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日和解：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日本右翼势力既是战前燃起侵略战火和残酷为害东亚诸民族之元凶，也是战后中日关系迟迟不能恢复和恢复后又很快步入“经热政冷”之畸途的罪魁祸首。值此人类已经步入公元第三个“千年”纪元——21世纪之际，我们应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作出怎样的预测呢？笔者认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面临着两个前途：从和平与发展仍将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来看，从中日两国国内外的和平友好力量和健康因素观之，特别从中日复交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所造成的不易改变的合作趋势看来，中日关系具有继续以“和平友好”为主流向前发展的可能，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光明的前途；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障碍迭起、摩擦不断的历史轨迹观之，从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1]和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的安全角势来看，^[2]特别是从包括部分政要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明显恶化的严峻现实分析，也存在着中日关系紧张、严峻，甚至偏离正常轨道而重新走向交恶和对抗的可能，这是一个中日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黑暗的前途。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力争第一种可能和光明的前途，如何努力避免第二种可能和黑暗的前途，亦即如何粉碎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之图谋，并最终实现中日历史性民族和解的问题。笔者认为，21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继续以“和平友好”为主流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这需要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关键是日本方面^[3]必须采取正确的相互政策和态度，必须对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两国关系的行径进行不懈的斗争，尤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否则中日两国重新走向交恶和对抗绝非不可能。

1.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这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是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它所确定的一系列原则和精神是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复交30多年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什么时候遵循了《声明》《条约》《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什么时候中日关系就发展得顺畅迅速、硕果累累；什么时候违背了《声明》《条约》《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什么时候中日关系就发生问题，甚至遭遇挫折。就是说，近年来中日之间被称为问题的一系列争端的产生，均与日本方面不恪守这些准则有关，均与日本右翼势力恶意曲解和百般破坏这些准则有关；而中国方面则始终以中日友好事业为重，严格按《声明》《条约》《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行事，没有做过一件有害于日本或有损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实际上，对已经产生和今后可能还会产生的一些问题来说，恪守之则解，违反之则殆。正是鉴于《声明》《条约》《宣言》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指导意义，中日两国领导人才进一步把这三个文件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具体化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使中日关系有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发展目标。因此，只要中日双方尤其日本方面恪守《声明》《条约》《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并从此像德国那样遏制和打击破坏中日关系的右翼恶势力，就完全可以化解已经产生和今后可能还会产生的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消极因素，使中日友好航船在新世纪的大海中绕过一个个暗礁，驶向光辉的彼岸。

2.必须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任，这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心理基础。

没有理解和信任，友好合作就没有根基。正是基于对日本方面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中国政府才捐弃前嫌，不计旧恶，放弃战争索赔，没有对日方在《联合声明》中对侵略战争的暧昧表述进行苛求，甚至在1996年进行核试验前向日本政府进行通报，以示尊重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受。与此相反，正是由于日方对中国的国民感情和领土主权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对中国的对日政策和综合国力缺乏应有的信任，中日之间才屡生龃龉和问题。可见，加深相互理解和增进彼此信任，的确是中日两国人民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两国在历史传统、国民情感以及更深层次上的彼此理解还非常不够，进而提出了“加深相互理解，增进相互信任”这一努力方向。只要两国彼此尊重历史，尊重对方的民族感情、价值观念和领土主权，加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各个层次的往来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就一定能够通过这种善意的接触、理性的交往和坦诚的对话壮大中日友好力量，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打下坚实的基础；就一定能够在此基础上冷静、理智地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而粉碎日本右翼势力一切阴险的政治图谋，从而奏响21世纪中日友好合作崭新的乐章。

3.必须迅速唤起全体日本国民的真正觉醒和紧紧依靠日本人民的不懈斗争，这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当年日本侵华过程中，确有部分觉醒了的日本民众基于人类良知和在饱尝战争苦难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英勇而宝贵的反战斗争，但也必须同时正视另一部分不觉悟的日本国民曾经盲从、协助了侵略战争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这些不觉悟的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盲从和协助，在延长侵略战争进程和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剧痛方面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这是部分日本国民不觉悟的结果，也是值得日本人民认真总结和汲取的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战后6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仍有部分日本国民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不但没有反省自己或自己的前辈在战时的盲从行为，吸取随波逐流的沉痛历史教训，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的社会基础。前述日本中小学生们“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的可怖心态，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进步人士受到周围民众类似“卖国贼”一类的嘲讽、谩骂和孤立的情形等等，与战时部分日本国民狂热协助法西斯侵略战争和谩骂、围攻反战勇士们的历史实态是何其相似！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笔者认为，解决日本不再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关键在于唤起全体日本国民的真正觉醒，使日本国内的和平友好力量再壮大一些。即在主要清算当年日本统治阶级的侵华罪行和颂扬日本民众中优秀分子的反战斗争事迹的同时，需要整个日本国民特别是曾经盲从、协助过侵略战争和今天仍持错误战争史观的部分日本国民，带着自疚、自责、自省的心理重负进行“民族共忏悔”。日本国只有经历了一个全民族的心理更新反思的艰难历程，才能在吸取过去盲从、协助侵略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再盲从今天日益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进而确保日本不再成为一个侵略国家。

4.必须尽快解决中日间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这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历史前提。

中日历史观冲突的焦点是日本承认不承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罪行，实质是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对待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顺畅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事关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以及其他亚洲邻国十几亿人民的民族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之间既然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就应该正确对待和认真反省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从此杜绝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之类撕裂中华民族感情伤疤的行径。中日两国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应如同江泽民对到访的日本客人竹下登、金丸信所说：“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捐弃前嫌，但是你们也要教育你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你们曾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4]换句话说，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要手里。因为在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日本，而关键又在于日本政要能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对日益抬头的右翼势力能否像德国政治家那样采取遏制和打击政策。因为政治家是国家的“舵手”、民族的“领航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连本国历史上的侵略污点都不敢正视或者根本就不想正视的领导集团，能够将自己的国家引上健康的和平发展之路；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能够在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前提下与当年遭受过本国侵略的周边国家世代友好下去。换句话说，日本政要今天轻飘飘地推卸战争责任，就有可能将来再一次不负责任。因此，只要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方面能正确对待侵略历史，牢记历史教训，那么它就能够化历史重负为前进的动力，重新赢得亚洲邻国的信任，改变自己欠佳的国际形象，主动推进中日双边关系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是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继续膨胀和粉碎其复活军国主义政治图谋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解决两国间其他矛盾和确保中日关系在21世纪健康发展的历史前提。正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5.必须高瞻远瞩，着眼未来，这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主观条件。

1987年9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时明确指出：中日两国政治家把中日关系看得长远一些，短视是有害和不可取的。^[5]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认清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进而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必须认识到和平与发展至少仍将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时代的主题，从而坚定走和平发展这条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必须从两国人民的整体、全局和根本利益出发，以对两国子孙后代和世界和平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而不被眼前出现的种种枝节性、局限性问题所左右和影响；还必须在那些为中日友好事业奠定基础的“掘井人”相继过世或退出政治舞台的今天，加快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只要双方充分重视和不断发掘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努力创造条件使一些不利因素向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转化，那么，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理想至少有望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现实。

6.必须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既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宗旨之一。

除历史认识问题外，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的划分问题，也是影响中日关系顺畅、健康发展的几个敏感问题。就台湾问题而言，如前所述，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亲华派”和“亲台派”两股政治势力。无论从“亲台”势力和部分并非真正“亲华”人士的“台湾情结”来看，还是从台湾的地理、历史因素和部分台湾“政要”的“日本情结”观之，日本今后很可能成为“台独”的主要支持者和中华民族走向统一最大的绊脚石。对此，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应清醒地洞察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要想打破日本右翼势力这一政治图谋，使中日关系稳定、健康、顺利向前发展，既需要日本政府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在台湾问题上确定的原则和精神，也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右翼势力有违这些原则和精神的种种行径进行坚决回击，更需要海峡两岸的国人本着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方针，捐弃前嫌，尽早实现祖国大统一、民族大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创造基础条件。否则，只要中国不统一，台湾问题必将长期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一再挑起争端的行径，也完全违背了两国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达成的谅解，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如前述，今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日本右翼势力为试探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所制造的一切事端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惕；不然，中日友好关系可能由此再度中断，子孙后代也将为此付出昂贵的历史代价。

7.中国迅速和平崛起既是敦促邻邦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制约因素，也是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www.chuimin.cn)

对于当年日本对外侵略最主要的对象国——中国来说，1840年至1945年是充满血与火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曾将一系列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在东西方的严重对抗和屡屡交锋中，除最后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外，以往的历次反侵略战争均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而且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惨。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无疑“馈赠”给了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无疑使我们懂得了如果没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国与国之间是绝难建立起对等的国家关系的；即使一时建立起了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日本右翼代表人物中村粲在一次演讲中，就抛出了“有时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有重要责任”^[6]这一荒谬的观点。这一谬论无疑是为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而发。他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对类似于中国、朝鲜这般弱国的侵略责任归咎于被侵略国家的衰弱虽属强盗逻辑，不值一驳，但它既说明了前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同时也提醒我们避免再次挨打的惟一出路，只能是义无反顾、步调一致地搞现代化建设，全力以赴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况且，中国和平崛起本身也是防止邻邦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重要的外部制约力量之一。总之，今后中日关系是继续保持和平友好还是重新走向交恶对抗，即日中两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悲剧能否重演，还取决于中国本身迅速强大与否。这是值得每一个国人深刻领悟和永远铭记的基本道理。

当下，我们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一些具体工作。

1.应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全”^[7]的高度进行“工程”立项，加大对中日关系整合与研究的力度，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对日外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中华民族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关键将取决于我国四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在21世纪中叶如期达成；我国四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如期达成，关键之一又将取决于21世纪上半叶能否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而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中日关系的好与坏对我国良好周边环境的营造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然而，近年来中日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既麻烦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的堪忧状况，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步入低谷、两国国民感情明显恶化这一令人忧虑的现实，显然不利于我国良好周边环境的营造；如果这一堪忧的现状任其发展而不能迅速加以改善，势必障碍我国四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如期达成，势必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日关系所以呈现出目前这样一种堪忧的局面，除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破坏这一人为的因素外，还缘于中日两国在文化、民族性、历史传统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缘于横在两国间的许多二战历史遗留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等诸多深层因素。有鉴于此，国家有必要通过“工程”立项，集中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对中日关系的研究力度，分期分批推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即本“工程”立项的宗旨应当是：通过对上下两千年中日关系友好与交恶正反两方面历史的全面整合和系统研究，总结中日友好宝贵的历史经验，吸取中日交恶沉痛的历史教训，实现中日两国历史性的民族和解，为新世纪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对日外交政策和在外交领域中有理有据地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提供科学依据，为我国迅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如期达成四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整合与研究工程”较之业已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研究工程”更具有战略性和紧迫性，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陈请党和国家对这一利在当前外交、功在子孙后代和东亚和平的学术研究“工程”给予高度重视，并批准立项。

2.应通过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加大对日宣传力度，使不易从日本国内获知历史真相的日本国民从当年的被侵略国——中国方面了解历史真相。

我们要通过扩大对日宣传，力争收到三个基本效果：（1）通过加大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化学战、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等一系列重点问题的宣传力度，使广大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认清，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之流并不是日本的“民族英雄”，而是给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亚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罪人，从而自觉地反对和抵制本国政要对靖国神社的频频参拜和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的恶意篡改，不再盲从和支持正在迅速抬头、蠢蠢欲动的包括部分政客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2）通过扩大对战时日本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野坂参三、鹿地亘、绿川英子等反战人士斗争事迹的颂扬和宣传，使广大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认清，只有这些反战战士才是当年阻止日本民族走向毁灭的真正的民族英雄，从而支持今天日本国内类似东史郎、家永三郎、富永正三等进步人士对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和对右翼势力的不屈斗争。（3）我们还要通过扩大对日宣传，使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走出一个所谓的“利益”误区，即使之懂得：日本虽然在近代史上通过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但大和民族的这一“民族利益”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朝鲜民族、东南亚各民族等其他民族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基础上的；使之懂得：侵略战争只能使一个民族获小利于一时，终将伏巨祸于来日，并从日德两国都曾在战争中毁灭、在和平中新生的历史中受到启迪。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曾明确指出：“历史实践证明，搞军国主义不仅给邻国带来深重灾难，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使本国人民遭受危害，造成国力严重衰退的局面。而今天日本所以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则是得益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得益于同邻国和平相处。因此，无论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发，日本都应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国民和青年一代，而绝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势力重新抬头。”^[8]可见，向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讲明这些道理，十分必要和重要。

3.应在两国关系不畅的形势下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战略，即继续充分发挥日本人民和民间友好团体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巨大作用。

如所周知，战后中日复交就是沿着一条“国民外交”路线，即循着“阴霾蔽日障碍生——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天寒地冻创路难——民间往来时期”（1952～1962）、“冰融雪化透曙光——半官半民往来时期”（1962～1972）、“水到渠成结硕果——官方关系确立时期”（1972～1978）这样一条演变轨迹化为“有终之美”的。这无疑为今天摆脱两国关系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当年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在日本右翼势力百般破坏和日本政府顽固阻挠那样一种极端恶劣的历史条件下以20余年的耐心依靠日本人民最终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那么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经济、文化关系全面发展的相对要好得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继续依靠日本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推动中日关系走出目前的困境或低谷。当然，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发展，部分日本在野党和民间友好团体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也出现了“右转”倾向，其“友好作用”日趋弱化；少数不觉悟的日本国民也持错误的历史观，影响了对一些外交问题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中方仍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日本人民以及日本在野党和民间友好团体，以极大的耐心做其工作，努力加强与其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之在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依靠他们敦促本国国会效仿德国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就历史认识问题确立起统一的国家意志，对任何形式的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给予相应的处罚，对右翼组织及其活动予以坚决取缔和打击，尤其禁止那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持错误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家挤进内阁；依靠他们敦促本国政府效仿德国政府的做法，与中韩等国建立起“教科书双边委员会”，使编撰出来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亚洲邻国的检验和评价，从而杜绝教科书事件的再度发生，等等。毕竟解决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人民，决定日本国未来走向的关键也在于日本人民。因此，我们必须也理应将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与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区别开来，必须也理应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右翼势力区别开来，绝不可以将对少数右翼分子的愤怒错误地指向日本人民，更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民的不友好的事情来。这既是历史的深刻启迪，也是确保中日关系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当然要求。

4.应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确保我对日外交的主动性，克服所谓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

不久前，我国个别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鉴于历史认识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并已导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不断恶化的堪忧现实，提出了“搁置历史问题”的所谓对日外交“新思维”，在国内外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造成了重大外交影响。实际上，历史认识问题是事关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是关乎日本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中华民族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绝非个别对日外交“新思维”论者所谓可以“搁置”的问题。“新思维”论者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实现既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中国的四化建设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仍需近邻日本的援助，因此不宜再“纠缠”于历史认识问题，而应暂时“搁置”起来。“新思维”论者错就错在无视或忽视了这样三个基本事实：（1）历史问题不宜搁置，也不能搁置。因为历史不能割断，今天既是昨天的继续，也是明天的起点；不承认昨天的错误，就意味着明天将要重复过去的错误。（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发生的所有分歧和冲突，皆缘于包括部分政要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和竭力美化，责任不在中方。（3）一方面，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科学技术已获长足进步，我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已大为减小；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今后我国完全可以均衡地从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亚等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引进资金。这就为我国不拿原则做交易，对日方任何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以及确保我对日外交工作的主动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5.既要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也要注意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既要与破坏中日关系的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又绝不能自乱方寸和自毁国家稳定大局。

我们在强调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影响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反华仇华丑行，特别是日本政府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人民愤怒已极。这种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愤慨”既有理智的愤慨与冲动的愤慨之分，也有深沉的愤慨与浮躁的愤慨之别。理智和深沉的愤慨表现为能够对事件做出通体把握和冷静分析，并由此规范自己的行动，使之与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协调一致，进而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冲动和浮躁的愤慨则表现为对事件不能做出通体判断和本质性分析，并由此使自己的行动与国家整体战略部署时常相左，进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无谓受损。中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前提，是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前提，是确保四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如期达成；而四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如期达成的前提，又是对内确保国家稳定和对外营造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因此，我们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必须韬光养晦，克服浮躁，不能因一时之愤、逞一己之能自乱方寸，自毁国家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大局和现今比较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然，我们就会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也正中激起我们愤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这样的教训在历史上已然不少，国人当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