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农业企业成长与扶持政策研究：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章　国内外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

企业成长完善的理论体系始源于西方学者，国外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对企业及企业成长问题作了深入分析，逐步形成了企业成长的两大流派：一是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长理论；二是管理学视角下的企业成长理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企业的本质以及企业成长的内涵、表现形式等，尤其是彭罗斯基于资源视角的企业成长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过去人们把企业看做一个“黑箱”的理论，即一种简单的投入和产出的过程，通过深入研究企业内部结构及其企业产生价值的作用机理，揭开了企业成长的一种真实过程。本章首先从重点介绍有关企业成长的经典理论入手，全面分析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理论观点；其次为完善企业成长的研究综述，还增加了国外学者对于企业成长的前沿研究以及国内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状况。

第一节　企业成长经典理论回顾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长理论研究

（一）古典经济学下的企业成长研究

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中较早的理论，它在企业成长中的突出贡献就是用分工和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他们主要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为代表，分别对企业成长作出了合理解释。其中，亚当·斯密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对企业成长进行了具体阐释。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认为企业的产生是一种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一种专业化的协作组织；而分工有很多优点，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的成长就是在不断地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规模和社会的分工程度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条件。古典经济学派另一大学者马歇尔，在坚持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的同时，又进一步拓展了规模经济的研究范围，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概念。其中，外部经济是指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某一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将呈现递增，从而引起某种行业及其辅助部门在该地区大规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内部经济指的是强化内部组织管理，提高自身资源利用效率。他把企业的成长发展看做是内外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稳定的竞争性均衡，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和企业竞争几种因素，进一步把亚当·斯密分工的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说明企业成长的组织演化的过程。

（二）新古典经济学下的企业成长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主要在于它用价格机制来阐释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规模调整，对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追求是企业成长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主要有里昂·瓦尔拉斯、帕累托、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他们普遍认为，价格机制是市场中一种有效的机制，会自发调节企业组织的经济行为，使市场中不会存在超额利润现象，使各行业都能保持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企业的发展也正是在利润最大化的引导下，向企业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过渡的均衡过程。企业的成长只是被动地适应外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主动寻求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成是价格机制变动的结果。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注重点是生产理论和价格理论，而且由于它的理论假设前提的局限性，对于解释企业成长来说还是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三）制度经济学下的企业成长研究

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为我们研究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为代表的几位著名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一面。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出现的，企业扩张的动力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秦志岗，2011）科斯这一论述成就了交易费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理论重点分析了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并从中得出企业存在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而企业边界问题就是企业的成长问题，企业成长的边界取决于两种费用的比较：一是市场交易费用，包括信息的搜寻成本，合同的谈判、监督、履约、违约追偿成本等；二是管理费用。科斯的研究得出结论，一个企业规模的大小边界取决于两种费用之间的比较，当企业的管理费用趋于低成本时，就应当扩大企业规模；当交易费用趋于低成本时，就应当减小企业规模；当管理费用和交易费用没有明显差异时，企业的边界就达到了极限，也就是达到企业的最佳适度规模（李柏洲，马永红，孙立梅，2006）。威廉姆森（1975）在继承科斯交易费用观点的基础上，对科斯没能有效清楚地解释的交易费用问题，提出了三个维度来界定企业边界和规模范围的变化，即资产独特使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并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的成长表现为纵向一体化的过程，这种成长过程往往是为了规避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另外，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张五常，在交易费用这一主导思想影响之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的性质》（1983）一文中指出，企业的本质在于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协调成本之间的比较。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些资源要素能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下比由此资源形成中间品市场交易更具有效率，一些经济人合理整合这些要素进行经营（吕一博，2007）。根据以上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企业本质的问题，而且对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存在的边界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但由于这种研究只专注交易这个角度，忽略了企业的生产问题和企业运行过程中问题的分析，导致对企业成长的研究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管理学视角下的企业成长理论

（一）资源理论

资源观的企业成长思想始于英籍学者Penrose，她在其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最早从资源视角对企业成长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指出企业是被一定行政制度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就是不断地挖掘和利用其内部资源的无限过程，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则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推动力。基于Penrose的观点，Wernerfelt在1984年发表的《基于资源的企业观》（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资源基础观”，这种观点把企业看成是各种资源的有机结合体，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寡和这些资源的稀缺性等特性影响着企业的成长发展，并认为在此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内部拥有的独特资源整合利用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周明德，王含春，2008）。Collis和Montgomery（1995）认为，企业要拥有一定价值的资源，而且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就能够实现企业的一种低成本成长发展模式。支持资源观的另一重要学者Barney（1995）则对企业价值性的资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这种资源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三个特点：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他认为，只有拥有以上三个特点的资源才可以称得上企业的异质性独特资源，才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赫尔法特和皮特拉夫研究资源的动态理论，即资源动态变化性和异质性，假如某个企业拥有这些资源，相比其他企业来讲具有竞争优势，这种动态性的资源促进了企业成长（张之梅，2010）。

（二）能力观

西方学者Prahalad和Hame（1990）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核心竞争力》中把“核心能力”阐述成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揉和不同的知识和技能流派的能力，而且提出这种核心能力具有不可模仿性、价值性、延展性三个基本的特点，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这种优势支撑着企业的成长发展。这种能力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关注点在企业的内部，对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关注较少，这会导致研究的理论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上面的核心能力观缺乏一定的实践弹性，学者Teece等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他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企业不断地整合、建立以及重构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Teece，1997）。这种建立在动态资源基础上的动态能力主张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不同时期的能力重点对企业产品、服务的创新以及经营模式的改变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弥补了以前的不足，这种动态能力论实际上是从动态环境中研究企业成长问题，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认清动态能力的本质是一种不同时期知识更新的过程。

（三）知识观

国外学者Spender等人在企业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知识理论。他们在深入研究企业能力的本质之后，发现支撑企业能力的基础是一个企业的知识储备运用能力以及持续的知识学习力。企业拥有知识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发展思路不同，他们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利用资源的模式，这构成了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秦志岗，黎东升，2011）。彼得·圣吉（Senge，1990）认为，企业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通过在企业组织内部培养一种学习氛围，激发企业的学习能力，不断地进行知识的积累，而且提倡有能力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这才是未来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Jerez也对企业的学习能力与企业成长关系做了研究，他认为学习能力是企业成长的一项重要指标。肯特和赞德（Kogut，Zander，1993）通过研究跨国企业的发展，得出一个企业对知识的管理能力即企业创造、转移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决定了跨国企业的边界，获得知识的途径之一是学习（张之梅，2010）。Nonaka和Osterloh认为，企业拥有的新知识和企业塑造的竞争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上有关知识学习能够促进企业成长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许多企业家的重视，指导着企业的发展。

（四）技术与制度变迁观

技术的发展和不断更新，会引起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将促使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经营模式发生改变，不断推动企业的成长，促进企业发展。钱德勒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各行业的技术不断发展，这使得市场扩大，同时引起企业生产和分配领域发生根本性变化，进而促使企业成长。与借助市场协调的古典企业比较，由于现代工商企业借助管理协调具有更高的效率，因而引起现代企业对古典企业的取代和职业经理管理企业的转变等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反应（张之梅，2010）。钱德勒还对组织制度与企业成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内部组织结构方面的变革，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张会伴随企业制度变迁，同时这种制度变迁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两者互为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成长。从组织制度变迁角度，钱德勒把组织结构动力、行政协调动力、组织能力动力归结为企业成长的三个动因。他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环境变化—战略变革—结构更新”的企业成长路径（王坤，蒋国平，2008）。Karl Jund－vall和George E．Battese重点研究了不同产业中企业技术改进、企业年龄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得出技术创新会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认为企业的技术效率与企业规模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而与企业年龄无关（李柏洲，马永红，孙立梅，2006）。

（五）产业竞争论

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著名学者Porter。Porter致力于企业战略方面的研究，在其著作《竞争战略》一书中对企业的发展竞争战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从产业环境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成长。他认为，一个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状况；二是企业在行业中的定位。在产业竞争状况的分析中，波特提出了“五力模型”，即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威胁、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讨价还价能力和卖方讨价还价能力。波特认为这五种力量之间的制衡，决定了行业的竞争强度和该行业的获利空间，从而影响了企业进入该行业的诱惑力；而企业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企业在本行业中处于什么样的定位，是不是具有相对优势（张之梅，2010）。希尔提出了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重点从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状况、社会因素和技术四大方面深入分析它们对企业成长产生的影响。海瑞奎斯和桑多斯基（Henriques，Sadorsky，1996）分析了顾客、股东、社区及政府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以上从产业竞争或组织的角度研究企业成长，为企业成长理论提供了更加详细的研究内容。

（六）经营成长论

德鲁克把企业成长归因于多个方面的努力准备：一是经营者对企业发展机遇的把握；二是企业管理阶层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要有清晰、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三是企业员工要有良好的发展来支持企业成长。企业高层管理者直接负责谋划和组织企业成长，这种使命要求高层管理者从思想到行动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始终保持创业与创新精神。德鲁克认为，对企业进行创业管理是企业在急剧变革时代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还把企业成长的较高境界归结为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企业成长与员工成长具有内在的高度联系性，而员工中的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成长的方向和速度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七）创新论

熊彼特一直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不断地打破过去的均衡，有所突破，进行创新的过程。对于企业成长而言，它是一种对原有企业生产函数进行优化调整的过程，这种创新可以包括技术的引进，产品性能的完善，管理制度的优化，新的市场或新的企业原材料的发现和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等等，这些都会推动企业的成长。围绕创新的观点，后来的大批学者对企业的创新进行了总结，认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是不断推动企业发展前进的动力，从而得出企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本身存在着一种破坏均衡，使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力量（姚开建，梁小民，2005，P660—661）。它打破静态均衡状态，促进经济发展。所谓创新就是对现有的投入资源和条件进行突破性的构建组合。熊彼特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以下五种情况：（1）研发出新产品；（2）运用新的生产工艺；（3）市场拓展；（4）原材料供应渠道的增加；（5）实行了新的企业经营模式。创新不是一种制度化工作行为，而是企业家整合产品、技术、市场、组织运营模式等的体现，它能起到一种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作用，表现为企业成长。

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家，熊彼特给企业家这个概念做出了新解释。因为传统的观念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不必追求新的“组合”，而熊彼特却强调，作为“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新企业家敢于冒风险，是创新活动的实行者，是动态经济中的主体。利润是创新的结果，因为有利可图，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出现所谓创新丛林现象，造成经济繁荣，但继之而来是经济的衰退。熊彼特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具有新购买力的企业家，为获得生产手段而展开一场竞争，从而导致生产手段价格的提高，旧企业将蒙受损失或被淘汰。第二，经过一段时间繁荣之后，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新产品，产品价格下跌，繁荣终止。第三，创新的各种成果的出现，将自动而必然地导致信用紧缩，因此，企业家既有偿还其债务的能力，又乐于偿还债务。新创造的购买力由此消失，引起萧条，这种经济复归均衡的状态被新一轮的创新所打破，经济又再一次复苏，进入新的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这样由于创新的作用，由一个均衡状态进入另一个均衡状态，在反复循环中得到发展。

第二节　国外有关企业成长的前沿研究

一、环境与企业成长

由于企业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学者从具体的环境因素对企业的成长进行了研究，少数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Thorsten等人（2002）用54个国家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融资、法律和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规模大小和企业所处国家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他们同时指出，一个国家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会对企业的运营成长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环境是企业获得良好发展的保障条件。Natalia Utrero Gonzalez（2002）研究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规范规制能促进企业成长和金融市场的建设，这样会有利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成长（邬爱其，贾生华，2002）。另外有学者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国家经济的转型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他们主要以Jozef Konings，Ana Xavie和Leo Sleuwaege为代表。其中Jozef Konings和Ana Xavie以斯洛文尼亚1994—1998年经济转型期为例，以企业员工人数为企业成长指标和经过转型后得到生存的企业数为企业存续问题指标，重点研究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及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发展得最快；小企业会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大企业因变革存续下来，而一些资金短缺、融资成本高的企业会淘汰；而那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竞争锻炼的存续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存发展能力，成长性表现良好（邬爱其，贾生华，2002）。

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研究方面，现在企业面临的环境日趋多变、复杂，这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Manolisetal（1997）对不确定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确定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启发式结构，对于企业，不确定性包括任务环境、规制环境及与激励和文化困境相联系的社会因素。Priemetal（1999）将环境的不确定性界定为不可预测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决策研究中与不确定性相区分的风险和模糊性。经济主体所面临着的不确定性是外生不确定性和内生不确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生不确定性通过作用于内生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绩效及其他经济组织产生影响。外生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是企业存在和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内生不确定性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实现不确定性成长的主要途径（吕一博，2008）。

二、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在20世纪9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专注于社会资本，他们认为一个企业的成长发展与企业或企业开创者处于的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这就是社会资本。这个由社会学家布厄迪尔提出的概念，被Baron、Abell等学者用于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形成了“企业成长—社会资本”的研究思路。Baron和Markman研究了四种社会资本运作技术对企业成长的影响。Abell、Crouchley和Mills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成长成功率做出了时间序列分析，考察了影响企业成长成功率的诸多因素，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企业成长的过程在两者的互动和累积过程中得以实现。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两种资本对于企业成长的贡献不同：在创业阶段，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起主导作用并决定了企业成长的方向和路径；当企业进入巩固阶段时，企业家应考虑累积发展企业内外社会资本以摆脱企业对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完全依赖；进入扩张期时，此时企业成长的最关键条件转变为能否获得更接近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网络中心的社会资本载体（孟繁颖，2010）。

三、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

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界有一种现象，一些新兴的国家以协作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对工业化时代企业标准流水线、规模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冲击。前种经营方式着重企业间的关系联络及分工合作，以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企业为主要代表，这种众多企业形成的网络合作关系表现出很高的运行效率，改变了世界经济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模式。单个企业间的竞争逐步改变为由企业网络关系形成的企业集群与另一集群的竞争。企业在合作中进行竞争成为竞争的主流；复杂动态的环境迫使企业开始关注外部环境，利用外部资源来谋求成长，特别是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利用网络关系获取网络资源以寻求网络化成长，已成为全球化商业环境下许多企业的成长方式和策略（邬爱其，2005）。Michael（1997）则进一步综合考虑了网络关系联结的形式、内容、程度、规则和演变等因素，提出了一种描述网络的综合程式，认为网络由结构要素、资源要素、规则要素和动态要素构成，把分析网络本身和分析在网络中流动的资源结合了起来。Dyer和Singh（1998）指出，企业之间特定的联结是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资源，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会跨越企业边界，嵌入企业间的惯例和过程中。Gulati（1999）、Rindova和Fombrun （1999）都认为网络资源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Todeva（2001）认为网络既是一种由相互连接的经济体（元素、成员、行为者）构成的具有动态边界的结构性组织，也是企业的一种长期战略导向行为。

四、信息披露与企业成长

关于信息披露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上市公司等一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其主要逻辑途径是信息披露—融资成本—企业成长。研究者认为一个拥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企业，会得到众多投资者的青睐，对融资企业来说扩大了资金来源，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便利，促进企业成长。Ari Hyytinen和Mika Pajarinen（200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由于过度成长导致的外部融资需求问题，企业信息的披露程度可以影响企业成长的快慢，并为企业融资市场选择提供合理的依据（李柏洲，2006）。

五、产业组织与企业成长

在继波特之后，Arther Fishman和RafaelRob（1997）提出了一个有关企业规模与产业演化均衡模型来研究企业成长，指出在位企业会占有与老顾客建立良好关系的优势，从而形成他们发展的一个基础。而新企业只能吸引首次购买的新顾客，然后才能进一步把新顾客发展成为自己的固定客户，长期来说会形成一种行业内企业不能随意增加其顾客量的局面。Marten Goos从产业组织视角研究了用工需求与企业成长、产业演化的关系，一个企业合理用工人数的增加是企业规模扩张的一种表现，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用工人数的不同反映着企业规模的差异。

第三节　国内有关企业成长的研究

相对于国外的学者们来说，我国对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比较晚，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研究也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才开始对企业成长理论进行研究，因而研究的深度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国内关于企业成长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www.chuimin.cn)

一、基于资源、能力等视角的有关企业成长研究

杨杜（1996）在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着重引入了关于企业成长的理念：经营资源和多样化经济。他认为，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企业经营资源的蓄积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还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的过程。他认为企业的成长是企业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张林格（1998）对上述企业成长模式进行了修正，引入了企业竞争力这一要素，提出了经济规模、多元化经营和企业竞争力三维空间的企业成长模式。该理论认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竞争力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当企业达到最佳规模后，企业竞争力又开始呈下降趋势；另外，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当企业在规模上的发展受限时，企业开始走上多样化经营道路，但同样存在一个最优多样化率问题，超过了最优多样化率，企业的竞争能力会呈现停滞或下降趋势。

2001年，张玉利教授和任学锋博士在其出版的《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一书中，还重点结合国内小企业成长的实证分析，对国内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进行了识别和归类，并提出了“小企业不是规模小的企业”的观点，对我国小企业成长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活动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黎志成（2003）则从质和量两方面对企业成长进行阐述，认为企业的成长是由该企业未来一段时期内所能够实现企业发展的合力所决定的，表现为“量”的扩张和“质”的能力以及潜力，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程度。

范明、汤学俊（2004）对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影响一个企业长期发展重点取决于四个纬度，即产业竞争、技术、制度和市场话语权，中国企业要想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就必须重视这四个方面，进行竞争力构造。

张焕勇（2007）主要研究了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显示，企业家能力具有六个维度，即发现机会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配置资源的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其中，前五个方面的能力均与企业的成长正相关。江积海从动态能力的角度对企业的成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动态竞争与合作环境下，企业关注的焦点应由内部资源转向内外部动态平衡，更加关注知识、核心能力、动态能力及其企业战略，并构建了“知识传导—动态能力—后发企业成长”的成长模型。知识传导通过动态能力的演化，进而促进后发企业成长；后发企业成长体现为企业边界、结构、行为、绩效四个层面的成长，即后发企业成长＝F（边界、结构、行为、绩效）；企业结构与企业行为两个层面构成动态能力的流程演变，最终会实现企业绩效的成长和竞争优势的延续（江积海，2007，P116—117）。

于斌、高向丽、周冲（2007）则认为，企业组织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进行创新，而企业的创新体现在从战略到结构和更深层次的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

王维（2008）在其博士论文中，实证研究内外部机制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成长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内部保障机制主要有聚焦低熵的创新管理机制、协同机制与风险预控机制。而外部保障体系的构建可以从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农产品产学研合作体系的构建及农业市场化体系构建等方面创建企业的外部环境，从而提高农业产业支撑。

也有学者从文化方面研究文化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例如，乐国林（2009）着重从文化角度阐述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关系。他把文化理解为一种企业生存、成长和竞争的生产性资本，尝试通过文化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的协同来发挥出文化的生产性资本功效，使我国的企业管理者更加坚定地使用企业文化这一特殊的资本符号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和提高竞争力。其研究切入点上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的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整合变量（将其中若干文化变量整合考量）探索文化对企业成长的系统性影响，同时也可以选取组织文化的某一两个要素（企业家精神、价值观、信任、组织公民等）作为变量来探索其中的奥妙。从文化的整合角度来解释组织文化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把企业文化视为资本观解释组织文化在企业成长中的功效，动态考察了企业文化资本与企业成长协同关系，理论上阐述了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企业文化资本结构和资本功效存在演化发展的趋势；企业的良好成长，就需要使企业组织管理行动与企业文化资本协同进化。

姚益龙（2009）通过实证研究了企业信用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对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因素进行了归因分析。其中将影响企业成长性的15个因素归结为6个主要成分因子，即行业因素、规模、资本结构、企业信用意愿、增长惯性和赢利能力，再加上衡量企业成长性的因变量——企业经济增加值，构建出企业成长性的识别模型。企业信用分为信用能力和信用意愿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选取2005年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得出结论：企业信用意愿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性负效应，企业信用能力主要通过赢利能力和资产负债率这两大因素对企业成长起着显著性正效应。

陶秋燕对中小企业的成长力这一课题做了深入研究，在建立中小企业成长系统及环境因素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下，应用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分析中小企业的外生成长力及外部环境的支持力。她将企业的内生成长力与生态环境的外生成长力置于统一的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中小企业成长系统，依据内外部的成长因素与中小企业主体之间的关联度，将中小企业的成长系统结构分为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稀薄层四个层次。其中，核心层是指由中小企业目标主体自身诸因素所构成的内生成长子系统；紧密层为由与中小企业成长密切相关的企业群落所构成的外生成长子系统；松散层是指与中小企业创业、生存与成长相关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中小企业的支持系统；稀薄层则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宏观环境系统。她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内外部各种因素相耦合，各层次、各类型主体之间交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的动态进化过程（陶秋燕，2010，P12—14）。

焦佩佩（2009）研究了技术资本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影响，且影响效果存在滞后性。技术资本的投入包括三种形式：技术性无形资产投入、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投入。它们对于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

二、企业成长路径研究

国内学者曹学、翟运开（2006）从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成长的路径，表明实现价值创新需要从市场供方视角转向市场需求视角，从关注竞争对手转向关注顾客，通过对顾客需求进行分析，从而发掘潜在市场需求和新型市场。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种有助于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路径：现有顾客—潜在顾客路径；现有需求—新兴需求路径；现有市场—空白市场路径。赵亚光（2007）将企业成长途径定义归为外延型和内涵型两条，并总结出实现企业成长的四种模式：获得专有技术、依靠专业化、企业内部扩张和企业兼并。内涵型成长途径偏重于充分利用企业内部力量进行企业扩张；外延型成长则更多地表现为借助企业的外部力量实现企业发展。陈朝晖、谢薇（2008）指出在选择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时，应注意考虑三个步骤：一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势；二实现与其他企业价值链的连接；三通过增强创新与营销能力，促使企业价值链的全面升级，塑造全球价值链层次的竞争优势。史竹青（201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企业的成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创新理论分析企业成长路径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创新型企业成长路径形成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创新型企业成长路径的类型以及进行创新型企业持续成长的路径选择。

三、生命周期论的研究

国内较早坚持企业是有生命的专家之一是蒋一苇先生（1980），他在文章《企业本位论》中特别提出，企业如生物细胞一样有生命，而不是像砖头一样没有生命。胡继灵（2001），许晓明、吕忠来（2002），许学国、彭正龙、龙建新（2005），周三多（2003）等众多学者分别在相关的文献和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侧重点多体现在对企业生命周期细分阶段及其相应显著特征的研究上。徐艳梅（1999）就如何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以企业规模为基准点，重点研究了决定企业规模的两项基本要素：时间和成长率，并以此为基石，进一步剖析企业的成长路径。作者基于其研究指出，企业规模对企业有一定的局限性，企业多元化发展才是企业成长的核心战略。同时，她指出，由于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产品生命周期、企业所处行业生命周期三者高度相关，正是这种相关性决定了多元化成为构成企业成长战略的重要因素。任佩瑜（2009）就企业成长效率递减的问题从“管理熵”的视角来考虑。经过研究，她指出任何一种处于相对封闭空间的组织管理运动，其组织管理的效能总出现能量递减的现象，同时无效能量递增；企业成长的过程是从有序到无序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种不可逆转性决定了管理效能的递减，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管理效能递减规律；企业成长过程中复杂的系统运动规律以及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管理效能递减的主要因素。梁毕明（2010）通过大量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生命周期短是由于企业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从有序到无序进而走向衰亡的原因。黄群慧、孙海英（2005）通过研究指出，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持续成长的公司，关键在于其能够顺应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有效地进行企业成长的三维管理，即正常发展方向、有效成长速度以及有效调节成长的因素。

四、文献评论

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研究的内容非常深入。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阐释分工提高企业效率从而促进企业成长，到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的成长是一种对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不断调整的过程，再到制度经济学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交易的替代，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管理费用的比较。这几种经典的经济学学派通过自己的理论演绎，对企业及企业成长的本质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对于当前形势下研究企业成长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比如，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成长过分归功于社会环境，忽略了企业本身发展中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生产价格理论，忽略了社会技术、管理、市场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理论前提具有局限性，对于解释企业成长缺乏说服力；制度经济学解释了一个观点，节省交易费用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但与现实的社会不一致，即市场交易费用与市场的发育程度成反向关系，市场越完善，对企业的成长越有利。

除了上述经典经济学视角下的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之外，许多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企业，从管理学视角深入研究企业成长理论，包括企业成长的资源观、能力观、知识观、技术与制度观、创新观和企业生命周期观等。综观这些企业成长理论，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外生因素企业成长；二是内生因素企业成长；三是内外因素匹配企业成长。其中，外生因素企业成长论关注企业成长的外部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要求企业充分了解环境的变化特点，适应外部环境甚至影响环境。外生因素企业成长论过分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忽略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作用，强调企业战略的外部环境分析，忽略研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制约作用。外生因素企业成长论实践上容易引起企业战略失败，从而影响企业成长。内生因素企业成长论认为，企业成长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积蓄与运用，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虽然内生因素企业成长论也承认环境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认为环境是可以预见的。显然，对于内生因素企业成长论而言，外部环境因素给企业带来的威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忽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片面强调内生因素特别是企业的核心能力，最终将会使企业丧失原有的核心能力，丧失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联盟和企业网络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例如，资源依赖学派和集群学派，他们在强调内部资源重要性的同时，关注企业外部诸如文化、历史和市场竞争态势等各种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相结合，认为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匹配是企业制定有效战略的关键。波特将企业内外部因素联系起来，提出了“集群”的概念，认为企业和集群相关企业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学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穆尔认为，企业处在一个生态网络中，企业与生态网络中的其他成员相互依存、共同进化，企业生态网络与企业成长具有互动关系，自然、社会、经济、技术、产业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企业成长。综观资源依赖学派和集群学派有关企业成长的观点，可以看出，将企业资源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研究企业成长更加符合企业成长的实践，符合企业成长的特点。

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大量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对企业成长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呈现出观点众多甚至是相左的不同理论丛林现象。而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也对企业成长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应用研究，在基础理论上缺乏研究。从企业成长理论研究趋势看，外生因素企业成长的研究似乎已经告一段落，而内生因素企业成长研究尽管流派纷呈、观点各异，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企业成长与其拥有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密不可分，但是，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成长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环境，并且，企业内部资源甚至能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因此，割裂企业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联系以研究企业成长，是片面的，不符合企业成长的实践。而从内外因素匹配的角度研究企业成长更加符合企业成长的实践，同时运用演化理论、种群生态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等新兴科学理论成果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企业成长理论，是未来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四节　农业企业成长文献综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成长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企业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壮大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农户走向市场，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所以，发展和壮大农业企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根本举措，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研究农业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通过搜集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国外有关企业成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商企业领域，对于农业企业成长问题研究较少，而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农业产业化视角研究农业企业问题。本章节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重点从产业化视角、农业企业成长绩效、发展对策几个方面来总结学者观点。

一、基于产业化视角的农业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然后迅速传入西欧、日本、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地区和国家，充分显示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给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虽然各个国家对农业产业化的称谓不尽相同，经营模式各异，但有其共同的特点，即按照工业化理念和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实行产加销、贸工农、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模式，对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整合，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商品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经营格局。国外的经验显示，迄今为止，尽管农业仍然是需要政府予以适度的支持和保护的产业，但农业已经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山东，之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中国农业产业化是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上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理论来源于产业链理论，产业链理论的思想源泉则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1958年赫希曼应用“关联效应”论述了产业的链条关系及相关概念，强调了企业之间的前后向联系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李杰义，2008，P8）。而波特对于产业链的研究则着重从价值创造角度，认为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是各种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环节的价值创造链，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参考意义。发展农业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业企业经营一体化的问题。国外学者Wout J．Hofman（2001）提出信息管理可以提高农业关联企业的竞争力，农业企业需要提高自己的信息交流技术形成能力，增加自己获取市场份额的机会，这样才能在市场中取得优势地位。斯迟拜（Schiebel，2001）利用价值链理论深入分析了企业如何采用产业链管理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市场份额的过程。罗斯（Ross，1995）对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运用全面质量管理这一理念来解决，为农业生产进行质量控制提供参考。Deci Zylbersztajn（1998）、斯特让伯格、克莱文格等学者对农业产业链这一课题都做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农业产业链管理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较早的农业化产业经营组织应该是丹麦的农民营销合作社，农户把生产的产品全部交给合作社统一加工、销售，从而形成包括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此后，北美和英、法、荷兰等西欧国家、地区逐步开展农民联合组织形式的一体化经营，包括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并跨越种植业，延伸到畜牧业、园艺业等领域，形成了西方农业一体化的进程；西方把这一过程叫做“农业一体化”（Agricultural Intergration），它是依靠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将农业与其相关的工商服务等行业联合在一起的纵向组织经营形式（王新阳，2008，P5）。美国学者戴维斯和戈尔德伯格对农业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农业综合企业指的是农业生产部门与其他有关经济部门，产前、产中、产后部门实行联合或融合的组织或部门（牛若峰，1997）。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指农业生产链条双向延伸，要素优化组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经营体系。换句话说，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就是使农业生产与市场有效对接，形成农产品和市场间相对固定的联系渠道，使之得到基本的利益保障（牛宜生，陈志石，1999）。王学习（1996）认为“农业产业化，目前较严谨的说法是‘农业产业系列化’，就是把一个农产品开拓为一个系列，使农业成为包括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系列”。王茜（2009）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重新界定，得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以下三个基本性质：第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组织，赢利性特征明显；第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第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本质上存在两层委托—代理关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这些性质决定了必须对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正确评价与科学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和提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价值创造潜能和绩效水平。

国内学者刘巍、乔忠（2003）在其研究的课题中提出了农业企业发展的新思路在于供应链的管理，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经营模式开始从生产经营型向市场经营型转变，在不断完善企业生产管理的同时，更应注重全面的经营管理，不但要优化内部的管理，更要从供应商的物资供应、产品加工、销售这一“供应链”出发，进行全面的优化，而供应链的管理思想则为中国的农业企业迎接各种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指出，当前国内农业与农业企业间没有形成联系，缺乏产供销各个环节的链结合，农业企业各自为政，相互脱节，未能按照市场的需求信息来组织生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对策，加强有机联系，进行供应链管理系统的设计，即从与产品生产有关的采购开始到生产产品，再到销售，最后到达最终用户手中这样一个链条来考虑如何进行供应链管理，提高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力度等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陈恭军（2008）以扬州市的四大农业产业为例，展开了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得出农业产业集群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起步阶段进入新成长阶段中出现的具有方向性、规律性的现象，即资源向优势农户、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及优势区域集群。农业产业集群具有市场的集聚和辐射性、外部经济性、范围经济性、降低市场成本和网络经济性的特征。农业产业集群对农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源于产业集群所形成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是由于产业集群因素形成的额外效应，如交易效率、创新效率等。交易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减少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等，而创新效率是体现在集群可以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和加快技术扩散。市场是农业产业集群的需求因素，也是农业产业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主体是农业产业集群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着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速度和效率。陈怡（2004）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家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企业规模、赢利状况、科技投入、参与农业产业化的状况等方面对这些龙头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指出农业龙头企业存在着总体规模不大、赢利状况不乐观、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农产品精深加工少、市场开拓能力不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营造宽松环境，加大支持力度；发展农业龙头产业集团，做大规模；做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健全利益机制，这需要龙头企业按市场机制运作产业化模式，从实际出发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模式。

二、农业企业成长绩效评价研究

1．农业企业绩效评价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是运用因子分析、DEA和回归方法等方法从赢利能力、资产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还债能力和股本扩张能力等方面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许彪等，2000；何宜强，2005；李雪阳，白雪，2008；杨印生，张充，2009；许忠，2011）。这些研究主要是运用客观绩效指标进行测量。众多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业上市公司整体绩效不高，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李雪阳，白雪，2008；许忠，2011），赢利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清晰的赢利模式（沈艳丽，2009）。

2．农业企业扶持政策的绩效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取得了好的绩效。根据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2005）的研究结果，在政策扶持下，近年来，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运行良好，企业逐步做强做大，效益不断提高。陈启杰（2010）研究认为，政策导向对农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江西省农业厅农业产业化办公室（2010）的研究也认为，近年来，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双十双百双千”工程，农业龙头企业成长迅速。有学者研究认为，政策扶持可以帮助农业企业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增加企业资本积累（郭建宇等，2009）；李吉安（2006）认为，扶持发展龙头企业，能带动一批农户，振兴一片经济；另外，根据笔者对2006—2008年江西省级以上农业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出，政府、金融部门的扶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刘克春，2009）。李道和、池泽新（2011）采用2003—2010年江西省26家农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贴息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李大胜、李胜文（2009）结合企业资源和能力，利用2004年广东农业龙头企业的调查数据，综合考察和评价企业核心竞争力，选择了与农业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关的四种能力和两种资源，即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市场能力、和谐能力和企业规模、外部资源，共18个指标来构建农业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因子分析法。最后发现农业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来实现；同时，政府扶持和金融支持等外部资源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技术创新对农业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贡献并不明显，说明农业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然而，也有学者对农业企业扶持政策的绩效持不同的观点。例如，沈晓明（200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补贴政策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林万龙、张莉琴（2004）通过对58家上市农业公司的实证研究后认为，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是低效的；品牌扶持政策对技术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李道和，2011）。在税收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方面，谭再刚、沈筱敏（2002），汤新华（2003），邹彩芬、许家林（2006），王昌（2009）几乎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政府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的税收补贴等措施，在短期效应内虚增企业的收入，但它对企业的赢利能力并不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寻租的错误发展方向，没能从内部提高企业的能力。这些结论意味着我国现行的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三、有关农业企业成长的对策研究

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在农业企业的发展中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营组织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认为传统农业的落后，在于缺乏可增值的现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研究生产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得出土地资本对农业产出作用不大，而物质资本的差别起着重要影响，农民企业家之间的能力差别则是决定农业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这种重要的可变要素又往往取决于其自身的教育程度。舒尔茨通过对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一些基本措施：加强农民的教育，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农业中引入市场机制来激活农业企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农业没必要的干预。这些也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启示。美国学者威尔伯和沃特斯顿针对农业企业的发展，提出了自身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农村存在广大的剩余劳动力，为发展一些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提供了条件，增加了就业机会。农业企业大致可按四种类型建设（邹隆轶，2006，P4）：（1）贸易型，主要从事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国内外贸易，如国内粮食的运销、畜禽产品进出口等。这类企业主要通过订单农业实现产销对接，从而发挥结构调整和区域特色农业的增效作用。（2）生产型，主要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或企业自行组织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如食品加工、饲料加工和其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工、制药及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也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扶持的重点。这类企业主要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综合增效。（3）科技型，主要从事农业科技产品开发与营销，如农作物新品种、新型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及农业工程等。这类企业主要通过农业科技成果综合转化，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4）服务型，主要从事各种经济、技术和信息服务，如贸易中介、技术咨询、信息供给等。这类企业主要通过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实现社会资源共享。在经济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探索建立涵盖上述业务类型的复合型农业企业，以增强企业的内部性和规模效益，提高企业对农业、农民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这四类企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可以是混合型或者发展为混合类型。

褚保金、吴川（2001）对我国的农业科技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提出农业科技企业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两头大”指企业职工中研究开发人员和产品销售人员所占的比例大，“中间小”是指企业生产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小，这种模式的引入会使得企业能够集中力量搞科研和市场开发，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科技与市场的对接。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农业的发展难点表现为科研费用投入不足、专业化程度低、企业先导性不强等，以及外部环境问题，这些制约了农业企业的发展。对此褚保金、吴川提出了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鼓励科研投入、培育龙头企业和农业科技企业家、加强融资税收等政策优惠来发展农业科技企业。王世强和光翠娥（2004），针对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农业企业面临良好的机遇包括加入WTO、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消农业税和知识经济的支撑，在分析我国农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企业发展的一些策略：从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源体系、渠道建设、品牌号召力、企业文化系统等方面来建构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行供应链管理，着重加强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信息化建设、关联企业共赢发展和争取政府支持，实现社会办农业企业。

任巧巧（2005）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农业企业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内部环境的优势与劣势进行战略分析，其目的在于选择出适合农业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战略决策，为农业企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提供参考。农业企业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必须从全局的高度对企业的长远战略取向进行总体谋划，选择制定出能够充分发扬内部优势、弥补内部劣势、合理应对外部威胁、牢牢抓住外部机遇的发展战略，以建立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她指出我国农业企业未来要在几个战略上重点把握：绿色战略、技术创新战略、信息化战略、“走出去”战略、市场战略、合作联盟战略、品牌战略，并且要加强战略的实施与管理。刘学文、谢秀珍（2006）对国内外优势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总结国外优势农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农业企业组织形式表现为农户（农场）＋中介组织＋市场和农业企业＋市场，并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农业企业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扩张经营，跨国经营倾向进一步加强；从产前到产中、产后的各环节，都制定有严格的操作标准，建立了农业企业标准体系。而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企业化正处于由起步转向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规模小、档次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资金缺乏和政府扶持不规范等问题，最后总结出农业企业的发展都是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在一起的，农业企业的成长是在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规范引导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近年来，农业企业涌现出了并购浪潮，不断出现农业领域的外资并购我国优势龙头企业这一现象。李建平和刘冬梅（2006）对此做了研究，指出从短期来看，外资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并购有利于国内农业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外资渗透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作者认为政府要关注这一现象，适当处理好地方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安全的问题，农业企业本身要苦练“内功”，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组织创新、破解规模经营难，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邹隆轶（2006）对我国国有农业企业发展道路的对策是：通过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发展节约型农业、发展区域优势农业、创新核心技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构建农产品流通渠道以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

还有学者运用种群生态理论研究农业企业成长。王倩（2006）利用有关的生态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的观点，构建了农业企业生态理论框架，分析了农业企业内外生态系统以及各层次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运用物种多样性原理，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农业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格局以及它们向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演替进化过程，从农业企业生态角度提出了促进企业发展的对策，旨在提高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农业产业化乃至农业现代化道路创造条件。

国内外研究现状显示，有关企业成长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要远远早于国内，并且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工商企业，而把家庭农场或农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同样，国外学者对中国农业企业成长研究较少。国内在研究农业企业时，主要是结合农业产业化来研究，更多的是在宏观方面特别是在宏观政策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农业企业绩效评价和政策上如何扶持和壮大龙头企业以及如何加强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能力等方面，而实证研究农业企业成长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更鲜见学者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研究资源获取、企业能力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而资源获取对于农业企业的创建、生存和成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农业企业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实施创建农业企业、维持农业企业的生存和推动农业企业成长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刘克春，2011）。因此，从资源、能力视角研究农业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