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是认同于民族自身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由于这些基础都是形成于过去的,所以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因此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应该保持终生,不可改变。因此,国家认同是国家公民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确定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后,从而认可国家政治权威。......
2023-11-30
一、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与制度型国家认同的建立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认同的转向与新加坡自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英国的溃败、日本人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与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屠杀”,使许多新加坡人的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占领期间,新加坡饱受凌辱,共有10多万人被杀害。战争中各族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英国殖民者对新加坡的抛弃导致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马来人、印度人和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第一次认识到英国并不是战无不胜的,黄种的日本人的得势使英国人显得“靠不住和缺乏勇气”。[1]他们逐渐产生了寻找自己政治归属和国家认同的愿望。对于新加坡人口最多的华人来讲,“大检证屠杀”唤醒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使他们开始在战后为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而斗争。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一隅,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使新加坡华人的认同指向出现了迷惘和困惑。再加上英、美势力对大陆的封锁使寄居新加坡的华人回到祖国变得异常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执行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使大量海外华侨的财产被没收。这些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的国家认同逐渐由指向中国大陆转向脚下这片真切的土地。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华人争夺公民权的行动中。二战后初期,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执行反共、反华政策,并宣布不承认新加坡华校学生的毕业文凭,大量的华校学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极为愤恨,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这样,反英、反殖和争夺公民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使新加坡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和立场日益坚决。
1945年9月5日,英国新加坡战区统帅蒙巴顿勋爵“以接受日军投降”和“维持秩序”为借口,率领英军重新占领了新加坡。英国在新加坡恢复殖民统治之后,于1946年1月和12月分别发表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宪法的声明》和《马来亚政治建议书》两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要将二战前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并成为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则从二战前的海峡殖民地中单独划分出来。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马来亚联邦”成立,新加坡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在新加坡现代历史上被称为“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2]英国殖民当局推出的政策,遭到新加坡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各进步团体和商会纷纷发表声明,揭露英国力图恢复殖民统治的阴谋。1946年新加坡爆发了多次反对殖民统治的罢工。1952年新加坡的英国军港工人先后于2月、9月和12月发动了3次大罢工,参加人数由5 000人增加到1万人,并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新加坡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使英国殖民当局被迫改变对新加坡的统治方式。1953年英国派出了以乔治·林德为首的“制宪调查团”到新加坡调查。1954年2月英国政府颁布了《林德制宪报告书》,提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由32名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并组织成立以劳工阵线领导人马歇尔任首席部长的民选政府。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影响下,英国殖民政府提出的大选并不能使新加坡人民满足。1956年3月12日至18日,新加坡爆发了要求立即结束殖民统治和实现独立的“独立运动周运动”。有20多万居民在独立意见书上签字,10万人参加了在加兰机场举行的争取独立大会。[3]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迫邀请新加坡各派政治力量代表到伦敦谈判,讨论新加坡政治地位问题。经过两年左右的谈判,双方于1958年5月28日签署了《关于新加坡自治谈判的报告书》,达成了关于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问题的最后协议。[4]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立法议会选举,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宣布自治,由李光耀出任第一届政府总理。
(二)新加坡“指向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失败与独立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形势变化,新加坡人的认同逐渐转向了本土。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普遍认为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和销售市场,作为一个“没有身子的脑袋”,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马来西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新加坡人的政治忠诚是朝向马来西亚的。(www.chuimin.cn)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邦总理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在新加坡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提出为了避免使新加坡成为共产党和左派势力的基地,建议把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文莱5个地区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5]6月3日,李光耀总理在庆祝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对拉赫曼的建议表示支持。8月23日,拉赫曼与李光耀进行会谈,达成原则协议,并设立工作委员会具体研究合并事宜。马来亚、新加坡议会分别在10月16日和12月16日通过新马合并计划。1962年9月1日,新加坡就同马来亚联邦合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90%的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74%的人表示赞成。1963年7月9日,新加坡、马来亚联邦、沙巴和沙捞越4个地区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关于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协定》。协定规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分别作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英国维持在新加坡占有和使用军事基地以及其他设施的权力;新加坡仍保有自由港地位,并在劳工、教育和保健方面拥有自治权,以及保留其财政收入的3/4作为行使自治权的费用,但新加坡必须在5年内付给中央政府1.5亿新元作为发展沙巴和沙捞越的费用。”[6]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以后,人民行动党主张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马来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主张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政治理想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华人与马来人关系恶化。双方在中央政府领导人选、联邦中央议会议席分配、新加坡自治权益和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导致政局动荡、经济陷入困境。国内种族矛盾尖锐。在万般无奈之下,新加坡被迫退出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7日,在英国政府主持下,英、马、新三方经过协商,在伦敦签订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协定》。这个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新加坡“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完全失败。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正式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成立新加坡共和国。[7]从此新加坡人民进入了新加坡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全新阶段。
(三)新加坡“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的建立
学术界研究成果认为,基本上一个国家的认同可以来源于三方面,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因此国家认同可以在概念上分成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对于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来说,由于国内种族矛盾复杂,同时新加坡本身就是民族矛盾的一个产物,所以尽管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绝对多数,但新加坡是处于马来人海洋中的一个小岛,这决定了新加坡不能走通过族群认同建国的道路。而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在文化上相互隔阂,缺乏交流,同时缺乏为国家独立而艰苦奋斗、齐心协力的共同历史记忆,这残酷的现实也否定了新加坡通过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愿望。因此,新加坡要建国、要生存就只有最后的一条道路可走了,那就是通过制度认同建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自由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定义,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的利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是国家成员从个人考虑出发,确定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后,从而认可国家对他的政治权威。这种意义上的认同一般不强调归属与情感,而多了一些意志选择的成分。
那么,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呢?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是认同于自体生命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这些认同的基础包括血缘纽带、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由于这些基础都是形成于过去,所以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这种认同显然不可能适用于新加坡。长期以来,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下,各民族相互之间分区居住,相互隔膜,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更谈不上共同的历史和社会心理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更多的是采用自由主义国家认同观念。具体地讲,这种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此,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为:它是以制度认同为主,结合文化认同等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认同完全摈弃了传统的由族群认同发展成为国家认同的道路。这种认同具体是指一个人基于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如果说文明古国靠的是文化认同来维持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那么像新加坡这样没有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特殊原因而形成的新兴国家,就只能靠合理完善的制度对国民产生凝聚力了。
有关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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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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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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