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大众媒介中的隐私公开现象

社会文化之变迁

改革开放引起中国社会一系列变迁。

社会层面

城市生活的表现视域

作为工业化的结果，中国城镇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除原有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不同群体外，还不断接纳大量的流动人口，所有这些人员成为媒介内容的享用者或潜在的享用群体。现代都市生活的丰富性、社会联系的多样性和社会成员的流动性成为城市变迁的重要特征。大众媒介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把城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作为一个整体传递给全社会。

变迁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百姓生活中的一个突出表征便是“都市化”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普遍追求。所谓都市化，意味着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非乡土化^[1]，生活内容的非乡土化指人们的交往空间的扩大，流动性增强，以及接受信息的丰富，使人们的选择趋于多样，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此而引起了个人、家庭与情感等方面的困惑；生活方式的变化指人们逐渐打破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习惯，人们的夜间活动时间延长，都市夜生活活跃，白天忙碌的人们拥有了午夜闲暇时光。在午夜静寂时刻，去掉白天的喧闹浮躁，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调剂心情。当代社会生活“都市化”趋向和都市化的夜间生活内涵，成为大众媒介不断开辟晚间黄金时段至午夜后的一个现实依据，尤其是广播夜谈节目。

“现在收听深夜节目的人数越来越多，在东方广播电台开播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上海零点以后是没有广播的。 自从东方电台开设了24小时直播以后，深夜的节目开始走红，从零点到早晨六点的“相伴到黎明”节目约拥有30万相对固定的听众。去年（1997年）东方电台成立五周年之际，与发行量达到200万份的每周广播电视报联合调查最受欢迎的十大栏目，这档深夜的《相伴到黎明》节目名列第二。”^[2]这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情况，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电台都有这样的夜谈节目。适宜在午夜时分谈论的话题是能够唤起人们普遍的心理和情感共鸣的隐私话题，夜谈节目为渴望交流和倾诉内心世界的人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相伴到黎明”节目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并使之积极参与，同时也使学者们对城市心态和城市文化进行思考：一个广播节目同时有几十万人在听，这不仅说明城市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反映出人们的内心需要和人的心态的变化，人们从节目中想听到他们渴望听到的新东西。

变迁之二：城市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在大众媒介上的一些隐私公开节目中体现出来，深刻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城市改革过程中推出了一系列公共政策和措施，如住房市场化、商品化和私有化，社会福利社会化，城市规划中的拆迁政策等，这些公共因素给一些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这些社会变化与个人家庭中的赡养老人问题，家庭破裂中婚内生子和婚外生子的子女抚养教育问题，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当事人身处激烈的冲突中而无从解决，最终求助于媒介机构，“有请当事人”等调解类节目和一些公益性的电视谈话节目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个体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心理回应

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面对的，认识变化并能积极调适和回应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但社会变迁打乱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以往人们所接受和遵守一系列共有的、约定的价值标准，能够有效地使人们结合并与自己的社群协调起来，“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这种情况改变了。社群和道德崩溃了，个体变成了孤独的、疏远的和失范的，他们可接受的唯一关系就是经济上的和契约性的关系。”^[3]亲缘关系、乡村村落都由于地域的改变和职业变动而非昔日的公共有机整体，“每一种活动都常常牵涉到一组互相分离，互不相干的组织、角色和人群”^[4]，人们深刻体验到了人的个体化和人与社会相疏离。

现代社会家庭与工作场所，闲暇与工作，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构成了人们（主要是在城市）的生活世界，这一分为二的生活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对立和矛盾，常常使人产生不安定感，而急速变革的时代又给个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过去认为合理的东西现在却不一定合乎实际，过去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现在看来也包含着合理的部分。在观念碰撞、利益调整的过程中，人们有不少顾虑、困惑、疑问。”^[5]另外，社会流动增强、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加大，下岗再就业、情感挫折、工作节奏紧张、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日益支离破碎等现实环境使个体经常有孤单、无助、焦虑、怀疑的内心体验。

人们需要有一个渠道与社会进行沟通。孤独使个体产生交流的需要和渴望，同时也更需要情感的抚慰；当个体陷入情感纠纷、心理困惑、生存困境等大量难解的矛盾和问题之时，个体选择了求助于大众媒介，人们在倾诉，在聆听，那些听得见的诉说与看不见的倾听，一方面使当事人获得了内心平衡，新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认同可以确立起来；另一方面，也给接受这些隐私信息的个体以安慰、信心和确定性。媒介内容展示了人类深层世界的共同意识，整个社会包容度的增强使得隐私公开的社会压力减小，个体获得解放的自由度又扩大了许多。

价值观的变迁——人们的隐私观念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不要孩子，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想法颇有疑问，不理解之余也许会认为当事人心理有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丁克家庭越来越多，不想要孩子也不会再引起太多非议了，而未婚同居、试婚，多夜情、一夜情、周末夫妻、美容整容手术、变性手术，等等，也已经被社会所容纳，整个社会的弹性越来越强。在物质生活逐年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心理——情感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心理——情感因素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这在婚姻观念的变化中有所反映。传统的婚姻观念更重视婚姻的长久，把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看作是婚姻的楷模，而现代的婚姻观念更强调以爱情为基础，要求婚姻与爱情的合一。^[6]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的婚姻选择呈现出较大差异。有宁愿独身而不选择无爱之婚姻者，有婚后因感情转移或日渐淡漠而终止婚姻者，有身处婚姻之中而另觅情爱者……，而所有这些私密话题都可以公开来讲。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隐私是不能说出去的，尤其是个体不好的一些方面，这种心理以家庭群体为中心，非常巩固和突出，前文对这方面已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我们社会除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公共领域严重侵犯、践踏隐私领域，并不断使之公开之外，人们对隐私的认识和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不仅从司法实践的侵权案数量中可见一斑，就是日常交往，人们也越来越恪守不要打听别人私事和干涉他人生活的原则。这是我们当今社会非常明了的一种对待隐私的想法，但现实中还有一种看待隐私的更复杂的观念凸显出来，人们的隐私范围是很有弹性的，可大可小，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隐私内容以及发生在不同的群体身上，人们的反应有很大差异。隐私是内心的保留和隐藏，但它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着，那些以往公认的属于隐私范围的事情，已经进入到公共生活而无所谓隐私了。

“1956年，《解放日报》转载了香港《大公报》上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撰写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东海舰队有些读者甚至认为《解放日报》出了大问题，竟提出要保卫党报。”^[7]现在看来这种报道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关注和报道。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性及性行为的审视与批判逐渐宽松，人们在谈及这些话题时已少了许多羞耻感和罪恶感。人们已经不再惊奇公共场合年轻人的相拥相吻，各种暴露的服饰、期刊杂志的性感人物封页、各种整容技术的宣传、带有情色意味的影视图像、广告片镜头和网络视频，等等，这在二十几年前几乎是没有的。1998年以“隐私”为标志的各种书籍出现，把个人的私密生活无畏地推向前台，报刊上的家庭纪实类文章也逐渐增多，吸引读者。社会上寻找初恋情人的公司比那些征婚信息更大胆直白，还有些年轻人甚至需要制造求婚浪漫情景的个人服务。

一位历经四次“人口普查”的老统计有这样的体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更强了，现在普查难点之一就是普查员入户难，普查员很难走进一些封闭性的小区。再如离婚现象，过去人们都会回避这样的话题，而现在人们更宽容，很配合普查员这方面的调查，坦承自己经历过几次婚姻和经历过的同居生活。”^[8]

社会越来越关注个体利益，尊重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时，人们也开始注重自己的职业设计、未来规划、公众形象和自我形象，围绕着个体所发生的生活方式在悄然改变。使自己的外在形象更美丽成为许多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于是伴随这种变美的需求，人们开始选择不同的途径，购买化妆品、减肥、美容，局部整容到全身整容，人们逐渐接受美化个体所要展开的活动。在二十年前，减肥还是一个人们不想公开的话题，追求外在美被认为是爱慕虚荣的表现，所以人们不会公开自己减肥的行为，更谈不上公开自己整容的私人之事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即担心自己美容、整容行为引来非议，进而造成舆论压力，使自身陷入焦虑，这种心理使那些做美容或整容手术的个体及其他人都把这样的事情看作是个人隐私，加之整个社会还未达到一个可接受这种行为的认知水平，做美容、整容手术完全处于“保密”状态，众多“人造美女”从未敢公开身份，承认自己是被“塑造”出来的。但今天，减肥、美容已是男女皆宜的话题，大家平时可以自由谈论并彼此交流经验，在媒体上表达也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谈，大家都在谈，似乎已经不被看作隐私了。对待整容，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了^[9]。

《北京青年报》曾有一则新闻——《“南京第一魔女”今将吸脂十小时》^[10]，报道了南京一位24岁的体形肥胖女性在一香港富商的资助下，在南京东大医学整形美容中心进行吸脂手术。此次活动正式隆重，目的旨在“传播爱心，传播美丽”，应征者很多，咨询电话有200多个。打造“南京第一魔女”的计划还会继续。次日同一版面做了女孩吸脂手术的后续报道，并配有插图。在进手术室之前，被媒体称为“南京第一魔女”的葛莹与媒体见面，并展示了身上的多余脂肪。“记者进入无菌室，亲眼目睹了整个手术的过程。”^[11]“这种活动不要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没有出现过，就是现在也没有这样的大型活动。因为韩国在涉及到隐私方面的东西十分慎重。”^[12]

可见，人们对待隐私的观念和接受的程度在不断变化着。

经济层面

改革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经济改革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所有的变化可能都会在这里找到相应的解释。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经济运作的市场化。市场经济强调资源分配、竞争体系和市场效益，为此，就有旧有结构的改变，带来兼并、重组、招聘、人才的供给与需求……面对市场，任何参与者都要懂得竞争的规则、经济规律与市场法则，在经营与管理上按市场规律操作，考虑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未来的走向，不断寻找经济增长点。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原来计划经济的时代，社会传播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是纵向的，只需要单向渠道就可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横向联系发展加快，产生巨大的传播需求。因为信息传播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网络式的，不是层级式的。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可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13]市场经济使整个社会传播体系发生了改变。

报业集团的建立，全国报刊市场结构的调整与整顿，广播电视改革，这些都是面对市场因素而发生在大众传播领域内的宏观变化。以往中国的媒介是计划经济，没有竞争意识，媒介作为政府的宣传和传播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本身也成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受到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冲击，根据不同需求创造传媒产品是媒介的必然选择。受众导向成为行业共识，关注民生，服务社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报道受众关心的各类热点问题，已成为媒介行为的价值取向。这可谓传播领域中观层面的变化。在媒介微观的操作层面，市场因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种文化理性的产生，媒介新举措像改版，不仅仅是满足受众需求，其背后往往是追寻经济回报的动机。当今的影视、网络媒介要凭借收视率和点击率来进行收人预期的衡量，能够吸引受众，锁定主流观众，就能锁定相应的广告主，就能获得经济效益。大众媒介上的隐私公开节目或栏目得到了受众的关注和喜爱，这些受到欢迎的节目获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市场的影响力还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呢？

名人出书已不是新现象了，近些年来又有名人家属不断出书，而且颇受欢迎。出版商在解释其原由时说道，市场有这方面的需求。关注人性、关注情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社会文化需求，公众人物、成功人士由于受关注程度高，其家庭生活对普通人来说会有一种启发，他们的亲情和生活中的智慧成为这类书的最大卖点。在市场因素的影响下，逐利的经济动机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价值取向偏重物质利益，甚至亲人间的人际关系也表现出物质化特征，为了金钱、房产而淡化甚至无视美好情感的现象不仅在现实中存在而且表现得极为激烈，父子反目、亲情淡漠、手足吵闹、夫妻伤离，在“有请当事人”和“幸福秀”等节目中得以真实展现。

“经济改革当中的制度创新培育了新的社会互动网络，但同时也使每一个个体感觉到社会身份的危机，这包括个人和集体中出现的孤独、不安、焦虑和异化。”^[14]

人们在竞争中也常有紧张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有研究表明，“那些感到工作压力大或感到工作稳定性差的人经常寻求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与他们交流自己的想法，诉说自己的担心，这样有助于及时将不愉快的情绪释放出来，减轻心理压力。”^[15]当没有可以倾诉的合适对象时，个体有时会选择大众媒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这是隐私公开节目的生动原料。

政治层面

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三十余年中，“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所谓‘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仅是一种风行的口号，更是一种普遍化了的社会现象。政治作为指导思想，规范着人们的一切行为，制约着人们的一切观念，乃至于即使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16]“1949年之后，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组织重建，中国社会逐渐被改造为一种‘总体性社会结构’^[17]。……这种总体性社会至少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稀缺资源和结构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其二，社会各个部分的高度关联性。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政治框架成为定型社会的基本框架，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系统均附着于政治框架之上，政治和行政权力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由于高度附着于政治框架而呈现出高度的交织、黏着和不分化状态。”^[18]衡量社会事务的维度是单一的政治维度或者说政治性。政治信仰、政治约束和政治制裁对人们日常生活作用的强大而普遍。社会总体处于政治化状态。

近十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社会分化今天已呈常态化发展，整个社会的异质性越来越强，去政治化趋向明显。在社会层面政治消减的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受到了重视，世俗化潮流兴起。人们倾向于物质和感官享受的满足，进行休闲娱乐；不太关注永恒，只顾眼前的、当下的需要（制造欲望的消费）和实际物质利益的获得；人们关注平常的、琐碎的、生活细节的叙述；关注个体化的东西而非整体的诉求。中国社会正处于由政治化向世俗化转型的大背景中，个体公开隐私和接受隐私的主动行为是这种世俗化生活世界的一个表现。

经济体制转轨以前，计划经济赋予大众传媒的指导性地位，使其关注点聚集于“政治”与“生产”，即使是塑造“典型人物”、“英雄模范”也无一例外的是社会建设、物质生产领域的带头人，是为了满足政治宣传的需求。^[19]今天，大众媒介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喉舌”和“宣传者”，而是平民代言人和情感沟通者，媒介不再神秘，普通人成为媒介上面的主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而人们获得信息也不再是来自政府的单一信源了，内容由政治性状态转化为鲜活的社会生活层面，人们处在庞大丰富的信息网络中，信息单一而匮乏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

大众媒介内部

大众媒介是在对社会生活发展规律及对自身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实现发展与创新的。(www.chuimin.cn)

传播技术变革

“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更新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它们自身成为新的社会铭文。技术操作性和实践方式的多样化，使传播的社会意义更加丰富。也就是说，传播工具的应用是和已经存在的社会需求相匹配的，工具的应用状态和社会背景的内容一起推进社会的传播实践。”^[20]麦克卢汉把媒介看作是社会交往的技术媒介。技术的创新带来了媒介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也为丰富内容生产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的普及给予社会各阶层充分接触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机会。大众媒介上隐私倾诉者的每一次参与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电子媒介是最重要的工具。

广播夜谈节目的兴起是与热线电话联系在一起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用户总量分别跃居世界第一。十多年来的电话安装和社会应用的普及说明，传播工具的个人化为新型的人际关系赋予社会转型时期的形式和内容，安装电话成为私人空间的投资对象，电话成为个人社会性的标志。”^[21]电话把个体的私密信息通过电波传递给不同的倾听部落，共享交流和沟通的愉悦。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们通过当事人语言、表情、情感状态等视觉符号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所要表达的思想。“真人秀”节目的摄制组运用DV数码摄像机对参与节目者进行全天候的全程跟踪拍摄。现代传播科技构筑了张扬视觉文化的媒介平台。“用那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有效地转化和形成新的时空关系，重新结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和感觉方式。……视觉文化消费的强劲趋势，这在较大的都市中，已十分明显。”^[22]

“信息传播技术对私人空间的渗透，是通过改变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而逐步强化的。”^[23]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使我想起传播思想家梅罗维茨对媒介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的探讨，其中心观点是：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以往不同场景扮演不同角色的固定舞台，前台与后区的区别在电子媒介的介入下产生了公开场景（前台）与私下场景（后区）的融合，这种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在政治领域非常突出。梅罗维茨指出：“对于那些极大地依赖于神秘感和伟大氛围的角色，如扮演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角色，则要求屏蔽后台行为已是非常迫切。然而电子传播媒介已经侵蚀了政治家传统的后区与前区之间的屏障，……距离和有限的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电视镜头像间谍一样侵入了政治家后区的私人空间。”^[24]这些以往人们很难见到的画面（后台的可见性）慢慢打破了经验而降低了政治英雄的权威，那消失的地域显现着持久的社会影响力，改变着你我他。

“在美国的新闻传播中，这两年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在英文中， ‘Participatory’的含义是‘提供参与机会的、供人分享的’，这里是指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5]与20世纪末美国的“公共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Public and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它是在新技术的推进下整个新闻传播系统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媒介与普通公众自主传播的“融合”已是事实，这不仅表现在新闻传播上，其他信息在互联网上同样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只要它们能够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的确为每位普通人成为信息发布者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互联网等新媒体环境使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更为模糊，隐私公开更加方便易行，隐私公开者及其所述内容已经具有了发动公众讨论到社会公众自主发表观点到形成舆论的力量，而在其中的每位读者都具有传播者的潜力，重要的是新技术和新媒体赋予了人们这样的交往空间。

传播思想转变

——从政治领域信息到社会领域信息

据专家对美国主要媒体20年的新闻报道作分析，“新闻报道的重点和主题正在逐步转向生活方式、著名人物、娱乐休闲和名人犯罪，而离开政治和国际背景。”^[26]这种情况也是我们社会的事实。

在中国实行意识形态的统一意志，政治行为主宰社会生活的年代里，大众媒介的报道重点也控制在政治领域，媒介的舆论宣传功能显著，并在实际操作中呈现自上而下的高姿态，与普通人的距离很远。由于几乎不考虑接受信息一方的需求和感受，所以从报纸、广播到电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都缺乏吸引力。

随着市场因素的导人和传媒内部的变革，媒介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由单纯关注政治领域信息到进入生动的社会生活中去采集新鲜的素材。教育、体育、休闲娱乐、家庭生活等都成为报道的内容，为受众喜闻乐见。这些社会新闻和体育消息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们“能激起普通人的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全球的，涉及到明星的生活或王室的生活），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去，将这些事件悲剧化，以‘从中吸取教训’，或将他们改造成‘社会问题’来刺激人们最基本的冲动和情感……。”^[27]

——平民化传播范式确立，大众文化显现

从1991年前后，从报刊界强调“读者需要什么”开始，媒介“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一些传播学者称之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28]。

普通人走进了大众媒介，打破了长期以来媒介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和距离感。节目制作者也深深感到，媒介要了解普通人的需求，并制作他们喜爱的节目，因为社会毕竟是由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或者说小人物构成的，这是媒介要服务的大群体。

媒介丰富的实践反映了平民化传播范式的确立。媒介以平民化的视角，平视、平等的态度，反映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报道引入了纪录片的手法，朴素地记录了平凡人的生活，发掘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趣味，真诚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民主权利、生活环境、物质需求、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服务于平民，为平民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媒介为普通人提供参与媒介活动的机会，在沟通中形成良好互动。越来越多孤独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自己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的痛苦、人际关系问题和心灵的创伤。广播夜谈节目更多地观照个体，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报纸创办相关栏目的初衷是张扬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核心是尊重人、关怀人、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权益。”^[29]对人的关注，报道百姓身边的事，着力弘扬情感之美、人性之美，甚至帮助人们挽救濒危的婚姻^[30]，巩固所有家庭生活的感情基础。电视节目的故事性和日常性逐渐加强，形成电视日常化和平民化的特征，普通人参与的这类节目也在不断增多。

在大众媒介确立平民化范式的同时，媒介也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众文化，它使全国各地的人都对同样的东西感兴趣，从中获得快感。“真人秀”这样刺激、煽情的节目，与流行的大片和小说都属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否定思考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的情感反应模式，而不是要求其受众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努力，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31]费斯克指出，“大众文化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断地、焦虑地寻求新奇，……它是由复杂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出来的。^[32]大众文化制作者唯一关心的是文化工业的利润，大众文化并非大众创造的文化，大众只是消费并不参与创造，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是由现代商业社会的逻辑所决定的。

——私人话语进入公共领域

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介中私人话语兴盛，在西方早已是明显的事实。“实际上，没有作者或其他人泄露隐秘的回忆录现在看起来呆板而不现实。近几年中，著名女演员和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家人已经出版了不少反映后台交往的故事，家庭暴力、酗酒、滥用毒品，以及沉溺于性爱。《新闻周刊》只对这种潮流进行了评论，但没有解释，它写道：‘70年代后期，隐私是一个肮脏的词……全部承认常常有助于那些已被小报将其丑事完全报道的人……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其中。尽管坦白的程度不同，但目的至少是为了满足已经变得很大的要求个人暴露的胃口。’”^[33]

目前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正受到空前关注，针对私人的服务业也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法律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性问题、妇幼健康问题和妇女问题的内容就已出现在媒介上了。印刷媒介领域，在报刊和书籍大战中产生周末报、星期刊以来，进人公共领域的私人话语日渐增多。“隐私”逐渐成为媒介曝光率颇高的词语，人们对此已不陌生。电子媒介中广播夜谈节目，电视的情感类谈话节目，报纸的口述实录，互联网的出现，使隐私表达方式日趋多样。隐私话题进入公共领域目前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媒介报道个人隐私时的侵犯行为，而使隐私在公共领域中公开；第二种情况是对个人和家庭问题的报道，但没有具体的个体所指；第三种就是本书所阐释的个体主动使隐私话题进入公共领域。

从总体情况看，目前隐私公开具有复杂性和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媒介，既关注并引导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报道公众问题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社会整体服务，为公众服务，传递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同时也重视针对私人或个体取向的服务。媒介对隐私的关注，拓展了私人领域的意义。隐私包含了人类最丰富美好的情感世界，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具有“人性”特征。大众媒介提供机会，当事人有勇气进入公共领域讲述隐私话题，从名字的朴实到形式的新鲜再到内容的真诚，让人感到亲切，为受众所熟悉和喜爱。

媒介舞台主角的变换

自从大众媒介问世繁兴以来，活跃在媒介舞台上的是那些少数的被称为社会精英的群体。

哪些人是社会精英呢？他们具备哪些特征呢？《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精英”：精华。指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34]“精英（elite），一译‘英杰’，最早指质地特别精良的商品，后被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借用，成为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术语。”^[35]从词源意义上来说，“精英”一词是与选择相联系的，19世纪后半叶，此词开始与“最好的”联系起来，更多地表示精锐部队或上层贵族。^[36]社会精英出现在各个领域，如权力精英、知识分子精英等，其共同特点是：少而精，具有相当影响力，表现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文化影响、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观念方面的与众不同。

在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中，对公众人物的报道和评说一直是个重要方面，甚至有时可以理解为大众媒介与公众人物相依相存，是媒介使许多成名之人家喻户晓，又是媒介把许多人推向成名。这些公众人物可能是演艺界的明星，可能是社会的知名人士、学者、作家、艺术家、专家，可能是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或表现出不同与常人并被视为英雄的人物，社会楷模、改革先锋和领导骨干，或者是我们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英，总之，他们不同于常人，他们是媒介舞台上主角，常常进入大规模传播的公共空间。

以上这些人物可视为精英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顽强的意志，与神圣和崇高等美好品质相连的人格，主体意识非常强烈，独立自勉，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叙述姿势，人们对其满怀敬佩和赞赏之情。他们怀着探索和倡导社会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精英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它强调‘思想价值’，强调超越性和普遍性，强调历史感和前瞻性。”^[37]

“当今社会，电视是赋予人显赫地位和大量财富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介，电视情节剧和喜剧中的英雄，为观众树立了鲜明的行为规范，他们举足轻重，非同一般。在新闻和体育节目中，主持人、记者、解说员、编辑和运动员，其身份地位都堪称电视名流或曰电视明星，抑或‘媒介英雄’之类，这些人以凌驾于普通人的权力、魅力和经历，成为公众的焦点，众人崇拜的偶像。人们趋之若鹜，竞相效仿他们的衣饰发型，举止言谈。对一般人来说，能拥有那样的荣耀，即使是转瞬即逝，也可谓心满意足。‘媒介英雄’内涵广泛，它不仅引发观众对成功的憧憬，而且自身也随之进入电视时空——被电子王国完全吸引住。‘上电视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38]这完全是对精英为主角的媒介世界的描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大众媒介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层面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隐私公开来看，以往的精英化姿态逐渐向精英化与平民化并存，有的甚至只表达平民化的趋向。这些变化与媒介的生存环境及自身的调整紧密相关。无论从媒介邀请的谈话者身份和形象，还是媒介的传播及表达风格都深深体现了这种变化。

媒介公共空间被要求包括更多至今被忽视、遭排斥的社会群体。媒介需要在至今遭忽视、受排斥的边缘性群体那里发展市场，开拓领域，因此也就使得这些群体的存在能够在社会表现中得以显现出来。^[39]他们是普通的人，逐渐进入到大众媒介中。

被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精英主宰的世界上，普通人的话语空间很少。人们已经习惯在媒介舞台上表演的主角不是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就是富豪、深受崇拜的名人明星。因为他们常常是媒介感兴趣的人物，他们吸引着记者和许多普通人的目光。过去很长时间里，媒介邀请专家学者、著名作家、名流贤达等社会知名人士和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士，而今他们不仅继续沿袭传统模式，发表对某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或引领某种社会潮流，同时他们也通过对自身隐私世界的公开，把心灵上的痛苦、爱、感激、同情心、友善、正义感、自豪感和怨恨、尴尬等表达出来，以情感为依托来表现其更丰富的现实存在。除了精英人物，现在已有越来越多平凡的普通人走上媒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带着他们各自的生活体验和内心世界，形成开放的意义空间。熟悉了并非名流的嘉宾，看到了电视上与自己同样普通平凡的人真诚、朴实的表达，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参照和共鸣。

互联网等新媒体环境使媒介接触成本更低，表达更加自由，更多普通个体成为互联网的主角。

研究中发现，媒介上的隐私公开，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的隐私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浮现出后现代意味。

消解差异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类型，而是一种文化范式。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文化领域消除分化和差异的过程。^[40]媒介上的隐私公开，具有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消解特征的倾向。后现代主义拆解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中心、神圣、崇高、等级和精英意识等方面，注重中心的消解、多元论、去神圣化和视角的多元化，这在隐私公开现象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一方面，大众媒介的神圣化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轴心和大众的兴奋点，政治到了应有之位，其神圣光环渐退。大众媒介曾经被塑造成神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次鲜明的形象，也呈现出消退、消减和淡化的特征，从普通人公开隐私，使用媒介来满足自身某种需求的层面看，媒介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已不再是不可接触、距离遥远和充满神秘感的了。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媒介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及巨大的舆论潜能依旧被人们所认识，而且人们会利用这些特性为自己解决私人矛盾和问题，同时，尝试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媒介变迁的事实，媒介所做出的与普通受众接近的各种举措，如前文所说的使个体能够公开隐私的广播电视节目和报刊专栏的创设，这些不仅说明了当事人与代表媒介的记者、主持人和创作人员建立了根本的信任关系，而且媒介社会附加功能的发挥更使当事人和信息接受者逐渐改变对媒介形象的认知，整体上媒介神圣化消解，可接近性增强，平民化色彩渗透到传播之中。

另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媒体环境下的某些隐私公开行为具有解构中心的特征。像芙蓉姐姐，凤姐等网络图片及视频，无不颠覆以主流为中心的审美取向以及成功和个人追求的价值取向。微博客中的隐私公开也有相关体现，其内容呈现视觉化、碎片化和象征性特征。“没有对事件原委的记录，没有更多对图片本身意义的阐述，只是用视觉的静态来表现某一刻的某种状态，可以有意义，也可以完全是无意义的、碎片化的。有的微博客用户会将自己身体比较满意的地方用照片暴露出去，比如纤手、脚、肌肉等。”^[41]这种用视觉符号代替文本进行的表达一方面使得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界限消除”的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使内容的意涵更加丰富，给浏览者提供了更多解读意义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