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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中的隐私公开类型研究

【摘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大众媒介上的隐私公开可以被划分出以下几种类型。特设隐私公开与现实隐私公开这是根据隐私公开的原初状态所进行的划分。除“真人秀”节目中隐私公开外,其他的形式皆属于现实隐私公开。公益性隐私公开特别强调的是对现场人物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对他们身处困境的关注和真诚帮助,着力体现整个社会公益慈善和人文关怀。

隐私公开的类型

面对复杂多样的事物,为了更好地反映它的现实存在,掌握它的一些基本状况,通常我们会根据某种标准把它们进行归纳,抽取那些共性的一面成为一个类别。在此,由于依据标准的相互连带性,所以划分的类型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但不影响我们探索类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以及这些意义在哪里。

根据不同的标准,大众媒介上的隐私公开可以被划分出以下几种类型。

特设隐私公开与现实隐私公开

这是根据隐私公开的原初状态所进行的划分。特设隐私公开表现在“真人秀”节目[2]中,是一种特殊设置的隐私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沈杰曾给“真人秀”下过这样一个社会学定义:“媒体渗透着一切领域的‘仿真社会’中的一种‘超现实’,置身于这种情景之中的人们甚至会感到,它比真实更真实。其实说白了,真人秀不过是一场导演和业余演员共同做给观众看的戏。真实的环境只是虚晃的招儿,透过其贩卖个人隐私的表象,电视在仿真的情境中制造着新的卖点。”[3]

“真人秀”节目在刚刚被西方社会所熟悉时,就被称为偷窥性节目而广泛流传。能完全看到别人的私生活和日常的一举一动,而不受任何谴责,这足以使“真人秀”节目大受欢迎。这类节目也的确在表述着隐私,在摄像机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拍摄下,参与者在封闭空间里的外显行为和内隐的心理状况,尤其是遇到问题或发生冲突时的表现,都会向观众展露无遗。

“真人秀”节目作为特设的隐私公开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被制造出来的。规则是制定的,情景是选择的,设备是设置的,游戏是安排的,情节是编制的,只不过来的人是自愿的,但最终的人选还是被决定的。

节目的情景与规则的制约,整个过程非真实生活的展现都决定了参与者并未反抗隐私的暴露。参与者事先明了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将被完全监视,自己的一切会暴露出来,并且被制作成给无数人收看的电视节目,他们对这种规则下所产生的既定的隐私公开状态有一定预见性,包括也许会使他们感到尴尬等等这些问题,但在目标的诱惑驱使下,或者电视本身的吸引下,他们都会自愿承担隐私公开的代价。

现实隐私公开是与特设隐私公开相对的形式,指的是处在自然状态下的隐私公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依自己的意愿,寻找适宜的媒介合作,叙说自己的隐私。除“真人秀”节目中隐私公开外,其他的形式皆属于现实隐私公开。

公益性隐私公开与非公益性隐私公开

这种划分是根据隐私公开所依托的节目目标而言的,若节目中的隐私公开是为了社会公益事业或帮助他人走出困境,减轻社会压力,那就是公益性隐私公开,除此之外的就是非公益性隐私公开。

其实报纸很早就有这样的报道,让全社会奉献爱心,帮助某个弱势群体或生活困难者,或身患重病而无力救治的个体,社会影响较大。报道中把需要帮助的人员个人情况及目前的生活状况作一介绍,有时也配有图片,并刊登救助结果的反馈信息。这是通过记者和文字向读者传达了需要帮助的个体的形象及他们的私人生活,也算是隐私公开,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体述说,由个体述说而感染大家的情况在电视节目上表现明显。北京电视台的“(大宝)真情互动”[4]和黑龙江电视台女性频道创办的“共享阳光”就是公益性隐私公开节目的代表。

“(大宝)真情互动”是一档50分钟的谈话性节目,每期节目中的嘉宾都是需要社会帮助的人物,他们在与主持人的谈话中介绍自己的情况,述说人生经历、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所展现的内心世界的状态等。在每期节目的最后,北京福利彩票中心都将从当期的销售额中拿出两三万元分派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公益性隐私公开特别强调的是对现场人物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对他们身处困境的关注和真诚帮助,着力体现整个社会公益慈善人文关怀。

非公益性隐私公开不具备关注公共利益、表达慈善要义的性质,只是一般带有平等性质的对话与沟通。

报纸、广播、电视与互联网上的隐私公开

不同的媒介在展现隐私话题时,其表现形式和风格也截然不同,显示出极强的媒介特性。广播中的隐私公开具有半匿名性,凸显了信息传递方式的声音介质,主持人与隐私诉说者如促膝谈心。电视画面使人如身临其境,更易于渲染情绪和气氛。纸质媒介是匿名的,并能给人带来思考的空间,互联网则表现出匿名性和自由度,这些特征可能会鼓励人们在网络上书写自己的隐私。

根据隐私所依托的大众媒介的介质,隐私公开的类型可表述为报纸上的“口述实录”专栏,广播里的夜间谈话节目,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以及互联网上的隐私日记及其他形式。本书的研究是按照这种划分展开的。

广播里的隐私公开节目一般都安排在晚间10点钟以后,因此把它称为夜间谈话节目。主要是借助热线电话,有听众打进来,向主持人述说自己的苦恼、遇到的情感问题及人生迷惑等,主持人倾听后对听众面临的问题给予建议和解答。“相伴到黎明”、“今夜私语时”就是比较受欢迎的夜间谈话节目。

电视中的隐私公开指的是电视谈话节目中,嘉宾对自己的私人情感世界,人生经历中有意义的或特殊性的事件,成功与失败体验,发生在亲密人际关系或家庭内部关系中的人生故事等隐私话题进行描述。这类节目通常也被笼统称为情感类谈话节目,在本世纪初的头几年间成为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一种新的潮流,从中央到地方逐渐传播开来,节目从邀请明星作为嘉宾发展到普通人现身演播室,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成为很多电视台的主要节目类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北京电视台“夫妻剧场”,湖南卫视名牌栏目“真情”[5],河北电视台的“真情旋律”,黑龙江电视台的“沟通”[6]、江苏电视台的“情感之旅”,很多省市级电视台都创办了这样的节目。

报纸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纷纷开创“口述实录”专栏,用记者的笔记录普通人的情感。[7]

网络日记是互联网在生活中越来越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把日记和信件锁在自己抽屉以防大人们随便翻看的日子证明我们渐渐长大,想要独立的生活空间了,这些隐私像宝贝似的藏起来,连最亲的人都躲避,更何况要示人,而且还是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网络的确为大家提供了一条有效倾吐内心世界的途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隐私公开出来,并且还能很好地保密身份。黎家明[8]的日记很多人都不陌生,还有一些身处逆境者把自己的遭遇和人生想法通过日记述说出来,抒发情感,与人沟通。(www.chuimin.cn)

黎家明是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他在惊惧与痛悔之后,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发在了网络上,以“警示那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从2001年夏天至今,这位年轻人一直在用笔记录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2001年7月,北京青年报率先报道此事,黎家明和他的“艾滋手记”引起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手记点击率就超过了100万。国内发行量很大的《读者》杂志曾转载过记者对他的专访,结果那个“艾滋手记”的网络浏览量冲上了200万。由于反响很大,一向很少收录原创作品的《读者》随即又以很大篇幅刊发了黎家明的手记——自悔自省的文章。比较受欢迎的网络日记被出版社看重,刊印出来。2002年5月,他的网络手记《最后的宣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此书获得2003年度“马丁文学奖”,原因是它“唤醒人们对艾滋病的关注”——这也是该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位HIV感染者。[9]

本书第三章将重点论述曾引起全国关注和讨论的“木子美事件”,木子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一切争议皆源于她的网络日记,此事件也使人们越发关注起网络日记来。兽兽门、局长日记门、献身门也在网上流行开来。网络隐私公开的其他形式还有自拍照片及视频展示、个人的求助行为以及通过博客和微博客进行的自我表露。

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与普通人的隐私公开

这种类型是根据嘉宾的身份划分的,主要反映在电视节目上,嘉宾是公众人物,由他或她所述说的隐私就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公开,而嘉宾是普通人,那他或她所述说的隐私就是普通人的隐私公开。 目前“艺术人生”、“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超级访问”等就是名人的隐私公开,而“情感方程式”、“幸福秀”、“燕子夜话”[10]、“幸福魔方”[11]等,就属于普通人的隐私公开。广播、报纸、互联网上的公开隐私者也多为普通人。

隐私半公开与隐私完全公开

依据公开后,接收者所能辨认的公开隐私者身份的程度把隐私公开划分为这两种类型。

广播里的夜谈节目、报纸上的口述实录和互联网上的隐私日记属于隐私半公开,半公开意味着信息是传播出去了,但很难知晓公开者是谁,参与者以匿名的方式公开自己的隐私,其个人特征和群体归属都不明确,即使听到了声音也未必能够识别出来。但另一方面,隐私信息却是公开的,通过大众媒介得以最大限度地公开。隐私完全公开就是人们在接受隐私信息的同时,也能看到它的发布者,这些讲述者外在的物理特征,情绪情感的外化表现,并能够据此判断他们的性格特点,获得更加立体的、生动的形象。

主动型隐私公开与被动型隐私公开

主动型隐私公开就是自愿暴露隐私的个体主动寻求适宜的媒介,以极富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应媒介的邀请或看到媒介的征集信息,而愿意与媒介合作而形成的隐私公开类型。本书所探讨的隐私公开都是主动意义上的隐私公开。被动型隐私公开是目前学界以法学范式来研究的对象,是个人隐私领域被干扰和侵犯的情况,本书对这种类型不做讨论。

合作型隐私公开与冲突型隐私公开

根据公开隐私者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可分为这两种类型。冲突型隐私公开中,公开隐私者经常是被动的,由于媒介的有所作为而使得其隐私权益遭到损害,进而二者发生纠纷。这种类型本书不做探讨。合作型隐私公开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合作中的媒介主动型,在媒体的邀请或劝说下,个体与媒介配合,述说隐私。“(大宝)真情互动”节目组记者曾发布过这样的信息:

金蓝女士:

您好!我是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节目组的记者,我们栏目是一个公益性的谈话节目,感受真情,呼唤真情,传递真情,回报真情是我们栏目的宗旨。我们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读了您和您朋友的故事,被您的真情所打动,想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讲述真情,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1088417592、68719371、13011049530。谢谢。

此敬[12]

还有一种就是合作中的个体主动型,个体在媒介发布的信息感召下,主动联系媒介,希望在媒介上出现。合作型隐私公开的情况越来越多,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书将对此进行探讨。

积极的隐私公开与消极的隐私公开

依据隐私信息公开后的效果和信息接收者的反馈,可分为这两种类型。若是积极、正面的反馈,社会影响具有正面意义的就是积极的隐私公开,若是消极的、负面的反馈,社会影响不好的则是消极的隐私公开。被动型与冲突型隐私公开的效果通常是消极的,引起当事人的反感,甚至使社会成员产生不安全感和不满情绪。那些具有明显的出名或谋利动机的个体,主动曝光自己的隐私,也会引来较低的社会评价。[13]而像“艺术人生”和“(大宝)真情互动”这样的节目从观众的反馈看属于积极的隐私公开。

对于“艺术人生”节目来说,无论嘉宾是老一辈艺术家还是年轻的演艺人员,观众的好评都是非常强烈的。每次看“艺术人生”,我都会被这里的真情所打动,……“艺术人生”真的为观众展现了人类最善良、真情的一面;我是个默默无闻的观众,,………每次节目都是对我心灵的洗礼,让我懂得一些处于迷茫中的真理,在心里流露出真正的感动;我是“艺术人生”的热爱者,因为她的真诚、她的宽容、她的理解和她的包容,……在看过这么多的节目之后,最能够让我感觉舒畅的、开心的节目还要属“艺术人生”。……“艺术人生”给了观众一片了解的空间,同样也给了艺人一次可以抒发自己心声的机会,我很感谢中央电视台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体味人生百态;其实,我觉得“艺术人生”无论邀请哪一位明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些明星身上去感悟他们身上的人生经历,从而更好地去学习,去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我们感受到的往往是他们身上的光环而忘了他们成功背后的艰辛。[14]从以上几位观众对“艺术人生”的看法可见一斑。

“(大宝)真情互动”拥有较好的收视率,在普通观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大宝)真情互动’中的每一个故事似乎都在让你感受那样一种坚强。在这里,真诚感人的倾诉取代了轻飘飘的调侃,坚强而自尊的泪水淹没了时下流行的搞笑。”[15]节目中的悲情故事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群体参与的隐私公开与个体参与的隐私公开

这是根据现场参与的人数进行的划分。现场除了主持人和观众外,还有不止一个嘉宾参加,有时还有特邀嘉宾做点评,是集体性的,这种情况就是群体参与的隐私公开。像北京卫视播出的“幸福秀”,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等,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个体参与的隐私公开仅有主持人和述说自己隐私的单个人,形成一对一如谈心般的关系,没有现场观众和其他嘉宾。现场的环境静谧、安宁,更容易使谈话者娓娓道来,这就是个体参与的隐私公开。如广播夜谈节目、黑龙江电视台的“沟通”节目就属于此种类型。

大众媒介上展现出来的隐私公开形式多样,以上的分类也未必完全含尽,但基本上勾勒出了现实的状况,并使研究更加清晰和便于把握。再次强调本书的研究是以媒介来划分的,主要研究的是:广播夜间谈话节目、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报纸的口述实录、互联网中的隐私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