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政策发展与多元民族主义

一、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界定与发展原因

（一）新加坡华人主导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界定

1.在国家与种族同化的研究中，从理论上一般可界定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理论”两种

同化论者强调“同化”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丧失本民族特征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一般表现为比较落后的民族与比较先进的民族交往时，自然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直至最后完全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变成了别的民族”^[2]。同化的最终结果是形成同质社会。“多元文化理论”的提出国是加拿大，1971年加拿大总理提出，“我们不主张同化，我们不主张消除文化差异，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加拿大和平共处”^[3]。1978年澳大利亚宣布自己为“多元文化社会”，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大利亚召开的文化多样性大会上，对多元文化政策作出了如下定义：多元文化包括各种族平等享有“文化认同权、社会公平权以及经济受益需求权”^[4]。美国研究移民问题的著名学者斯特芬·卡斯特对多元文化政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点：第一，外来移民有权成为移入国家的公民；第二，给予外来移民组群平等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三，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或个人有权要求得到尊重；第四，主流社会应当根据移民族群的特殊文化需求修订相关政策。总之，“多元文化理论”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而是一个囊括了给予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权等多重内涵的理论体系。^[5]多元文化主义在政策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多元民族主义政策。

2.新加坡建国之初就一直宣布将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

1965年2月8日在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总统优素福即宣布：“新加坡将以更大的决心，实现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的容忍社会。这种政策将建立人人满意的社会，使原住民与在英国殖民时期移入的人民同感满意。”^[6]这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确认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社会；（2）政府平等对待各民族，并始终不渝地保护少数民族、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3）以马来语为国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英语四种语言均为官方语言；（4）政府在教育、就业和福利方面给马来人适当优待，以逐渐消除民族间的经济差异，同时鼓励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之后，这些原则被贯彻到各个领域。^[7]当然，由于华人在新加坡人口占有绝对多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是华人主导下的民族主义。那么，新加坡为什么会采取华人主导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呢？其出发点和动机又是什么呢？下面将对新加坡选择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新加坡选择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因剖析

我们从历史大背景可以看到，新加坡独立于战后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当时新加坡华人约占新加坡全国人口的70%，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斗争中，包括许多新加坡华人在内的马来亚革命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在客观条件下为华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矛盾和国际环境，新加坡在建国之初选择了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复杂的种族结构和建国历史是新加坡选择多元民族主义的出发点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组成的国家，国民对这块土地缺乏认同感。在历史上，殖民者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和按种族划区而居的工作、生活格局导致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交流极少，“殖民政府采取的以夷制夷和种族分离政策，使得各族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限度”^[8]。因而，虽然种族关系在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种族猜疑和不信任非常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新加坡各民族间的矛盾和猜疑。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人大肆屠杀并实行经济压榨政策。在占领新加坡后不久，日军便对华人进行大检证，大肆屠杀，还对华人进行经济压榨，要求华人缴纳高达5 000万元的奉纳金。与此不同的是，日军对马来人和印度人实行关怀扶持、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日本还利用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大东亚共荣”，奉行了马来民族优先思想，并利用马来人充当警察镇压华人，煽动他们对华人的民族对立情绪，使华人、马来人两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并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事件。

1948年新加坡举行首届议会选举，选出了6名民选议员。1951年立法议会选举，民选议员由6名增加到了9名。195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林德宪制报告书》，新加坡建立了本地自治政府。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由李光耀出任共和国的首任总理。新加坡政治在这十几年间的急剧变革大大激发了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

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掀起了一系列学生和工人运动，通过请愿、静坐示威、组织工会和罢工等方式表达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由于华人掌握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在社会地位上超越了一般的马来人，因此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进一步加深了马来人的恐惧。这突出反映在玛利亚事件^[9]中。1959年到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亲华”、“亲共”的左翼分子开始崭露头角，这使马来亚联邦总理拉赫曼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新加坡一旦被共产党势力控制，那么共产主义的浪潮一定会席卷马来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防止马来亚被“赤化”，1961年由拉赫曼正式提出新马合并计划，1963年9月16日新马正式合并。

但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匆忙合并的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新加坡的加入使华人在马来西亚联邦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马来人而成为第一大民族，这使马来人深感不安。马来民族主义的强化不断影响到新合并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安全与稳定。同时，马来亚和新加坡双方的政治领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利用种族问题大做文章，使两大种族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并导致新加坡最终被赶出马来西亚联邦。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分离。这段曲折的经历，夹杂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民族问题成为新加坡建国以后一直讳莫如深的问题。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10]使李光耀决定以“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作为建国之本。“因为一些国家原本就是独立的，而一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人回教徒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中，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敌意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11]正是基于这段曲折历史，新加坡在建国之初选择了多元民族主义路线。

2.地缘政治是新加坡采取多元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www.chuimin.cn)

（1）生存需要。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面积不到600平方公里^[12]，建国初期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和市场严重依赖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可以说，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能力都是十分欠缺的，以至于连它自己也不愿意从联邦中独立出来。^[13]后来一位日本记者在谈到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成功时曾经这样写道：“李光耀一生在大庭广众之前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是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驱逐出来，另一次是1980年，当他母亲逝世时，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声大哭。”^[14]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光耀这种悲愤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新加坡这个既没有资源又没有腹地的弹丸小国来说，独立后就面临着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种族冲突，以及周边国家的偏见和敌意等一系列问题，使新加坡成为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新加坡能否生存？新加坡如何生存？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族众志成城为恢复和振兴国家经济全力出击。

（2）海港经济的需要。

长期以来新加坡主要是依靠转口贸易发展经济。它处于印度与欧洲到中国的必经之地。在殖民统治时期，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充当英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转地。独立建国之后，新加坡唯一的优势就是港口，只有坚持多元民族主义政策才能保证其“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也才能调和国内种族矛盾，确保政治、社会环境的安定。只有这样，新加坡才能寻找到新的发展出路。

（3）适应国际意识形态两极化和减弱华人特色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分化为两大阵营，进入了冷战时代。而东南亚地区正是两大阵营对峙的前线，先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使这一地区成为冷战中的“热战”地区。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思想的出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力图把东南亚地区作为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前进的基地。在美国杜勒斯主义的影响下，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则被臆断为中国在新加坡的“第五纵队”，甚至有人把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视为“第二个红色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必须抛弃战后大多数民族国家实行的“民族国家建国路线”，而采取“多元民族主义”政策。

3.多元民族主义政策是人民行动党在自身比较薄弱和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了摆脱“种族”色彩而采取的措施

新加坡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发生了反殖民主义的下层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冲突。新加坡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迫使英国殖民者将权力交给新加坡的右翼资产阶级。由于新加坡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时期主要依靠英国投资及对英贸易而生存，这些资产阶级“由于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根，失去了元气，因而几乎弱到了极点”^[15]。人民行动党建立之初就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主要是受华语教育的华人，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华人政治权利。由于左翼激进的社会主义路线，英国殖民者“两害相权取其轻”进而扶持右翼上台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新加坡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自治之后，右翼便利用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联系镇压左翼领导人，并通过“清库行动”大力破坏左翼组织。1961年以李光耀为首的右翼在立法议会上强行就马来亚合并问题进行信任投票，导致人民行动党分裂，右翼完全占据了人民行动党，左翼则分化形成了社会主义阵线。这次分裂导致人民行动党失去了80%以上的普通党员。^[16]社会主义阵线则仍然控制着2/3的有组织的劳工，还得到43个工会的支持，并在南洋大学学生中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线成为人民行动党竞争领导权的主要政治对手。由于社会主义阵线主要是由受华语教育并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华人组成的政党，其领导人大多是激进的华校毕业生。为了与“华人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阵线争夺对新加坡的领导权，人民行动党放弃“民族国家”政策而采取多元民族主义政策，淡化自己的种族色彩，并力图获得马来人、印度人的支持，为自己的统治确定“合法性”。

4.从实践上看，新加坡政府采用多元文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利益表达压制到最低程度

人民行动党利用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体制和“精英主义”价值取向，将社会公平从“少数民族优先”改变成为“机会的平等”，这是人民行动党采取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深层原因。

由于新加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主义”^[17]社会，种族宽容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使各种族无法要求“额外的”政治权利，国家处于中立地位。而种族利益集团与一般社团同样对待，不享受任何特殊权利。保持中立的地位使国家处于高度独立状态而免于受到来自各种族集团的压力。

第一，任何种族不能对国家表达特殊的种族利益，因为这是不合法的，它破坏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多元民族主义的原则。

第二，由于种族不能作为独立的利益集团存在，所以政治领袖们可以自由地处理各种族事务，而不被看成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就保证了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行使。多元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在于社会领域中民族差异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使民族作为划分政治集团的标准不复存在。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政治实践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实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新加坡，除了一个马来人政党之外，其他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都是多种族构成的，甚至排外的马来民族政党在1988年选举中也试图建立起多种族联盟。在议会中，很多华人议员都受到来自少数种族组织的压力，要求它们不能只代表选区，而且要为选区中的少数种族而呼吁。”^[18]这样通过实行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就为国家利益划定了一个标准，使那些以种族利益为基础来解释政治问题的种族组织被看成“种族沙文主义”，被认为是破坏国家平衡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如果一个集团过分进行“种族”色彩浓厚的宣传活动，就可以被指控为沙文主义而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而且当宪法中明确了种族宽容的原则后，那些在大规模的民间庆祝活动如节日、舞蹈和服装展示中过分强调种族差异的内容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国家通过“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出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旗号以后，就使“种族色彩”淡化而国家利益被大大凸显出来，也就为控制各种族、阶级和打击其他可能制造对立的组织提供了合法性。

这样通过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国家就超越了种族政治而形成某种权威。由于新加坡人民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极强的集团意识，无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都以特定的集团为依托，以保护自己不受欺辱；他们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自己的集团不受侵害，因此家族集团主义得到了弘扬，家长式的权威被树立起来。而集团与集团之间需要国家的权威予以平衡，于是国家的家长式的权威也就被树立起来了。对于新加坡广大人民来说，“一方面，他们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避免相互倾轧和财富被掠夺，这就使他们将威权领导看成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19]。因此，从政策实践层面看，新加坡政府通过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一方面淡化了种族差别，有利于种族和谐；另一方面随时可以利用“种族沙文主义”这个大棒打击那些反对势力和政治组织，为自己的“权威型”政治现代化铺开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