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变迁下的隐私公开现象探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互联网等新媒体环境下的隐私公开形式多样，对其态度和评价亦是多种声音并存，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特征。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严肃而具有弹性的话题，你具备理解自己的能力了吗？

结语：在时代巨变中把握自己

隐私公开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甚至有私利性动机，无论怎样评价和洞悉这一行为，乃至这一现象，离不开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大众媒介上隐私公开现象的研究是基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的背景，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和大众媒介领域表现为这样的宏观图景：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程所带来的都市生活范围的扩大和生活内容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带来的对商业利润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以政治领域为重心的社会生活转变为对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关注，传播技术的变革和传播思想的转变使大众媒介的功能、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隐私是一个来自法学领域的概念，隐私公开往往伴随着侵权行为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而把媒介上主动进行的隐私公开置于社会文化脉络中来考察，其社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显现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迫于隐私的负荷而选择适当的媒介不同程度地公开隐私（隐私公开状态）；而一些人严格对待自己的隐私，使之仅显现于自身和亲密的人际网络中（隐私不公开状态）；还有一些人正彷徨于该不该到媒介上公开隐私而进行着理性的抉择（前隐私公开状态）。

在隐私公开状态下，大众媒介承担着相应的功能——社会附加功能，这些附加功能的产生源于四个方面：第一，在变动着的社会环境的冲击下，个体面临着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第二，个体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不畅，相应解决问题的部门缺失或难以接近；第三，大众媒介提供了适宜的形式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第四，个体勇于效仿他人或自我鼓励地求助于媒介。这些社会附加功能分别是媒介的调解功能、拟心理咨询功能、弥补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功能和宣泄的功能。

在隐私公开中，电视媒介上的隐私公开是全方位的完全公开。选取目前常见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和特殊形式的“真人秀”节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媒介所进行的平民化传播的实践以及商业因素作用下的大众化传播的显现。从研究中得出大众媒介传播范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其他传播活动中亦有表现。多元化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存在的主要特色，蓬勃的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介形态使隐私传播更加自如和开放，只要有意愿，个体可以公开隐私，并获得及时反馈。互联网等新媒体环境下的隐私公开形式多样，对其态度和评价亦是多种声音并存，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特征。

从隐私公开与媒介功能相联系的角度看，我对媒介上的隐私公开现象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鉴于目前中国社会状况，还有许多人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社会缺乏足够的心理咨询资源，社会保障条件差，低成本的法律服务很难实现，而另一方面，媒介可接近性在增强，而接触媒介相对来说也较容易实现，加之隐私公开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对受众借鉴间接经验以处理自己的私务和心理困扰有一定裨益。

在肯定这些好处的同时，我存在着忧虑。在隐私公开中，媒介承担的是社会附加功能，也就说这些功能不是媒介的初始功能和主要功能，强化人们对媒介附加功能的意识，加强人们凡事找媒介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媒介正常功能的发挥呢？会不会阻碍社会相应部门的健全和成熟呢？我在南京做调查时，受访的一位老人在结束谈话后，郑重地说，“你们搞研究的能不能去提一下，在社会上建一个可以为老年人说话办事的地方，解除后顾之忧的地方，比如说财产分割呀，这是个隐私，到电视上不好讲，到法院又太麻烦，社会上能有一个不用花钱或让我们承受得起的地方，为老年人服务的，你们呼吁一下吧！”^[1]毕竟媒介在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时能力是有限度的，而建设有效的处理相应问题的社会部门是根本。(www.chuimin.cn)

还有一个担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信息高度发达，获得信息的手段不断丰富，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今天，我们共享的东西太多了，唯有隐私按其本义是不被共享的，是需要极力保护的，而现实中暴露和公开隐私的行为已为大家熟悉，传统的隐私观发生改变，如果隐私公开行为越来越多，隐私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小，那我们又如何理解人格之独立，人之存在？如何思考自己呢？

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把握自己，这是一个严肃而具有弹性的话题，你具备理解自己的能力了吗？你具备理解他人和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思想的能力了吗？为何一定要走上媒介，让众多的人知晓你的内心，为何一定需要一个想象的、众人评判对错给你心安的场所？在“幸福秀”2011年7月24日那期《为何她把哥哥七次送上法庭（二）》中，被称为人民调解员的幸福秀嘉宾之一王为念说：“其实有时从我们这里走掉的人哪，都会给我们反馈这样一种信息，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轴呢，现在我们过得很好，我们两家走动很多，我们现在再不吵架了，但是当时我就想不明白，想不通，……”^[2]是啊，我想这也是这些节目存在的价值，它最基本的可以让人以人为镜，反观自身，可以通过节目学一些和人交流的经验及可操作性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如何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皮埃尔·布迪厄等人在研究个人的苦难时，所用的重要的方法论主张就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3]而这种方法论同样适用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大众媒介上的隐私公开现象。个体（或者某个家庭）所面临的心理困扰、情感冲突以及利益纠纷等问题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但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它们已远远超越了个人范围而扩大到整个社会，成为公共议题，具有一种社会性和普遍性。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无论是对没有公开隐私的社会成员，还是已经通过某种媒介途径公开隐私的个体来说，站在社会的层面和时代生活结构中去解释这个现象，会更好地理解和感受。

【注释】

[1] 引自南京“有请当事人”受众访谈，时间2003年12月24日。

[2] 引自该期节目。

[3] 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4页。在社会学领域，这种思想体现了赖特·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它是一种方法论主张，更是一种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大众媒介变迁下的隐私公开现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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