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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济现代化成果与社会文化问题的关联

【摘要】:随着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人民的国家认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与社会文化问题的出现

(一)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国家认同的转变

1.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简述

从1965年独立到20世纪末,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1973年),这是新加坡工业进口替代时期,也是创造就业机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奠基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达12.3%。第二阶段(1974—1977年),由于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新加坡经济增长减缓。这个时期新加坡的经济年增长率只有6.4%。新加坡抓住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新加坡工业化开始从量的扩张转移到注重质的提高。第三阶段(1978—1984年),“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在这个时期,新加坡政府推行经济调整政策,通过高工资等手段,推动企业实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实现高附加值过渡,这个阶段新加坡经济年均增长为8.8%。第四阶段(1985—1989年),新加坡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由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1985年新加坡经济出现负增长1.8%。新加坡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克服困难,摆脱了不利的世界影响,新加坡经济走出低谷进入繁荣时期。1987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4%,1988年达到11.1%,1989年为9.2%。第五阶段(1990—2002年),是新加坡经济向发达国家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

2.新加坡经济现代化成功与国家认同的变化

新加坡独立以后,在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以“危机生存”意识统率全国人民。通过五个阶段的发展,新加坡作为一个成功的追赶者,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过了曾为其宗主国的英国。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为19 850美元,高于英国的18 060美元、意大利的19 840美元、澳大利亚的17 500美元。世界银行在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已把新加坡列入了高收入发达国家。新加坡几十年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迅速稳健的经济增长。

从表5—1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1959年到2000的40多年时间里,其经济是稳健高速发展的。

表5—1 新加坡经济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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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国家形象和国家竞争力显著提高。

新加坡不但在经济的量上保持了高速发展,而且在经济的质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00年,新加坡人均拥有外汇已高达2万多美元,居世界前列。国民储蓄率高达48%(1994年),并长期保持了低通货膨胀和高就业率。尽管当时的新加坡是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岛国,但其世界竞争力丝毫不亚于一些大国。在瑞士国际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每年联合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的世界竞争力一直位居前列。新加坡的成功被称为“亚洲奇迹”,其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获得显著提高,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榜样和东亚模式的代表。

(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大为改善。

1990年华盛顿人口危机委员会的报告书显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新加坡的人民生活水平排在前列,住宅水平排名世界第一,公共卫生水平排名世界第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加坡人均年收入达到16 000新元,高出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平均寿命和出生婴儿成活率也大大提高。同时在社会分配方面,比较成功地做到了有效公平分配,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数在1980年达到0.48,1995年达到0.45,这在世界范围比较起来是比较小的。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关数据见表5—2。

表5—2 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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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新加坡统计年鉴》,1970—2000。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200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2。

随着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人民的国家认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父辈不同,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大都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即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效忠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在1990年对新加坡国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全国人民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感已达到十分高的水平。该调查报告披露了有关学者就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开展调查所获得的有关结果。调查结果显示,70.4%的人认为在国家象征中,国徽是非常重要的;有71.9%的人认为,新加坡的历史对建立国家意识非常重要;有84%的人以身为新加坡人感到非常自豪。

(二)新加坡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文化的失落

在联合国发表的《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根据收入、实际购买力、教育和保健情况等因素对全球173个国家的人文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比。新加坡的物质生活质量在发展中国家排在第10位。新加坡人民的生活的确是富裕了,但是繁荣之中有隐忧,在新加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同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开始露头,各种社会问题也纷纷涌现,其中主要表现在价值观的蜕变上。

1.西方拜金主义的影响加大

全球化影响下,新加坡年轻人中普遍出现了物质主义至上的思想。他们注重享乐、没有远大理想,受拜金主义影响,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看电视长大的麦当劳少年”[1]

有人曾经就新加坡青年对待工作和娱乐的态度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64%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努力工作是为了高工资和升级,而真正为了兴趣而工作的只占22%。“在工作观念上,新生代虽然懂得先苦后甜,但他们也要及时行乐,因此往往是先计划如何行乐,然后才想到工作……他们认为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忍耐、奉献、战斗精神等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因此,不愿意全心投入工作及负起责任。”[2]

1995年11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市场服务与研究部进行了一次关于新加坡人生活方式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新加坡人最重视的四大物质是房地产(91%)、汽车(58%)、信用卡(43%)、股票(43%)。从统计数字分析,新加坡人对实质东西的追求是最明显的。91%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对他们非常重要,而超过半数的人希望能够拥有汽车。调查也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人是物质主义者。新加坡人对金钱的看法:62%的人认为非常重要,35%的人认为相当重要。同时,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逐步解体,让位于以两代人为主的核心家庭

2.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犯罪率逐渐上升。据新加坡官方统计,1990年1月到6月,谋杀及抢劫案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但强奸案增加很快,增长率达40%。其次是非礼案,增长率为22.8%。新加坡《联合早报》在1980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国家,性犯罪却有增无减,正好反映了“这个社会疾病”是“新加坡社会受到西方媒介和文化的不良面冲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与此同时,新加坡的青少年犯罪行为也有上升的趋势。据新加坡刑事侦察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年上半年,一共有1 036名青少年涉及各种犯罪案件,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0.8%。由于青少年犯罪率激增,导致社会治安恶化。

3.吸毒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新加坡社会问题恶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吸毒问题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据新加坡官方统计,到1984年,因吸食海洛因而被捕的有2 584人,1988年增加至5 220人,增幅达102%。1985年每10万个1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中就有173人是吸毒者,1994年增至360人。在吸毒者中,有14%是年龄在20岁以下的青年,另有34%是20岁刚刚出头的青年人。有学者认为吸毒犯的不断增加也是新加坡社会日益西化的一种表现。[3]

新加坡新生代不讲社会公德成为“丑陋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人士、学术界和传媒普遍认为,年轻一代精神空虚,没有理想和远大目标,动辄自杀。一些老的新加坡人总是抱怨青年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追求的只是“五子登科”和“5C”[4],又有人将这“5C”称作年轻人的“新加坡梦”。而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新加坡梦”只不过是要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物质利益,根本没有推广至社会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自私狭隘的思想。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越来越担忧,西化和拜金主义正在新加坡迅速蔓延,正在动摇新加坡作为一个东方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会议员吴俊刚先生指出:“西方的科技虽然帮助我国朝向现代化迈进,但一些不健康的意识也尾随而流入我国社会。如果国人不加以警惕,这些不良意识最终可能使我国的社会基础动摇。随着西风进入我国,对社会逐渐产生不良影响。许多青少年认为外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我们原有的标准是过时和落伍的。这种错误的想法,会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实用主义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疑问:“如果我们保留东方价值观则可以建立自己的文化,是否足以抗拒西方文明的侵蚀。”[5]根据统治当局的看法,当前的道德危机恰好反映了新加坡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东方传统和价值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文化“根”的一代人,这是国家认同的危机。独立后出生的新生代,他们接受的是新加坡教育体制下的实用教育,有着良好的书写运用英语的能力,有着新的宗教信仰,越来越现代化、国际化,然而这种变化对于新加坡国家认同而言是空前的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作为世界港、贸易中心的新加坡越来越担心丧失自己的特点和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根”。新加坡建国的历史极短,国民本来就非常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的西化、国际化政策,使新加坡在西方文化日益侵蚀的大风雨中,如同一条小船,找不到自己的港湾,也找不到自己的前进方向。而各种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国家强权的干涉下与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发生了断裂。他们对传统母语、文化与价值观产生轻视思想,随意贬低国家认同对于人民存在的意义,因而缺乏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弹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希望在亚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创造一种更新的文化,并通过创新,在全球文化中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以摆脱在西方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建立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因此新加坡在实现了“国家生存”之后,在国内国际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开始了国家认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