于新加坡而言，政府对于国家认同的组织和推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府的这一推动作用就没有国家认同。但是国家认同在根本上是要落实到社会中的，因为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中每个人的自觉选择。所以社会也应该有一定活力，没有这样的社会，也就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新加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正处在一个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紧要关头。新加坡的现代化已经由“引进模仿型”进入“自我创新型”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十字路口，新加坡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挑战与困惑，今后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治转型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取决于每个公民“要我爱国”到“我要爱国”认识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