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德两国对侵略历史态度差异之原因

日德两国虽然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共同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对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坦率承认、真诚反省，一个遮遮掩掩、图谋翻案；一个编撰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一个处心积虑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一个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一个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而且战后两国右翼势力的情形也迥然不同。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审视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德国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特殊国度，即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文坛巨匠和思想巨子的伟大民族，却一再挑起世界大战、为祸人类。这完全是由战前的德国精神世界与国家政治现实相脱节所致。当这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其思想精神总是遭到摧残和涂炭，反之思想精神就大为发扬。也正因如此，德国才能够数度爬出灾难的深渊而幸存于列强环伺的欧陆中心。斯大林就说过：德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够被摧毁，但作为一个民族是不能被摧毁的。尤其在国家濒临衰亡之际，德国知识分子能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更彻底地剖析本国和本民族的劣根性，能够冷静而审慎地反思本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国家的行进轨迹。换句话说，德国是一个有着厚重文化思想底蕴的国家，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这个诞生过灿烂群星的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整个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样这个伟大民族也能够对给本民族和整个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德国政治家勃兰特、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历史学家汉斯·雅格布森的演说，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71年12月11日，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勃兰特总理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发表的演说中这样反思道：“今天，一个优秀的德国人，不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必须面向欧洲。因为只有在欧洲，德国才能获得自己的地位，才能重新描绘自己的历史。欧洲生存的基础是共处，和平友好的共处，因此我们要放弃宿怨。德国要敢于直面历史，以一个新的友好的德国出现，而不是二战时危险的德国。”^[64]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在大学里发表演说指出：战犯应当受到惩处，纽伦堡审判是必要的和公正的。但另一方面，德国人也要对容忍纳粹政权而未反抗承担一定的责任，用勤奋的工作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德国人要进行深刻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了歧途。他还说：“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要使他们“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而觉悟的、注意保护自己的自由人的集体”^[65]。他希望德国人既要敢于正视痛苦的过去，更要正确地把握民族的未来。在1993年4月于日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德国波恩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汉斯·雅格布森曾代表德国知识分子与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就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同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针对日本右翼学者提出的“德国人进行的战争与日本的战争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观点，不仅明确指出了日德战争具有相同的侵略性质，而且直言不讳地说道：“德国人已经自责并进行了反省。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反省恐怕是不够的。”^[66]可见，战后德国政治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巨额赔偿，德国人民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新纳粹势力进行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绝不允许法西斯幽灵卷土重来和绝不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民族共识”，正是德意志民族理性反思的结果。

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与德意志民族不同的是，在自中世纪起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下，在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以及在当年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这一“利益”误区的心理驱动下，日本民族对战争是非的鉴别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束缚。就是说，既然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嫡系，臣民是神的支系”，那么广大臣民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绝对服从大家长——天皇的意志。这样就又相应派生出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形成了民族整体向某一特定目标趋进的心性。只要是天皇的意志或冠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视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趋之若鹜予以响应。古时“我誓为君盾”“不顾我身家”^[67]一类的诗句，战时发誓“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为能死在战场而感到无比荣幸”^[68]的幼稚青年之言行，战后恨恨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69]的中小学生们的复仇心态，以及80年代以来为侵略战争翻案和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要缺乏政治远见的短视行为等等，可以说都是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束缚和岛国集团根性、愚忠盲从心理驱动导致对战争是非失去判断力所使然。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关于日本与欧美国家文化差异的探讨，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颇具启示意义。她认为，与欧美国家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可谓是“耻感文化”。具有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的人的区别在于：第一，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缺乏明确而恒定的是非标准，真伪不辨，是非模糊；具有“罪感文化”的人有明确、恒定的是非标准，是为是，非为非，是非分明。第二，具有“耻感文化”的人犯罪之后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具有“罪感文化”的人犯罪后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心理，“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第三，“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70]这样，是非标准的有无、忏悔坦白习惯的有无、做善行的动力来自外部压力还是源于内心服罪等等，是造成战后日德两国政要有无悔罪意识文化层面上的原因。

众所周知，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认为人生来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来“赎罪”。

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张。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日本战败投降时，不但有很多军人为没能打赢“圣战”而纷纷剖腹自杀，以此向天皇“谢罪”，而且部分日本国民无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牺牲，都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拒绝揭发战争犯罪人（这与当时德国民众自觉揭发纳粹犯罪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有很多老人跪在道路的两旁向巡幸驾到的裕仁天皇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以至战争结束50年后的1995年前后，认为“谢罪绝不是可耻的事”（羽田孜语）^[71]的人，仍然寥寥无几。这样，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国家和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结果不但没有给本国带来任何战争利益，而且几乎将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被迫向协约国支付了1320多亿金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被迫将波兹南、西普鲁士、什列威斯北部等大片土地割给波兰、丹麦等国，而萨尔、莱茵河西岸的重要地区则由协约国军事占领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不但仍要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且整个国家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和管制，直至国家被长期一分为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和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种空前残酷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极端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是代价极其昂贵的办法，而应该走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完全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进行了那么多次外交讹诈和发动了那么多次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以往的外交讹诈和侵略战争均以日本得手和胜利而告终。它先后通过1874年的“征台之役”和《北京专条》、1875年至1876年的“江华岛事件”和日朝《江华条约》、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朴次茅斯条约》、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翌年缔订的《凡尔赛和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翌年卵翼出来的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外交讹诈和侵略战争，不仅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对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多者半个世纪少者亦长达十数年的残酷无匹的殖民统治和掠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完成和从债务国一变为帝国主义债权国、“暴发户”，便是相应进行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是促进近代日本崛起的“双轨”之一，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尽管1937年至1945年的最后一次侵略战争失败了，但由于盟国陆续释放了日本战犯和受害国纷纷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致使日本国的侵略行径始终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从未吃过战败苦头的日本政要，很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战时在科隆市市长任上时就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并遭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战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就是说，在战后的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经全部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天皇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大批被提前释放的战犯也都纷纷重返政坛、军界执掌了国家大权。像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战时日本铁道总务局长佐藤荣作、战时内务省特高课课长奥野诚亮、战时日本“皇军”大佐永野茂门、战时日本“皇军”中尉中曾根康弘等军国遗臣当上战后日本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可以说，只要是从战前战时走过来的战后政治家，就基本上是旧思想的延续者。对此，日本右翼评论家西部迈在一次演讲中道出了实情。他说：“不断有许多人联系到‘五五年体制’的崩溃，说‘战后时代终于结束’。但我持相反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从思想上来说我认为不是战后。这样说的原因，只要看一看迄今为止政治领导阶层就会明白。无论是财界还是言论界都一样。领导阶层当然是由战前和战中派一代人组成的，上了年纪的一代或多或少都以某种形式把战前战中的经验和体验延续到战后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实际上不是战后。”^[72]除了从战前战时走过来的政要外，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的“二战史观”所以也大成问题，同样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些人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过侵略战争，但孩提或少年时代“举国一致”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和“军国青年”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对他们的幼小心灵产生强烈而恒久的震撼，不能不久远而深刻地影响其未来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另一方面，加之战后又没有受过全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其战争史观又怎能不成问题呢？例如，1996年7月29日，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公职”参拜靖国神社后曾“无限深情地”对记者说道：“不能说当了总理大臣就让我忘记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是高呼着‘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上了战场的。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73]可见，桥本龙太郎在孩提时代受到的“震撼”和影响，并没有随着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战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们怎能真正反省本国的侵略历史呢？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但普遍把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崩溃视为自己的解放，而且长期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和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同新纳粹势力进行斗争。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猝然下跪的惊世之举，不仅强烈震撼和打动了波兰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而且赢得了德国举国上下的赞赏。民间调查显示，约有80%的德国民众认为，勃兰特总理的这一非常之举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负罪感，他们以拥有如此高尚人格的国家领导人而感到自豪。1979年联邦德国的调查统计显示，明确认为纳粹政权是“犯罪政权”的人已占到国民总数的71%。战后迄今，德国人民曾组织了数十次大规模反纳粹复活的游行集会。仅参加1992年11月8日在柏林举行的反纳粹集会的群众就多达30万人。翌年，针对新纳粹分子纵火焚烧土耳其人住宅的事件，德国各大中城市的市民都自发行动起来，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烛光悼念活动，并积极协助政府缉拿凶犯。在左派人士组织的反法西斯群众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我们永远不要战争，永远不让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74]德国人民正确的“二战史观”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使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侵略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反而感到身后有着巨大的支持力量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日本，情形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早在战时，部分日本国民在根深蒂固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下，在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在连战连捷的侵略战争频频鼓舞和巨额战争赔款、巨大殖民地收益这一经济动因的驱动下，曾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不觉悟或受蒙骗的部分日本国民实际上是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此，我们仅从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在出征前与母亲告别时的情景，便可略见一斑。他回忆说：“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75]正因如此，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初期制定的一份对日文件——《战争犯罪宣传计划》中，做出了两条可谓真知灼见的规定：“要表明使日本国民陷入目前困境的主要责任在战犯，但同时，日本国民自身对允许和支持军国主义也负有共同的责任（第4条）；要明确日本国民的责任，以避免容忍战争犯罪制度的复活（第5条）。”^[76]战后，由于根深蒂固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远未彻底动摇，由于战后学校教育的误导使战前军国主义思想毒素远未彻底清除，不但过去盲从了侵略战争的部分日本民众没有全部走向觉醒，而且日本民众中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倾向和战争“受害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和强化，其“战争史观”尤其令人忧虑。早在日本战败初期的1945年1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曾以身在北京的385名日本民间人士和战败军人为对象进行提问调查，结果是：认为“日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吞并满洲”者占45%；认为“满洲的中国人没有能力经营由日本建立起来的产业组织”者占69%；认为“中国并非国家，而是没有政治性结合的各种人的集合”者占50%；认为“台湾不应该归还中国”者占61%；认为“‘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本书作者）如果不是中国的煽动者制造混乱的话，本来是能够解决的”占69%；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打不赢战争”者占87%；认为“日本国民优于其他远东国民”者占80%。^[77]1948年8月，《读卖新闻》又进行了一项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舆论调查。被调查的3080人中，主张“天皇制”宜继续保留者多达90.3%，主张“天皇制”不宜存在者仅占4.0%，回答“不知道”者占5.7%；认为裕仁天皇“应继续在位”者占68.5%，认为“应退而让位于皇太子”者占18.4%，认为“应退位并永远废除天皇制”者仅占4%，回答“不知道”者占9.1%。^[78]1952年片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后，日本国内曾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要求释放日本战犯的“国民运动”。翌年11月11日，“贯彻完全救出被扣留同胞和全部释放巢鸭战犯国民大会”举行，与会代表竟达13000多人，讲坛上甚至堆起了3000万人签名的要求释放战犯的请愿书。^[79]从这些舆论调查结果和这场要求释放战犯的“国民运动”的规模不难看出，即使处于战败和“大日本帝国”崩溃的冷酷现实之中，仍然在部分日本国民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对亚洲其他民族的蔑视和优越感。正如日本学者吉田裕所说：“在战败后的国民中间，‘帝国意识’如此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对于形成妨碍正视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人对亚洲的责任问题的精神土壤具有重要意义。”^[80]时至1977年4月，日本内阁曾就如何看待过去的对外战争问题进行“世论调查”。结果：日本国民中对侵华战争持否定态度者仅占26.4%，认为是“自卫战争”者占8.4%，而认为“不得已而为之”者多达46.6%，^[81]即半数以上的国民认为过去的对外战争是“自卫战争”或是“不得已而为之”。进入八九十年代，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意识”进一步淡化，战争“受害意识”进一步增强，即有关过去战争的是非观念更趋模糊。1982年《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将侵华战争看成是侵略战争的人已锐减到不足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恨恨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82]1997年，日本总理府以3000人为对象（70%回收率）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占到了51%，超过了“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数。^[83]2000年10月14日，访问日本的朱镕基总理在与日本民众对话时，竟有一位中年人向朱总理发问道：“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这样的道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朱总理就此郑重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84]军国主义思想和“受害意识”蛰伏于日本民众意识的潜层和民众主流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一方面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进步人士在受到政府冷遇和右翼势力威胁的同时，还经常遭到来自周围民众“卖国贼”“叛徒”“亵渎英灵”“罪该万死”一类的讽刺和谩骂；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右翼人物乃至战犯重返政坛、军界，为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右翼政客推卸战争责任、否认侵略罪行提供了土壤。正如一日本学者所说：“日本执政党政要关于战争历史的发言表现出两面性：对内态度暖昧，甚至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以迎合日本民众的心理；对外不得不做出正视侵略历史的姿态，以减轻国际社会的压力。然而，日本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在于日本民众的觉悟。”^[85]今天，日本国内还有侵略老兵150多万人，战争遗属200多万人，参加遗族会的旧军人及其遗属110多万人，仅此三项合计就有450多万人，是影响日本政要政治立场和日本政局走向不容忽视的一股社会力量。可见，部分不觉悟的日本国民是包括右翼政客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群众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占领方式不同进而导致日德两国政权体系承继上的差异。

希特勒“第三帝国”分崩离析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施了分区占领政策。在此基础上，到1949年产生了两个德国。无论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诞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还是由苏联在占领区内通过实行非纳粹化和民主改革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都与战时的纳粹政权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德国政权战前战后的中断性。日本投降前后，美国改变了《波茨坦公告》等有关国际协议关于由盟国共同占领日本的规定，实行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即为了实现占领时期对日本的顺利统治，不但满足了日本“保留天皇制”这一最大的愿望，实现了有条件投降，而且没有解散日本的战时政府，而是使其几乎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这样，由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又进而造成了日本政权战前战后的连续性、继承性。

2.对战犯的惩罚程度不同。

对德国，盟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由德国自行组织的“莱比锡审判”对战犯惩处过轻从而留下祸患的历史教训，决定在纽伦堡共同组织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美英法苏四国分别派出法官、副法官各一人，审判长和检察长采取四国轮流担任制，确立起四大国对等组织审判的原则。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冷战到来前的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9月30日完成了对21名纳粹首犯的严厉审判，因此几乎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结果，戈林等11人被判处死刑，赫斯等其余10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无罪释放。其他次要战犯则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组织法庭予以制裁。盟国仅在联邦德国就起诉大小战犯230多万人，定罪人数超过15万。仅第一次接受公审的5025人中，就有806人被判处死刑，486人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战后以来德国本身和各盟国也从未停止追捕漏网战犯。可以说，德国纳粹战犯几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然而，与美英法苏四大国对等组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同，名义上由十一国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一直操纵在美国人手里。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仅有权遴选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官，而且“有权批准、减轻及改变法庭之判决”^[86]，致使东京审判成为一次极不彻底的审判。这一局面的出现，完全是“冷战”背景造成的。

如前所述，按《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规定，盟国击败日本后，将集中力量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完成在物质上及精神上解除日本武装之任务”^[87]。美国占领日本初期，为了保证日本不再威胁美国也确曾推行了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但从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杜鲁门主义出笼开始，美国很快将以往推行的惩办战犯政策改变为保留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力量的新政策。这样，1946年5月3日业已开始的东京审判自1947年3月起，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而“成了冷战中的审判”^[88]。随着美英两国惩办日本战犯热情的迅速消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1948年12月19日草草闭庭。东京法庭虽然将首批28名甲级战犯中的东条英机等七人判处并执行了死刑，荒木贞夫等其他战犯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其审判的不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未被起诉。美国不顾中国、澳大利亚法官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呼吁，竟操纵检察官把名副其实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抹去，使得裕仁天皇直至1989年才寿终正寝。头号战犯裕仁天皇被免于追究战争责任，自然淡化了其他大大小小战犯的负罪意识，也为他们日后重返政坛、军界并进行战争翻案保留了精神支柱。其次，计划也由该法庭审判的关押于巢鸭监狱待审的第二、三批70名甲级战犯，不但因法庭匆匆闭庭而未受到审判，而且至1955年竟被全部释放。这些获释战犯中的很多人，后来重返日本政治舞台。类似岸信介、重光葵之类的甲级战犯当上战后首相、大臣者，并不鲜见。他们事实上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再次，731细菌部队魔王石井四郎也“奇迹”般地逃避了审判。美国为了获取731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资料，作为交换条件，麦克阿瑟下令豁免731细菌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及其所有部下。战后，这个杀人魔王一直逍遥法外，直至1959年才自然死去，命归西天。除东京审判外，盟国方面设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50多个军事法庭共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判刑4226人，判处死刑941人，而且除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极少数战犯外，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包括一些已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战犯）都很快在战后初期被提前释放。与盟国在欧洲审判德国战犯相较，远东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具有起诉人数少、量刑轻、社会追究面窄、追查时间短等特点。即日本战犯大多受到包庇，该起诉的没有起诉，该判刑的没有判刑，已经判刑的又全部提前释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纽伦堡法庭与东京法庭虽然同是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但却因其惩罚战犯力度上的天壤之别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德芒东曾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致辞说：“这次审判工作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前途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个庄严的法庭对纳粹德国进行的判决是对该民族的第一次启迪，并表现为对重新教育及重新增长率的意义作出正确评价的最可靠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中，这种重新教育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关怀。”^[89]纽伦堡法庭上的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也指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90]而受冷战影响草草收场的东京审判，其教育意义明显大打折扣。正如1995年8月16日的法国《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与关心日本的民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反共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并释放了战犯，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91]

3.对两国的战争索赔态度和结果不同。

早在德国投降前，美英苏等盟国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制定了包括向德国索要巨额战争赔款在内的严惩德国的计划。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德国必须赔偿苏联100亿美元，后来的实际赔偿额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截至1953年，德国的苏占区通过向苏联提供产品、支付占领费和拆卸设备，已共计赔偿了约664亿旧马克，相当于171亿美元。^[92]此外，通过《卢森堡协定》《总括协定》等一系列文件，以色列等受害国家也向德国索取了大笔战争赔款和“纳粹牺牲者赔偿”（即“个人战争受害赔偿”）。就是说，无论美英法苏等同盟国大国，还是以色列、波兰等受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弱小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同样，与对德战争索赔不同，1951年9月8日由美国操纵签署的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中，不但根本没有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和限制日本军备之条款，而且在对日索赔问题上采取了极为宽大的方针：第一，不向日本提出惩罚性的巨额赔偿要求，而是在保证日本国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由日方支付能够偿付的赔款额；第二，不进行现金赔偿，而是实行象征性的“劳务赔偿”；第三，赔偿数额不由战胜国单方面规定，而由索赔国与日本之间通过“平等磋商”来决定。正如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的石川一郎所说：“考虑到现在的国际形势、对日感情以及日本犯下的罪过，大体上不妨说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大限度的宽大议和了。”^[93]正是在《旧金山和约》确定的这一基本放弃索赔权的方针制约下，在已经确立起霸主地位的美国的压力下，国际地位尚低的亚洲受害国的多数国家，基本上自动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权。最后只有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少数国家接受了日本的有限赔偿。

总之，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和亚欧受害国家对两国的态度如此之不同，似乎给日本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把日本引上战争歧途的天皇制和战时的政权机构被基本保留下来，盟国不惩办战犯，受害国又不要战争赔款，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正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过破产的滋味，才使得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部分日本政要失去了历史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德国战败后，盟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向战败国只一味掠夺却不去铲除军国主义祸根，致使德国日后东山再起、再度为祸世界的沉痛教训，认识到在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个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国占领当局担负起彻底铲除德国纳粹残余势力和打碎德国旧的国家机器的历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美英法苏分区占领期间，不仅解除了德国武装、取缔了德国全部纳粹党团，而且彻底打碎了德国原中央政权机构，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此间，尽管德国的一些旧的地方行政机关还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员多已出逃，所剩无几。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别成立了崭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其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原抵抗运动成员、流亡民主人士等“历史清白者”和“政治上无负担者”，绝无旧纳粹官僚置身其中，做到了新旧政权的一刀两断。

反观日本，战后政府与战时政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继承性。

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在日本最终建立起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在内的对日政策。但随着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即冷战开始，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武装和释放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表现在：（1）战争祸根天皇制被保留。尽管1946年1月1日的《人间宣言》使裕仁天皇走下了神坛，同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又使他仅仅成为日本国的象征，但身为二战罪魁祸首的裕仁天皇和作为侵略战争根源的天皇制的保留，意味着战时的日本思想政治核心和统治国体在延续。（2）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掌控国家大权。战后日本的第一位（东久迩宫稔彦）、第二位（币原喜重郎）、第三位（吉田茂）首相，不是出身皇族就是出身旧官僚；而在1957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更是甲级战犯，其阁僚和长官中接受过“清洗”的人竟多达半数，以致战后日本政府具有明显的“战犯政府”色彩。（3）战时的多数统治机构在继续运转。战后，美国占领当局除撤销了战时直接与军事有关的陆军省、海军省、大东亚省、内阁情报局等部门以及大本营、参谋本部等纯军事机关外，其他中央省厅仍在继续行使政府职能，并一直延续至今。换句话说，日本战时的多数政权机关未经裁撤或改造继续统治着日本，致使战时战后的日本统治机构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继承性。

战后日德两国政权基础之不同的影响在于：建立在全新基础上的战后德国政府，无疑有助于置身其中的与旧政权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德国新政要，能够客观地审视和彻底反省前政权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而置身于与旧政权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战后日本政府中的日本政要，必然会因其统治核心、多数官僚和多数政权机关依旧而对战时政府的战争责任及其侵略罪行的反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导致战后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态度迥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初，英国地缘战略学家麦金德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整个世界。”^[94]战前，地处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在这一“地缘政治”理论的诱惑下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结果身受其害，均以失败而告终；战后，德国又深受抛弃这一“地缘政治”理论之惠，经济腾飞，国家复归统一。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战后德国政要自我抛弃这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能够正确认识本国的侵略历史，又恰恰是德国在战后所面临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所使然。具体表现在：（1）地处欧陆中心这一地缘环境的影响。德国的周边国家波兰、捷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曾深受纳粹侵略之害。德国的过去和战后日渐强大的现实，使这些毗邻国家长期抱有“恐德心理”。因此，这些国家一直在警惕注视和不断敲打着德国，使德国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德国政要深知，要想让自己在欧洲站稳脚跟，必须首先消除周边邻国的“恐德心理”；而解除邻国恐惧心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对给周边国家造成恐惧心理的根源——本国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以此表明德国不再重走历史老路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2）盟国分区占领和钳制的影响。由于德国两度为祸世界，所以战后初期很快被苏美英法分割占领，国家命运操诸于四大国手中。冷战开始以后，尽管美英的对德政策有所改变，但无论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还是美国试图将德国重建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的战略构想，都无法改变蒙受了亡国耻辱的法国和饱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害的社会主义苏联削弱德国的决心和政策。戴高乐曾多次表示：“不许可再有中央集权的德国。……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95]苏联除了最大限度地索要战争赔款、拆迁苏占区工业设备、平移德波边界外，还着手对自己占领下的民主德国进行彻底的改造，并试图用“东德模式”进一步统一西方占领区。正因为夙敌法国和冷战一极苏联的对德削弱、分割政策，使德国深受束缚并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美国历史学家休斯就曾经指出：“苏联统辖东欧并协助控制德国，英法两国分别在地中海和西欧大陆起主导作用，战时盟友的联合力量牢牢地钳制住德国。”^[96]（3）冷战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处于势不两立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夹缝中的德国，被一幅厚重的“铁幕”一分为二长达40余年。此间，两大集团一旦开启战端，两德势必首当其冲。尤其联邦德国，其国土东西长不过453公里，南北宽只有83公里，几无纵深可言。冷战格局给德国造成的压力，正如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我住在汉堡，如果我坐上汽车向东驶去，大约45分钟便到达了所谓的铁幕。假使人们放我通行，我只需再开30分钟就到达俄国的第一个坦克营地。反之，俄国部队也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家了。苏联的飞机则只需几分钟便可出现在汉堡上空。”^[97]德国在战后所面临的这般“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领导人凡事特别是在涉及邻国民族感情的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得不谨慎从事，使之认识到惟有如此，德国才能维持民族生存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战后，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德国迥然不同：（1）孤悬于茫茫大海中的岛国地理，制约了日本政要对战争的反省。一方面，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使少数日本政要始终对亚洲大陆心存扩张野心；另一方面，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人视野狭窄和惟我独尊的思想意识。他们只看到原子弹轰炸给日本民族造成的伤害和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310万人，却视而不见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邻国特别是中国带来的创深痛剧的灾难。换言之，包括右翼政客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只强调所谓“受害者”一面而无视“加害者”的另一面，特别是没有认清或者根本就不想认清“加害”与“受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是受了这一岛国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2）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提供的安全保护，使得只相信实力和奉行实力政策的日本政要敢于屡犯“历史禁区”，并大肆进行战争“翻案”。战败后的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而不像德国那样被美英法苏多国分割占领。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在扶蒋失败后转而扶植日本，对日本政要歪曲历史的言行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默许和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体制的建立，又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而敢于在历史问题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由于日本人历来只相信“实力”和奉行实力政策，始终以“实力”作为判断是非的尺度和标准，因此美国的单独占领和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正确的战败观的形成。日本上智大学教授山雄道就曾经入木三分地指出：“虽然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对‘战败’的理解很不同。德国被四个国家的军队占领，而日本实际上只被美国的军队占领。因此，德国认为自己输给了欧美各国，而日本却认为自己只输给了美国，甚至认为没有输给中国。这种对战败的极其错误的理解，是日本至今不肯对侵略战争作出深刻反省，不肯向中国谢罪的真实原因之一。”^[98]就是说，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既然日本当年败给了美国，战后又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那么屈从比自己强大的美国理所当然；既然日本当年并没有败给亚洲邻国，既然直至今天亚洲邻国仍然落后于日本，那么又何必向实力远不及自己的亚洲国家道歉呢？（3）周边不存在真正构成威胁的强国，客观上为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日本政要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战后初期，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多数国家虽然对日本深恶痛绝，但由于他们正忙于内战或民族独立斗争而大大降低了自己在对日问题上的发言权，因而处于不得不接受世界霸主——美国的意志之被动地位，根本无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换言之，在远东存在着使冷战当事国一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得到不折不扣贯彻的国际环境，这与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意图和政策备受欧洲强国牵制的情形迥然不同；与此相关联，与德国首当其冲成为美苏冷战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截然相反，日本事实上成为美苏冷战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特别是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一方面使日本获得了专心致志发展经济的“天佑良机”，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日本政要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自觉”。

[1] [日]中村粲：《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23页。

[2]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3] 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4] 同上书，第453页。

[5]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6] 《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表示悔罪》，《法新社》1995年6月7日电讯。

[7] 文鸣：《德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解放日报》2005年4月12日。

[8]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9]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0] [日]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631页。

[11]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8页。

[12] [日]裕仁：《終戦詔書》，《東京新聞》1945年8月15日。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年裕仁天皇根本没有使用“战败”“投降”字眼，而且时至今日日本的官方文书也一直在沿用着“终战诏书”这一称谓，未曾使用“投降诏书”的叫法。这是日本统治阶级不承认战败即“不认输”心理的反映。

[13]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4] [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15] 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300页。

[16]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页。

[17]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3～934页。

[18] 《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日。

[19] 在中日此次会谈中，关于历史问题，中方要求像前不久发表的“日韩宣言”一样，把“谢罪”一词明确写进《中日联合宣言》，但遭日方拒绝，结果小渊首相仅以口头形式表示了“谢罪”；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希望日本能像此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那样表明“三不支持”的立场，但仍遭日方拒绝，仅表示继续遵守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有关精神。结果，双方未在该文件上正式签字。

[20] 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423页。

[21] [日]松下政経塾出身の国会議员の会：《21世紀日本繁栄譜》，PHP研究所2000年版，第146页。

[22]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沈志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3]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沈志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不知何故，大江志乃夫未将战死于1874年“征台之役”中的600余人统计在内。

[24] [日]大原康男：《终战50年之思考——关于“终战”的五个观点》，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516页。

[25] 曹鹏程：《小泉新年又去拜战犯》，《环球时报》2004年1月2日。

[26] 张焕利：《福冈法院对小泉参拜违宪判决最终确定》，《人民日报》2004年4月23日。

[27] 日本右翼分子、历史研究委员会顾问原田宪也曾明确说过：“日本是因为他们的功劳才变得伟大。”——[日]中村粲：《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56页。

[28] [日]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沈志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29] [日]高桥史朗：《战后50年与占领政策——日本人的战争赎罪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429页。

[30]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4页。

[31] [日]日中国交回稪促進議员連盟：《日中国交回稪関係資料集》，日中国交資料委員会1974年刊行，第1页。

[32] 《中日条约集》，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33] [日]四国教区靖国問題特别委員会編集委员会：《靖国問題学習資料集》，万成社1996年版，第470页。

[34] 郑汉根：《德国：让学生面对真正的历史》，《半月谈》2001年第5期。

[35]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

[36] 郑汉根：《德国：让学生面对真正的历史》，《半月谈》2001年第5期。

[37] [日]上杉千年：《历史教科书教给孩子们什么——历史教科书关于侵略和残暴的记述》，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110～111页。(www.chuimin.cn)

[38] [日]上杉千年；《历史教科书教给孩子们什么——历史教科书关于侵略和残暴的记述》，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115页。

[39] 王俊彦：《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

[40] 郑汉根：《德国：让学生面对真正的历史》，《半月谈》2001年第5期。

[41] 参见《日本歪曲历史新版教科书出笼》，《参考消息》2005年4月6日。

[42]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43]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44] 杨宁一：《日本学者声明——不能把历史教育委于歪曲史实的教科书》，《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45] 郑汉根：《德国：让学生面对真正的历史》，《半月谈》2001年第5期。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39页。

[47] 《江泽民在日本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9日。

[48] 《唐家璇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问题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2001年4月5日。

[49] 1928年由法国外长布里昂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领衔签署的《非战公约》规定：“不正当的攻击战争”（即侵略战争）是违法的，发动“不正当的攻击战争”（即侵略战争）的国家负有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的责任。

[50] 《中日条约集》，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51] [日]金子道雄：《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毛惠玲译，《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52] [日]金子道雄：《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毛惠玲译，《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53] 同上。

[54] 同上。

[55] [日]安村廉：《社会党史观占上风将导致国家灭亡》，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563页。

[56] 蒋立峰等：《中日关系三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57]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页。

[58] 早在1949年夏，蒋介石就曾向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的特使道出了自己准备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真正动机。他说：“挑起这次大战的是军阀而不是日本国民。因此让日本国民承担赔偿责任是绝对不公平的。……何况在赤色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之时，如果使日本实力减弱，决得不到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不如让它成为亚洲未来强大的反共国家。”蒋介石通过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保存日本实力，进而使之成为包围新中国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之险恶用心，暴露无遗。——蒋立峰等：《中日关系三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59] [日]石井明等：《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約締結交涉》，岩波書店2003年版，第14页。

[60]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61] 同上书，第127页。

[62] 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63] 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2页。

[64]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65] 潘俊峰、杨民军主编：《是总结，还是翻案——兼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66] [日]小堀桂一郎：《剖析战败国史观》，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465页。

[67] [日]《万叶集》（卷20，下册），杨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页。

[68] [日]大島孝一：《戦争のなかの青年》，岩波書店1985年版，第118页。

[69] [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钟理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70]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4～155页。

[71] [日]田中正明：《虚构的“南京大屠杀”》，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367页。

[72] [日]西部迈：《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关于细川首相的“侵略讲话”》，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178页。

[73]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74] 黄永祥、代天宇：《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75] [日]《东史郎日记》，王奕红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关于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侵略战争问题，除请参见拙文《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外，鲁迅先生就“暴君”与“臣民”的关系问题留下的一段宝贵文字，对我们认识不觉悟或受蒙骗的部分日本国民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他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鲁迅：《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鲁迅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但务须指出的是，在研究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侵略战争问题时，必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把一般国民的退步作用与主谋者的战争责任区别开来；第二，必须把进行反战斗争的国民与盲从侵略战争的国民区别开来；第三，必须把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程度与被侵略国家国民的战争受害程度区别开来；第四，正视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目的是为了促其走向觉醒并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进而不再盲从今天日益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

[76] [日]高桥史朗：《战后50年与占领政策——日本人的战争赎罪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见[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内部发行），第421～422页。

[77] [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53页。

[78] 同上书，第46页。

[79] [日]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82页。

[80] 同上。

[81]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6页。

[82] [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钟理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83] [日]安田佳三：《为了世世代代的友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中日关系史研究》1998年第4期。

[84] 《朱总理与日本民众对话实录》，《东亚经贸新闻》2000年10月16日。

[85] 转引自吴广义：《正视侵华历史，寻求中日共识》，《党史信息报》2000年11月22日。

[86] 吴天威：《从纽伦堡审判的成功看东京审判的失败》，《侨报》1995年11月21日。

[87]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88] [日]北住炯一：《日本与德国的战争责任及战后补偿》，《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3期。

[89] 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90] 同上书，第284页。

[91] 同上书，第302页。

[92] 李正堂：《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93] [日]《経済連合》1951年10月号。

[94] 转引自刘雪莲：《地缘政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95] 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18页。

[96] 同上书，第319页。

[97] 同上书，第320页。

[98] 高铁军：《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看所谓“民族意识”》，《人民日报》2001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