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变迁中隐私公开现象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与表达——大众媒介能做什么理论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体生存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适当的调节机构衰落和缺失的情况下，大众媒介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就很容易受到个体的关注，并有可能吸引其参与其中。“在大众社会中，个人与周围社会秩序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的中介作用来加以确定的。”目前中国社会既有现代化特征，同时大众社会所强调的个体松散性及原子性特征也有所呈现，尤其是在城市社区。

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与表达——大众媒介能做什么

理论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个体生存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大众社会理论家强调现代社会是原子化的大众社会，认为：“大众社会由原子化的人们组成，他们相互之间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在道德上的紧密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据说是纯粹契约性的、疏远的和个别的，而不是紧密团结和结合得很好的。”^[42]弗罗姆指出，现代社会需要的人——原子，“这些人原子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汇集起来也能毫无摩擦地顺利地发挥作用……”^[43]。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一个专业分工日益发达的大众社会中，个人在心理上与他人隔绝孤立的状态是一个常规现象；其次，讲求信守契约义务的社会非人格化行为在人们的相互作用中盛行；第三，个人比较自由，不受非正式社会义务的约束。在传统联系的削弱、理性观念的发育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这三个基础上所形成的无数松散个人组成的社会叫大众社会。”^[44]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大众社会中的个体生存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孤独的、与社会疏离的，个体体会到没有安全感、归属感、家园感和认同感。社会交往非人格化，与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缺乏爱的对象和成为爱的对象的能力，个体面临着窘境和危机困扰，而二者又是紧密相联的。“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45]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对人的冷淡产生的人际关系危机，孤独和焦虑的个体心理危机，以及理想与信念缺失的精神危机同时困扰着大众社会的个体。另外，道德联系松散，对道德的完善和适当道德秩序缺乏更深的感受。“他们拥有的、在其中能找到赖以为生的同一性或价值标准的社群或者公共机构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少地想到在道德上生存的适当方式，由于产生这种社会的过程仍然存在，大众社会因而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适当的和有效的解决办法。”^[46]

曾经为个体提供心理认同感、社会引导及道德上肯定的家庭、乡村社区等社会调节机构衰落了。在适当的调节机构衰落和缺失的情况下，大众媒介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就很容易受到个体的关注，并有可能吸引其参与其中。而“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也相应提出需要一个大家所信赖的信息平台来进行社会话题和社会行为的规范。”^[47]大众媒介成为这样的信息平台。“在大众社会中，个人与周围社会秩序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的中介作用来加以确定的。”^[48]吉登斯也阐释了与自我联系紧密的社会专家系统对晚期现代性的个体所具有的信任价值和重要作用。专家系统是高度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个动力性特征，专家系统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们自身扩展至社会关系和自我的亲密关系上。^[49]在隐私公开节目中，节目主持人、心理咨询师、法律专家以及情感专家等构成了一个以媒介为平台，为当事人解决自身问题和家庭问题提供建议和对策的专业群体，他们依从于信任，帮助个体建立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增强理解问题的敏感性。

目前中国社会既有现代化特征，同时大众社会所强调的个体松散性及原子性特征也有所呈现，尤其是在城市社区。城市人口结构复杂，流动性大，层级多，个体每日忙碌于职业场所和私人领域之间，工作和娱乐享受以及各自有能力获得的消费虽然可以缓解个体对孤独的恐惧，但只是短暂的，适当而有效的解决方式一直为个体所寻求。当个体涌动的各种思绪、情感和压力以及生存困惑、生活矛盾存留在隐私世界中，依靠个人自我调控和排解情感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他或她将按照自身内在性与主体性要求，寻找人际网络和自己人圈子的支持，在未得到有效沟通，并且社会调节部门运行不畅或缺失的情况下，在大众媒介上公开隐私成为必然。但隐私是个体人格独立性的重要表现，极具个体性和私密性，要成为社会化的东西，公开的东西，实在是十分勉为其难的事。所以，公开隐私的行为因人而异，但此行为确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个体凭借媒介、使用媒介满足自身需要的结果，也是媒介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和沟通平台，缩小与社会个体的距离、增加可接近性的结果。

【注释】

[1] 参见胡智锋：《开辟电视午夜黄金时段——兼评山东电视台〈午夜相伴〉栏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期，第57页。

[2] 陈圣来：《时代变迁与广播的地位以及广播人的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8年9期，第7页。

[3]〔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周宪，许钧主编：《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 页。

[4] 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1页。

[5] 刘章西：《让旗帜在“贴近”中高扬——理论评论如何做到“三贴近”》，《新闻战线》2003年第11期，第15页。

[6] 参见王行娟：《从妇女热线分析当代婚姻震荡的原因》，《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第16页。

[7] 贾亦凡：《如此炒作意欲何为？——“毛宁事件”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1年第1期，第37页。

[8]参见《老统计揭市民变化：隐私观念增强，婚姻问题不避》，news.sohu.com/20101109/n277454205.shtml 2010—11—9

[9]据《泰晤士报》报道，纯粹为了让自己更漂亮一点儿选择整形手术，在过去，无论是好莱坞明星还是普通女郎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可是，随着一本特殊杂志的问世“，人造美女”今后不仅不再躲躲闪闪，还会互相之间交流整形心得。一本名为《新丽人》（NEW BEAUTY）将在美国推出创刊号。该女性杂志旨在介绍人造美女技术，其读者群确定为22岁左右、有接受整形手术意愿或做过整形手术的青年人。像“丑小鸭变天鹅”和“绝对重生”这类有关整形节目在美国热播，整形手术开始风靡全美。一位做过整形手术的33岁女性（为了穿名牌高跟鞋“，削足适履”，通过手术弄短了自己的脚趾）说“：过去整形手术只是富人的事，但现在几乎每个人地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电视节目使它公开化、公众化了。整形手术已成为一种新社会地位的象征。”孝文：《美国一年生产美人上千万，整形杂志问世让人造美人不再躲躲闪闪》，《北京青年报》2005年1月18日，第A15版。

[10]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29日，第A10版。

[11]参见《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30日，第A10版。

[12] 这是韩国釜山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专门医院院长崔起荣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的话，他专程从韩国赶来观摩此次手术。韩国是世界整形美容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13]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430页。

[14] 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

[15] 张振东：《工作不稳定影响健康状况》，《北京青年报》，第B1版，2003年11月30日。

[16] 王金玲：《世俗化：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性观念的一种转型》，《浙江学刊》1994年第5期，第60页。

[17] 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1993年，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18]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19]参见张卓：《从电视节目形态变化看内地传媒角色的变迁》，《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第69页。

[20]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30页。

[21]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29页。

[22]孟建：《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第3—4页。(www.chuimin.cn)

[23] 同①。

[24] 参见：〔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25] 蔡雯：《从媒介主导到公众分享——在美国看新闻传播》，《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第69页。

[26] 刘微：《变化中的新闻内涵——美国主要媒体20年来新闻报道的变化》，《国际新界》1999年第5期，第18页。

[2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28] 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场现场的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9] 秦明瑛：《给新闻报道注入人文关怀》，《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第61页。

[30]参见陈四四：《“隐私倾诉”的道德观》，《中国记者》2003年第10期，第47页。

[31]〔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周宪、许钧主编：《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32]〔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3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

[34]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9），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35] 曹巧兰：《精英化与平民化——从〈新星〉与〈苍天在上〉看十年小说审美追求的改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99页。

[36] 参见付德根：《英国精英文化批判》，《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57页。

[37]徐贲：《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戏剧艺术》1996年第1期，第25页。

[38]〔美〕霍尔·汉麦斯顿著，张洪编译：《电视谈话节目：商业性的个人神话》，《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4期，第70页。

[39] 参见徐贲：《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戏剧艺术》1996年第1期，第24页。

[40]〔美〕拉什（S. Lash）著，高飞乐译：《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6期，第6页。

[41]孙佩，张晓辉：《微博客的自我表露初探——以新浪微博为例》，《新传媒》2010年第4期，第64页。

[42]〔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周宪、许钧主编：《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43]〔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页。

[44]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0页。

[45]〔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页。

[46]〔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周宪、许钧主编：《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47] 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48] 同上，第69—70页。

[49]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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