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湾问题研究成果揭示

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有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就国际因素而言，美国固然是目前中国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但来自邻邦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亦不容低估。从日本国内由右翼政客、右翼学者和民间极右分子组成的这股政治势力所具有的能量及其支持“台独”的情况来看，它不仅一直是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有超过美国上升为最主要的外部障碍因素之趋势。在日本右翼势力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和“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而加紧勾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阻止这两股恶势力的进一步勾结，不能尽快排除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弱化其作用，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无疑将更加困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在研究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国际因素问题上，除本泽二郎、张耀武等个别学者间接有所论及外，国内外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美国的介入上，较普遍地忽视了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在港澳早已顺利回归，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今天，笔者再就国内外学术界尚无人系统研究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行径、原因及其对策等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日本觊觎台湾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前，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就提出了北据中国东北、南割中国台湾这一“失之西方，补之东方”的侵略主张。明治维新后，吉田松阴的这一侵华思想被其弟子们——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们全盘继承并付诸实施。明治政府为了“永镇皇国之南门”^[172]和迈出“在亚洲大变动中奠定霸业方略”^[173]的第一步，决定利用1871年12月18日发生的“牡丹社事件”“征伐”台湾，据为己有。1872年9月23日，副岛种臣外务大臣甚至明目张胆地对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说：“台湾地区也是我国的渴望之地。”^[174]德朗明确表示支持。1874年6月，日本对台湾初试侵略锋芒，结果通过《北京专条》，勒索白银50万两。20年后的1895年，日本为了建立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基地和通过榨取台湾的蔗糖等经济作物加快日本工业化进程，在《马关条约》谈判中对“割台”一款寸步不让，结果实现了将台湾、澎湖列岛据为己有这一“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开始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在历史上曾两度遭受日本侵略并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正是“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策划、推动的结果。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然而，战后迄今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重新染指台湾，从未停止对中国两岸统一的阻挠和破坏。不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两岸统一的阻挠和破坏，主要是通过支持“台独”运动来进行的。在“台独”思潮和“台独”运动的长期演变过程中，我们始终能清楚地看到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活跃的影子。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

1.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怪胎的卵翼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之罪魁祸首。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始终将甲午战后台湾人民为反对日本“割台”而建立“台湾民主国”之义举歪曲为“台独”运动的首次实践，这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暗含阴险用心。1895年4月17日签署的《马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4月25日，台湾“交割仪式”完毕。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唐景松、刘永福、丘逢甲等爱国士绅的领导下，于同年5月25日发动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然而，义军终不敌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功败垂成。这一“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完全是抗日爱国之举，与后来的“台独”主张和运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台湾民主国”成立于中日“交割”仪式完成之后，其成立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欲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事后再回归祖国。这无论从起义前其初衷——“台湾属日，万民不服，既为清廷弃地，惟有死守，据为岛国”来看，还是从起义后其所定国号“永清”（“永隶清朝”）之寓意观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175]实际上，战后旨在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首次“独立自治”运动，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原驻台日军“主战派”一手策划。

1945年8月至10月，在骄横狂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宣告投降，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行将结束之际，部分不甘心失败、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以少壮军人中宫牾郎、牧泽义夫等人为首的驻台日军主战派，勾结台湾少数亲日士绅在台北“太和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裕仁天皇发出的投降诏书是“伪诏”，“议决”在中国政府接管之前，以残留在台湾的17万日军为后盾，宣布台湾“独立”。他们甚至叫嚣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日后复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基地。尽管此次台湾“独立自治”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胎死腹中、未能得逞，但其恶劣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事件不仅表明包括这些旧军人在内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之罪魁祸首，为未来的中国统一大业种下了祸根，而且预示着这股恶势力日后有可能成为支持“台独”、重新染指台湾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成为中国两岸统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事实正是如此。

2.从冷战开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右翼势力主要是民间右翼势力对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使日本很快成为“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日本投降前后策划的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流产后，原驻台日军被遣送回国，与国内右翼势力合流；而少数亲日士绅（即“台独”分子）也因台湾当局奉行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台独”活动之政策而纷纷逃亡海外。不甘心失败的日本右翼势力对亡命国外的“台独”分子不仅热情接纳，而且给予全面援助，使日本很快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难所”和“台独”运动的大本营。例如，这一时期的主要“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同盟”（1948年9月）、“台湾民主独立党”（1950年2月）、“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1955年9月）、“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56年2月）、“台湾青年独立联盟”（1965年9月）^[176]、“独立台湾会”（1967年6月）等，不但都成立于日本，多采用昭和年号，而且均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全面支持：第一，成立新的专事支持“台独”运动的右翼组织。由日本政界、军界、财界右翼分子建立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不但公开与这些“台独”组织密切往来、沆瀣一气，而且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支持“台独”运动。第二，培植和豢养“台独”骨干。“台独领袖”廖文毅、“台湾青年社”头目兼“台独联盟”中央委员王育德、“台独联盟”副主席黄有仁、“台独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许世楷等人，都是由日本右翼势力一手培植和豢养出来的“台独”骨干分子。第三，向“台独”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组织中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就来自“台湾独立后援会”等日本右翼团体；而“台湾独立后援会”的最大赞助商，则是在日据时期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靠掠夺台湾人民暴富的日本右翼财阀古贺三千雄。第四，派遣骨干分子直接参与“台独”活动，甚至置身于“台独”组织之中，成为“台独”势力的“外籍军团”。1955年9月1日，廖文毅纠集一批“台独”分子在日本东京举行“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成立大会。在与会的百余人中，日本右翼分子占3/5，达60余人。日本右翼分子宗像隆幸除经常化名“李春阳”在报刊上鼓吹“台独”外，还被选为“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成为“台独”势力的骨干和领导人。

需要指出的是，此间尽管日本国内支持“台独”运动者主要是民间右翼分子和右翼组织，日本政府对台湾当局镇压“台独”运动的政策给予了一定的配合，但不可否认日本政府特别是政界右翼势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行径，却又间接而有力地支持了“台独”运动，也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条约”中只承认日本“放弃”台湾而不写明已经“归还中国”的做法，既为日本政府日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执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埋下了伏笔，也为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正如吉田茂自己日后所说：当年“日本政府只把领土权放弃，归属尚未决定”^[177]。1957年2月，甲级战犯岸信介在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支持下问鼎首相宝座，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鼻祖和民间右翼势力的总靠山。岸信介上台后，一方面企图在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同时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一方面则暗中怂恿民间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结果，不仅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青年社一类支持“台独”运动的右翼组织在1960年前后应运而生，“长崎国旗事件”“横滨国旗事件”一类由民间右翼分子制造的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在日本国内以廖文毅为首的“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也日益猖獗。正如当年《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岸信介政府一贯地包庇和扶持所谓‘台湾独立同盟’的廖文毅集团”^[178]，“制造‘台湾复归日本’舆论，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179]。1964年11月，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组阁。佐藤上台后，继续执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佐藤不仅大肆兜售“台湾归属未定论”，甚至公开叫嚣说：“一旦北京政府与国府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我国也不能隔岸观火。”^[180]在1971年10月由美浓部亮吉携给周恩来的具有“政府书简”性质的“保利书简”中，不但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的“惟一”二字，而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181]这实际是在为策动台湾“独立”预设埋伏。佐藤政府的“两个中国”之政策，为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和“台独”分子在日本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提供了条件。此间，日本民间右翼分子还接二连三到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门前挑衅、捣乱，狂呼“台湾不是中国的”“维护日华（蒋）条约”。日本财界右翼分子亦露骨地提出“新征台论”，叫嚣决不能“放弃”台湾，“不能把台湾的地位和日本分开”。而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组织，则从容地不断向岛内派出骨干分子进行分裂活动。例如，1967年1月，本部设在日本的“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派颜尹谟潜回台湾执行“台独”计划，同年8月被台湾当局破获；1971年10月，本部设在日本的另一个“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在台湾岛内建立了地下武装“台湾独立革命军”，气焰十分嚣张。可见，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特别是政界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间接支持，亦不容忽视。正如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说：“台独分子在东京活动……在横滨也有活动……还不断有人从台湾跑到日本去”；“廖文毅一派所以一直在日本活动，就是因为有极少数的日本人在支持他们”。^[182]

3.从中日复交到冷战结束前，日本右翼势力主要是政界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一如既往、不遗余力。

至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逐渐成为台湾人海外留学和移居的主要对象国，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具有“台独精神领袖”之称的台湾大学教授彭明敏离台赴美进而促成海外“台独”组织大联合（即成立“世界台湾独立联盟”），特别是随着日本国内日中邦交正常化浪潮的高涨及其实现，“台独”运动的中心逐渐由日本移往美国和台湾岛内。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83]随后，日本政府又以“外相声明”的形式进一步宣布“日台和约”失效、“日台断交”、与台湾只保持民间经济文化往来。尽管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表明的这一立场以及当时日本国内迅速高涨的日中友好浪潮使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其重新染指台湾的图谋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台独”运动的支持也未因此而停止。所不同的是，政界右翼势力在这一时期充当了支持“台独”、破坏两岸统一的主要角色。

首先，看这一时期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

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作为战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特别是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二人作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总靠山和总后台，他们所以长期顽固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政策，图谋分裂中国，除了美国统治当局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的支持外，还因为有儿玉誉士夫、石井光次郎、贺屋兴宣、玉置和郎、藤尾正行、毛利松平、椎名悦三郎、金丸信、滩尾弘吉、石原慎太郎等一大批极具能量的政界右翼分子的有力支持。这些身居政府要津的右翼政客，在中日复交前不遗余力支持“台独”运动，千方百计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日复交后仍不甘心失败，企图通过直接在国会成立“亲台”议员团体和不断赋予民间代表机构以“外交”功能，继续左右政府当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政策和支持“台独”运动。

中日复交后不久，日本政界右翼势力迅速组织化，并结成政界的“台湾帮”。他们纠集成立了“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民社党日华（台）议员恳谈会”“日华（台）友好议员联盟”和33个县、市的“日华（台）亲善议员联盟”等为数众多的“亲台”政治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前者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是由自民党内重量级国会议员滩尾弘吉、藤尾正行、石原慎太郎、田中龙夫等人发起成立的超党派“亲台”议员团体。滩尾弘吉和藤尾正行先后出任该会第一、二任会长。该团体在成立之初有150名国会议员参加，到冷战结束前夕已迅速增至270多名议员，而且有不少现职阁僚置身其中，其能量可想而知。该团体组成人员名单一直秘而不宣，即使对隶属该组织的议员也不提供。该团体公开宣称：日美安保体制的目的在于防卫台湾，一旦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日美两国就军事介入。1990年7月，“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竟出面邀请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率团访日。刘松藩声称：此行开创了“国会外交接触面最广，拜会层次最高的纪录”，实现了“日台断交”18年后台湾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日本，标志着“日中关系”已经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开始进入了“政治交往”的新阶段。日本政论家本泽二郎曾就此指出：该团体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深刻地反映到政府的决策上”，“这和差不多已是空架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84]后者成立于1973年7月，是由自民党内31名右翼少壮派国会议员纠集而成的“亲台”议员团体。岸信介为幕后操纵者，中川一郎为发起人代表，石原慎太郎为干事长，中尾荣一为讨论会主席，骨干成员有三冢博、藤尾正行、玉置和郎、渡边美智雄等。这个与黑社会暴力团没有太大区别的右翼政治集团，在自民党和政府内将攻击矛头直指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致使田中内阁被迫于1974年11月宣布辞职；在社会上则煽动民间右翼分子进行反华叫嚣、寻衅滋事和支持“台独”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背后有着台湾岛内庞大的资金支持的政界右翼团体，在成立迄今的近30年中一直香火不断，甚至“子承父业”^[185]，明显流露出“对以往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恋”^[186]。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推动政府提升“日台关系”方面。根据中日复交谈判达成的谅解，日本在与台湾当局“断交”后可以而且只能保持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然而，日本右翼政客和台湾当局却不断赋予日本驻台北“交流协会”和台湾当局驻东京“亚东关系协会”两个民间机构以“外交”功能，不断提升“日台关系”。例如，这两个民间机构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签署“日台航空协定”（1975年）；负责签发双方往来人员的入境手续；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均由双方“大使级”以上官员出任；^[187]“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人员多达70余人，相当于“日台断交”前台湾驻日“大使馆”的规模，而且连同家属在内免于按照《外国人登记法》履行手续，实际享受“准外交官”待遇等等。1991年，日本政府还同意台湾当局将“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驻日台北办事处”，以凸显台湾当局的“正式地位”。日本驻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梁井新一曾私下承认：“交流协会负责的业务涵盖面相当广泛，虽然两国之间无外交关系，但交流协会扮演的角色正如‘民间大使馆’。”^[188]很明显，日方并未完全履行中日复交谈判中关于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只能保持经济文化关系之谅解，不仅双方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而且政治往来也日趋频繁。这完全是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从中作用所致。

其次，看这一时期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

此间，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破坏中日关系和支持“台独”势力的总头目李登辉来进行。在破坏中日关系方面。1972年7月5日主张中日复交的田中角荣组阁后，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党魁、曾指使暴徒杀害浅沼稻次郎的“暴力狂”赤尾敏狂妄地叫嚣说：“我将率‘反共挺身队’专门对付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首先散发反对传单和抗议书，必要时冲进首相官邸，结果田中、大平两个老儿的狗命。”^[189]另一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者团体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的代表、行动派右翼头目浅沼美智雄也气势汹汹地叫嚷道：“要成立亚洲反共军事同盟，肃清自民党内的容共派，防止日本政府承认中共，全力加强与国府的联系！”^[190]为了阻止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访华，防共挺身队的暴徒先是闯进田中首相官邸递交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抗议书，继又携带刀子杀气腾腾地徘徊于首相官邸周围，扬言杀死田中、大平。中日复交后，日本右翼团体出动大批宣传车狂呼“打倒田中内阁”，有力地配合了政界“台湾帮”的倒阁活动，结果很快得逞。赤尾敏还不断向中日友好代表团乘坐的汽车投掷“抗议”传单，甚至指使暴徒尾随访日的廖承志伺机行刺，只因慑于廖承志在日本国民中的威望才未敢下毒手。1978年中日缔约前，青年防共联合会等民间右翼团体的成员与右翼政客一道，拼命反对园田直外相访华缔约，试图阻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未果；条约缔结后，右翼分子又在邓小平访日期间企图阻止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也未得逞。在支持“台独”总头目李登辉方面：1989年5月，“分裂中国学”的创始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等人，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共同策划成立了“亚洲展望论坛”。日方参加者主要是学界、财界右翼分子，也有不少类似前首相竹下登的政界巨头置身其中；台湾方面的参加者则清一色为“台独”分子。该论坛实为李登辉对日“工作”的专用渠道。1989年和1991年在台北举行第一、第三届年会时，李登辉都亲自到会致辞，以示重视。

4.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运动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特别是从1988年1月李登辉执掌台湾政权和1992年5月修正“刑法”第100条“解严开禁”（即让“台独”分子获得言论、结社“自由”）起，“台独”势力开始呈现出岛内岛外合流、“政界”民间趋一的局面，李登辉、陈水扁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核心和总代表。因此，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上，即除一如既往与彭明敏等海外“台独”分子勾结外，主要通过敦促本国政府政治上提升“日台关系”、经济上密切“日台合作”、军事上扩大对台“售武”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阻挠中国两岸统一进程，图谋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再次分裂出去。

首先，看政治上竭力推动本国政府提升“日台关系”问题。

冷战结束后，与台湾当局的对日“务实外交”相呼应，日本政府也加强了同台湾当局的“务实交流”。不仅放宽政府有关人士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身份”与台湾“官员”接触，而且允许越来越多的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创下了中日复交后“日台关系”史上的多个“第一”。1992年11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弘一代表日本政府宴请了来访的台湾“经建会”主任郭婉容和出席“亚洲展望论坛”的台湾“工商协会会长”辜振甫。这是“日台断交”后的首次官方宴请，以致使辜振甫感到“又像回到断交前每年都保持交往的气氛”^[191]。1993年2月16日，台湾“外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访日期间，先后受到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等政界要人的热情接见，并密商了“日台关系”发展“方策”。这是“日台断交”后台湾“部长”级官员首次访日，所以被日本右翼势力视为1972年以来“日台关系”的“转折点”。1993年5月，日本新国家主义代表人物、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公开提出：“必须与台湾摸索建立一个正式的关系。”^[192]为此，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便企图搞一个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日台交流协定”。由于日本国会内的“亲台”议员有三四百人之多，所以一旦在国会付诸表决，很可能一次通过而成为“法律”，这等于在事实上结成了“日美台”三方同盟，也为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11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以政府官员身份在公开场合称台湾为“国家”。继1991年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1993年新生党（后称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先后向李登辉发出访日邀请不得结果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又与台湾当局密谋在1995年发动新一轮攻势。仅1995年6月一个月内，日本右翼势力就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访问台湾，亲自向李登辉发出访日邀请；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东京为李登辉访日造势，以推动李登辉访问母校京都大学或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大阪非正式首脑会议。1995年6月27日，新进党“日台议员联盟”会长小野辰男等人，代表该联盟102名国会议员亲自向河野洋平外相提出书面请求，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日。同年9月，前劳动大臣村上正邦率参议院“日华（台）友好议员联盟”的代表一行七人访台，向李登辉提交了一份有111名参众两院议员签名的欢迎李登辉访日的邀请书。由于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日本政府虽然最终拒绝了李登辉访日，但却批准了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进入日本活动。徐立德访日期间，同样受到了日本文部大臣与谢野馨等政要的接见。

1996年，是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非常活跃的一年，而其活动又主要集中在支持李登辉竞选“总统”上。选举前，“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会长代理佐藤信二、干事长平沼赳夫等人鱼贯访问台湾，名义上“视察台湾的总统”选举，实为李登辉“竞选总统”现场助阵。李登辉当选为台湾“民选总统”后，4月“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顾问山中贞则率大批右派议员访台，以示祝贺。5月前众议员长田村元率超党派“祝贺团”前往台北参加李登辉“总统”的就职典礼。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右翼政客、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在国会上狂言，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虽然表示了“理解和尊重”，但不等于是“承认”；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那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193]

1998年1月，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为政府对台政策出谋划策的军师、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秘密访台，并与李登辉举行了单独会谈。日本《时报》指出，梶山访台的目的有三：第一，以首相个人特使的身份向李登辉承诺，日本将不会放弃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框架内对台湾实施“防卫性保护”；第二，加快与台湾共同开发冲绳的步伐，以便使冲绳取代香港的地位，阻止两岸“三通”；第三，就加强与台湾“政府”间往来和提高“政府官员”的接触层次进行沟通。实质上，梶山是专为离间两岸关系和支持“台独”而来。同年4月，日本政府改变了中日复交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印。

时至2000年，又逢台湾“总统”选举，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再度活跃起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右翼势力与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关系不甚密切，因此曾担心陈上台后不能像李登辉那样亲日。据当年李登辉的一个“外交智囊”回忆说，当年日本人曾向他透露说：“李登辉时代（1988～2000）在历史上是日台关系最好的时代”，因此担心“李登辉以后，日本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了”。^[194]为此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推动下，除共产党、社民党外，日本其他政党几乎都派团到台湾与陈水扁会谈。实际上，日本右翼势力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陈水扁心知肚明，要实现自己的“台独”野心，若没有外国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很深”的日本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早有勾结日本右翼势力之愿望。早在上台前的1999年一年之中，陈水扁就三度访日；2000年上台后，为了防止由国民党与日本自民党主导的传统关系断层，陈水扁竭力推行“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学术外交”，以建立新的交往渠道，使日本右翼势力顾虑顿消。与此同时，一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政治团体——“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也迅速与民进党接近，而且由该会成员中野宽成等人又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亲台”团体——“日台友好恳谈会”，其会员现已超过50人。在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期间，日本右翼势力派出大批要员前往祝贺。在众多访台人员中，由陈水扁亲自邀请、被台湾当局奉为座上宾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在频频会见陈水扁、陪李登辉打高尔夫球、同“总统”特别顾问（实为“台独领袖”之一）彭明敏一同进餐、吹捧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是“世界上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的同时，还公开宣称“为了台湾，我将尽一切可能”，^[195]并把尽快实现李登辉访日作为近期“奋斗”目标。结果，2001年4月森喜朗政府在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村上正邦等“亲台”重量级人物的压力下，违背中日关系三个重要文件的原则精神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郑重承诺，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向“台独”势力总头目李登辉发放了入境签证，使李登辉以“治病”为名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访日计划，开了中日复交后与台湾往来的又一个恶例。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跻身于日本政府要津的新生代政治家，大都具有“亲台”意识。除石原慎太郎、桥本龙太郎外，小泉纯一郎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小泉在自民党内属于森派，源头是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鼻祖岸信介。他不但屡犯禁忌“公职”参拜靖国神社和在任内发生了第三次（2001年）、第四次（2005年）教科书风波，而且扬言要步森喜朗后尘再次发给李登辉访日签证。在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政界“台湾帮”的推动和操纵下，日本政府在支持“台独”的道路上可谓越走越远。可见，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所以敢经常言行不一，在两岸之间玩弄“鱼和熊掌兼得”的把戏，正是力量逐渐壮大起来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推动的结果。

其次，看经济上竭力敦促本国政府密切与台湾合作问题。

“日台断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当局利用中国政府允许它们之间保持经济文化往来之便，不断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合作。台湾当局把发展与日本经贸关系作为对日开展“务实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拉拢和促进日本与台湾“政治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日本右翼势力则企图通过密切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和扩大海峡两岸的经济差距，增强台湾同祖国大陆抗衡的经济实力，以此达到既促进“台独”趋势发展，又实现经济侵略台湾的罪恶目的。

战前，日本一直视台湾为其“特殊利益地区”，在台湾拥有重大经济利益；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迅速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块“自留地”。50年代初，日本经济界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加强对台湾的经济渗透。50多年来特别是与台湾“断交”以来，日本经济界基本上实现了“重返台湾”的目标。表现在：第一，与台湾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势头。1972年与台湾“断交”时，双方贸易额仅为14亿美元，1993年增至317亿美元，2000年又迅速增至546.7亿美元。日本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第二，日本对台湾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至1994年，日本对台湾的投资累计2205项，共计505.2亿美元，占台湾吸收外资的30%。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第三，双方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日本从1999年起，向台湾出口核电站运行及安全管理技术（即核技术），以确保台湾对大陆的技术优势。上述情况足以表明双方经济合作的密切程度。正如台湾经济界元老辜振甫早在80年代初所说：在与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密切而不寻常的关系”^[196]。日本与台湾经济关系的这一“不寻常”，主要表现在与台湾经济合作政治色彩浓厚等问题上：第一，在庞大的贸易额中，台湾对日贸易逆差巨大。1990年为72亿美元，1998年猛增至176亿美元，最近则每年超过200亿美元。台湾成为日本攫取海外经济利益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这既是日本经济侵略的结果，也是台湾当局因政治上有求于日本而主动做出经济“牺牲”所致。在李登辉、陈水扁看来，在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中台湾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例如，李登辉曾公开宣布：“台湾高速铁路的引进条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政治考虑。”^[197]事实上，正因为台湾当局将包括核电站、高速铁路在内的大型建设项目优先发包给了日本财阀，才为李登辉访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如同对中国大陆技术出口情况一样，日本对台湾的技术转让同样有保留。例如，在台湾的日本商人不轻易将重要技术示人；日本的先进机器完全由日本技术人员维修保养，并停工封门不让台湾人接近。就是说，日本在确保台湾对大陆一定的技术优势的同时，还要绝对保持日本对台湾先进若干年的技术优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政界、财界和学界，既绝少真正的“亲华派”（即“亲大陆派”），也不存在真正的“亲台派”。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很多日本国会议员脚踩两只船——既是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人士，又同时是“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的成员——看得再清楚不过了。第三，日本已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对此，力主两岸统一的蒋纬国先生曾在1994年忧心忡忡地指出：“今天台湾无论是财力的来源、科技的来源，日本略加收紧，台湾就空掉了！”所以，“台湾只要说一声独立，即使大陆不来打，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控制马上就要收紧，以后台湾又沦为次殖民地，其日子有得受了！”^[198]《台湾時报》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的经济国际化只是同化于某一国家（指日本——本书作者），成为单调而迷失的殖民地。”^[199]

再次，看军事上力促本国政府扩大对台湾“售武”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问题。

具有丰富侵略经验的日本右翼势力非常清楚，在中国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今天，台湾当局若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和日美军事同盟的介入、“保护”，不但任何“独立”企图终将化为泡影，甚至连目前的“不独不统”分裂局面也将难以长期维持下去；而其自身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当然也就难以实现。为此，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政界的“台湾帮”，不遗余力推动本国政府扩大对台“售武”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以阻挠中国两岸统一进程。

在敦促本国政府扩大对台湾“售武”方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曾在1991年透露说：与日本“在军事上也有突破性的合作关系”，日本“将提供多处寒训场地”给台湾军队“做移地训练之用”，并同意售与台湾高科技军品及传统美式武器。^[200]中韩建交前，台湾军队的“移地寒训”地点以韩国和日本北海道为主。随着中韩建交，在日本军界、政界右翼分子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除增辟北海道以外的寒训场地外，还提供军用码头供台湾舰队停靠之用。作为对日本提供寒训场地的回报，台湾当局将武器采购经费1500亿元新台币的剩余部分，用于向日本采购高科技军品及传统美式武器。另据日本《每日新闻》披露，80年代末，日本航空自卫队已将退役的F104J型战斗机“经由某种途径交给了台湾空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曾对此表示：“这种飞机经由何种途径获得，数量有多少，恕无可奉告。”^[201]与此同时，双方“军事官员”的往来也十分引人注目。1996年 3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与应邀访日的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总统府战略顾问”（前“海军总司令”）庄铭耀，就中国大陆军事演习和海峡形势秘密交换了意见。这在与台湾“断交”后还是首次。

在推动本国政府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方面。早在1996年所谓“台海危机”之前，李登辉当局就开始加紧与日本右翼势力勾结，希望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政界的“台湾帮”在内部推动日本政府“协防台湾”，与台湾当局一道“夹击中共”。台湾“国防部”还公开把尽快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关系写进“国防报告”。1994年，台湾当局“驻日代表”林金茎利用中国在南沙建立海军基地一事挑拨说：“最让中共感到不快的是日本的存在。……中共对日本在背后隐藏着敌意”；“中共在南沙建立海军基地的一个意图，就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封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202]台湾当局的挑拨，为日本右翼势力敦促本国政府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提供了“借口”。1996年初，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亲自要求美国政府派航母“保卫台湾”。1997年4月14日，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宣称：“台湾海峡就在日本附近，日本是（台海）纷争的准当事国”；“台湾海峡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一旦那里发生战争，美国肯定站在台湾一边，日本作为盟国，“要配合美国行动”，“最大限度地支持美军”。^[203]同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发表谈话说：日美两国的军事合作范围“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我们极其担心中国会以武力解放台湾”；当“美国采取行动时，日本能够拒绝提供支持吗？”^[204]并特别强调他的发言绝非只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场。1998年5月，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国会以政府名义确认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205]1999年，前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说：如果大陆攻打台湾，日本不能袖手旁观。右翼学者平松茂雄则建议政府建立“日台韩印遏制中朝”的“亚洲集体安全体制”。前防卫厅长官爱知和男通过秘书之口，公然要求政府与李登辉、陈水扁一道共同“保卫台湾”。其他置身于政府要津的右翼政客，亦纷纷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危机”造势。正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噪和推动下，日本政府先后签署并通过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1996年4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和《周边事态法》等“有事三法案”（1999年5月），完成了日美安保体制由过去主要对付苏联向今天主要针对中国的战略转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个文件明确地把台湾和台湾海峡纳入了日美防卫合作的“周边”范围，为日美两国日后军事介入“台海冲突”制造了“法理依据”。

尽管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运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界的“台湾帮”敦促本国政府密切日本与台湾当局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和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上，体现在对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支持上，但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仍然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新闻界右翼分子为“台独”造势。日本新闻媒体经常千篇一律要么宣传台湾人都是支持“台独”的，只有少数外省人才支持中国统一；要么吹捧李登辉、陈水扁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历史上少有的对日本如此亲近的“总统”。1993年“汪辜会谈”时，日本传媒就惊呼“中台接触，周边警戒”，唯恐中国统一，而对两岸关系紧张则喜不胜收。甚至有日本媒体别有用心地将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本省人与来自大陆的具有抗日经历的“外省人”分别称为“善良的本省人”和“邪恶的外省人”，以此挑拨台湾岛内的省籍对立。这不禁让人想起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人为挑拨华人对立、华人内讧的一贯伎俩。无论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中渔利。

其次，财界右翼分子为“台独”提供活动经费。在李登辉时代，财大气粗的日本右翼分子经常借助“捐款”谋见台湾“总统”，进而影响台湾当局的决策。日本船舶振兴会就曾经通过设在东京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将4亿日元巨款以“日本财团（The Japan Foundation）捐助费”的名义赠予李登辉，实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台工作费”。在日本右翼分子的一再诱惑下，李登辉最终接受了这笔巨额资金，并指令密友何既明存入“南海基金会”，后转存于日商东海银行台北分行。^[206]李登辉就是用这笔钱邀请旅日“台独”分子金美龄等回台湾活动和派遣懂日语的“台独”分子赴日受训的；而日本右翼分子也正是通过这些由自己一手豢养出来的“台独”分子居间串通，才有机会轻易出入台湾“总统府”，并不断将“去中国意识”灌输给李登辉、陈水扁等台湾当局领导人。据日方披露，岸信介等日本右翼政客不仅向李登辉等“台独”大佬提供研究经费，甚至还建言要多使用人口占多数的台湾人，要早日把台湾建设成“王道乐土”。李登辉当局依计行事，很快将过去的“中国认同方针”改变为“台湾认同方略”。^[207]

再次，学界右翼分子为“台独”制造“理论根据”。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台湾2300万人中“本省人”占86%（“本省人”包括84%的闽南人、14%的客家人、2%的高山族人），意在将14%的所谓“外省人”排除于台湾人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仅不遗余力支持“台独”，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统一，而且处心积虑阴谋分裂整个中国。不仅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之流公开叫嚣推进“中国分裂”进程，而且在日本国内居然存在一支专门研究如何分裂和肢解中国的右翼知识精英队伍，其形形色色的分裂中国方案既详细又具体。诸如，中岛岭雄的中国“三块论”和“十二块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六块论”、江口克彦的中国“七块论”、宫崎正弘的中国“十六块论”、冈崎久彦的“台湾分离论”、佐伯喜一的中国“联邦制”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图谋分裂中国的“构想”或方案。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较大篇幅予以揭露和驳斥。

1.中岛岭雄（1932～）

中岛岭雄早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系，长期供职于该校并最后升任教授和校长，后为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教授、校长，专攻中国问题。中岛岭雄与其说专门研究中国问题，莫如说一直在潜心研究“分裂中国理论”，一直在专门研究将中国肢解成若干小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先后抛出了《中华联邦共和国试论》（1992年）、《中国解体》（1993年）、《三个中国》（1993年）等多篇（部）论著，确立了他在日本学界“分裂中国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中岛岭雄宣称，统一的中国和太大的中国对日本都不利。那么中国究竟多大才合适呢？他认为分裂后的中国各部分的大小以法国面积作参照比较合适。他最初抛出中国“三块论”，即主张中国应分裂成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国家”；后又依据上述所谓“国家版图理论”抛出中国“十二块论”，即主张将中国分裂成“满洲”、内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等12个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的“共和国”，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的“独联体”，这样就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了。而且在他看来，其中的台湾“独立”对日本最有利。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岛岭雄建议“将台湾纳入日本外交中来”^[208]，即由日本政府确保“台独”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岛岭雄的这些“奇思妙想”绝非个别文人学者一时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而是有日本大财团在背后提供研究经费，有日本政要在背后鼓励和支持、有众多日本专家教授置身其中的共同作业行为和集体研究“成果”。

中岛岭雄除著书立说致力于“分裂中国研究”外，还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经常走出书斋直接向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等献计献策，直接参与“台独”分裂活动。本来，李登辉与日本的政治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密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副总统时代，有关日本、中国、美国的事情还是一张白纸，我既无实权也无人脉。自民党系统的人来台湾后，也都访问蒋经国，来见我的人很少。”^[209]李登辉登上“总统”大位后，为与日本建立全方位关系以及加强与日本知识界的联系，在中岛岭雄的建议和协助下共同设立了“亚洲公开论坛”，每年在台北或东京举行一次极具规模的“专题讨论会”，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干分裂中国勾当。尤需指出的是，中岛岭雄还直接参与了日本政府实施的“李登辉工作”。早在李登辉还是“副总统”时，即在日本学者大都把笑脸朝向中国大陆时，中岛岭雄却在百般攻击和丑化中国政府和人民，遂引起李登辉的关注和重视。1988年李登辉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颇有与中国大陆接近的表示。当日本方面了解了李登辉的生长背景后，便着手实施“李登辉工作”以影响其思想和政策走势。翌年4月至6月中国发生“6·4”风波期间，日本政府乘机加大了“李登辉工作”的力度。于是中岛岭雄衔命赴台湾陪李登辉度过三天，与李登辉一起观看西方媒体报导，并为李登辉讲解所谓大陆解放军“镇压”学生场面^[210]。李登辉本来就接受过日本教育，成长于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最盛时期，也接受过当年殖民当局所谓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之类的宣传洗礼^[211]，加上日本政府的“李登辉工作”操作细腻、几乎不留痕迹，终于在日本右翼学者和右翼政客的接续努力下，使李登辉早年的亲日反华“情结”重新萌芽，结果最终完全按日本人的意志打造出一个“亲日反华”的李登辉^[212]。换言之，中岛岭雄在“李登辉工作”中的突出业绩，主要体现在将“去中国”意识深深地灌输给了李登辉；而中岛岭雄正是凭着自己的这些理论和实践“才能”，很快获得了李登辉的赏识而被聘为“政治顾问”，并通过献计献策直接影响李登辉的思想和决策。正是在中岛岭雄等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的启发和诱导下，1996年“台独学者”王世榕、1999年“台独教父”李登辉分别抛出了大同小异的“和平七雄论”和“中国七块论”。

王世榕（笔名王文山）在《和平七雄论》一书中，建议将中国大陆分成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华中以长江为界分割的南北两国”共七个小国。其“和平七雄论”概念源于中国古代的“战国七雄说”。值得注意的是，《和平七雄论》中的“七雄”不包括台湾，即在他看来作为“第八雄”的台湾早已“独立”于中国之外。李登辉非常看重这本书，“读过第一遍之后赞不绝口”，不仅向台湾“高层官员”赠送该书，要求他们详读和精读，而且极力向日本资深媒体人深田佑介、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施乐等“国际友人”推荐。他在向深田佑介力荐时，还特别表示这本书令他“十分感动”^[213]。1999年5月，李登辉抛出《台湾的主张》一书。该书不仅由日本“和平幸福繁荣综合研究所”（PHP）负责人江口克彦代为捉刀，而且书中兜售的中国“七块论”以及两个月后又抛出的“两国论”，均源于日本右翼学者“分裂中国研究”的启发和诱导。李登辉在书中居然宣称：“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214]因此他建议“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215]说白了，就是希望中国分裂成七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东京《时报》曾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七块论”源于日本。这本贩卖“中国分裂论”的书在台湾很少有人问津，但在日本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甚至被日本媒体吹捧为对“和平的一种新提案”。同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专访时，又抛出了“两国论”；8月，又在与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对话时抛出日本、中国台湾、印度“夹击大陆论”，进一步挑战“一个中国”底线。可见，正是在中岛岭雄等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的点拨和诱导下，李登辉先后抛出了中国“七块论”“两国论”“夹击大陆论”等可能将台湾推进灾难深渊的“国家分裂”谬论。

2.冈崎久彦（1930～）

冈崎久彦生于中国大连。他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读书期间，提前考取外交官进入外务省，曾出任驻泰国大使等职，成为日本外务省内既有“理论素养”和“外交谋略”，又长期密切关注台湾问题的外交官。冈崎在外交官任上期间，碍于中日关系还不敢公开兜售以支持“台独”为主旨的“台湾分离论”，但有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早已成为腹案。自1992年“退官”以来，感到可以无所顾忌的冈崎久彦经常以冈崎研究所所长、日本外交智囊和战略家的身份，公开游说美国支持“台独”和鼓吹所谓“台湾分离论”，尤其别有用心地兜售其所谓“台湾四策”（最初为“台湾三策”），将日本右翼势力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图谋和盘托出，集中暴露出其意欲重新染指台湾的企图。2002年8月，冈崎久彦在台北“美日台三边战略对话”会议上迫不及待地提出：美国不应一再重申空洞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应再说“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应制定出一个新的“替代性政策”代替难以持久的“维持台海现状”政策，并希望中国能在“问题恶化之前”，想出一个“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216]的办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替代性政策和办法才能“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呢？于是冈崎久彦“退官”后退而不休，竟越俎代庖“替中国”潜心思考起来，这便有了2008年5月《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一书的出笼。冈崎久彦在该书“前言”开宗明义写道：“我接触中国、台湾问题已经40年了”，这期间“围绕台湾问题的忧虑、焦躁和挫折，一直反复伴随着我”。^[217]他还就向中国提出“台湾四策”的目的和动机，冠冕堂皇地宣称：“我不是说台湾应该独立，也没说要支持台湾独立”^[218]；可以说这四策“是考虑中方的长期利益，是站在中方角度写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利的战略”^[219]。那么，冈崎在这40年间到底在为谁所思所想？究竟在为谁“忧虑”“焦躁”和感到“挫折”？其煞费苦心提出所谓“台湾四策”的目的和动机难道真的如此纯洁和“大公无私”吗？其实，这不仅可从冈崎久彦粗暴地将他国的内政问题视为本国问题的书名——《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一目了然，更能从该书的内容特别是“台湾四策”的实质找到真实答案。

冈崎在书中首先兜售其所谓的“台湾四策”。其所谓“上策”是，“中国率先承认台湾独立”^[220]；其所谓“中策”是，“中国率先成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国”^[221]；其所谓“下策”是，两岸“维持现状”^[222]；其所谓“下下策”是，中国实施“武力攻击”^[223]。这就是冈崎煞费苦心为中国谋划的所谓“台湾四策”，实质就是设法让中国吞下“台独”这颗苦果。不仅如此，冈崎还不无傲慢地嘲讽和挖苦中国同行说：“1994年的秋天我访问了中国，身份是外务省查察使。我有机会会见了中国方面的知己、要人。中国人很有意思，谁都觉得自己是战略家。刚一讨论台湾问题，马上就摆开架势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问，持有‘台湾三策’吗？那么其中一定有上策、中策、下策了！还有人迫不及待地说‘想先听听中策’。”^[224]依笔者看，像冈崎这等身份的人，在中国会见的“知己”和“要人”地位也该不低，起码应不在冈崎之下。既然冈崎久彦敢以“战略家”的姿态越俎代庖为中国献上所谓“台湾四策”，难道被他讽刺和挖苦的中国“知己”和“要人”就不该“觉得自己是战略家”吗？难道在冈崎眼中就那么可笑至极或自不量力吗？这实在与冈崎久彦的身份多有不符。至于中国人马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予以追问，并非中国人缺乏解决台湾问题的谋略而想采纳，而是对身为外国人的冈崎先生居然不怕涉嫌干涉中国内政在那里指手划脚感到奇怪，对来自异国的前外交官大胆提出有关中国内政问题的“解决方案”感到震惊，他们当然很想听一听这位日本前“外交精英”到底为中国谋划出了什么“好方案”，很想看一看这位异国战略家兜售的“台湾四策”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不知冈崎久彦会见的这些中国“知己”和“要人”们在“聆听”了他的这番“高论”后，是否也把冈崎久彦视为自己的“知己”？冈崎久彦讽刺和挖苦中国“知己”“要人”的傲慢无理，不禁让我们想起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派头。

冈崎在书中接下来大肆渲染两岸统一对日本的影响，并不忘给“台独”分子鼓劲打气。冈崎不仅联系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台湾的战略价值，而且用较大篇幅设想了中国统一台湾后的两种“最坏的事态”：“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重要性”的“西南航路的影响”^[225]；对“日本在战后半个世纪中孜孜不倦构筑起来的金城汤池东南亚的政治影响”——东南亚国家将纷纷“中立化”“当地华侨将更加强势”^[226]，等等。冈崎还不忘对即将下台的民进党和因此受到沉重打击的“台独”分子鼓励一番，希望他们放眼长远，不要泄气。因为在他看来，“日本的国家利益”系于“台独”，而“台独”的希望又系于日本右翼势力。冈崎久彦最后不仅希望中美冲突带来“台湾独立”，而且盼望中国“连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包括全部的老本都一起赔上”^[227]。冈崎还表示：如果“寿命”允许的话，他“下决心再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十年”；假如“寿命已到”，他希望自己百年后还有后来人继续把“两岸分离研究”“继续下去”。这就是一个关注台湾问题长达40余年的日本耄耋老人冈崎久彦最后的“愿望”和“嘱托”。^[228]

3.司马辽太郎（1923～1996）(www.chuimin.cn)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右翼作家。1994年4月30日，他在《周刊朝日》发表了对李登辉的访谈录——《场所的苦闷——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在用日语与李登辉对谈中，按如下步骤阐明了自己支持“台独”之用心。步骤一：他无视明朝郑氏和清朝统治台湾200多年的历史，说什么“台湾除了原住民之外，17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难民的无主之地”；“1895年起的50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229]他意在表明，按照国际法“先占”原则，“无主之地”的台湾最早为日本“领有”。步骤二：他援引“台独”分子邱永汉所说“如果不是如此（指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本书作者），台湾岛也会一直都如同邻近的海南岛一样”^[230]，意在强调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和“开发”台湾的“贡献”。步骤三：他先故意引诱说“中华”一词“含糊不清”，然后借李登辉之口说出“‘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然后自己再进一步说“连‘中国人’这个词也是”^[231]，企图通过否定“中国”一词作为国家概念的国际法含义，彻底否定《开罗宣言》有关“日本必须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国际法意义。步骤四：他指责战后初期国民党的统治说：“台湾与日本分割之后，迎接了‘中华民国’的闯入。意外地本岛人遭受到强烈的压制”；结果“战后有一段时期，人们曾因‘国家’所带来的毫无理由的迫害，而胆战心惊”。^[232]他抛出这番话，既意在挑拨台湾岛内的省籍对立，同时意在说明已经“好不容易才获得了今日这种高水平的自由和法治”^[233]的台湾，“应该”脱离中国。步骤五：他还以中国版图过大为由，进一步说明中国“应该”分裂。他说：“我认为北京政府治理那样广大的版图确实不易。中国将西藏、内蒙古收为国土，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内蒙古、西藏的居民好像很痛苦”；“国家是有适当的尺寸大小的，像法国般大小最适当吧！”言下之意是，就连内蒙古和西藏都应该“独立”出去，那么台湾就更应当“独立”了。最后他甚至直截了当地称“台湾转变成新的国家了”^[234]。这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提出的类似主张和暗中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如出一辙。司马辽太郎的上述奇谈怪论连同他的名字，^[235]彻底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对台湾的领土野心。

4.小林善纪（1953～）

小林善纪是日本狂热民族主义右翼漫画家。他1953年生于福冈，1975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连载漫画《直通东大》，开始在漫画界崭露头角。在美化侵略战争的漫画书《战争论》畅销后，小林成为日本右翼理论界的新宠、李登辉的莫逆之交、陈水扁的座上宾，也使一些“台独”分子从他身上看到了新“希望”。

2000年5月下旬，小林善纪由金美龄引荐到台湾访问了李登辉、陈水扁、蔡焜灿、许文龙等“皇民知音”。他回到日本后，马上将访谈内容以漫画形式在右翼刊物《追求》上连载，后又汇编成书《台湾论——新傲骨精神宣言》（一般简称《台湾论》）。此前小林已在漫画书《战争论》中全面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大肆兜售“两国论”“台独论”“傲骨精神宣言”“大和民族精神”。小林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抛出了《战争论》的续篇《台湾论》。《台湾论》封面上的主角，是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总头目的李登辉和其他几个老“皇民”分子。小林善纪创作《台湾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采访台湾的一小撮媚日“台独”分子，通过他们的口歌颂日本当年的殖民统治，制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良好”形象，进而找回日本的“光荣与觉悟”，这样“日本才能领导亚洲走向下一个世纪”^[236]；而基于“日本情结”和“台独”欲求，李登辉、蔡焜灿等一小撮老“台独”分子自告奋勇、大力配合。该书除继续在历史问题上兜售卢沟桥事件“中国阴谋说”等严重歪曲历史的货色外，主要是就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问题发表谬论。

第一，小林为了凸显日本与台湾的“渊源”关系，在谈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原因时，不仅特别提到他的日本血统，而且强调他接受过日本武士道教育。郑成功原名郑森，1634年生于日本平户，是父亲郑芝龙与母亲田川麻枝所生，的确有日本血统；但七岁时，他就和日籍母亲回到了中国，并在福建晋江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说他七岁前就“接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故对明帝国誓死效忠”^[237]，殊难想象。

第二，极力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小林抵台翌日即5月23日，李登辉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会见小林，结果两人长谈达三个小时之久。小林宣称，他一见到李登辉这位“大政治家”“伟大领导者”，心中就“有股说不出的亲切感”；而更让这个日本人“又惊又喜”的是，会见一开始李登辉就说出了令他感到跟自己的“企图十分契合”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让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了解日本的事情。……必须让他们了解，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日本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学校老师大概只会告诉他们，日本将台湾纳入殖民地，而且做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吧！然而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却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如果台湾未曾经过日本统治的话，今天的处境恐怕比海南岛还要凄惨吧。”^[238]而小林则立即呼应道：“以亚洲整体的‘公’来思考时，毋宁说，日本的殖民反而能带给人民更大的幸福。”^[239]

第三，小林为了否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竟信口雌黄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同样是个大骗局。因为‘开罗宣言’事实上不存在。”^[240]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美英三强领袖不仅在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2日～26日）共同发表了具有国家法意义的《开罗宣言》，举世皆知、无需查验，而且其中“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之规定，更是字字清晰、句句确凿。

第四，小林不但矢口否认蒋介石说过“以德报怨”的话、做过“以德报怨”的事，而且故意将“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夸大为“28000人以上，约占当时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241]，并对蒋氏父子的台湾统治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责难。他宣称：日本战败后，“历经五十年所营造的庞大资产，被平白奉送给蒋介石统领的中国国民党……转眼间成为蒋介石的意外之财”；“放弃对日赔偿本来即为理所当然之事。蒋介石不法侵占的庞大资产，早已超过其合理应得的赔偿金额。……是故直到今天，国民党仍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为台湾人带来无数的悲剧与噩梦，直到今天仍未解除。……美国人只不过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但是却在台湾丢下一个蒋介石”。^[242]是故已“遭台湾人聚众直接抗议”和“国际舆论压力”的蒋经国终于失去信心，表示“蒋家人不可能担任下届总统”^[243]。然而，小林所说与台湾民调显示相去甚远。1998年1月，台湾《中国时报》曾对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三人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人受“爱戴”的顺序是：蒋经国37.3%，李登辉19.6%，蒋介石7.8%；三人对台湾“贡献”大小的顺序是：蒋经国44.2%，蒋介石10.8%，李登辉9.9%。

第五，小林结论性地盼望台湾早日“独立”，并寄希望于“台独”教父李登辉。小林胡说：甲午战后清政府把台湾“毫不犹豫地让给了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台湾从未接受过中共的统治”^[244]；“不管从历史上还是地理的角度乃至人情的层面，与日本最‘接近’的岛屿就是台湾”^[245]；“台湾是个年轻的国度”^[246]，“台湾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独立国家”，“早就应该改为名正言顺的台湾国”。小林还认为，李登辉有今天这样的作为，是当年接受日本教育的结果；台湾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接受当年日本殖民统治遗产的结果。因此，李登辉不仅是最亲日的“伟大的政治领袖”，是建立与中国相反的“完全民主主义国家”基础的“伟大总统”，而且也是领导台湾摆脱“中华秩序的英雄”；“金美龄、蔡焜灿、何既明、许文龙以及陈水扁、李登辉等人，未来都会名垂青史，受后人崇敬”^[247]，对一小撮老“皇民”、老“台独”极尽吹捧之能事。《台湾论》出笼后，立即遭到台湾有良知的爱国人士的抨击。台湾作家黄春明认为李登辉的“善意的殖民论”是胡说八道；台湾社会学家曾健民则把李登辉与小林善纪的这场“代际对话”及其“对谈成果”《台湾论》，称作老“台独”与新右翼的一次“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漫画书（卡通）是日本年轻人最喜欢的一种通俗读物，尤其因为小林善纪的“两国论”“台独论”道出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心声，所以这两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获得日本右翼分子的齐声喝彩。《战争论》在短短五个月内就再版了16次，发行60多万册。这不仅说明小林善纪等民间右翼分子在支持“台独”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右翼分子或具有右倾倾向的人在日本是大有人在的。

5.冈田英弘（1931～）

冈田英弘系日本常盘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他早年主要研究《满文老档》，一度获日本学士院奖；后转而研究如何“分离台湾”，尤其重点论证“台湾地位未定”。冈田英弘是按以下看似严密的逻辑来推导出其“台湾地位未定论”的。

首先，冈田把清朝和中国割裂开来。他宣称：“台湾由明朝残余郑成功建立亡命政权，历经三代是一个独立国家”；“清朝康熙帝征服台湾后，在那里设置了守备队，但不是把它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统治”；“有清一代中国人不曾参与帝国的统治”，“中国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中国绝不是清朝，清朝也就不是中华帝国”；“台湾原本是从清朝割让出来的，要归还也只能归还给满洲人，然而满洲人的国家已不复存在，所以事实上已做不到”；“日本既然不是从中国夺取的台湾，当然也就无需归还给中国”。^[248]可见，冈田英弘研究“分离台湾”的视角很特别，即靠早年研究《满文老档》的历史“底子”来论证“大清帝国决不是中华帝国”，“台湾一次也没有成为过中国领土”^[249]，也不该“归还给中国”，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通解。那么，冈田英弘的这套逻辑能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满蒙回藏苗壮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民族”——中华民族，不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而且事实上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体系即政权体系，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某个“民族”成员来主要实施这一统治而已。清朝当然主要是由中华民族的一员满族建立和统治的王朝，但绝不是仅由满洲八旗人来统治。只要是清朝治下的子民，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任何读书人都可以通过“科举取士”途径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怎么能说“有清一代中国人不曾参与帝国的统治”呢？即便冈田英弘所谓“中国人”仅指汉民族，这一结论也是不成立的，难道类似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及一品的汉族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还不算“参与帝国的统治”吗？另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演变传统。中国政权轮替的传统是“易姓革命”，即一朝一号。从夏商周秦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再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不承继这一政权轮替传统。但无论朝代名称怎样改变，“中国”这个“国号”始终是题中应有之意，绝非小林善纪所言“中国”只能从“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算起^[250]，更得不出冈田英弘所谓“中国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中国绝不是清朝，清朝也就不是中华帝国”的结论。

其次，冈田从历史回到现实。他宣称：1945年10月25日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向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只是接受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由中国接收台湾的行政权而已，并非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中国”^[251]；宣称：“旧金山条约……只是放弃台湾，哪里也没有归还”^[252]。冈田为支持“台独”杜撰出来的这些谬论当然是狡辩或诡辩，况且这种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相关国际文件的做法，也不应是专家教授之所为。冈田从历史到现实的这番说辞本来不堪一驳，但它却成为“台独”分子主张“台独”的“理论依据”。彭明敏、黄昭堂等“台独”分子就曾声称：台湾在中华民国成立时已是日本的领土了；中华民国在开罗声明中以“归还”的名义获得英美的同意，要在战后取得日本的领土台湾；虽然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但台湾在历史上并非清朝的固有领土，它只不过是清朝在建国后新征服的地域而已；因此不得不说有关台湾的这一措施，是违反了开罗声明以及联合国共同宣言中一致高唱的“不扩大领土”原则^[253]。

再次，冈田英弘最后没有忘记提醒其同胞，也没有忘记鼓励“台独”分子。他宣称：“如果台湾共和国诞生，一定是世界上最亲日的国家。到那时，日本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我请各位予以思考”^[254]；“现在李登辉是国民党的总统，要真是那样的话（指1996年6月当选所谓“民选总统”），当然就是国民的总统了，因而就能获得国际认知。到那时改叫台湾共和国或向联合国要求席位，也就有了说服力。”^[255]冈田英弘毫不掩饰把台湾从中国彻底分裂出去的意图。

不过，笔者欲指出的是，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的上述谬论和行径虽然值得警惕，但最终一定都是徒劳的。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在19世纪末积贫积弱到“瓜分豆剖”的程度，甚至一度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跃跃欲试准备予以瓜分，但最终不还是维持了自己的大一统局面吗？人们更不会忘记，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肢解成殖民地台湾、伪满洲国、伪南京国民政府等若干区域，但最终不还是华夏归一、江山一统了吗？中国在近代史上两次遭遇生存危机都没有走向分裂的历史事实，以及今天早已站立起来并正在富强起来的活生生现实，都在昭告世人更正告日本右翼知识分子：任何奢望“中国分裂”的图谋，任何制造“中国分裂”的行径，都注定是徒劳的。“台独”不能成功、中国不会分裂，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那么，战后5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缘何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和阻挠中国两岸统一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历史原因：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影响

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据时期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在台湾岛内豢养出一批满脑子“皇民意识”和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另一方面，日本从台湾获得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客观事实，又在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了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台湾帮”，并逐渐演变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这是诱发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之历史的心理层面的原因。

首先，看“台独”势力“日本情结”的产生及其影响。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重的“皇民意识”和深深的“日本情结”。他们所主张的“台湾化”“去中国化”，实质都是“日本化”的代名词。这完全是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特别是推行“皇民化运动”所致。

日本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在台湾极力推行“隔离政策”^[256]“怀柔政策”^[257]的基础上，从1940年起又在全岛掀起所谓“皇民化运动”。其主要做法是：第一，通过刊行《台湾時报》一类报纸、出版《皇民化读本》一类书籍、举办“时事演讲会”和演出“皇民化剧目”等，大肆进行“皇民化”舆论宣传。第二，以增加米、面、糖等紧缺物资配给为诱饵，“鼓励”台湾人民改姓日本姓、取日本名，以消灭台湾人的“祖先认同”意识。第三，在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即“日语讲习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试图通过改变具有民族凝聚力功能的语言工具，使台湾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成为“忘掉祖国，只爱日本”的天皇的“忠良臣民”。第四，通过强制台湾人民穿和服、着木屐、习茶道、过新历年、使用榻榻米、建居日式住宅等，使台湾人民生活习俗日本化，使其“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258]。第五，通过拆除中国传统的文庙、关帝庙、玉皇大帝庙和相应改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等神祗，强制台湾人民改变宗教信仰。尽管当年日本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并没有征服台湾绝大多数人的灵魂，但也不可否认它确实造就出一批满脑子“皇民意识”和具有深深“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他们当中既有在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大工商业主和大地主，也有不少卖身投靠日本新主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均以“皇民”自居，以做“皇民”为荣，成为“台独”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以来，这些人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1993年起，台湾“行政院文建会”采取“社会营造”措施，将“台湾化”“去中国化”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街上充斥着的台语歌曲很多都是由日本歌曲改编而来，以至于日本人听了曲调，都以为又回到了50年前的台湾。1994年，部分“台独”分子在台湾桃园机场打出一面“台湾共和国”旗，上印一朵菊花图案。日本以菊花为皇家标识，日本的皇家菊花是九瓣，而这面“国旗”上的菊花只有八瓣。正如蒋纬国先生当年所说：这意味着“自己在心理上就已臣服于日本。……台独不是这些人最后的目标，只是一个过程的做法，最后一步就是要从乡土化变成归顺化！”^[259]1995年，一批“台独”分子利用《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之机，在台湾上演了一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闹剧。民进党“立委”吕秀莲率百余“台独”分子前往当年《马关条约》的缔结地——日本下关春帆楼，公然宣称：《马关条约》使台湾“终能脱离中国”，这是“不幸中之大幸”。^[260]他们还一同前往双手沾满台湾人民鲜血的日本前驻台总督的故居凭吊。4月16日，主张“台独”的“台湾教授协会”还发起了“马关条约一百年，告别中国大游行”。游行前，“台湾教授协会”发表了“告别中国”宣言，呼吁台湾人“从心底告别中国”。^[261]在10月25日即收复台湾50周年纪念日，台湾全岛举行了庆祝“台湾光复50周年”纪念活动。民进党控制的台北市也搞了所谓的“纪念典礼”，但他们却将“光复”二字去掉，学日本人称“终战50周年纪念大会”。“台独”分子、淡水高尔夫球场老板何既明毫不掩饰地说：“如果要接受中国统治的话，还不如当日本奴隶快活些。”^[262]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台独”领袖、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原名黄金龙，只因崇拜日本右翼头目岸信介而易名。1994年8月15日，中国台湾人、昭和大学教授黄绍堂不仅作为三个提议人之一参加了靖国神社前的右翼集会——“追悼阵亡者国民集会”，而且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8月15日是日本战败的日子，也是台湾战败的日子。……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但是中国却向台湾投下了比原子弹厉害得多的蒋介石这颗炸弹。……靖国神社供奉着两万多名台湾出生的阵亡者。最近日本的总理大臣说什么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这是对台湾阵亡者的莫大的侮辱。他们对台湾同胞也毫不介意地那样说。这样的国家亡国是理所当然的。”^[263]不过，在“台独”分子特别是“老台湾人”中，“皇民意识”和“日本情结”最浓厚、最根深蒂固者，要数“台独”巨头李登辉。其他“台独”分子与李登辉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李登辉和他的哥哥李登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据时期渡过的。早在“皇民化运动”开始之前，兄弟二人就已经分别取了日本名“岩里政男”和“岩里武则”。两人从小就在台湾的日本学校接受教育。后来，李登钦于1942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台籍日本“志愿兵”，并战死于马尼拉，其名字至今被供奉于日本的靖国神社中。李登辉则于1944年以学徒兵身份被编入高雄高射炮部队，也成了一名台籍日本兵，后又到很少台湾人能够进入的京都帝国大学学习。长期日本教育和日式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从思维方式到内心情感都是日本式的，以致使李登辉在1946年准备从日本返台时，“顿时觉得丧失了人生的方向”^[264]。已经深植于李登辉内心深处的这一“日本情结”，不但没有随着战后半个世纪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越到晚年越发浓厚。1994年3月底，李登辉在接受司马辽太郎采访时不仅哀叹“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而且说：“殖民地时代的日本人所留下的事物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这是我的想法。”^[265]同年7月9日、10日，李登辉在会见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时，为了说服日本政府改变以往“忽视台湾”的态度，竟低三下四地说：“在亚洲，不！在全世界，我确信像台湾这样重视日本并亲自给予支持的朋友再无他人”；“关于过去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也应该科学地进行分析，对充实了农业基础和社会资本，予以正当的评价，这大概是台湾式的做法”。他还以“会说日本话，偏爱日本的总统”自居。^[266]据台湾前“外长”钱复透露，因为李登辉在日据时期接受过日本教育，其兄是作为“帝国”军人战死的，所以“李内心比现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267]。到2002年，李登辉的“日本情结”发展到不惜出卖祖国领土主权的地步。该年9月下旬，李在接受日本《冲绳时报》记者采访时，竟抛出了“钓鱼台（即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媚日言论。他说：“中国大陆再怎么主张对钓鱼台的主权，事实上没有证据可资证明，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依据。”^[268]对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李登辉是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他常让人感到是站在日本的利益上讲话，以日本人的世界观，以一种与中华民族存在敌对的潜意识作为精神武器。”^[269]美国亚太中心资深研究员奥克森·伯格亦曾指出：据说“李总统的‘两国论’战略思想是受一些日本退休高官的影响，我很想知道日本访客们究竟给了哪些建议”^[270]。“台独”分子的这些有违史实和有悖中华民族感情的言行表明，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确曾造就出一批具有浓厚“皇民意识”和深深“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这在客观上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和图谋重新染指台湾准备了内应。

其次，看日本右翼势力“台湾情结”的产生及其影响。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的历史，对日本人“台湾情结”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造成了台湾很多人有亲戚在日本，日本很多人也有亲戚在台湾，这就使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另一方面，日本割占台湾后，不仅解决了日本因农业人口城市化而产生的粮食短缺问题，而且使台湾一直成为日本的食品、轻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地和日本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地之一。这样，日本从台湾获得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客观事实及其与“台独”分子“亲日情结”的互动影响，就极易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内心深处滋生浓厚的“台湾情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就曾经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问题指出：“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271]正是在这种对台湾的“殖民主义感情”——“台湾情结”的驱动下，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都明显流露出对以往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恋”。尤其是近年来，支持“台独”的类似中岛岭雄、司马辽太郎、小林善纪的民间右翼分子在日本大有人在；而日本政界属于“台湾帮”的国会议员，也已多达三四百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中具有“亲台”倾向的人不断增多。前自民党政调会代理会长船田元，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竟公开写道：“我从心底里是亲台湾的。这是因为如今的台湾政府——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已故的蒋介石总统在日本战败后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方针，让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平安地遣返日本，这和共产党苏联企图占领日本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日本今日的繁荣就是由此而来的。……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政府（台湾），这是事实。即使世界各国和日本现在只承认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大国，是无法抹杀的事实。……日本的政治家和外务省，有一种过分顾虑中国反应的倾向，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担心中国，应该以一种凛然的态度对待中国。”^[272]

以上表明，浓重的“台湾情结”确已根植于日本右翼分子甚至一些中道政治家的内心深处，这是诱发其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2.现实原因：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事关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首先，日本右翼势力仍然顽固地视台湾为事关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

台湾处于地缘政治学上具有战略价值的“陆权”与“海权”交汇的“边缘地带”。日本右翼势力非常清楚台湾这一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对中日这两个相互毗邻的东亚大国意味着什么。从日本方面来看：第一，台湾扼日本海上航线之要冲，台湾海峡是其南下东南亚、伸入波斯湾、再进至欧洲的必经航道。日本每年通过台湾海峡运输的货物多达5亿吨，其中包括100%的核燃料、99.9%的石油、99.4%的铁矿石、91.3%的煤、90.6%的小麦等等。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如果中国两岸实现了统一，台湾海峡势必变成中国的内海，这就等于在日本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日本国内将因这条所谓“生命线”受阻而“不攻自乱”。第二，台湾还处于日美两国为遏制中国而精心编织起来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新月形战略带”^[273]的中间位置上。如果台湾“独立”或两岸长期维持“不独不统”的分裂状态，那么这个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就会十分牢固；反之，将自然崩溃。1994年，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就曾经指出：“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274]对中国来说，台湾在地缘上、军事上、经济上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台湾向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距离最近，向东直面广阔的太平洋，向南与海南岛和南沙群岛遥相呼应，向北与舟山群岛和黄海遥遥相望，且南北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国际战略经济区域。它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雄居于西太平洋上狭长的第一岛链即中国漫长海疆的正中位置，在中国整个海防体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不言而喻。此外，台湾海峡不仅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极为重要的国际通道（日通过舰船百余艘），更是中国的海上交通咽喉。中国四大外贸航线中的三条通过这里走向世界；中国16个主要港口中的10个在北方，每年需经过这一海峡将北方的煤炭、石油等大宗货物海运至能源匮乏的南方省区，这是陆路运输和航空运输都无法替代的。加之澎湖盆地蕴藏着相当可观的油气资源，台湾省又是工业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价值尤显重要。如果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或台湾不幸沦入外人之手，那么台湾就犹如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中国大陆走向海洋的东南门户，其作为中国沿海地区纵深地带的战略防御作用和作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战略进攻作用将全部丧失，中国将由于海军力量被封堵于内海而失去制海权，不仅不能真正走向太平洋，真正走向世界，甚至整个东部沿海乃至整个中国大陆都将完全暴露于日本、美国的军事威慑之下，台湾海峡这条黄金水道亦将失去平衡国民经济和拓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功能和战略意义。正因为台湾岛和台湾海峡对中日两国如此事关重大，所以无论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图谋肢解中国。1990年10月，中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何新先生在访日期间与日本数位同行专家座谈时，就明显察觉到了日本人有分裂中国之企图。其中，具有“日本思想库”之称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国际问题及世界经济学专家佐伯喜一提出：“中国太大，无论如何也管理不好。不如让各地分散开，任其独立发展”，最后采用“联邦制”。^[275]1994年，司马辽太郎在对李登辉的访谈录——《场所的苦闷——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中坦承：“我个人深感恻隐之心，台湾的未来是我很关心的”；“如果从很有爱国心的日本人的角度看台湾的统独问题，最好的状况是台湾独立，最糟的是海峡两岸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从而扼住海路依存度极高的日本的生命线”。^[276]而右翼死硬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2000年4月12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直言不讳地鼓吹“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叫嚣：“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一过程。”^[277]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就连一些非右翼的“中道政治家”，也从骨子里不愿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愿看到中国两岸走向统一。例如，大平正芳还在外相任上时就公开坦言：“咬掉舌头，我也不会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278]再如，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也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积极鼓吹者。1994年10月，他在《東京新聞》上发表文章称：“中国45年来总说台湾是自己的，但从未实际统治，而且中、台双方又都不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结果却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状态归咎于日本政府的责任。这种倾向实难接受。”^[279]这样，日本右翼势力不遗余力阻挠中国两岸统一，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视支持“台独”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

日本自明治维新伊始，就把充当“亚洲领头羊”乃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确定为国家奋斗目标。日本的这一政治大国梦虽一度因二战失败而破灭，但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重新崛起，其内心深处再度燃起了称雄世界的野心。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和建立“国际国家”的任务，并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首要奋斗目标。然而，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和在世界上尤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使日本自近代以来在亚洲第一次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谋作“亚洲领头羊”的努力和再度称雄世界的野心，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并有可能最终化为泡影；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战前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侵略历史，战后又拒不反省，甚至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国际形象欠佳，很难得到亚洲邻国的信任和支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难度。正当日本感到“威胁”和深感头痛之际，正在积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台湾当局，很自然成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盟友”。为此，日本右翼势力便企图通过打“台湾牌”——支持“台独”，达到既迫使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支持日本出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又削弱中国经济竞争力之险恶目的。然而，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政治图谋是不能得逞的。

再次，日本右翼势力还把支持“台独”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始终抱着传统的“原料中国，工业日本”的帝国主义意图与中国打交道。他们最希望中国永远贫弱，永远是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最不希望看到在自己的身旁出现一个“腾飞的巨龙”。然而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这就打破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政治图谋。于是，他们数度（1988年、1996年、2012年）挑起钓鱼岛争端分散中国注意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将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与对华“经援”挂钩；在将台湾纳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的“周边”范围的基础上，还试图将台湾拉入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计划。但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手段是打“台湾牌”。即在他们看来，只要长期保持海峡两岸“不独不统”的分裂状态，日本就能够利用台湾这张牌经常给中国政府找麻烦，使中国长期为台湾问题所困扰，分散中国的注意力，进而达到既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迟滞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又使海峡两岸都一时难以对我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和南沙群岛用强之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如若能够进一步策动台湾“独立”，就会更大程度地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进而彻底解除来自他们想象中的“大中华圈”的“威胁”；而无论维持分裂现状还是策动“台独”，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壮大“台独”势力和推动“台独”进程。1994年，反映日本军方观点的日本战略中心就明确提出：“中国统一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因为统一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应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大国合作，支持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域内各国筑起防波堤。”^[280]

3.经济动因：台湾当局设立多个秘密“专案基金”拉拢，即大搞“金钱外交”的驱动

2002年三四月间曝光的台湾“国安局”几个机密文件显示，从1994年起，李登辉、陈水扁两届“政府”不惜血本设立了多个秘密“专案基金”，大搞“金钱外交”。在“701专案基金”“331专案基金”等诸多“专案基金”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利用“奉天专案基金”35亿元新台币的庞大利息设立的“明德专案基金”。该“专案基金”主要用于在日本和美国政界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培植“亲台”势力，以建立“台日美”三方秘密合作机制。该小组由三方人员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两到三次会议。具体负责与日本联络的“特使”，是在日本商界有广泛联系的台湾运输机械公司董事长彭荣次（化名“彭诚”）。在彭荣次和台湾驻日人员的大肆活动下，很多日本政要受贿于“明德专案基金”，有的甚至于卸任后干脆加入“明德小组”。日方人员以自民党右派人物为主，其中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森喜朗、前防卫厅事务次官秋山昌广、前日本“北部方面”指挥官志方俊之、前内阁情报调查室室长大森义夫等政坛官场要人。他们在接受贿赂后，均为台湾当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仅以桥本龙太郎和秋山昌广为例，管窥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威力。

1996年所谓“台海危机”期间，彭荣次遵李登辉之命请求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敦促美国政府派军舰“保卫台湾”。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后透露，桥本首相曾派密使游说克林顿总统说台湾“岌岌可危”，催促他赶快出兵“保台”。为了让美方感到事态“严重紧迫”，刺激美方马上采取行动，桥本竟要挟克林顿说：“如果美国不保台，日本不是向中国投降，就是立即核武化。”^[281]不愿看到日本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行动的克林顿总统，这才命令“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艘航母开赴台海附近。美方将这一消息告知桥本，桥本又指示参加“明德小组”的日方人员志方俊之转告台湾当局。所谓“台海危机”“化解”后，桥本又迅速与克林顿签署了《日美安保宣言》（1996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等，将中国台湾纳入日美安保体制确定的“周边”范围。桥本龙太郎在1998年7月卸去首相职务后，台湾当局基于他“是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在日本政坛仍有不可忽视之影响力，若能参加本机制，将可大幅度提升本机制之政治作用”考虑，^[282]在美国前驻日大使阿马科斯（代号“A”）和日本参议员椎名素夫（代号“S”）的帮助下，将桥本龙太郎正式拉入了“明德小组”。作为回报，桥本于1999年岁末收到了彭荣次等人专程送来的1万美元礼券和其他“年终厚礼”。

2002年3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将所获台湾“国安局”1999年12月15日拟制的一份“极机密”文件公诸于众。该文件显示，秋山昌广在担任桥本内阁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厅事务次官期间，曾积极推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署和通过，“是美日安保方针顺利通过之关键人物”。1997年底，秋山因防卫厅内部发生贪渎案件而引咎辞职。李登辉为了向这位的确在美日安保和“台日关系”上“卓有贡献”的“真正友人”表达“念旧情谊”，特别指示“明德小组”出资10万美元供其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这既是对其“前功”表示感谢，也是为了备日后“再度合作”时派上用场。^[283]

此外，台湾当局还通过大型经建项目的优先“竞标”（如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商贸往来中巨大贸易利润的人为让与（每年200多亿美元的对日贸易逆差）、巨额政治捐款的投入、色情服务的提供等多种渠道和手段，将一笔笔巨额资金投注在有影响的日本右翼政客身上。台湾当局向日本各界渗透之深之广，由此可见一斑；而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的右派实力人物支持“台独”之热情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台湾当局的金钱诱惑和作用，恐怕就不言自明了。

还需指出的是，其实在日本的对华关系问题上，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亲华派”和“亲台派”两股政治势力。可以断言，日本的“亲台派”完全是别有用心。他们力主反华是真，但“亲台”亦是假。他们是企图通过加强台湾当局的实力实实在在地推进“台独”步伐，最终把台湾从祖国怀抱中永远割裂出去，抑或至少迟滞中国统一进程，以便利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状态从中渔利。就所谓“亲华派”而言，也要具体加以分析。其中的一部分人是基于一种“赎罪”心理，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真诚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带着其他目的和披着中日友好的外衣主张中日“友好”并与中国进行往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在1980年来华讲学时，曾对此有所披露。他说：“对古代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最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国家，这一特点已经大大地淡薄了。但是，稍微剥开中日友好的外衣，还可发现这样的中国观仍然浓厚地存在着。”^[284]无论从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情形来看，还是从部分“中道政治家”的“台湾情结”观之，这部分人今后很可能成为“台独”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和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设置重重障碍的主要外部势力。对此，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应清醒地洞察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第一，无论在战后初期、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支持“台独”的行径从未中断，而且其阻碍我两岸统一的作用呈不断增大之势；第二，由于上述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诸多因素所致，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将越来越大于美国，日本因素也将随着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演变和急进而逐渐成为阻碍中国两岸统一的主要外部因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做好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斗争的准备。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在中日复交前就曾意味深长地指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这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日本自民党虽然分许多派，但在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有野心。吉田茂、岸信介等人就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285]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今天读来仍感回味无穷。

在日本右翼势力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和“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而加紧勾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阻止这两股恶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困难。因此，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如何排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和弱化其作用，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急迫而又严峻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采取灵活务实的对日方针，是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干扰、弱化其作用之前提。第一，必须对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国两岸统一的一切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正告之：中国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挠和破坏都是徒劳的。第二，必须对日本政府姑息、纵容本国右翼势力破坏中国两岸统一的任何或明或暗的做法予以彻底揭露，不拿原则做交易。第三，必须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右翼势力区别开来，通过唤醒更多的日本国民的觉醒，孤立和打击日本右翼势力。（2）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对台方略，是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干扰、弱化其作用之基础。通过加强与台湾岛内的国民党、亲民党等“统派”政治力量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国共第三次合作，通过密切与岛内实业界的经济合作，特别是通过加深两岸人民的同族感情，使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策划台湾“独立”的图谋失去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3）中国本身强大与否，是粉碎日本右翼势力分裂中国政治图谋之关键。衰弱走向分裂，富强趋于统一，是为国家分合之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只能义无反顾、步调一致地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全力以赴提高综合国力。否则，两岸和平统一或必要时的武力统一均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