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日本战败50多年来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迅速抬头，除上述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即存在的社会基础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对日本人的行动起着导引和支配作用的一种观念意识，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其形成和演变，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中世纪的人为培植和强化，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

首先，圣德太子采取的一些措施，为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产生和强化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日本在悠悠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处于中华帝国的强力威慑之下。四面环海的岛国地理和巨大的文明差距，使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滋生出民族自卑心理和强烈的危机意识。为此，封建时代的日本当权贵族从6世纪起，在两个领域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即如何在这种“恶劣”的国际环境重压下确保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问题。一方面，通过在政治领域进行剧烈的变革——“大化改新”和在文化领域贪婪地学习吸收中华灿烂文化，努力缩小或消除与彼岸大陆间的文明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为地培植和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迅速提高皇室威望，进而提升整个日本国的国际地位。在后一方面，圣德太子（574～622）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圣德太子首先在法律上确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原则。例如，他在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明确规定：“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君则天之，臣则地之。”^[7]目的在于提高和强化皇权，压制世姓贵族势力。尤其“宪法”规定：除了与天照大神有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任何他人没有资格问鼎皇位，否则就是对天照大神的大不敬，举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天皇“万世一系”的世袭地位从此有了法律保障。是为圣德太子为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所采取的法律措施。

第二，圣德太子为了提高皇室威望，对传入日本的儒、道两教进行了适于日本的彻头彻尾的翻新改造。即，把中国以“仁慈”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儒教，改造成为日本式的以“忠诚”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儒教；把在中国仅仅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道教，改造成为以“事君至命，移孝为忠”^[8]为核心内容的神道教。是为圣德太子为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所采取的宗教措施。

第三，为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圣德太子还创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皇”一词。为了恢复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中日邦交，他于607年亲自派大礼小野妹子携国书出使隋朝，并在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皇帝面前以平等的“天子”自居。隋炀帝接见了日本使节，并于608年任命文林郎斐世清为使臣，陪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国。同年9月斐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派小野妹子为陪送使，第二次携国书使隋。这次写给隋皇的国书云：“东天皇敬白西皇帝。”^[9]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词。圣德太子创造“天皇”一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彼岸的中华帝国表示：日本的君主已不再是“大王”，而是人格化的“神”——“天皇”，是与中国“皇帝”等同的。这既是圣德太子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政治性措施，也反映了7世纪前后日本当权贵族企图通过提高皇室威望实现中日两国对等往来的强烈愿望。

其次，日本奈良时代问世的《古事记》和《日本書紀》两部典籍，又为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史前时期的日本人，对色彩斑斓的神秘世界和风云变幻等自然景观充满了好奇和恐惧，于是围绕着日本民族的起源和国土生成问题创造出许多神话传说。不过，那时日本人的信仰还主要是以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为对象的多神信仰。而于奈良时代问世的两部文化典籍——《古事记》（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则有意识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日本国土和日本民族神话式起源的生动图景。诸如日本国土“大八洲”的生成、天神的陆续降生、天照大神在“高天原”上至高无上的统治等神话内容，在两部典籍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尤须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書紀》是一部国家“正史”性质的著作，这就使得关于国家和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正统化、神圣化（其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一句，成为近代日本“八纮一宇”侵略思想的源流）。从此，高高在上的天照大神被视为日本的“皇祖”，后来的历代天皇均被看作是天照大神的御子御孙；而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则逐渐深植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土壤之中，为近代日本人以全民族的宗教式狂热集结在天皇的控御之下奠定了心理基础。

再次，13世纪的两次“神佑”击退蒙元来袭事件，则在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上起了不容忽视的客观作用。

1274年和1281年，元忽必烈两次举兵征讨日本。大敌压境，百姓纷纷面向神像祈祷，天皇本人也在伊势神宫向其列祖列宗求助。元军由于远征而来、疲惫不堪，加之不习水战，结果惨败于汪洋大海之中；幸存的两三万军卒，又因日军袭击“多以损命，或被生虏”。1281年的“弘安之役”中，元军“十万之众，得生存者三人耳”^[10]。由于天皇和他的臣民们跪向神像祈祷时，恰值狂风大作、海鸣山震，故而日本统治阶级从那时起就把这种非常偶然的自然现象人为地宣传为“神国日本的验证”，把掀翻元军战船的狂风称作“天佑神助”的“神风”。^[11]由此可见，即使在漫长的武家社会时期（1192—1867），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不但没有被削弱和淡化，反而进一步根深蒂固。

2.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发展至极端

纵观日本近代教育的全过程，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教育仅仅出现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当自由主义教育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之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便取而代之，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具有改革意义的重要教育法令——《学制》。然而，面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统治阶级深感有必要在学校和军队中灌输国家主义和日本化了的儒学教义，以此强化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和忠君意识。1879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小学校教学规则纲领》，规定历史课以培养“尊皇爱国”精神为目的。同年又颁布了《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教育并感化学生“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以后又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面灌输国家主义教育内容。如果说上述教育法令和规则开始偏离《学制》确定的正确的教育目标，那么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则从根本上扭转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时为东京大学教授的井上哲次郎在所著《敕语衍义》中，曾这样露骨地宣称：“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天皇与国民是“义为君臣，情为父子”的关系；“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12]从此，日本教育便以《教育敕语》为基石，本着“扶翼天皇天壤无穷之皇运”^[13]的宗旨，沿着培养天皇“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从九一八事变起，为了适应政府和军部对外战争的需要，在以往国家主义教育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起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向学生和军人全面彻底地灌输“天皇至上”“尽忠报国”思想。修身课列于各科之首；历史课专门讲授天皇神话的历史；体育课注重军训并伴有武士道教育，有的体育教师甚至直接教育学生说：“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天皇的。”^[14]在军队内部则兜售“武士道就是死，离开死非武士道”等极端说教，用武士道精神培养军人冷酷无情的处事态度和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这样，经过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学校教育和后来学校和军队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半个多世纪来终于实现了《教育敕语》规定的培养目标——培养和准备了一代又一代为天皇“尽忠殉节”的“忠良臣民”。以致战时出现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揭示的不可思议的情形——“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15]而发生于1935年8月的一个血腥而又离奇的事件——“相泽事件”，更能说明这一观念意识是怎样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是年8月12日上午，一个叫相泽三郎的中佐径直走进了坐落在皇宫旁边一座古老的两层木制楼房的后门——陆军参谋本部。当时，他如同许多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富于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正在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忿忿不平。他不经通报就大步走进了反对为陆军拨款的真崎将军的对立面——永田铁山军务局长办公室，当场斩杀了永田将军。然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自己已执行了上天的判决。他在接受法庭审判时说：自己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的一名光荣军人的职责。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宣称：自己所以“毅然”采取这一独立行动，是因为此前在伊势神宫受了“苍天启示”。他曾在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说：“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16]为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而采取的暗杀行动，在行动前需向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祈求“神助”，寻求力量本身，就足以说明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所具有的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力。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青年纷纷走到法西斯一边的情形，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指出：“被周围那种腐败现象惹怒了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只是由于对天皇的崇敬，才使他们没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17]

深深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犹如一把双刃剑，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其正面作用主要表现在：（1）这一观念意识牢牢维系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大大减小甚或避免了因王朝频繁更迭所造成的巨大国力内耗。（2）这一观念意识直接规定了日本国民的心理趋向，形成民族群体向某一特定目标趋进的心性。这就确保了日本民族每遇民族危机或从事某项伟业的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平息内部分歧和争斗，从而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量。（3）天皇崇拜思想进一步派生出与之相表里的独具日本特质的超常的忠诚意识，并在这一忠诚意识作用下形成有利于加快其近代化进程的“忠诚集团心”。当然，与这些积极意义相较，其负面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即它也曾将日本民族引向歧途，阻滞和延误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不仅一度使本国、本民族濒临毁灭，而且给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

第一，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成为驱动部分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侵略战争和战后仍持错误“战争史观”，以及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图谋重温军国主义老路的历史的心理层面的因素。

基于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加之历代统治阶级“天皇乃神的嫡系，臣民乃神的支系”一类的宣传，致使日本国成为一个大家族国家。广大臣民在任何情况下，都须无条件地服从其“大家长”——天皇的意志，由此又派生出日本民族特有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冠以天皇的名义，多数日本人便会视之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予以响应。在此，我们仅以本来与世俗的战争格格不入的宗教界人士和日本国民中最觉悟的日本共产党人为例说明之。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以普度众生、遍施仁爱为宗旨的日本的绝大多数宗教信徒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转向”^[18]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转而匍匐在世俗国家的战争脚下呢？青年时代因“拒绝肩枪”杀人而被捕入狱的灯台社信徒明石真人，本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但在战争进行到1941年时，他主动收回了过去“拒绝肩枪”的誓言，声明“转向”。他在“声明书”中就“转向”理由这样写道：由于自己在狱中亲自阅读了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和《日本書紀》，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被拥戴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冠于世界国体之上；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正在为了日本民族，为了日本全体国民而献身”。因此“今后要以帝国军人的一员做最后的努力，将自己罪孽深重的一生献给天皇，决心为保卫国家而欣喜赴死”^[19]。结果，他劝弟弟与自己一同走上了侵略战场。日本战败时，他侥幸活下来并恢复了市民生活，而他的弟弟却永远葬身于南太平洋。

如果说一个宗教信徒的转变还不足以说明这一观念意识所具有的影响力的话，那么龟井胜一郎这位共产主义者的“转向”行径及其关于“转向”理由的内心道白，恐怕更能说明问题。龟井胜一郎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然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却在天皇“圣战”的“凯歌行进”中发生动摇并最终放弃。他在写给天皇的信中发自肺腑地“反省”说：自己在青年时代参加日本共产党的做法是一种“叛逆于陛下的行为，但仔细考虑起来，却又觉得当时并不是从内心憎恨陛下，而是由于一种无知和漠不关心所致”。^[20]当时，日共党员的“转向”形成一种潮流。这应当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在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驱动下个人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就基本清楚了战争期间日本的普通民众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军工企业的剥削并“赞助它们的发展”^[21]，虔诚的宗教信徒所以纷纷放弃各自的宗教信仰匍匐在世俗国家的战争脚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以集体“转向”或个人变节，即战时部分日本民众所以盲从、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其原因固然复杂，但深深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却是诸多因素中左右和支配部分日本国民走进战争历史的心理层面的因素，是这一“原始”思想意识与其他现实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深深根植于日本民族心理土壤中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并没有因为一场战争的失败而发生动摇和丧失影响。前述日本刚刚战败时基于“因自己的努力不够才导致失败”的内疚心理而纷纷剖腹自杀的军人们的极端行动；那些饱尝了战争苦难，却仍然在战败的废墟上跪着向巡幸驾到的天皇痛哭流涕地说“陛下，战争打败了，真对不起”的百姓们发自肺腑的内心道白；那些看了反战影片却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而是在自己的作文中恨恨地写下“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的中小学生们可怕的心态；那些身着当年“皇军”制服、肩扛战时武器在靖国神社大殿前耀武扬威的二战老兵们的丑恶表演；那些煞费苦心为“圣战”翻案、为战犯鸣冤的右翼分子们的狂妄言论和愚蠢行动……均与这一观念意识的潜在驱动息息相关。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战争结束4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仍然可以在日本国民中清楚地看到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和忠诚意识外化的影子。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从此前的三个月起，以NHK为首的日本媒体对天皇的病情进行了全程报道。民间不仅取消了一切庆典活动，而且许多娱乐节目甚至饮食店里的红米饭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2月24日，一名已经72岁的二战老兵，竟然在刚刚去世的裕仁天皇的墓前剖腹自杀。人们从倒在血泊中的这个老兵的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是一名年老的一等兵，继续活下去对我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我要自杀，追随裕仁天皇陛下而去！”^[22]以致裕仁天皇逝世“这段时间的日本，给人留下了比较奇怪和可怕的印象”^[23]。时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5月，身为日本国首相的森喜朗竟发表了与当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国家神道”思想毫无二致的“首相讲话”——“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24]。发生在战争结束数十年后的这起剖腹“殉节”事件和身为当代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关于“神的国家”的惊世之语，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念意识所具有的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力。恰如日本学者所说：“日本国民对天皇是普遍有好感的。这种态度从战前到战后几乎没有改变。”^[25]

第二，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还进一步派生出与之相表里的忠诚意识和武士道精神，不仅使战时的许多日本青年在这一愚忠心理支配下走向侵略战场，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尽忠，而且也使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在这一以冷酷无情的处事态度和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驱动下，加大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直接加害和战争剧痛。当然，这也是造成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总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关于前一方面的事例，可以说俯拾即是。古代诗集《万叶集》中“让我死在君主的身旁，我永远也不会感到遗憾”^[26]一类的诗句，就是表达忠诚心的。不过，这时的“忠诚”还主要不是服务于对外战争。时至近代，日本人的“忠诚”已完全服务于侵略战争。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就战时日本人的忠诚意识指出：“‘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她还为此举例说：“在一次平时军事演习中，一个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许可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尝。因为‘那个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27]战时一个青年军人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身为男儿，我为能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而感到无比荣幸。”^[28]这个幼稚的青年果然履行了为天皇“效死疆场”的誓言。他的这番话实际反映了战时日本一代军人的共同心态。其实，毛泽东在抗战期间也洞察到了这一点，指出：“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了“日军对天皇和鬼神的迷信”；“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29]

那么，由这一思想意识培植起来的武士道精神又是怎样驱动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对被侵略国家人民实施加害的呢？九一八事变后，那些来到中国东北的日侨不但强占田产、掠夺财物，而且经常制造事端，为关东军扩大战火提供借口。有些普通侨民甚至直接对中国人民施暴加害。1932年，哈尔滨第十师团长广濑寿助中将在写给国内政友会代议士（即众议员）条原义政的信中说：“糟糕的是，无论绅士还是苦力，都侮辱支那人。……在城镇，调戏支那妇女，在停车场无票乘车，看见邮递员送信时，若发现没有自己的信件，便把邮递员打成重伤。”^[30]1934年1月至3月到中国东北实地考察的陆军少校西原修三回国后，向上司作了几乎同样内容的报告。这说明在华日本人对中国当地居民的加害行径是司空见惯的。如果说这种观念意识及其培植起来的武士道精神在驱动普通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它对日本侵略军的影响最为深刻。众所周知，希特勒纳粹党徒曾在奥斯威辛灭绝了600万犹太人，而日军在中国屠杀了2000万条生命；^[31]希特勒军队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根据纳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由上司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而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无以记数的惨案中，一部分是执行日军司令部的命令和在长官的指挥下大规模所为，另一部分则是由主要来自平民家庭的士兵本身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干下的。其杀人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截四肢、挖眼睛、食人肉、割耳鼻、割生殖器、活体解剖、活体细菌实验、剖拿孕妇腹中的婴儿、杀人竞赛等等，至于强盗式强奸更是残酷无匹，不可胜数。日军在亚洲大陆演出的一幕幕黑暗吞噬光明惨绝人寰的暴行，以及日本战败时基于“因自己的努力不够才导致失败”的内疚心理而纷纷剖腹自杀的残忍举动，无不与武士道精神冷酷无情的处事态度和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相因果。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同时也促进了被侵略国家的民族觉醒。二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和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斗争艺术的成熟的党，其手中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也已从战前不足4万人猛增至正规军120万人、民兵200万人，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奠定了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是美蒋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取得胜利，也为了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美蒋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采取了包庇、扶植的反动政策，试图把日本变成美帝在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基地，试图把残留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变成自己与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工具。

有如前述，与美英法苏四大国对等组织的纽伦堡审判不同，名义上由11国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始终操纵在美国人手里，使东京审判始终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首先，有意使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逃避法庭审判，保留天皇制。与美国战时委员会关系密切并有很大影响的一份综合性杂志——《幸福》，在1944年4月出版了一期《日本特集》。“特集”明确指出：我们“让日本人真切地感受到失败的目的，是要让日本人从迷信天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和贸易问题，它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心理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这种危险的、社会性的和心理结构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天皇的存在。……天皇的存在，是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因此，在具体执行战后政策时，天皇问题已成了最使美国感到棘手的问题。”“只要天皇还存在，日本人的精神状态还会依然故我，以接受它的束缚。”但“如果让天皇退位，他就会完全成了殉教者而被供奉，只能使日本人的心情越发激动——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办法。美国对于战后对日政策的焦点——天皇问题感到很伤脑筋，既不能把天皇当作神看待，也不能让天皇成为培养日本这个战败国复仇心理的殉教者，它想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32]“特集”一方面深刻认识到“天皇的存在”既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也是“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如果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日本人的精神状态还会依然故我”；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让天皇退位”和废除天皇制，又会“使日本人的心情越发激动——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基于这一原因，美国只好找出一个“既不能把天皇当作神看待，也不能让天皇成为培养日本这个战败国复仇心理的殉教者”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几乎与此同时，即1944年5月9日，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前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战后政策委员会”（PWC）编写的当时美国官方惟一一份对日文件——《日本——政治问题——天皇制》（编号“PWC—116d”），就如何对待裕仁天皇和天皇制问题几乎作出了如出一辙的分析。文件指出：“现在的日本人，对天皇的爱戴几乎达到狂热献身的程度。只要日本人不改变这个态度，想从外部废除天皇制的尝试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只要日本人还相信天皇制，并且决心维护它的话，那么违背日本国民的意志，简单地废除天皇的皇位，就达不到废除天皇制的目的，而且想靠法律来取消天皇制也不会收到什么效果。鉴于天皇被日本人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军部也把天皇当作是它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所以要在日本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就必须尽可能地切断日本军部和天皇之间形成的这种密切联系。”^[33]可见，该文件的结论是：在日本，要想废除天皇制是困难的，因此不应考虑予以废除，而应把解决天皇制问题集中在如何切断天皇与军国主义在制度上的联系上，即集中在如何促进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上。后来，麦克阿瑟踏上日本本土伊始也发现，国家虽已处在一片瓦砾和废墟之中，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依旧对给自己带来巨大创伤和灾难的天皇保持着无限的敬意和忠诚。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时有85%的日本人主张保留天皇制，只有13%的人同意废除天皇制。^[34]另据时任麦克阿瑟司令官军事秘书的费拉兹准将披露：“（当时）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与基督教不同的是日本国民的脑海里没有上帝的存在，只有天皇。天皇是传颂祖先美德的象征，他是不会犯错误的，是国家精神的化身，对天皇的忠诚是绝对的，人们从不害怕他。”他据此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尽最大努力利用天皇的建议：第一，现在日本本土上还有700万军队，只有天皇能够解除这些“皇军”的武装，否则美军要想占领日本本土，还要付出几万或十几万美国士兵的伤亡；第二，如果一定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可能会使日本上层发生恐慌，会在日本列岛引起动荡，不利于美国的对日占领；第三，战后的重建也需要日本天皇的存在，因为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领袖。^[35]麦克阿瑟根据费拉兹的分析和自己的亲身感受，也作出了“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之估计。所以，当他在1945年9月27日同天皇进行首次会谈后便拿定主意：为了顺利实现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回的关于免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急电宣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作重大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还要建立战时补给体制。结果，五角大楼不顾澳大利亚法官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呼吁，以不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为借口，同意检察官在被告名单上抹掉了天皇的名字。这样，在美国政府的巧妙导演下，裕仁天皇逃避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厄运，而引发侵略战争的天皇制国体也被象征性保留下来。

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保留，至少带来了这样两个贻害无穷的后果：首先，为日本右翼势力把国家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歧途上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恰如美国参议员罗伊·伍德罗夫1944年8月30日在国会发言时所说：“保留天皇这种神话式的人物，就意味着没有战胜日本，因此也就意味着同日本还要发生一次战争。”^[36]1945年12月10日，裕仁天皇为即将被逮捕的亲信木户幸一特设晚宴。天皇曾向藤田尚德侍从长这样说明了宴请木户的原因，“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在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人”^[37]，所以要设此宴。被侥幸保留下来的裕仁天皇之此举，无疑是对日本所有战犯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也是一种暗示。天皇制保留的另一恶果是，它为深植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原始”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和忠诚意识的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精神支柱。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早就开始鼓噪修改“和平宪法”，企图在不久的将来把象征性天皇恢复成为如同战前掌握无限权力的国家元首。

其次，故意缩小战犯起诉范围，并将在押犯全部提前释放。如前所述，与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相较，远东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具有起诉人数少、量刑轻、社会追究面小、追查时间短等特点，结果使大批罪大恶极的战犯逍遥法外。美国为了获取731细菌部队的有关技术资料，麦克阿瑟下令免予追究细菌战魔王石井四郎中将及其所有部下；为使侵华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同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政府竟宣布侵华枭雄、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蒋介石还毕恭毕敬地向这位侵华敌酋请教了消灭中共军队的方策。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特别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日本作为国际反共堡垒的地位立即重要起来。于是，美国占领当局先后分数批将日本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和解除了对右翼骨干分子的整肃。这里包括战争的幕后“导演”——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鲇川等各大财团的首领，也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大批甲、乙级战犯。他们不但没有被当作有罪者看待，反而被视为对日本有贡献的人而备受日本人的尊敬和占领当局的重用。甲级战犯岸信介被释放后，竟在1957年至1960年间连续出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胞弟、战时日本铁道总务局长官佐藤荣作出狱后，竟于1964年至1972年间把持首相宝座长达七年之久；因战时鼓吹法西斯主义而一度受到褫夺公职处分的鸠山一郎，在恢复政治自由后不久的1954年至1956年间，先后以日本民主党、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出任首相。而类似重光葵、永野茂门这样的战犯或当年的“皇军”军官出任内阁大臣者更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战犯经历不但没有成为影响其重返政界、军界、财界的障碍，反而成为大受欢迎的政治资本。战犯重返政坛、军界和财界的恶果在于：它不仅使追究战争责任、揭露战争罪行不再可能，而且很容易造成一种集体不负责任、集体推卸责任局面的出现；而现在推卸战争责任，就有可能将来再一次不负责任。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活动变本加厉所依仗的，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军事力量。

就经济实力而言，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已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并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向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美国为40%；进入80年代，日本所占比重上升到14%，而美国则下降至22%；时至90年代初，全世界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美国和欧共体（12国）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已多达3万亿美元。经济实力的膨张，使日本右翼势力不甘心只作经济大国。他们企图利用“自己无求于人、而别人有求于己”的有利地位，改变自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1983年，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不久又进一步确定了政治大国目标。他主张大胆地触动过去纷纭的意见，统一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从此，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标发起的冲锋，都是围绕着成为“政治大国”目标而展开的。

就军事力量而言，日本在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谋做“政治大国”的同时，也加速了走向军事强国的步伐。

首先，从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来看。战后以来，日本打着“自卫”的旗号，突破了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一个个“禁区”，不断重整军备和扩充军力。至1987年，日本军费开支多达35174亿日元，首次突破了军费开支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这一年是1.004%），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开支大国。从此以后，日本年军费开支以6%的速度递增。自1995年起，日本每年军费开支均超过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若按人均计算，则是世界第一军费大国。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质量建军，其自卫队已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种齐全的军队，是亚太地区除美俄之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支军事力量。目前，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约为30万人，规模不大，但编制精干，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比例高。一旦战争需要，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扩充为一支拥有百万人的庞大军队。自卫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周期已赶上美国，有些技术已超过美国。日本陆上自卫队拥有13个师，人数超过美国；拥有1200辆坦克^[38]，数量超过英国和法国；且装备了连美国都无法企及的新型防化车。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一支配备四艘“宙斯盾”驱逐舰^[39]的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其远洋护航能力和远洋攻防能力在亚洲首屈一指，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反潜能力仅次于美俄两国，整体作战能力已超过英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加紧制造万吨以上的准航空母舰，以期形成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战斗群。据悉，日本海上自卫队准备在2015年前建成两艘舰身长180米、排水量2万吨的驱逐舰（世界之最）；还打算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母，甚至有人提出建造排水量达6万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日本计划到2015年起码拥有七艘准航母、两艘标准航母。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和性能最好的F-15、F-16战斗机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所拥有的最新型的“AWACSF767预警机”在亚洲绝无仅有；即将生产的F-2型战斗机、F1-X隐形战斗机，特别是携带热导导弹的 FSX主力战斗机，在速度和作战能力方面都超过了英法西意四国联合研制的“欧洲战斗机2000”。在核武器方面，日本既有美国强大的核保护伞的保护，又拥有制造核武器的尖端技术和充足原料，可以说“日本已经具有核力量”，已经建立了“没有核弹头的核体制”（羽田孜语）。据日本原子能资料情报研究室的高木仁三郎透露：“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者两三周就能制造出来。”^[40]美国核不扩散专家威廉等人断定：“日本仅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能把现成的部件组装成一颗原子弹。”^[41]而日本目前储存的核原料钚和铀，足够生产出100颗原子弹。同时，还可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枚至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

其次，从日本的防卫政策来看。1983年，中曾根首相在美国发表了令世界震惊的“不沉航空母舰”论，不仅提出了“重视海空”扩军计划和“海上歼敌”作战思想，而且要求日本海军到1990年时担负起日本周围1000海里的防卫职责，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负责封锁对马、津轻、宗谷三个海峡，使日本防卫圈一下子扩大三倍以上。在1986年的军事战略大讨论中，多数人主张变“消极防御”为“攻势防御”、变“专守防卫”为“集体防卫”，行使“集体自卫权”。1987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防卫白皮书》，首先明确强调了“军事力量的意义”，即“军事力量的作用和机能归根到底就是以实力来迫使对方满足要求”。^[42]进而提出“洋上防空”战略，使自卫队从“内陆战略”转变为“海上战略”。近年，甚至有人提出将日本的防卫圈扩大到马六甲、印度洋、波斯湾。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并以此为依据很快向海湾地区和柬埔寨派出了维和部队。这是日本军队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再次，从日美同盟关系来看。中日复交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日美同盟关系本来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由于冷战思维仍在日美两国政界居于支配地位，致使日美同盟关系不但没有应时顺势、寿终正寝，反而被大大强化。1996年4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台海局势紧张为借口，会谈并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确立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总体框架，并提出要对日美安全体制“重新定义”。据此，1997年9月23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新日美防卫指针”）出笼。新“指针”提出：“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作为贯彻新“指针”的重要步骤，日本国会在1998年5月通过了“新防卫指针”相关三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修改法》《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修改协定》。“9·11”事件后，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三个法案，随后据此向海外派出了多艘军舰和上千名自卫队员。至此，日美两国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同盟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大增强、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和海外派兵的实现，使迅速抬头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扬眉吐气”，而且备受鼓舞。实际上，无论战前右翼还是战后右翼，他们都只相信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硬实力，也包括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力量这种软实力，尤其迷信硬性“军事力量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有了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力量，那些真正了解军事力量含义的国家就不会忽视这一点。它们会让步，会小心行事，迟早会对日本表示尊敬”，^[43]而侵略他国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如果只迷信“实力”的日本不彻底反省侵略历史，那么就可以肯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日本都会用“实力”对待他国特别是亚洲邻国。

总之，正是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潜在驱动、美国对日本法西斯余孽的有意保留以及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三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和民族优秀论”重新滋长，“大国意识”重新抬头，军国主义思潮才得以沉渣泛起，日本右翼势力也才敢于兴风作浪，甚至就连日本国内的部分国民也产生了“不服输、不认账”这一令人忧虑的心理。遭受过日本侵略之痛苦迄今仍记忆犹新、隐隐作痛的亚洲各国人民，有必要警觉地注视着邻邦日本今后所要选择的道路。

[1] [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3页。

[2] [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12页。

[3] 同上书，第4页。(www.chuimin.cn)

[4] 同上书，第14页。

[5] 转引自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6] 见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7] [日]《日本書紀》，推古十二年4月。

[8] [日]《続日本書紀》，转引自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9] 《日本書紀》，推古十六年9月。

[10] 《元史》（卷208），“外夷传·日本条”。

[11] [日]《日本精神史料·国史及び時代の人マ》，愛宕印刷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302页。

[12] [日]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4年版，第6页。

[13] 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第242页。

[14] [日]藤原彰：《日本民衆の歴史·8·戦争と民衆》，三省堂1983年版，第121页。

[15]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23页。

[16]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7]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8] 战时，日本人的“转向”实为背叛。这是战时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现象。

[19] 参见拙文：《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思想论略》，《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20] [日]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天津政协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21]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胡国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22] 《二战老兵剖腹自杀》，《参考消息》1989年2月26日。

[23] [日]西田毅：《从天皇制的变迁看日本政治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4] [日]《森首相讲话之事越来越严重》，《朝日新聞》（社论）2000年5月18日。

[25] [日]西田毅：《从天皇制的变迁看日本政治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6] [日]《万叶集》（第20卷），杨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页。

[27]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0～91页。

[28] [日]大島孝一：《戦争のなかの青年》，岩波書店1985年版，第118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

[30] [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史研究の課題》，《歴史学研究》第511号。

[31]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945年）我国军民伤亡和经济损失的详细数字，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永远无法查清。不过，以往成为“通说”的伤亡2100万人和经济损失600亿美元这一显然过小的统计数字，近年已被接近真实的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2000万人）和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其中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这一权威数字所匡正。有关这一统计数字的来龙去脉，请详见张宗平、汤重南著：《2000万中国人之死》，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302页。本书采用了张宗平、汤重南两位先生统计的这一权威数字。

[32]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沈志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

[33]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沈志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34] 日本国民支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比率如此之高，其实还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的很多领域——企业、寺院、花道、茶道、歌舞伎中，也普遍存在着世袭制，即“在日本存在着许多类似天皇制的小天皇制”。（西田毅：《从天皇制的变迁看日本政治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1期。）这是造成日本国民对天皇具有恒久的亲近感，造成在战败和被占领的情况下还能保留天皇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35] 西田毅：《从天皇制的变迁看日本政治连贯性与非连贯性》，《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6] [美]美国国会：《国会档案》（U.S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cord）第90卷，第139期，第A4113～4115号。

[37] 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里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38] 其中，90式坦克在火力、机动性及自动化程度等方面，均列世界各国主战坦克之首。

[39] 该舰的排水量是7250吨，最高航速为30节，远程航海能力达6000海里；可携带72枚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空中目标，并能自动评估目标的威胁程度从而设定攻击的先后顺序。每艘价值高达1260亿日元。

[40] 陈友华：《战后日本军事大国之路》，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200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41] 陈友华：《战后日本军事大国之路》，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200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42] 郭震远：《日本1987年版〈防卫白皮书〉的发表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一步》，《日本问题资料》1988年第2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问题资料》（第9期），198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