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的尝试与挫折

二、新加坡构建新国家认同的尝试与挫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在国家认同基本形成后，在国内文化整合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特性的存在，开始改变传统的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力图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从而改造自己文化的边缘状态，进入了文化转型与新国家认同构建阶段。那么，新的国家认同有什么特征？国家认同转型原因何在？这是本节力图加以论证之处。

（一）新加坡国家认同调整的原因分析

1.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的局限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建构国家认同有三种形式：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由于新加坡复杂的种族构成和历史恩怨，决定了新加坡在从前、现在甚至未来都不可能采用族群认同的建国路线。因此，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只能是在文化认同或制度认同两种国家认同建构方式中以其中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建立国家认同。新加坡建国以来采取的制度认同方针在一定时期内是有效、正确的。新加坡现代化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认同策略的正确性，但制度认同是指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政治性认同，这种认同有其天然的局限性，那就是它是建立在分享利益的基础上的，“有利便来，无利便去”。如果仅仅依靠这种制度型认同是无法建立更高层次国家认同的。新加坡在完成了经济的初步现代化、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大为增强的情况下，制度认同也开始暴露出其局限性了。因此，为了建立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举办了“开设宗教课”、“重塑共同价值观”、“宣扬亚洲价值观”等一系列活动，力图在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创造出一种更新的新加坡特色文化，进而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更新的国家认同。由于这种文化认同的建构大都围绕重建东方价值观的目标，因而带有文化再生运动的色彩，故被称为“文化复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复兴并非照搬历史，而是在历史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它是对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

2.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的尝试与努力

随着新加坡现代化发展，世界银行先后提出了“亚洲奇迹”和“新加坡现代化模式”等提法，大大鼓舞了新加坡领导人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但外界对新加坡的赞誉大多是针对其经济发展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发展方面，新加坡表现得较为落后，曾被认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一度被称之为“文化沙漠”。伴随着经济发展成功，在标榜“新加坡第一”的意识形态下，新加坡人是难以接受“文化不行”这一看法的。因此，新加坡政府希望自己在文化建设上也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模式，并力图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社会和价值体系发生急剧变迁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用于对抗西方价值观的急速传播，使自己从文化的边缘走向文化的中心。

3.延续威权主义政治的需要

新加坡的现代化是在威权主义国家主导下的现代化。威权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在于“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集权化”，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论述的那样，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在于其绩效性。但是随着“强国家”主导下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经济的现代化使经济迅猛发展与政治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按照经济—民主论学者的观点，“发达的经济生活使人们拥有了自己的财富。人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问题，希望对干预他们生活的各种法规和政策拥有更大的发言权”^[6]。换句话说，人民要求政治参与、在政治上反映自己的呼声，这与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一部分国民尤其是精英分子由于对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不认同而移民海外，这就使新加坡传统的制度认同面临着极大威胁。在不改变延续威权主义统治的前提下，为了重塑国家认同，国家将目光投向了主张服从权威的儒家文化，企图通过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复兴，向人民灌输服从国家、服从集体的观念，以增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新加坡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先后举办了“礼貌月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开设宗教课”等种种社会宣传活动，提倡传统价值，宣扬儒学，力图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里寻找自己文化的根，重树自信心。这些活动都围绕着重建东方价值观的目标，带有文化再生运动的色彩。尤其是儒家伦理推广运动，更是新加坡极力推动文化再生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下面将以新加坡儒家宗教教育为例，对新加坡政府的文化复兴和国家认同转型尝试进行分析。

1.新儒家文化复兴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新加坡长期以来所宣传的“危机生存”战略受到了挑战。新加坡急需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价值重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将目光转向了传统文化，力图通过新儒家文化的复兴，构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新儒家文化复兴的主要背景是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随着新加坡、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经济奇迹的出现，从而产生了“第三种工业文明理论”，认为儒家文化是主导“亚洲奇迹”的精神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代新儒家以东亚的经济发展为后盾，对韦伯的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们认为儒家精神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东亚各国、各地区在走“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把儒家伦理糅合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之中。

工业化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失范也是儒学复兴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开始了迅速的工业化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加坡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认为除了在法律上加强制约以外，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李光耀在1982年指出：“和经济的发展比较起来，我们在精神方面花的力气太少了……发现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生活作风对我们的侵蚀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上层分子，更是洋化得厉害。西方世界盛行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思想，已使部分新加坡人变得贪图安逸。凡事只顾自己，把家庭、父母、子女都看得很淡薄。真是突然变，专讲洋，只顾自己不认娘。这是80年代的危机啊！”^[7]因此在80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从实用主义的危机生存理念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力图解决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开始“去西方化”而走向了东方文化的复苏。

当然新加坡政府提倡儒家文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对政治多元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公开了，使人民行动党感到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可能，而宣扬儒家的政治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制政治多元化的功效。

2.儒家文化教育运动

面对新加坡社会的日益西化倾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新加坡不能保持土著语言和文化，我们将会失去和缺乏文化……我们是什么，我们来自何处，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有当我们首先理解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才会清楚西方世界是一种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耐压程度，是为了与我们不同的目标而建立的。”^[8]新加坡政府开始在小学和中学分别开设“生存教育”和“公民课”等课程。这些课程旨在灌输节俭、孝悌等道德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国家文化的“压仓物”。^[9]

1978年，新加坡宣布在中学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开设“儒家伦理”等宗教课程。1982年，新加坡政府从国外邀请了8位新儒家学者协助教育部制订儒家伦理课教学大纲。1984年新加坡出版了《儒家伦理》并在中学开始试用。《儒家伦理》第一册共分5个部分，即“绪论”、“儒学大师”、“修身与生活”、“五伦”和附录。主要介绍古代儒学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伦理思想，介绍如何学习与修身，解答知识与道德、知与行的相辅相成，论述父母与子女、人民与国家、个人与家庭及社会关系等问题。《儒家伦理》第二册主要论述如何体现“内圣外王”，解释忠、孝、仁、义、礼、智、信、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并论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厘清什么是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世界，介绍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儒家思想对东亚的影响，儒家价值学说的永恒价值，以及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沟通等。

新加坡在大力加强儒家文化等东方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儒学的研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使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现代化，更加适合新加坡的需要。1983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宣扬传统儒家文化，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新加坡为了构建新的文化认同制订了五个阶段的儒学研究计划：第一阶段研究儒学伦理和东亚的工业化现代化；第二阶段研究东亚的具体情况；第三阶段研究中国大陆学者对儒学的反思；第四阶段促进儒学与基督教、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世界各大思潮的对话；第五阶段研究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1985年该所举办的儒家伦理研讨会上，一些儒家学者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塑造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混合各种族文化形成独特的“新加坡文化”的建议。

3.新加坡宗教教育运动的失败

新加坡学者徐文祥先生曾经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现代化的动力，都是来自反传统的精英人物，可是其中有些人，很快地又把某些传统恢复过来，尽管把社会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类型，以上现象却显示出，有些成功的现代化是受惠于某种旧有的传统，或者可以说是由旧传统蜕变而来的”^[10]。面对国家社会风气日益西化、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局面，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产生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认为要解决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道德危机，就必须让青少年对祖先的历史形成认同，就必须保留亚洲人的特性。所以，新加坡政府首先从教育制度上着手改革，先后开展了道德教育改革方案，宣布中三、中四学生必须选读一门宗教课程。“自1982年以来，儒家伦理的推广宣传活动，已经远超过课程发展的范围，也超越其他宗教课程受到的重视，而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文化再生运动一环。”^[11]通过这一举措，加强了伦理道德教育，保留了东方价值观，建立起新加坡人民的文化信心，以抗拒西方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侵蚀。

新加坡政府力图通过文化再生运动，重新获取国家文化的根，使这个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大潮浪尖上的岛屿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湮没。但是，这种文化再生运动是“强国家”指令下的产物，而不是社会自发运动的结果，其发展处处受到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路线的影响，这种先天的不足决定了文化复兴具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推行文化复兴的同时，政府划定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传统宗教的自由发展时，不能引发社会争端和危及社会的政治稳定”，不允许越雷池一步。到了80年代后期，事态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开始失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在全国开放了宗教知识课程，宗教狂热在全国传播开来，并出现了少数宗教徒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化、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严重情况。80年代中期，一些天主教团体和教徒看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有所松动，于是他们决定以宗教为幌子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施压。一些传教士在布道时宣扬政府的《内部安全法》是非正义法，认为违反该法下的被捕者是受害人，并敦促教徒为“非正义行为谎言和假话的全体牺牲者”祈祷，提出“新加坡人是在诚惶诚恐中生活”，号召教徒起来对抗非正义运动。与此同时，在伊斯兰教徒中开始出现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声音。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由于教义信条上的分歧而相互攻击，互相诋毁，争夺新教徒；印度教教徒发生内讧；新教教徒散发攻击天主教会和教皇的传单。面对宗教干预政治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不稳定因素，新加坡政府开始对“传统文化回归”活动进行全面反思整肃，采取措施逮捕宗教狂热分子，并最终于1989年决定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宗教课程的取消意味着新加坡国家在重建文化根基、建构新国家认同的尝试遭遇到了重大挫折。(www.chuimin.cn)

（三）新加坡国家文化复兴运动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

1.威权政治合法性的衰退

伴随着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成功，新加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其中的突出后果是造成了社会的民主化趋势增强，以及威权主义政治合法性的衰退。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制度认同基础之上的，一旦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那么建立在其上的国家认同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那么任何美好的构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最初来源于推翻软弱无力的政权实现政治稳定的要求。威权主义政权因为迎合了人民渴望稳定和发展的要求而在新加坡获得合法性。亨廷顿把这种合法性称为“负面合法性”^[12]。但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削弱。建国以后，新加坡威权主义国家主要是将经济发展成就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通过国家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绩效来换取公众对于威权主义统治的许可。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即理性基础、传统基础和领导人个人魅力基础。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传统基础和个人魅力基础之上的，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化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新加坡经济现代化发展，人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在80年代以前，人民行动党囊括了国会的全部议席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工人党的嘉耶拉南获胜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垄断国会的局面。随后在1988年的大选中，有越来越多的反对党参与选举。同期新加坡的中产阶级通过政治选举程序以外的各种独立的民间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这些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消费者组织、宗教团体、女性组织以及学生组织等。大量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及社会工作者参加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始涌现，人数增多和影响也逐步扩大，这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新加坡利益分化出现多元化倾向，人民对威权主义政治主导下的国家认同转型也产生了怀疑。

2.国家的限度

从本书第二、第三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威权主义“强国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新加坡威权主义国家“有足够的权威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而且有能力在它认为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可以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参与渠道进行有效的限制”^[13]。同时，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几乎完全取代了社会。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强国家”主导型发展在短时间内是必需的和积极的，但是当社会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后，国家的限度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从国家权力无限发展的后果来看，首先是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湮没了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国家的自主性威胁到了社会自主性的存在。其次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造成的特权泛滥，使得公共政策难以反映公共利益。国家权威无限增长必然导致权威危机的出现，降低了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导致国家合法性危机。这种情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14]。这往往导致了这样一种消极后果：一方面，国家的权力不断扩张而造成国家负担过重，开始丧失它适应社会要求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另一方面，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富裕和成熟起来以后，却丧失了它对政治的希望与要求，而“披上了政治冷漠的厚实铠甲”^[15]。事实上，在新加坡的文化再生运动中，组织者、领导者和宣传者都是国家，广大人民只是处于被动状态，他们对这一切只是观望，根本谈不上什么积极参与，长期的政治压制使新加坡人对政治、对国家感到敬畏，他们希望自己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政治冷漠成为一种惯性选择。

3.现实主义指导思想的局限与困惑

长期以来，支配新加坡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尽管经济发展是绝大多数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像新加坡那样，事事以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不多。这当然有其历史社会的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意识淡薄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来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从而稳定社会的迫切感远比其他国家强烈。没有经济发展来缓和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抗拒这些矛盾对社会构成的离心力，这个国家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但是现实主义使新加坡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发展迅速，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新加坡人逐渐形成了两种相关的想法：只要继续努力不懈，重视经济发展，新加坡将来也可以和过去一样，取得骄人的经济表现。过去的辉煌让新加坡人陷入迷信经济发展的窠臼，看不到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看不到随着新加坡经济的日渐成熟，经济增长也终将大幅度放缓的事实。在实用主义指导下追求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这也影响了新加坡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大都习惯于以经济思维来解释许多社会选择，教育制度重数理、轻人文，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急转弯到鼓励生育，交通管理方面大胆开世界先例实行电子公路制度等，都反映了新加坡对经济效益的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制定重要政策的主要指针。经济大师凯恩斯在谈到英国的没落时，就把有关现象归咎于人的惰性，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坐吃山空。尽管新加坡人民由于新加坡政府不断宣扬的危机思想，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怕输心理”，可以促使新加坡人不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新加坡经济逐渐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进入了再难以通过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现实主义的国家认同道路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就不可能再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需求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生存阶段，人们需要参与政治，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反映自己的心声。按照一般经济学理论，人的物质生活达到相当水平后，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不再是自己享有最大的消费，而是享有比别人更高的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将可以制造更多的消费品来满足需求，不过经济发展步伐再快也无法带动“社会地位”、“政治参与”这些消费品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让更多的新加坡人拥有汽车洋房，却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过度强调物质追求的重要性，只能加剧社会心理失衡的严重性。在政治上也是一样，长期的政治压制使新加坡人已经开始变得胆小怕事、因循守旧、缺乏创造力。而创造力是新加坡由模仿型现代化向创新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需要的素质，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局限。

【注释】

[1]曹云华：《新加坡的现代化与文化变迁》，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3）。

[2]新加坡《早报周刊》，1992（200）。

[3]参见曹云华：《新加坡的现代化与文化变迁》，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3）。

[4]“五子登科”在新加坡指的是一个漂亮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三室一厅的屋子，豪华的车子，大量的票子；5C，即事业（Career）、金钱（Cash）、信用卡（Credit Card）、汽车（Car）及私人财富（Condominium）。

[5]《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4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9。

[6]袁峰：《当前关于“未来政治的几种理论预测计及其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0（2）。

[7]张永和：《李光耀传》，44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

[8]陈祖洲：《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240页。

[9]Riaz Hassan，Singapore：Society in transition，Oxford Press，1981，p.72.

[10]徐文祥：《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见《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414页。

[11]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载《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47页。

[12]［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5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李路曲：《新加坡的权威主义政治与现代化》，载《政治学研究》，1997（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2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