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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变迁中隐私公开现象的研究成果

【摘要】:对商业逻辑的理解与遵循——“真人秀”节目上演这部分内容以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例,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商品或社会经济产品来分析,说明在隐私公开中,大众媒介需要顾及的另一种显现的力量,这就是市场因素及其扩张力,它成为传播过程中又一种价值取向,直接约束传播行为。用这样两种经济来说明“真人秀”节目的成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参与者、电视台和观众共同成就了“真人秀”节目的成功。

商业逻辑的理解与遵循——“真人秀”节目上演

这部分内容以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例,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商品或社会经济产品来分析,说明在隐私公开中,大众媒介需要顾及的另一种显现的力量,这就是市场因素及其扩张力,它成为传播过程中又一种价值取向,直接约束传播行为。“市场”、“生产”、“流通”、“消费者”都是描述纯经济领域特征和运作的一类概念,但文化工业产品转化为文化商品的过程却具有独特的运作规律和所遵循的商业逻辑。

“真人秀”节目的成功与电视的两种经济

自2000年以来,“真人秀”节目逐渐为观众所熟悉,成为收视率极高的一种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这类节目作为逐步发展的一种电视形式,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丰富多彩,蒸蒸日上的,它摒弃了电视剧纪录片的缺点,深刻把握了电视节目适宜故事性的叙事方式这一特征,进一步发挥了电视的娱乐功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其成功原因的探究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了电视节目传播中的两种经济——金融经济(它在两个子系统中使财富流通起来)和文化经济(流通着意义和快感)的运行。当代文化研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约翰·费斯克对其模式[75]作了如下说明和阐释(表见下页):

它们被这样表述:“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一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网,以谋求利润。对所有商品而言,这都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种文化商品,它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出售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它产生出来的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又被卖给了广告商。 ……而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商品化的受众)转变为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76],消费者则是观众自己。

用这样两种经济来说明“真人秀”节目的成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两种经济都是在商业逻辑的指导下运作的。在“真人秀”节目中,人们从报名参加到真正成为参与者,都在竭尽全力,目的就是参加节目,使自己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最终赢得奖励,他们成为非常规状态下被物质化了的个体;电视台与观众则在遵循着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规则,金融经济告诉电视台的制作者,用心捉摸怎样把节目变得更吸引人,以得到更多利润,并使财富得以持续流通;而文化经济却使观众从节目中得到了意义和快感,使他们更愿意接近它,观看它。参与者、电视台和观众共同成就了“真人秀”节目的成功。

在电视的两种经济模式中,电视观众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既作为商品存在,同时也是生产者和意义的流通者。观众是一个多元杂质的关系组合,但其本身具有能动性,观众能够结合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知识经验对电视节目做出反应和解释,并创造和交流他们需要的意义。

“真人秀”节目的观众

“真人秀”节目实行严格的筛选制度,在无数应征者中仅挑选了十几名最终的参与者,无疑,那些没有入选的应征者很可能就是潜在的观众,这显然扩大了观看者的基数。节目的高收视率说明它已成为众多人共同参与的娱乐消费形式,那么观众从中得到了什么?

就像让·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提出的“模拟美学[77]一样,类似“幸存者”的节目通过对古老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的模拟和再现,参与节目的真实人物在极端环境下,以亲身经历来表达平凡生活的反面,夸大所处情境的不平凡性和非常规性,以实现观众的某种社会预期和愿望。另外,所有参与者皆从观众中来,节目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平等化渠道,使观众对参与者有心理上的认同,从一类人心理出发,观众将从参与者追逐以获得观众同样感兴趣的东西的过程中得到了补偿性体验和替代性满足,这些人的成功带来了其自身的喜悦。“电视是在近距离和更加私人化的空间观看的。电视表演者的特写在比例上最接近直接的人类接触。”[78]这使得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更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他人隐私生活的关注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从内心参与到节目中来。“大众以电视为桥梁能够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近的‘秘密’。这个‘秘密’往往被作为人的弱点的社会性暴露而提示在大众面前。”“大众接触这种‘秘密’的场所,主要是家庭,或者以家庭为代表的人们以轻松的姿势接触大众传播的场所。家庭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场所,大众在最安全的场所目击决定性的瞬间,接触他人的秘密。”[79]“真人秀”节目在电视中的热播现象显示,它已成为一种万众共同参与的娱乐消费形式,电视节目适宜故事性的叙事方式,符合人们的收视心理,确保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受众注意力和广告投放量。“幸存者”对真实人物生活的记录则为观众实现心理认同提供了途径,节目中的嘉宾是由普通人来担当,而嘉宾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具有真实性,也是易于接受的。参赛嘉宾成为观众在节目中的代言人,他们的思想充分表达着观众的内心愿望,观众以通过对节目中嘉宾身份的认同而参与到节目中,完成自我认同。(www.chuimin.cn)

也有一些观众为节目中的每个人的命运而担忧,促使他们进一步观看。还有一种情况,观众可以从节目中获得经验,反省自己的行为及人性的弱点,进而完善自身。

不同的动机和意义阐释促使庞杂多样的观众坐到电视机前,充满兴趣地观看“真人秀”的全程纪录,正是因为这些注意力资源的存在,才使得电视的两种经济得以生存,受众已经成为商业逻辑的重心,而此时的大众传播已把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重要的运行基础,“当媒介把受众看作是一个能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的收视(听、阅读)率时,面向受众就成了面向市场、面向经济效益的代名词。”[80]而媒介的整个传播思路和理论研究也更加看重对受众的主观性分析。

除了观众,电视媒介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角色扮演。它是“真人秀”节目整个制作和播出过程的载体,另外,“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戏剧,或者,……说它是一种叙事传媒。”[81]它依凭“真人秀”节目形态,整合了叙事策略及观众的心理诉求——对新鲜感的期待与渴望,对“秘密”的好奇与探寻,用这些来换取观众的注意和收视,再与广告商交易,换来广告的收益,以使自身得以维持和发展,电视在符合商业逻辑的道路上行走着。

大众媒介商业追求的一面

在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商业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大众媒介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在利益驱动下,媒介不仅用新鲜有趣刺激的社会新闻娱乐受众,而且进一步走入个体心灵,掀起讲述内心秘密、公开隐私生活的潮流。市场因素和利润追逐使得媒介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为利润而操心和为公众提供论坛,关照经济利益和执著于社会责任。德国早期的大众传播思想家卡尔·布赫尔(又译毕歇尔)通过对当时德国报纸的考察提出大众媒介如何面对商业性本质和为公共服务责任之间的两难境地,布赫尔认为“媒介不仅是由社会和政治需要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把栏目当作商品出售的经济实体”。[82]史蒂文森认为,“在20世纪的进程中,社会民主国家的诸种公众文化继续不断地被商业化和市场化。 目前正在兴起一种建立于更加大众化快乐基础之上的更为离散的全球文化……”[83]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和商品化随着文化‘个人消费’的来临,愈发追求全球市场的高额利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政策的指导和规划下,我国媒介逐渐进入了市场竞争,并向规模化、常态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不断扩充的商业经济和发展变化中的各种新媒介技术成为媒介领域更具有兼容性的条件和动力。媒介承认自己与经济生产的关系,自身也开始重视和追求发行量或收视率,内容制作与生产和流通直接相关,并依赖社会性的生产销售系统,与市场紧密相连。

在此情况下,媒介内容吸收商业化因素进行调整,电视展开收视率争夺,“在大众传播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市场性表现,都证实了商品化是如何把媒介受众转变为媒介消费者,并找到一种新的合法性的。”[84]

市场的驱动力和商业化因素改变了传播形式和传播者的认识视野,使得媒介不断与受众贴近,“把先前排斥在外的人生需要、欲望和经验作为它们的‘原材料’,因此,客观上也就与这些需要、欲望和经验更贴近。”[85]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需要、欲望和经验使得大众传播形成了非单一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媒介更重视了解哪些内容是与受众相关的、重要的、值得生产和流通的,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追求商业利润,商业化一极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不仅仅是“真人秀”节目,这种商业逻辑同样可以使任何参与市场竞争的电视节目走向成功,只要他们懂得规律。但这种商业逻辑的强大力量也催生了一些品质不高的隐私公开节目,如某些调解类和相亲类的节目,只为吸引受众注意,提高收视率,而忽视了节目的精神格调,缺乏内涵上的挖掘,从长远来看是没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