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的发展与特征

二、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比喻，先是认同于移民自己的原住国，然后是认同于马来西亚，最后形成的才是对新加坡本土的认同。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之后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工业化计划，并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在新加坡人民心中注入了一种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的意识。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从1965年到2000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家生存阶段，它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发展上，其指导思想是“危机生存”的实用主义；第二阶段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柔性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迅猛发展而提出的国家中心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在面临国内外情况变化的条件下，由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转向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8]的转型调整阶段。下面，我们将就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形成原因等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阐释。

（一）“危机生存”时期的国家认同构建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以后，经济上百废待兴，政治上一片混乱，种族矛盾错综复杂。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新加坡不会存活下去，英国的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新加坡殖民地的撤出与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丹尼斯·沃纳曾经撰文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依然是行不通的。”^[9]对于当时新加坡面临的困境，李光耀自己也认为：“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10]情况更恶劣的还在于其外部安全环境，当时新加坡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敌视和包围之中。有学者曾这样形象地比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如同一把钢钳，紧紧地钳住新加坡这个如同核桃般脆弱的小国。在西方世界质疑新加坡能否生存下来的声音中，新加坡选择了全盘西化的危机生存战略。形象地说，这种战略就是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行全盘工业化，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力求获得援助，积极向英美靠拢，通过越南战争的经济刺激为新加坡的发展寻求生存机遇。与此相适应，新加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采用了实用主义的国家认同策略，对于西方的所有一切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心态，宣扬危机，在人民中灌输危机意识，以此激励广大民众为生存而奋斗。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把新加坡同亚洲价值观画等号，然而对于历史的真相而言，这是一个玩笑。李光耀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东方主义者，他在现代化初期便采取了完全的西化策略。长期以来，新加坡所鼓吹的“亚洲价值观”文化认同，在历史渊源上多指向在东亚具有典型意义的儒家文化。然而我们如果追溯新加坡早期现代化历史，很难寻找到它一以贯之的脉络。对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家庭观念”的鼓吹是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但在现代化早期的新加坡对东方传统家庭制度的声讨是最激烈的。1968年，李光耀在新加坡优素福学院十周年纪念讲话中，从女性在亚洲家长制社会中的地位谈起，强调新加坡社会传统势力之弱是新加坡发展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传统势力很弱和历史的残渣很容易被清除的社会”，虽然就亚洲的情况而言，“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改变他们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新加坡“作为一个交通中心通过报纸、电影、电视，通过男男女女的来访和新思想的接触，我们受着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的激荡。因此，人类文明各大中心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使我们的社会受到启发，我们是有较充分的准备去迎接世界挑战的”^[11]。这番讲演的含义非常明显，亚洲的传统家庭社会是相对落后的，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而迎接世界的挑战意味着摆脱旧传统尤其是亚洲家长制的束缚。“同时李光耀对中国传统的汉文化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东方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是造成中国近代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12]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为摆脱古典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深感庆幸，“当你离开了你的祖国，并且不再受那些用《论语》培养出来的达官显贵的支配而是接受‘总规则’培养出来的英国行政官的管理时，那就非常容易摆脱过去那种无益的羁绊了”^[13]。这番话充分表现了他对东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生活的反感与厌恶，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推崇与接受。

新加坡在现代化早期采用这种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其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言，“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奉送辛苦得来的技术秘密……电子计算技术、电子学、宇宙火箭的差距不断在扩大……在美国、英国和一般的欧洲技术专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情愿同非欧洲集团分享技术的同时，他们却比较容易同那些类似欧洲的集团扩大这样的合作。”因此，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采取了西化的危机生存指导理论。当然这与李光耀从小所受到的西方化教育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制定政治制度时，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参照系，使人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本领，并且在建国初期不断地向他所领导的国家强调西方的政治文化。尽管在此后的发展中，一些西方学者将新加坡归纳为“柔性威权主义”，但新加坡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法理型社会特征极其鲜明。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外交大臣将李光耀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为典型的英国人”，西方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的早期国家意识形态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新加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认同，可用“西化生存”这一原则加以描述。与实用主义和西化生存原则相适应的是政策层面的“生存政策”。其一，政治方面在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建国的同时，强调精英治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加强执政党建设。同时以“生存第一”为号召实行种族平等、宗教宽容政策。新加坡政府反复告诫国民，“新加坡人民必须团结、忠诚、艰苦、朴素，才能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下去、繁荣下去”^[14]。其二，经济方面以科学技术为先导，通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明确指出“迅速而顺利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那些把变革作为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的和堂堂正正的一项任务加以接受的社会……变革，作为一种生活手段，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通向建立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唯一合理的途径”^[15]。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述，从新加坡“生存政策”的内涵可以看出，“这个生存政策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即新加坡社会和经济发展，其他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16]。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其内部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情况在世界同类国家中都是罕见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文化类型的不同，种族、语言的隔阂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新加坡通过实用主义生存策略逐一解决了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市场要素，化解了东南亚邻国的猜忌与怀疑等问题。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成功证明了新加坡的危机生存认同的有效性。

（二）“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发展阶段

1.国家中心主义的形成背景

新加坡建国以后，在政治强人李光耀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了威权型政治统治。威权主义政治在新加坡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新加坡国小民穷、资源匮乏、没有广泛的农村和农业，国内市场狭小。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转口经济模式，使新加坡的现代化必须同世界结合起来，必须依靠同外国资本尤其是同西方资本的结盟。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客观上要求新加坡保持国内高度政治稳定，唯有这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和世界贸易。第二，新加坡掌握权力的不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受英语西化教育的资产阶级上层。据此有人认为，人民行动党所代表的是统治的阶级（Governing Class）而不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1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要求参政的热情极度高涨。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确保自己的统治目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必须坚决实行集权制，并使广大人民非政治化。第三，尽管新加坡人民奋起推翻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更新的理论工具，而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所遵循的仍然是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理念。这种政治文化使人民对于“仁慈的家长式政府”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心理。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为威权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在威权主义国家领导下，随着新加坡“危机生存”发展战略的有效执行，新加坡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7%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名列前茅（见表2—1）。

表2—1　新加坡宏观经济指数

资料来源：W.G.Huff，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98.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问题，希望对干预他们生活的各种法规和政策拥有更大程度的发言权。面对国内情况的变化，显然单用“危机生存”国家意识形态来统率全国人民已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了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作为新时期国民意识指导原则，同时为自己威权主义政权模式寻求理论支持，以此彰显威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2.国家中心主义及其内涵

国家中心主义是指新加坡社会中各式各样的利益群体和个人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成社会组织，并以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合作体制。其实质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基层组织如居委会、联络所等非官方机构，把人民纳入政治生活之中。同时对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宗亲会馆组织进行改造，使人民有限度地参与到国家社会生活中，以此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联系，使人民能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存在，拉近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从而树立起爱国意识，加强对国家的认同。但是这种交流不是无限度的，它必须是在尊重中央权威，不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相对抗前提下的有限民主。结合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18]，国家中心主义从利益表达和权力分配上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这个体制的中心，政府通过相互参与和掌握领导地位来制约各种社团组织和人民，同时国家以仲裁人的身份来制约各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权力分享。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各种利益冲突之中，而是超脱于各种矛盾之上。由于各社团之争很少将矛盾指向政府，这就使政府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在社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出面调解就显得比较公正，也就更加突出了政府权威和仲裁人地位。

（2）在国家合作体制内，各个社团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成员的独立利益。政府一般通过半官方、半民间的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和人民协会等组织，把下层人民的要求反映到上层去。各种地方社团组织的领导也常常被邀请参与地方事务，为制定各种地方政策提供建议。这样就加强了下层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各大商会中都设有向政府提供咨询和信息的专门机构与渠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下层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欲望，密切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加强了对国家中央政府的认同。

（3）不鼓励国家合作体制之外的利益表达。同威权主义相一致，新加坡实行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有限制的民主，它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有限民主，国家不鼓励甚至镇压在这种“有限民主”之外的利益表达。如果一个居民不参与到各种地方社区组织中，那么他的利益也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如果公开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批评，政府甚至会动用国家内部安全法，不经任何审讯就将其定罪甚至投入狱中。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国家权威的一面。

3.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的效果分析

在实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新加坡国家在一切公共领域都扮演了合作者和指导者的角色，从不放弃介入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正如李光耀所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发展不到今天”^[19]。同时，国家中心主义超越了种族阶级观念，它是一种使各个功能不同但互相依赖的社会组织，为它们的共同目标——民族国家的富强而奋斗的一种民族团结精神。在这里处理一切事务的原则是“国家利益”，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拉惹勒南就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设计一种民主模式以满足我们的需要”^[20]。因此，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新的符合新加坡实际的意识形态，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充分吸收两者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不断重塑新加坡人的民族心态，并提出“新加坡人应当是乐于维持多元种族的、乐于助人的、向前的人”。这一说法宣扬认同指向国家，以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通过国家中心主义，新加坡有效地抑制了种族沙文主义，保持了种族和谐。反过来，只有种族和谐，才能保证国家至上；只有树立国家的权威，才有利于维护种族和谐。因此，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国家中心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消除种族偏见、实现多元种族主义的确是有其必然性的。

（三）国家认同创新与调整阶段

新加坡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在世界上出现了“新加坡式”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提法。在国家自豪感空前加强之时，新加坡政府及领导人看到更多的却是其中的危机。建国之初，当新加坡人民在失业、“屋荒”和几乎“一无所有”的困境下，在种族关系紧张、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以及英军撤退等一连串危机的打击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携起手来团结奋斗。这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保证。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80年代的社会繁荣，这种危机消失了。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受英文教育的人和一些“雅皮士”甚至羡慕和模仿西方人生活方式。同时，各种族、宗教矛盾不断涌现，制度型国家认同和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凸显，这种状况迫使新加坡领导人去寻求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新加坡国家认同进入新的调整和创新阶段。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建构了“共同价值观”，实行文化复兴运动，力图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配合制度认同建立起新的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努力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成功。新加坡国家认同如何进一步发展？还将是一个渐进的摸索过程。

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实际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其他东方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以期实现文化认同的混合价值观。下面拟从国家认同角度来解析“共同价值观”。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这一条是指在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问题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看来，党即政府，政府即国家。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国家利益先于个人利益是新加坡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共同价值观”仍然继承了前期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体现了其理论的继承性与延续性。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于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许多移民都有客居的思想。新加坡建立国家以后，由于国家极小、资源贫乏，国际化程度极高，许多由国家培养的精英由于对政治和生活环境不满而移民美国、澳大利亚。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高潮，因此培养国民意识、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非常有必要。

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间。一方面，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完善；另外一方面，古老传统的社团组织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一些社团自治历史悠久，其中的种族集团还有国际背景。尤为让人担心的是，一些社区日渐成为反对党的基地，这使政府对这种种族政治表现出忧虑。在“行政主导”的新加坡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下，国家是调节各种社会集团冲突和矛盾的权威机构。正因为如此，“共同价值观”尤其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个人的献身精神。在实践中提出国家至上的原则，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的限制和对种族政治的警惕。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李光耀曾经指出：“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用潜移默化而不是正式讲授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在不失去它的文化冲劲、同情心和智慧的情形底下自力更生，我们就必须保存这种珍贵的家庭结构。”^[21]家庭是社会的根本。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只有把家庭看成社会的基本构建单位，并使其稳定下来才能建立一个大而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新加坡政府提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主要是针对新加坡人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家庭分崩离析的状况。其强调家庭的目的，仍然在于希望通过家庭的稳定而树立起爱家、爱国观念，从而最终从爱家走向爱国。

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www.chuimin.cn)

新加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工商业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为了确保社会公平，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除“授人以鱼”之外，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帮助失败者获取生存的技能。但新加坡政府的原则很坚定，那就是坚持“精英主义”，绝不走西方福利国家的道路，不搞福利主义。之所以强调“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将对社会的不满因素尽力缩小，实现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将危及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社会公平，从而树立起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建立共同使命感。

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显然这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准则。它要求各个民族本着互谅互让、互敬互爱的精神来处理分歧意见，维护共同的利益。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是涉及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定要谨慎处置。如果缺乏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从而危及国家的稳定。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在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指出，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新加坡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种族与宗教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易于操作的方法和原则。例如，通过让马来人免费上学来提高马来人的文化水平，以享有与华人平等的竞争机会，在选拔官员时保证马来人和印度人能够占一定的比例；在组屋区实行多民族杂居政策鼓励人们结交异族朋友；等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种族关系的和谐。

“共同价值观”提倡的五种精神是新加坡政府根据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内容而形成的。因此，“共同价值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它的提出消除了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末紧张的宗教与种族关系，消除了新加坡内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据记载，在“80年代末，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一些伊斯兰教团体和穆斯林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十分敏感……对基督教徒诽谤伊斯兰教为‘残忍’、‘邪恶’感到愤怒……”^[22]同时，先后出现的几起宗教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的事件，促使政府运用国家权威颁行“共同价值观”，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国民获得了更高的同质性和认同感。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共同价值观”不是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威人为制定的。它在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协调方面获得了成功，但这种价值观对于传统的过分强调已经不适应新加坡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

随着世界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逐渐消失。尤其是新加坡中产阶级势力的急剧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和建立在制度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极大冲击。新加坡发展到21世纪，国家公民已主要由新加坡建国后出生的第二代人构成，由于“代际价值”转换，适用于第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未必就适合于新加坡第二代人。尤其是新加坡作为国际自由港、国际会议中心、旅游热点，在“四面透风”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注释】

[1]Chin Kee Onn，Malaya upside down Singapore，Oxford Press，1949，p.53.

[2]参见贺圣达、王文良、何平：《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63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3]参见梁英明、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4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C.M.Turnbull，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63.

[5]参见梁英明、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439页。

[6]汪慕恒：《当代新加坡》，63页。

[7]参见梁英明、梁志明等：《近现代东南亚》，444页。

[8]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并非指仅仅通过制度认同来建构国家认同，而是指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制度认同处于主导地位，再配合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则是指以文化认同为主导再辅以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体系。

[9]Sydney Pioneer News，Aug.10，1965，p.9.

[10]［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3页，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1998。

[11]［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369～3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12]董淮平：《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载《求是学刊》，1998（1）。

[13]［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481页。

[14]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与领导》，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同上书，67页。

[16]同上书，146页。

[17]C.Reme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178.

[18]参见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330～345页。

[19]Not unreasonable for union to seek：New York talks，Straits Times，July 25，1989.

[20]Rajaratnam，Address students of National University：Full speech reported，Straits Times，Dec.23，1986.

[21]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412页，北京，现代出版社，1996。

[22]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道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