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成果展现

二、“强国家”对传统社会组织的改造与新社会的建立

正如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是指向原祖国的，这其中又以华人表现得最为突出。华人这种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之一在于以新加坡的各种宗乡会馆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组织中，华人通过会馆组织把他们与家乡、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力图建立新的国家认同的新加坡政府而言，改造传统宗乡会馆便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独立以后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从英国人转移到了以李光耀为首的海峡华人精英们的手中。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海峡华人与中国华工的联系极少，相互之间隔膜很深。这种自我孤立状况导致土生华人与外来侨民极为隔膜。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移民浪潮般涌向新加坡，并逐渐超过了海峡华人，而且在经济领域里，中国移民也越来越占优势并操纵了许多行业。在经济领域被击退的海峡华人，因而对中国移民妒忌并鄙视地称之为“新客”或“China po－tiak”（劳工阶层）。海峡华人还对中国移民身在海外却心怀华夏、认同中国的态度大为反感。中国移民也瞧不起海峡华人，称他们为“峇峇”（Babas）或“番仔”，意思是指他们数典忘祖，满脑子西化思想，是没有文化的化外之民。^[22]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斗争中，以海峡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进步党、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由于对英国宗主国的认同和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执行的是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而中国移民主要由下层劳工组成，他们深受英国殖民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因而对共产主义、激进民族主义更容易接受，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等激进组织。新加坡华人的这种阶级分野和政见之争，使新加坡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下层阶级与英国殖民者、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广大下层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迫使英国将权力交给以海峡华人为主的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其先天软弱性，决定了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必须通过同英国殖民者的联盟，才能获得国家权力以进行有效统治。对于刚刚夺取大权的人民行动党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以华人移民为主、有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阵线。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新加坡国家力图重新整合新加坡传统宗乡社会组织，消除新加坡人民对原住国的认同，建立对新加坡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并削弱支持反对党的政治基础。

（一）新加坡国家社团主义与社会的“非政治化”

在当今时代，社会中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认为，“利益集团就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它们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23]。各种社团组织是存在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压力集团，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通过影响体系的决策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社团组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极大地影响着政治进程。同时，由于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利益集团活动的自主性和参与程度显示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情况。因为“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中，利益集团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影响政治进程的机制也不一样”^[24]。利益集团是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活动体现着国家威权的结构性特征，使新加坡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社会非政治化

非政治化是联系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加坡政府作出这一安排的目的在于降低民众组织化程度，压制个人和团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减少社会团体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这种安排保证了国家行为的自主性，保证了发展计划具有更长远的特征。

新加坡“强国家”并不把人民决策和自主作为首要的政治追求，也不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而是希冀民众服从体制的权威以增进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推动现代化。不仅如此，国家还用强力压制社会团体的政治诉求，因而在威权政治导向和政府压制下，社会团体自主性很差，充其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经济利益表达功能，政治利益表达基本缺乏，出现了非政治化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加坡为实现后发性现代化，有意对利益集团活动进行规制的结果。在新加坡现代化早期，社会集团广泛的政治化和过度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化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无限度的社会和无限度的国家是同样危险的。托克维尔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两种不同的专制：国家的和社会的。国家专制体现为政府的暴政，行政机关对于社会的强制性变为高压统治；社会专制体现为多数人的暴政，社会享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不受限制的社会权力与其他一切绝对权力一样，“当这个权力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25]。亨廷顿认为社会力量普遍政治化的危害在于，“政治机构或政治权威领导团体不再被视为或被接受为调节团体间冲突的中间人，也就不可能在团体之间达成合法权威协议”^[26]。社会的过度政治化会严重损害政治权威，造成政治混乱。

其次，新加坡社会集团的非政治化还与新加坡自身历史发展因素相关。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强调国家至上、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以国家利益为个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国家必须对人民的一切负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都必须由国家来过问，由国家包下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国家至上主义对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新加坡的华人也不例外。一位专门研究新加坡和亚洲问题的英国学者这样描述新加坡华人：“对于一个人道的合理的政府，通常都有天生的依赖感”，“都缺乏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是默默地接受政府……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接受了一种观念，认为尽义务才是他们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不论是信仰、语言、文化或是生活习俗，早就已经编织成一幅完整的模式，而且在那模式上显示出一个良好政府的雏形”^[27]。正是由于这些传统文化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使广大社会组织自动选择了“非政治化”道路。

2.国家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被广泛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它主张以一种无阶级的社会为假设前提，希望通过社会分工和不同的职能把社会划分为各种社团，国家创设各种组织并特许其代表各种利益，但是同时对所有人实行严密控制。现代社团主义理论针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提出了国家社团主义理论。社团主义理论重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特殊关系，其核心价值是“协调”（consensus）而非“冲突”（conflict），其规范是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在奉行社团主义的国家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控制下的合伙关系。在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以国家为中心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合作关系模式。国家社团主义化了的社会组织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从利益表达方式来看，在国家—社会合作体制之内，各种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自己的独立利益。但是在“强国家”的控制下，这种表达往往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一般来说，新加坡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渠道还是比较通畅的。它通过半官方半民间的联络所、人民协会和居委会等组织，可以把最下层人民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层中。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还被邀请参与共同协商国是，为制定地方政策提供依据，这就加强了下层与政府间的合作。例如，各大商会都设有向政府提供咨询的机构和专门的渠道，政府也主动征求它们的意见，各种社会组织也可以发表它们对诸如工资、就业、教育、社会等问题的不同意见。但是，政治领域是一个禁区，政治方面的利益表达受到严格控制，尤其是在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政府更是严加限制，使广大社会组织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从组织体制来看，各种利益集团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政府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的合作体制。在新加坡，社会组织是多种多样的，可划分为经济、社会、职业、宗教、地缘、血缘等组织。建国以后，新加坡“强国家”对各种传统组织都进行了社会改造。例如，吸收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进入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政府管理机构中，把各种传统社会组织纳入政府管理之中，受政府的限制和制约。在这种合作体制之下，政府通过其仲裁地位来制约各种社会组织。国家不仅同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互派代表，担任彼此的职位，而且通过政府的各级行政组织和国家公务员参与传统社团组织来直接领导它们。这样，各种传统社会组织就很难形成独立的对抗政府的力量。相反，在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下，各种社会组织在大政方针上始终与政府保持一致，从而加强了“国家合作”。

第三，从政治参与情况来看，因为社会组织大多被政府所改造，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因此，自主性程度很低，都是“非政治性”社团组织，政治化程度也很低。所以，社会集团参与政治的功能受到抑制，不可能明显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其自主能力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威权主义“强国家”影响下的社会组织非政治化和国家社团主义化的实质是国家介入社会的程度和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对社会进行渗透与控制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威权主义政治全面介入社会，在一切公共领域扮演着管理者和指导者的角色。但是，从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比较来看，新加坡威权政治对社会的控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另外除了对少数政治反对派进行镇压以外，国家较少使用强制手段而是以调解和说服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按照非政治化和国家社团主义理论，各种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是一种互相依赖和互相平等的关系。国家可以按照各社会团体的不同功能及作用大小，把不同权利和义务强加于它们身上。同时，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目标，国家可以对任何组织和个人实行约束甚至镇压。政府处理一切事务的标准是国家利益。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社会非政治化和国家社团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政府力图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合作关系，凸显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政府专注于发展的目标，把对社会的控制力量用于保障社会政治稳定，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体现着一种以减少政治参与为代价，实现快速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信条。

（二）国家对传统社会的整合与“新社会”的建立

自1965年8月9日独立以来，在面临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局面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锐意改造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繁荣和谐的新加坡。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造由历史上形成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社会制度，改变殖民者利用当地华侨华人社会首领，分别管理各自所属帮群的华人，改变“因而一般贫苦华人从生老病死、就业求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不有求于本帮本群之会馆。因此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不过200万人口的地域内，却有若干以‘会馆’形成存在之‘民间政府’这种极不协调之状况”^[28]。为了消除各种族间的隔膜，促进彼此的了解，巩固国家的根基，新加坡政府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利用空前强大的力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整合，其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整合和社会文化整合这两个方面。

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于社会空间的重新分配与种族格局的变化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与新加坡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居住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前，新加坡除了市中心的城市，大部分地区还是乡村性质的“甘榜”，其主要是以种族、方言、祖籍、家族等为纽带的传统社群。新加坡独立后，政府面对历史遗留的“屋荒”问题，利用联合国帮助规划的“都市发展计划”，对整个新加坡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在新计划的指导下，新加坡的道路、公共设施、公共空间完全依照理性规划的原则进行了全面改造。尤其是公共组屋制度的实施，大大改变了新加坡社会传统的生活空间结构，使新加坡近90%的人民居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之中。人民通过登记、排队、抽签的方式，被随机分配到新加坡不同地区的新建组屋之中。自1989年以来，新加坡的组屋分配更是严格按照新加坡的种族结构依比例进行分配，尽量使不同种族交叉生活在一起。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大规模的土地国有政策，对私人土地所有权进行国家征收。还在整个新加坡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兴建购物中心，发展交通网络。尤其是新加坡地铁系统的开通，使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状结构，彻底改变了新加坡社会各种族人民“划区而住”、相互隔膜的历史传统，使新加坡形成了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www.chuimin.cn)

2.新加坡新社会网络的重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改变社会空间的同时，积极营造构建一套绵密而细致的新社会网络，对新加坡传统社会基础进行改造。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规定，新加坡的所有民间团体都必须向人民协会注册，统一由人民协会管理。人民协会成立于1960年4月6日，其宗旨是：促进种族协调及加强社会激励；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贯彻执行与上述项目目标相关的政府政策。《人民协会法案》于1960年4月6日在国会会议上被提出，5月13日通过。李光耀在解释成立人民协会的原因时指出：“在目前的政治发展阶段，通过非政府的层次来做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我们决定设立人民协会。在这个协会里，既有各个民众组织的代表，也有民选政治领导层的代表。这样的运作方式是人民比较习惯的……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政府主动地把它和它的活动带到人民的层次上去。”^[29]人民协会的会徽是由四个互相交接的圆圈组成，这代表新加坡四大种族的和谐共处与团结一致。

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社会分化非常明显。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分而治之”策略可谓无孔不入。面对这种局面，李光耀等政府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深刻地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某种手段来团结人民，使他们不要像一盘散沙，轻易被人煽动和支配。如何打破种族隔阂，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李光耀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早在人民行动党成立的时候，他便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融入行动党的纲领之中。在1959年5月出版的《今后的任务》（The Task Ahead）这本小册子中，人民行动党指出建国的任务有两部分：其一是克制各种种族主义势力；其二是通过各种积极、有建设性的措施，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具备抗拒种族主义分子蛊惑的免疫能力。在《今后的任务》中还收集了人民行动党负责人之一吴秋泉于1959年在合洛路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申明了人民行动党的乡村发展计划，并对社群组织提出：“现在我们的乡村急需有更多的中型但设备齐全的联络所，这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来大量兴建，而且成本只需过去政府在市区兴建的昂贵却很少用于其原来设计用途建筑的九牛一毛，人们对这类设施确实有很大的需求。”1960年1月9日，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所兴建的第一家联络所——克罗卜民多路联络所落成。人民协会先后通过建立以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和居民委员会等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构建新加坡新社会网络。

（1）公民咨询委员会。

新加坡的第一个公民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它的宗旨包括：第一，促进种族和谐和社会意识。李光耀对此的评价是，“公民咨询委员会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政治稳定带来了经济效益，经济发展又给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差异的全体人民带来了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各种族之间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种成熟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同住在新镇里，1964年和1969年那种恐惧和猜疑的心理已经消失了。第二，建立并加强地方团体、工商界和私人住宅区之间的联系，并充当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渠道。李光耀曾经指出：“在过去10年的苦难中，我们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确保民主制度延续，我们不只须成为诚实有效、能带来的政绩的政府，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必须确保政府能同群众保持声气相通，并拿出人民期待的业绩。”^[30]

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提出一些改进选区福利和居住环境的要求。李光耀也指出：“公民咨询委员会的组织一定要健全，如果不和人民接近，那么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就会失败，它不但无利，反而有弊，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必须常保持谦虚诚恳。委员会一旦在51个选区成立，就可以进一步照顾51区人民的福利。”^[31]《南洋商报》在1964年的报道中也指出：“公民咨询委员会乃是一个非政党的民间志愿工作团体，协助政府照顾人民的利益。这个组织将有独立思考的地位，向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以便改善政府与人民的工作方法。”70年代以后，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全面工业化，公民咨询委员会的目标转为领导和协调选区内的全国性事务。作为选区中首要的群众基层组织，公民咨询委员会与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基层组织密切合作，同时与区内有影响的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并选派合适的基层领袖帮助推动区内的基层组织活动。

作为选区内的主要策划者，公民咨询委员会曾协助基层组织制定选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活动计划。例如，讲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节约用水运动及清洁与绿化周等。它还主办国庆晚宴，协调部长选区访问，以及主办基层领袖、民间团体代表及居民间的研讨会和对话会等活动。公民咨询委员会还积极筹款，用于奖学金、助学金和社会福利计划。

（2）民众联络所。

联络所并不是行动党上台后才有的，而是在殖民地时代便已出现，只不过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后，才逐渐在全岛普及，并成为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重返新加坡。历经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了3年零8个月的新加坡民生凋敝、境况凄凉。殖民政府于1946年采纳了由社会福利部和一些热心社会的人士提出的设立“青少年俱乐部和儿童俱乐部”的建议，这是为了迎合少数讲英语的中产阶级的健康娱乐活动而建立的，然而只吸引了少数居民参加。英国殖民政府将其交由志愿人士管理。这样一来，在兵荒马乱的50年代，联络所的控制权渐渐落入新加坡社会少数活跃分子的手中。1959年，人民行动党成立自治政府以后，便立刻接管联络所的控制权，由人民协会统一对其进行管理。李光耀确定了联络所的新使命，那就是普及各种康乐活动，以及在活动过程中，发展、培养和锻炼基层领袖，为社区服务。在许多民众都是文盲的社会背景下，联络所所长成了“万事通”。在他们面对的许多问题中，最头疼的是少年犯罪和社会党滋事的现象日益严重。联络所采用各种方式来感化教育一些青少年和社会党徒，吸引他们加入联络所的青年团，变成联络所的志愿者。1964年，人民协会在联络所成立管理委员会，组织动员地方领袖，至此联络所肩负起了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双重使命。

步入经济繁荣的70年代，由于组屋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新加坡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联络所的重点渐渐从政治转移到康乐福利和教育方面。到2000年，新加坡共有110个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其宗旨体现为：帮助并代表人民协会管理民众联络所，包括筹款、保养和改进其环境等；利用民众联络所为中心，为居民主办有关教育、文化、娱乐、体育，以及其他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向居民宣传和解释政府政策，并将意见反馈给政府。下面将以牛车水联络所为个案对民众联络所的作用进行分析。

牛车水联络所位于新加坡最早开发的牛车水地区，这也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华人区。此区以广东人为主，保留了相当多的历史与传统的遗痕。牛车水联络所坐落于远东广场附近，成立于60年代初期。1968年联络所成立了女性执行委员会。1975年成立青年团执行委员会。1987年针对新加坡人口老化的状况，成立了乐龄执行委员会。牛车水联络所的组织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管理委员会、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女性执行委员会、乐龄执行委员会，其办公地点也从过去的小建筑发展到目前的一座五星级综合办公大厦。

每个委员会都有其运作的目标。各委员会的成员都由来自社区基层的领袖及义工组成，管理委员会是民众联络所运作的主要部门。经过多年的努力，成立了包括摄影学会、美术研究会以及舞狮、口琴、乐队、乒乓球、健美俱乐部，话剧团等附属机构；开办的课程包括儿童美术、扬琴、二胡、古筝、马来乐队班、乒乓球训练班、社交舞班、餐馆烹饪班、糕饼制作班、西餐、女装裁剪、日式插花班、西式插花班、韵律操班、乐龄歌唱班、静坐气功班等。女性执行委员会负责为女性举办活动，如粤剧班、戏曲茶会及各种慈善义卖会。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组织了合唱乐团、拔河、划龙舟等活动，活动参与人数也从70年代的400多人发展到80年代末的近千人。乐龄执行委员会对于乐龄人口的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上。每年的年费是象征性地收取1新元，60岁以上的改收5新元。其活动采取定期班形式，包括乐龄歌唱班、乐龄土风舞班、静坐气功班。除办班活动外，每个月都举办一项或两项活动，如郊游、专题讲演、国标舞比赛等。

（3）居民委员会。

随着新加坡组屋的不断修建，旧有的居住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70年代中期逐渐意识到，旧有的基层组织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最大的转变是旧社区因市区重建和人口重新徙置计划而分散，大部分住在旧社区的人口纷纷搬迁到新镇组屋区，形成新的社区。在这些新的社区里，并没有天然的社区领袖，旧有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在这种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也纷纷失去了其活动领域，无法在新镇环境中发挥影响力。很明显，这种基层组织的真空是迫切需要填补的，而居民委员会正是填补这一真空的产物。李光耀在1978年4月14日第一次谈到了居委会。他的讲演标题是“在新加坡新的生理组织里建立神经中枢和神经网”。所谓“新的生理组织”，指的就是新镇里的组屋区。新建的市镇及市区重建计划的推行，使新加坡人口的分布情况完全变了样。过去按方言族群和种族族群聚居的形式，已经完全被组屋的各族杂处取而代之。语言、种族的分歧在新市镇里已经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收入的差别。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住在不同的组屋里。人口的重新分布是基于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李光耀呼吁那些新一代的成功人士挺身而出，协助国家把组屋区变成生机勃勃的社区。他说：“那些有能力、精力和干劲的人，必须出来带头在我们的新组屋区树立一种社区的归属感。马林百列区已经率先树立起这种睦邻精神。丹戎巴葛也开始设立它的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在1983年已经发展到241家，1985年发展到276家，1995年发展到344家。居委会的宗旨在于：帮助并代表人民协会管理组屋区的居民活动；为本区的居民举办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以促进睦邻及种族和谐，加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同市镇理事会、建房发展局和其他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以改善居民环境；充当居民与政府间沟通的渠道。其主要任务概括为一点，那就是不断加强共同认识。新加坡政治学者陈庆珠博士于1979年指出：我们的历史发展到现阶段，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都已克服了。然而，我们无法建立起一种社区的意识。他认为，旧有的由居民本身组织的居民协会以及公民咨询委员会在激发这种社区精神方面并不怎么成功，因此政府尝试了组织居民委员会这种新的步骤。新加坡的另一位学者谢志淼认为，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社会迅速变迁的产物。许多居民从一个组屋区迁徙到另一个组屋区，造成他们跟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委会的基层领袖失去认同。居委会还成立了一些小组，如少年居民俱乐部、品质生活周和社区支援小组。居委会的运作方向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协助政府发起的全国性运动，如讲华语运动、防止犯罪等。第二类是根据居民的需要举办各种相关的活动；举行组屋居民联欢会、体育与游戏及家庭日，促进居民之间的睦邻关系；举办本地观光旅游，维持组屋清洁、维修等活动。人民协会从1991年开始举行常年招募活动，以吸引新成员加入居委会，配合“全国义工周”一同举行，积极将人民协会的活动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委会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新加坡政府通过以上组织不断介入社会乃至重塑社会，在全国建立了紧密衔接的社会网络，并在社会层面较为成功地以“国家认同”取代了以前的“地域认同”和“方言认同”。一个新的“土地”、“人民”与“国家”三者合一的典范社会建立了。

随着新加坡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运作，国家这个典范社群开始被创造出来。通过国家权力对于教育、住房、语言等社会基础的控制，新加坡人民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被彻底重新塑造。政府作为“新加坡新兴社群的创造者”，通过各种创造，让原本不同社群的人们打破既有社群边界，成为新加坡这个国家社群边界的成员。因此，一个以新加坡为物质边界的新社会形成了。从此，在这个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其社会生活、政治秩序以及生命存在的物质方式，全部转由国家控制。

新加坡国家政权通过新的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组织，构建了新社会的主干，其大脑是新加坡政府，人民协会是神经主干，公民咨询委员会是神经枝干，民众联络所与居民委员会构成神经末梢。当作为大脑的政府提出行动方向时，人民协会就迅速构思运动的主题，各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接收到主题之后，便协调策划各联络所和居民委员会执行，联络所和居民委员会接到执行命令后，利用其地域人群网络资源，策划举办各种活动供人民参与，而当公民有意见或不满时，末梢神经一接收到就迅速汇报给神经枝干，然后经过神经主干传递到大脑中。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力图通过这个社群网络，对物质空间及社会空间进行有效操作，并逐渐树立起新加坡国家的有机联系，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但是这个新的国家认同和联系机制，不是对旧的社会纽带的改造，而是通过一种全新的社群网络的构建完成的。在这个新的构建中形成的新一代人，与传统是完全隔离的。他们诞生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控制的社群之中，而不是由原生的社会群族演进而来。他们成为一个全新意义上的、与传统完全脱钩的新加坡人。他们生于新加坡，长于新加坡，新加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再是移民，而是新加坡的主人。但是他们与传统之间由于国家的强大力量完全断裂，从而成为有共同的新加坡认同却没有文化之根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