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会适应与变迁：1965—2000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我们以传统宗乡社群组织——碧山亭的变迁和发展为例，“窥豹一斑”，对华人传统社群组织的变迁加以考察。这种变化对传统社团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地缘性和血缘性社群，完全没有新组织出现，显得一片暮气沉沉，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对传统会馆实行压制政策。

三、传统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为了生存，为了建设一个更加进步、繁荣与和谐的国家，使全民都认同于新加坡，树立健全的国家意识，最终达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目标，新加坡国家利用“一党独大”的中央集权形式，通过强大的国家力量对新加坡各族进行文化整合、结构整合，并通过公共住宅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教育语言建设等政策，从空间结构与文化背景等方面对新加坡国民认同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重组，开启了“强政府”统治阶段，并进而树立了“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发展战略，采取措施逐渐削弱传统社会组织的力量，使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在新加坡国家重建和国民意识塑造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如何对传统社会组织进行改造整合的呢？它对新加坡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在这种强压力之下，传统社会组织又是如何改变来适应环境，应对挑战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呢？下面我们以传统宗乡社群组织——碧山亭的变迁和发展为例，“窥豹一斑”，对华人传统社群组织的变迁加以考察。

（一）“强国家”控制下的传统社团变革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对碧山亭的形成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可以看到，碧山亭是海外华人“虚拟血缘关系”的产物。它不但是一个丧葬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认同于中国的地域性群体。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小政府”的角色，并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在华人定居者选择聚居方式、华文教育和个人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1936年，碧山亭开始在庙内开设“广惠肇碧山亭义学”招收华侨学生。1957年，碧山亭学校被殖民政府纳入政府教育体制，根据政府“十年教育计划”和“五年辅助教育计划”的要求，“广惠肇碧山亭义学”从此接受政府的管理与控制并改名。战后随着新加坡华人移民的增多，“屋荒”问题严重。为了解决广东籍华人的居住问题，碧山亭开始在空地上兴建住房，供移民居住。碧山亭于1953年正式建屋，允许外来居民进入居住并开始实施系统管理。20世纪60年代，碧山亭陆续扩展了房地产业，先后兴建了碧山大厦、金榜大厦等。在茔葬问题上，1960年碧山亭开始修改章程，从“茔葬三属先人”转变为“茔葬三属人士，谋福利与促进乡谊”，并计划建立火葬场，为新加坡各族人士提供服务。

因此，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同华人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相适应，碧山亭发展迅猛。其会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大为增强，进入了碧山亭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但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以后，国家力量开始渗透传统社团组织，并发展成为主导力量。这种变化对传统社团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面对新的生存环境的改变，碧山亭也开始进入变革与适应发展阶段。

新加坡建国以后，政府先后出台了《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宣布土地国有，政府有低价征收土地的权力。由于实行带有强制征用性质的土地国有和土地征收政策，最终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完全转移到政府手中。1973年碧山亭拟建火化炉，希望解决葬地缺乏的问题。不料，因新加坡为发展道路欲征收碧山亭十几亩土地，火葬场计划就此搁置。1973年8月31日，碧山亭再度接到政府关于土地使用问题的通告，“全新共有15处茔葬先人的坟山，由是日起不准茔葬”。这条规定使碧山亭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但因为《土地征用法令》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征收私人土地，所以碧山亭面对国家权力干涉所带来的土地使用限制，不能拒绝与抗议。而事实上，在新加坡国家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有90%的被征收土地者都由于土地价格太低而上诉，但无一例外全部败诉。在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氛围中，人民和社会对于政府既定的土地使用政策是无法反驳的。1973年，碧山亭被彻底封山，这就意味着自此以来，新逝的广惠肇三属人士就没有办法和先人埋葬在一起，而只能在国家公墓里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死者相伴了。

碧山亭的情况到1979年变得更为恶化，在这一年新加坡政府的土地征收官员向当时碧山亭的理事长提出，由于政府为了发展碧山地铁总站、地铁维修厂、莱佛士初级学院，建设碧山公园和碧山新镇等，因此政府将在两年内接管碧山亭的所有坟山地段。当局限令碧山亭在短时间内清理完上百年来埋葬于此地的大约17万先人的遗骨。这个消息对于碧山亭来讲，无异于“灭顶之灾”。这不仅使原先埋葬先人的任务无法继续执行，而且就连生存的土地和根基都没有了。就这样，碧山亭作为海外华人虚拟血缘关系的唯一实际象征也彻底消失了。碧山亭面对这种空前的危机，迅速成立了“广惠肇碧山亭征用土地处理委员会”，派代表出面试探政府当局的意图，谈判关于土地征收赔偿问题。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最后所有的300多英亩土地还是被征收，国家仅仅象征性地赔偿了495万新元。1980年3月30日碧山亭完全关闭，结束了其100多年来的“坟山时代”。碧山亭小学也随之撤销，开办约50多年的教育事业也停办了。1982年，碧山亭协助将原先坟山埋葬的十几万名死者遗骸进行火化。在国家发展部的安排下，大部分先人骨灰被安置于政府经营的万礼骨灰安置中心。

从碧山亭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群组织在“强国家”的影响下日益削弱，这也反映了国家在消除传统文化影响、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方面的不懈努力和铁的手腕。新加坡的其他地缘性会馆、社团在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发展也日益缓慢，进而停滞下来。地缘性和血缘性社群，完全没有新组织出现，显得一片暮气沉沉，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对传统会馆实行压制政策。随着新的城市规划发展，大量会馆馆址被政府征收，而无力筹建新馆。更重要的还在于新加坡国家极力推行的西化影响，自进入70年代以来，新加坡迅速走向现代化。西方的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深入民间，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青少年思想日益趋向西化。学校的教育课程，多偏重科技的训练，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青少年对传统社会组织缺少兴趣，老会员老去，负责人退隐，没有接班人，社团显得凋零落寞。再加之由于历史因素，新加坡会馆大多位于新加坡开发较早的地区。而发展到现在，这些地区却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地带，许多会馆面临着土地税高昂的压力。例如，东安会馆馆址因位于繁荣的牛车水商业地带，使其产业税从800多新元暴增到1万多新元，以至于东安会馆无力支付这笔巨大的费用，被迫拆迁。

（二）适应与发展：宗乡会馆的重新整合

1.会馆功能的调整

传统会馆随着“强国家”的建立，其在独立前承担的移民社会管理功能逐渐减弱。早期的社会作用完全被事无巨细号称“保姆”的强大新加坡国家所取代。面对这种变化，会馆功能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20世纪60年代其功能逐渐向社员福利方向发展，这主要包括建立“互助会”、设立“子女奖学金”与“老年度岁金”等几个方面。惠州会馆在1970年成立互助会，1972年成立奖学金委员会。中山会馆于1973年设立助学金。这样作为宗乡认同的象征——会馆逐渐演变成助学、敬老的福利性组织，传统社会组织进入消退与弱化阶段。面对“强国家”的步步紧逼，新加坡传统会馆也积极寻找机会应对困境，进行适应性变革，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宗乡社群的重新整合。

2.宗乡社群的重新整合

（1）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

从1984年开始，新加坡开始整合民间的华人力量，召开了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大会提出了十大建议，包括：

第一，宗乡会馆有必要配合新的社会形势，修改章程，开放门户，让不同籍贯、宗族的同胞参加活动。

第二，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更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接班人。让有才干、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层。

第三，按照年轻人的兴趣与成长需求，增加新的活动，吸引其加入。

第四，竭尽所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工作。

第五，在保留与发扬华族优良传统与文化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尽力推广华语和华文。

第六，加强与社区组织的联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第七，宗乡会馆之间应加强联系与合作，联合主办符合国家利益及会馆宗旨的大规模活动，如研讨会、体育竞赛等。

第八，向政府请愿，优惠宗乡会馆购买、租用会所。

第九，向政府请愿，将武吉巴梳一带发展成为会馆区，从而配合国家的旅游计划，将该区发展成为东方传统文化中心。

第十，尽快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委员会，以便统筹与协调各会馆今后的发展与合作，同时创造条件，促使上述各项建议得以执行。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86年1月27日成立。成员主要以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会馆、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6家会馆为基础组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宗旨包括：培养、促进及加强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间的互相谅解、密切合作与联系；推动、赞助各种文教及社交活动，以促进华人对华文及华人文化传统的了解与认识；同时鼓励、赞助有关从事华人研究的文化组织。

（2）共同文化象征与传统社会重组：对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解读。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整合历史上基于方言区别而形成的认同集团，塑造新加坡华人文化“根”的形象，以此寻找自己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加强各宗乡会馆之间的联系和团结。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中包括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琼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三江会馆和福州会馆等10大会馆，在地域分布上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正如其会刊所说：“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北至黑龙江，西迄川藏，无不列为三江之属。”^[32]通过利用旧的宗乡会馆的形式，在“剥离”会馆实质社会功能的同时，重塑文化的象征。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是宗乡会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尝试。例如，在其成立宗旨中，明确提出要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以提高公众人士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在民间方面，促进联合总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增进了解与合作，极力整合各传统宗乡会馆，使之走出自己狭小的圈子，适应新的环境，顺应时代潮流。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10周年的献词中所表示：“回顾10年前，我国的宗乡团体处境艰难，会务活动一筹不展，不少会馆面对后继无人的困境。1986年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之后，情况有了改善。在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带动和鼓励之下，我国宗乡团体对公务活动的方向取得了共识。这十几年来，许多会馆都极力致力于推动与发展华族传统文化，开展了许多宗乡团体过去所不曾举办的活动。”^[33]这番话给予了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很高的评价。

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政府提倡儒家文化、开展“讲华语”等运动，这些都是为了重塑华人文化符号，通过这些象征符号，对传统文化的有利部分加以吸收，重塑民族文化的根，其目的是使新加坡国家在文化上有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潮流中寻求自己的存在和发展。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以后，不但宣扬传统华人文化，而且对传统华人文化进行改造以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87年，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表示为了让华族优良文化传统长远流传，建议设立改良委员会对华人习俗中的封建迷信、繁文缛节部分加以改造，并成立了“华人礼俗指南委员会”。还明确规定以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为华族八大节日，并配合举行相关庆祝活动。这些节日被认为是华人重视家庭、重视集体、尊重权威的一种文化象征。例如，春节除夕的年夜饭，被认为主要表现了华族成员充满了亲情之爱；清明节则表现了对祖先的哀悼、追思和尊重，因此成为东方传统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后，还力图通过在组织上吸收更多的年轻人加盟，使他们从崇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位走出，并成为传统社群的一员，回归国家文化的根。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之初，就一再强调要培养会馆的接班人，让有才干、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进入领导层，为此总会按照年轻人的兴趣与要求，设立卡拉OK，组织各种兴趣团体以吸引年轻人加入。1997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了“全国青年组织交流会”，与会人员包括来自36个会馆的130名青年代表和南洋理工大学等学生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如下决议，对新加坡青年发出号召：

鼓励宗乡会馆在变革中求新生的发展过程中，设立青年组织，开展年轻人的活动，加速会馆的年轻化。

年轻人应该担负起时代的使命，积极参与会馆的发展事务，协助会馆进行现代化工作，树立会馆新形象。

会馆应协助年轻人认清方向，认同自己的文化。

采取有效的措施，协助年轻人提高华文程度及对华族文化的认识、了解与欣赏能力，协助国家培养一批精通华文及华族文化的精英。

加强社区组织的联系，扩大会馆活动范围。

肯定前辈的贡献，向他们学习奉献社会的精神。

设立健全的秘书处，进一步提高会馆的行政效率。(www.chuimin.cn)

设立全国青年组织联络处，以协助全国宗乡会馆开展各种青年活动及全国性的活动。

这些号召的实际目的仍在于加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通过宣扬传统文化，以吸引年轻人进入传统社群，并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防止青年人西化。与此同时，选择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宗乡会馆新的接班人。但是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些传统文化复兴并非社会自发整合的结果，而是国家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而建构出来的。这种整合受到了国家政治的极大影响而缺乏自主性。在“复兴传统华人文化的旗帜下”，各会馆缺乏明确目标，积极性不高。换而言之，它不是自发的产物而是外在力量强制控制下的结果，这一致命缺陷决定了其最终成效不佳。

（三）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成就考察

新加坡在独立后的30多年间，利用各种渠道极力加强人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这项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1989年一名新加坡学者作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共706人，其中华人401人，马来人179人，印度人100人，其他少数民族26人，平均年龄超过25岁。调查项目包括种族与宗教课题，以及受访者对福利、国家政策、移民等问题的感受。调查结果显示，就各族和谐的问题而言，各种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每逢喜庆或传统节日，彼此邀请参加庆祝活动，相互敌视的观念逐渐泯灭了。多数人觉得他族人士是友善合作的，应该捍卫祖国、促进经济繁荣，并积极改善与邻居相处的生活方式。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各族之间只有互相依赖、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至于民族通婚，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调查显示，47%的华人受访者愿意与马来人结婚，而62%的马来人也愿意与华人结婚。同样的调查显示，45%的华人愿意与印度人结婚，57%的印度人愿意与华人结婚。^[34]由此可见，20世纪末，大多数国民对新加坡已经具有国家认同感，但是个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是不一样的。

【注释】

[1]Ali A.Muzrui，Cultural engineering and nation－building In east Africa，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1972，p.284.

[2]Clifford Geertz，The integration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s states，in Geertz，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New York，1963.

[3]参见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及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0（4）。

[4]参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27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Guillermo O’Donnell，The state，democratization，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 reform：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or the 1990s，edited by William C.Smith，Carlos H.Acuna，and Ed－uardo A.Gamarra North－South Center，University of Miami，1994，pp.157-181.

[6]《亨廷顿谈权威主义》，载《世界经济导报》，1989-02-27。

[7]参见贾都强：《东亚政治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威权主义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46～4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9]［美］罗素：《权力论》，135～13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10]参见王瑞贺：《新加坡国会》，5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1]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22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12]［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67～68页。

[13]T.J.S.George，Lee Kuan Yew’s Singapore，London：Deutsch，1973，p.232.

[14]Guillermo O’Donnell，The state，democratization，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 reform：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or the 1990s，edited by William C.Smith，Carlos H.Acuna，and Ed－uardo A.Gamarra North－South Center，University of Miami，1994，p.179.

[15]陈祖洲：《试论新加坡的政治控制系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4）。

[16]J.Minchin，No man is a island，Sidney，1986，p.217.

[17]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3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18]J.Minchin，No man is a island，Sidney，1986，p.249.

[19]T.J.Bello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p.101-102.

[20]1966年人民行动党通过土地法，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这一法律连同1970年的计划法以及HDB立法，使人民行动党的土地拥有权从1968年的26.1%增加到1985年的75%。起初这种法律是为了控制地价，带动住宅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但其运用也有保证工人阶级不能获得廉价自由持有土地之效果，也就是说，没有回到半农村的生活方式的可能，在公共住宅外获得房产的唯一方式是增加家庭收入，购买昂贵的私房。

[21]Government of Singapore 1989，Singapore：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1989，p.293.

[22]The Reminiscences of Dr.Yap Pheng Geek，1953，p.103.

[23]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1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4]同上书，117页。

[25]［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6]Samuel Huntington，Niger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under military rule：1966—1979，London，Macmillan，p.2.

[27]［英］亚历克斯·乔西：《新加坡第一》，416页，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

[28]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125页。

[29]［新加坡］吴俊刚：《李光耀与基层组织》，15页。

[30]［新加坡］吴俊刚：《李光耀与基层组织》，83页。

[31]［新加坡］吴俊刚：《李光耀与基层组织》，84页。

[32]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册，30页，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