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比较研究成果

日德两国政要“二战史观”之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战后以来，德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家特别是总统、总理、议长等政界要人，对本国侵略历史的认识是明确的。他们不但坦率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频频道歉、真诚谢罪，表现出德国领导人特有的政治远见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早在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曾就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这样指出：“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2]1951年9月27日，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在联邦议会的演说中明确表示：“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的物质的赔偿。”^[3]1970年12月6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冒着严寒驱车来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猝然下跪，以此向长眠地下的犹太冤魂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愧悔之意，他为此获得了1971年度的国际和平奖。1985年5月8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之际，不仅郑重告诫国民“如果对过去闭目不看，将不能看到现在”^[4]，而且建议将5月8日这个德国战败日定为德国人民的解放日，使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仪式上，再次代表德国发表了发自肺腑的谢罪讲话。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5]根据他的提议，德国议会决定把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德国领导人继续纷纷发表讲话，一再重申：德国要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并对纳粹罪行永志不忘。科尔总理再次跪倒在以色列的一座犹太人纪念碑前谢罪，并痛苦地说：“我的内心充满羞愧。”^[6]而就在2005年4月11日纪念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上，我们再次聆听到了来自德国总理施罗德“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7]这一令人感佩的声音。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同是当年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战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德国政要却在不断地向日本政要发出忠告，敦促其反省侵略历史。1995年3月31日，德国总理施密特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诚恳地建议日本首脑说：只要日本首相向亚洲表明这样两种态度——承认“日本发动了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和“旗帜鲜明地处理‘慰安妇’问题”，那么日本“在亚洲就能取得巨大的象征性成果”。^[8]1995年8月7日，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访问日本东京时发表了《战争结束50年后的德国和日本》演说，深刻指出：“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不能从历史角度对本国在战时的行为做出估价，如果在判断究竟是谁发动了战争以及本国军队对其他国家究竟做了些什么这类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一面迅速地染指战利品，一面把对其他国家的进攻解释成自卫，那么邻国就会认为你在政治和逻辑上缺乏判断力，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不知道你将意欲何为的危险国家。”他还警告日本人说：“不认真对待自己历史的人，就无法理解自己现在的立场为什么是这样；否认过去的人，有让历史重蹈覆辙的危险。”^[9]这着实难能可贵。既令人感动，更让人沉思！

以上不难看出，战后德国的历届领导人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是一致的、明确的。透过德国领导人富于政治远见和感人肺腑的言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敢于直面历史、勇于解剖自我的宝贵品质，看到了德国政要誓与过去彻底决裂、痛改前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决心。

那么，同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的日本政要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只要回顾一下战后日本政要的言行就不难发现，包括裕仁天皇、多数首相和阁僚在内，他们不但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而且时刻图谋为侵略战争翻案，令亚洲人民大失所望。

众所周知，裕仁天皇是造成中国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2000万人）的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战犯。早在1945年8月9日晚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当他作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裁”后曾这样对臣下说道：“为国家前途计，在大局上应效法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忍其所不能忍。”^[10]在8月14日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再次要臣下们取“忍辱负重”之态度。他说：“回想明治大帝忍气吞声，断然接受三国干涉的苦衷，但愿此时此刻，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团结一致，以求将来之复兴。”^[11]可以看出，当时的裕仁天皇是怀着与其祖父明治天皇接受“三国干涉还辽”时一样的心情来接受投降的，其卧薪尝胆、誓报战败之仇于来日的复仇心理溢于言表。继之，裕仁天皇又在“大东亚战争终战诏书”中，不仅把对美英宣战的目的说成是“期望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对那些效忠“圣战”的军国臣民们大加赞许说：“交战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战，朕之百僚有司精励，朕之一亿众庶奉公，各尽最善。”^[12]至于侵略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只字不提，俨然一副“虽败犹荣”的架势。不仅如此，战后以来裕仁天皇在美国的庇护下一直念念不忘“侵略富国”的治国之道和复活军国主义。1963年，裕仁天皇在皇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对作家们说：“时至今日，应该忘却了广岛的创伤，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像1946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13]技术上大学西方和物质上疯狂侵略掠夺亚洲近邻，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两大要因。然而，裕仁天皇在此不但充分肯定了靠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殖民地收益实现了日本工业化的侵略“治国之道”，而且仍在明目张胆地号召他的臣民们“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军国主义精神，其复活军国主义之心态可谓昭然若揭。1973年5月，裕仁天皇还进一步鼓励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说：“要抛弃旧军队的缺点，吸收其优点，努力干吧！”^[14]1983年10月19日晚，裕仁天皇竟驱车来到靖国神社，在黑暗和绝对肃静中用古老的神道教仪式向死于当年“圣战”的全体“皇军”官兵和战犯的亡灵致敬。在最近发现的裕仁天皇的《谢罪诏书草稿》中，裕仁尽管对自己“未能”扭转时局从而使国家“战败”并“招致惨祸”感到“忧心如焚”，甚至说出了“为朕不德，深感愧对天下”^[15]的话，但我们仍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令他感到“忧心如焚”的，仅仅是日本国的“战败”和本国所招致的“惨祸”；而他“深感愧对”的“天下”，也仅仅是“暴尸于战场”上的“皇军”将士和蒙受战争灾难的本国国民。就是说，裕仁天皇在这份未公开发表的“谢罪书”中，只对效死疆场的“皇军”将士和遭受了战争苦难的本国国民表达了“谢罪”心情，丝毫也没有对蒙受了更大牺牲的亚洲邻国的人民表示愧悔之意。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对于这样一个战前是头号战犯，战后又死不改悔的天皇，竹下登首相竟在《总理大臣谨述》中美化说：“大行天皇”一直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和立宪君主；他在62年的动荡岁月里，“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国民幸福，日日实践躬行”；“在那场并非出自本愿而发动的大战中，他不忍见国民为战祸所苦，痛下决心、奋不顾身地作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16]在日本当局的这一基调下，日本国内对裕仁天皇的美化和宣传很快进入高潮。就这样，裕仁天皇直到1989年寿终正寝，也没有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丝毫愧意，更没有向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亚洲邻国的人民说上一句道歉的话。身为日本民族精神支柱的裕仁天皇的上述姿态和天皇制的保留，大大鼓励了一种集体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大大阻碍了日本政要以及部分日本国民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反省那场侵略战争。

再看日本首相和阁僚。在战后日本的20多位首相中，只有三位首相曾对侵略历史有过比较正确的认识。1993年8月10日，时任首相的细川护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改以往历任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暖昧态度，首次公开承认过去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然而，他的这一正确表态立即遭到了来自政界、民间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很快在“施政演说”中改口为“侵略行为”。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就日本战败50周年发表谈话说：“我国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为将来不再犯错误，虔诚地接受这些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时对因这段历史而受害的国内外所有牺牲者深表哀悼。”^[17]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很快重新表态说“谈话”只代表社会党。1998年11月，小渊惠三首相继在中日首脑会谈中口头向中方表示反省和道歉之后，首次把“侵略”二字写进了《中日联合宣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18]尽管《宣言》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表述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即仍然未把“侵略战争”四个字完完整整和将“道歉”二字痛痛快快地写进《宣言》，尽管《宣言》也未像以往的《声明》和《条约》那样为以昭信守而正式签字，^[19]但毕竟较过去的文件和“谈话”又前进了一步。至于其他首相和阁僚，他们不但不能像德国政要那样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道歉、谢罪，告诫本国人民铭记历史教训，而且恰恰相反，一有机会便就战争性质和战争罪行大放厥词，试图翻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已有10多位阁僚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1994年时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20]以致“失言”“收回”“辞职”成了8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特有“景观”。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中，具有类似错误历史观的人大有人在。女议员高市早苗在2000年推出的《21世纪日本的繁荣谱》一书中宣称：“根据战后条约，已经履行了赔偿，做了定论的，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道歉。用现在的价值观裁定过去的事情是不妥当的，现在的政府也没有资格对昔日由国家出面发动的战争定罪……在拓展亚洲外交过程中，要坚持一般外交事项、经济援助事项与历史问题分离开来……首相和大臣要对为国献身的英灵表示感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当然，在首相和阁僚访问外国时，也要参拜所在国家的英灵的墓地。”^[21]日本首相在国会演说或出访时，对历史问题能回避则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暧昧作答；有时即使含糊其辞表了态，但说归说、做归做，他会马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真实的态度。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便是其中最能表明心迹的行动之一。

1869年6月，为追悼在明治维新前死于内战的将士，由军务官在东京九段开设了招魂场，又称招魂社。1879年6月4日，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靖国”，即“安国”之意），并被确定为特殊官币社，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当时，说明改变名称和定为特殊神社理由的祭文这样宣称：“你们赤胆忠心，忘家献身，各自死去。正因为有此伟大功勋，才使我大皇国得以安邦治国，故改称靖国神社。”^[22]就是说，天皇和皇族以外的日本国民，只有在靖国神社里才有机会成为国家祭祀的“神灵”，而成为“靖国祭神”的惟一条件就是要为天皇陛下“光荣战死”；至于这些人生前是怎样的人，则概不过问。可见，靖国神社在使日本国民成为“天皇的军队”上起着特殊的纽带作用。靖国神社作为直接反映天皇与国民之间军事关系的中介设施（天皇——靖国神社——国民），具有既是宗教设施又是军事设施之特点。说它具有国家军事设施性质，不仅因为该神社最初由政府军务官创立，后又由陆军省、海军省管理，还因为它的院内设施和附属设施都具有综合性军事设施的特点。战前，靖国神社院内的很大一块用地租借给军队的各种外围组织使用：1877年将院内约5393平方米的地方租借给陆军，作为陆军现役军官俱乐部——偕行社的总部建筑用地；1904年将院内3202平方米的地方出租给爱国妇女会，作为总部建筑用地；1928年又将3966平方米的外部庭园租给帝国复员军人会，作为军人会馆建筑用地（即现在的九段会馆）。战后即1957年，日本政府将美国占领当局退还回来的军人会馆交给了日本遗族会。现在的靖国神社大院已不包括外部庭院（靖国大街以南的牛渊附属地）和出租给偕行社等作为建筑用地的部分。靖国神社的附属设施游就馆（1881年竣工）和国防馆（1934年开馆），特别是规模宏大的游就馆，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国立军事博物馆，在对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游就”二字源于荀子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句，意为崇尚高洁之人。战后，游就馆一度被废止和更名。但到80年代，随着祭祀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愈演愈烈，游就馆恢复开馆。其馆内设有十几个展厅，展示历次战争留下来的遗物。这是一座宣扬军国主义、推崇“圣战”、颠倒历史的陈列馆。各种血腥的刺刀、枪炮、坦克、军旗、鱼雷、炸弹、飞机、军舰模型，包括山本五十六等军国主义分子的遗像、军服、信件、战刀等遗物，充斥于各展厅内。还有不同年代日本军人的塑像和大量的战争油画。这些陈列品其实正是几十年间日本在亚洲大地上恣意蹂躏、屠杀无辜的罪证。此外还有当时情况的详细介绍，其解说词颠倒黑白，对侵略战争和战犯妄加辩护。例如，1894年至1895年的“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被解说成日军接受朝鲜邀请和为保护日侨而与中国交战；1928年的“济南惨案”，被解说成“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而出兵；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被解说成东北人民的“反日情绪”超出了日军的“忍耐度”，为了防止内乱波及东北三省才促成了“满洲国”的独立；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被解说成上海地区抗日团体的增加迫使日本政府派军队实施了镇压，等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贬毁贯穿于整个解说词中，不仅对侵略罪责没有一点愧疚之意，而且处处给人留下一个错觉——当年日本发动的所有侵略战争都是“被逼出来的”，日本也是“受害者”。

在战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在“靖国祭神”“万世不灭”“受人景仰”这一军国主义神话的驱使下，靖国神社终于迎来了“浩浩荡荡”的246万所谓“神灵”。现在，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死于历次战争的战死者具体数字如下：

明治维新前后内战（主要是1868年至1869年的戊辰战争）中的战死者7751名；

西南战争（即1877年平定西乡叛乱的国内战争）等的战死者6971名；

日清战争（即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战死者13619名；

出兵台湾（甲午战争后进驻台湾过程中）等的战死者1130名；

义和团事件（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战死者1256名；

日俄战争中和镇压朝鲜人民斗争的战死者88429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出兵西伯利亚等的战死者4850名；

济南事变（即1928年的“济南惨案”）等的战死者185名；

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等的战死者17161名；

日中战争（即从七七事变开始的中日战争）中的战死者188196名；(www.chuimin.cn)

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死者2123651名。

以上合计2453199名。^[23]

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在2453199名战死者中，死于内战者只有14722人，占总死亡人数的0.6%；而战死于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人则多达2438477名，几乎占总死亡人数的99.4%。尽管靖国神社后来统计的战死者增加到了246万余人，但增加部分也几乎都是在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这246万所谓“神灵”的名字，全部被记录在正殿的一尊灵位上。此外，还有一尊专门为两个皇族成员设立的灵位，即甲午战争后出兵台湾过程中染病而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中日战争期间战死于内蒙古的能久亲王的孙子北白川宫永久王。这一数字恐怕最能说明《靖国神社章程》第三条所说的“为国捐躯者”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祭祀这样的战死者并给人以神秘感的靖国神社又到底是何去处。

1946年5月3日11时15分至1948年11月12日16时12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28名甲级战犯在内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历史性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这一天恰巧是明仁天皇的生日）零时1分至零时35分，七名甲级战犯分做两批被执行绞刑：第一批是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武藤章、松井石根；第二批是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当时，美英中苏四国代表都在场。随后，七人的遗体被美军用卡车运到了横滨市的久保山火葬场火化。遗骨处理后，剩下的骨灰被扔到了久保山的骨灰场。为被告小矶国昭辩护的三文字正平律师、久保山火葬场的飞田场长和附近兴禅寺的市川住持三人经过商量，深夜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的骨灰场，拾回了被丢弃在那里的七名甲级战犯的骨灰，暂时以施主的骨灰名义秘密存放在兴禅寺的遗骨箱中。后来，这些人的骨灰被埋在了松井石根生前建在热海伊豆山上的“兴亚观音”的像下。1960年7月17日，参加辩护的有关人员在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的山顶建起了“殉国七士之墓”，一部分骨灰被转移到这里。1978年10月，日本右翼分子将包括这七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请进”了靖国神社。从此，这些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便与其他被盟国判处死刑的一千多名乙、丙级战犯供奉在一起，靖国神社随之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分子趋之若鹜、顶礼膜拜的去处，同时也成为世人特别是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关注和不断给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带来麻烦的场所。

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神道命令”，禁止国家公务员以官方即“公职”身份参拜神社。但吉田首相却不理睬这一禁令，公开参拜了明治神宫，并在留言簿上签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当时，神社的神职人员曾担心地问道：“总理大臣，这样做行吗？”吉田茂回答说：“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怪罪下来，我就去找麦克阿瑟说说。”这样，吉田茂就首先开了战后日本首相公开参拜神社（尽管不是靖国神社）的先例。正因如此，吉田茂的这一行动被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称赞为“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了坚决抵抗”的、“做得尤为突出”和“很了不起的”行动。^[24]战后，首开“八·一五”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恶例的内阁总理大臣是三木武夫（1975年）。此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历届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尤其从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被“请进”靖国神社起，每年的“八·一五”参拜靖国神社就几乎成了日本首相和阁僚必不可少的日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曾根康弘继1983年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之后，1985年8月15日竟率18名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又开了战后40年来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一度有所收敛。然而，仅事隔十余年即1996年7月29日，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步中曾根的后尘，再次以“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继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小泉纯一郎又开了同一位首相在任内每年“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2001年8月13日第一次、2002年4月21日第二次、2003年1月14日第三次、2004年1月1日第四次。2004年1月1日参拜结束后，小泉就参拜理由回答记者说：“日本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战争牺牲者的基础之上。我参拜是为了祈求日本的和平与繁荣。”当记者问为什么选择1月1日参拜时，小泉“理直气壮”地反问道：“初诣（日本人新年时前往神社朝拜的习惯——本书作者）不是日本的传统吗？很多人不都是在今天到各地神社参拜吗？”针对记者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能给与邻国的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担忧，小泉态度强硬地表示：“每个国家都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对此我不想再多说。我认为（这种行动）会渐渐得到邻国的理解。我每年都要来参拜。”^[25]对此，律师津留雅昭指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理应遵守宪法的国家首脑的发言。”^[26]2004年4月7日，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判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由于原告和被告均未提出上诉，因此到上诉截至日期4月22日，这一判决结果被最终确立。尽管这项判决属于地方法院的判决而不是最高法院的裁定，但法院一经判决参拜违宪，那么就是一次历史性的判决。然而，小泉对媒体表示以后将继续参拜，并希望其他国会议员的参拜“能继续下去”。结果，2004年4月22日又有84名国会议员在小泉首相的“号召”和“表率”作用下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的确，近代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被供奉于靖国神社的数百万“亡灵”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及其殖民地掠夺基础上的。小泉首相的参拜行动和上述答记者问，既表达了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日本政府对当年日本“皇军”侵略掠夺功绩的肯定和感谢，^[27]同时也暗含着日本企图通过重走侵略掠夺的“治国之道”重建日本未来繁荣之寓意。另外，从坚持顽固立场的小泉首相答记者问的上述谈话还可以看出，对于国内的批评和邻国的反对，他不但视而不见、态度强硬，而且明确表示要将这种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行径继续下去，直至“得到邻国的理解”而成为一种“惯例”为止。

还需指出的是，近年来每逢“八·一五”战败日，日本报纸就一定纷纷报道以总理大臣为首的大臣们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例如，他们是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公职”身份去参拜（即是否在签名簿上注明了大臣的官衔）？他们乘坐的汽车是私人车还是公用车？他们是在前殿台阶下参拜还是在上殿参拜？诸如此类，报纸对每一位大臣的参拜情况都作详尽报道。媒体看重这些区别无非是想说明大臣们的参拜性质，即说明这一行动是否代表了政府和国家。但在笔者看来，区别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公职”身份、乘坐私人车还是公用车、在前殿还是在上殿参拜都不重要，是否在“八·一五”这一天参拜也不重要，关键是他们作为现任首相和阁僚，只要步入供奉着大大小小战犯灵位的军国主义阴魂的聚集地——靖国神社的门槛，就已然表明这些首相和阁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真实态度。而且，无论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在1978年“请进来”还是在以后的某一天再“被迫”移出去（这种可能性不大），也都无法改变这里是军国主义阴魂聚集地的性质。因为，这里毕竟还供奉着其他246万为天皇的侵略“圣战”效死疆场的刽子手们的“亡灵”。何况，天皇或国务大臣只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就意味着是国事行为，不管怎样解释，都违反了日本国宪法第20条“国家及其机关”禁止参加“宗教活动”之规定；同时，不论以何种形式向靖国神社支付国费或公费，毫无疑问也都属于宪法第89条所禁止的“方便和维持宗教组织或团体”的“支出”费用。^[28]实际上，日本三位在任首相率群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行动，再清楚不过地代表日本政府向世人表明了对侵略历史的态度。事实也正是如此。1991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0集连续剧《荒原城堡731》，引起国际影视界的关注。该剧的一些录像带在日本非正式上映时，引起当代日本青年的极大震惊。因为在此之前，包括青年在内的许多日本人从未听说过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731细菌部队。然而，日本政府竟下令绝对禁止以任何形式播放该片，凡已播出的影视场所或文化沙龙，均限期销毁录像带，否则后果自负。与此同时，凡播映过该片的影视场所，也都先后收到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来自右翼势力的恐吓信和威胁品。前些年大陆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黑太阳731》，几乎世界各国都上映了，惟独日本拒绝引进。1995年，本来在日本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曾在《战后50年问题计划书》中载明：“作为‘战后50年问题计划’，政府和执政党首先要对包括随军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亚洲近邻国家带来的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悲伤表示深刻的反省。”^[29]并准备在10年时间里拿出1000亿日元来促进这一事业。然而，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右翼政客的百般阻挠和拼死反对，日本国会在1995年6月9日通过了如下内容的一份“战后50年决议”——《关于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决心走向和平的决议》：“本院值此战后50年之际，对全世界的战死者及因战争而牺牲者，致以悼念之意。而且，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给与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关于过去战争的不同的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并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本院在此声明：决心在日本国宪法所揭示的持久和平的理念下，与世界各国携手开创人类共生的未来。特此决议。”^[30]只要对这份不到300字的“战后决议”稍加解读就会发现，其中不但根本找不到“谢罪”“不战”字眼，而且含糊其辞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侵略性行为”；而这一行为也只不过是“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此类“行为”之一。如此这般毫无反省之意的“战后50年决议”，又怎能不令世人特别是亚洲邻国人民大失所望呢？

其实，在日本政要中就连“中道政治家”田中角荣前首相，在历史问题上也存在着错误的认识。众所周知，在1972年9月中日复交谈判过程中，田中角荣不仅在宴会的答谢辞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轻描淡写的话表示对过去的“反省”，^[31]而且坚持在《联合声明》中这样表述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32]这一表述存在的问题是：战争历来就有“侵略战争”和“被侵略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任何战争的结果也从来都是两败俱伤、彼此受损。但日方却坚持在《联合声明》中只笼统地说“由于战争……”，并未明确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这就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战争翻案留下了余地。事实上，在中日复交第二年即1973年2月2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田中首相曾这样回答了不破哲三议员关于战争问题的质询。他说：过去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我只能回答应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价”^[33]。据此不难推断，中日复交谈判时日方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这样措辞以及在宴会答谢词中使用“添了很大的麻烦”的说法，都是煞费苦心的。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健康走向未来最好的教科书。有远见的政治家既应重视记录本民族历史上的辉煌业绩，以此激励国人创造更加光辉的未来，又应当有勇气将本民族历史上的污点郑重载入史册，以此警示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对战后的日德两国来说，能不能将自己在历史上特别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如实地写进历史教科书，向下一代讲明历史真相，是对负有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的两国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日德两国政要同样表现出重大差别。

战后，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不仅重视拍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片和把纳粹犯罪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而且特别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德国，历史教科书由各州自行编撰，但必须遵循国家教育法有关历史教育的规定来编写。德国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先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制定出一个基本框架，各州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再根据这个基本框架来审订本州编撰的历史教科书。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规定：“对纳粹专制统治历史进行详细深入的讲解，是各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大屠杀这段历史又是其核心内容。”巴伐利亚州教育局据此制定的本州岛历史教学大纲进一步明确指出：“尽管大屠杀的恐怖和罪恶是史无前例的，但后人绝不能忽略或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而必须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正确地解释这段空前绝后的历史。”^[34]德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有法律保障，而且始终受到德国政要的高度重视。前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曾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35]1977年，联邦德国总统谢尔严肃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78年，联邦德国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强调：在学校教育中要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要求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以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德国政府和政要所以如此重视二战历史教育，用德国教育官员和教师的话说，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保持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清醒回忆”，“培养起（学生）正确的是非判断能力”，^[36]即提高年轻人对纳粹思想的免疫力。正因为政府和政要如此高度重视，德国的中小学生接受了真实的正确的历史教育。除了每周用四五个学时的历史课来讲授纳粹历史特别是大屠杀罪行外，有关纳粹历史的教育还融入德语、宗教、思想道德等其他课程中。例如，宗教课讲到犹太教时，一定要讲述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德语课中的不少范文是有关纳粹历史的，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小女孩安妮的日记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家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检验和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表现出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和实现德意志民族与这些民族的历史性和解，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反观日本，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本政治家的目光是短视的。

日本的教科书审定标准是在1946年2月4日由美国占领当局主导制定的。战后以来日本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是由类似家永三郎的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为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而编撰的，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二战史实，完全符合该教科书审定标准。例如，1983年6月出版的由日本教职员工会联合会编写的《教科书白皮书第20号》，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这样写道：“南京事件乃是日本所干下的残暴行为中有代表性的一桩，以至有‘奥斯威辛·南京·广岛’的说法。小学要按小学的情况，中学要按中学的情况，对南京事件必须用简明易懂的文字加以记述。说这一事件是编写日本教科书的绝对条件，并不过分。”^[37]然而，自冷战伊始，得到美国占领当局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鼓噪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日本的年轻一代重新引上歧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家永三郎编撰的一直被文部省采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为此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文部省的违法违宪行为，开始了“教科书案”漫长而艰难的诉讼历程。在“教科书案”第三次裁判前，文部省曾就家永教科书中的“侵略”用语附上了这样的“改进意见”：“希望尽可能不要这么做下去。但是，如果你要写，那也没办法。作为文部省，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于是，家永三郎决定第三次起诉文部省的违法违宪行为。然而，法院却说：“你并没有按照改进意见办，不会受损失。因此，你诉讼也无济于事。”^[38]就这样，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又以败诉而告终。在此期间，家永三郎不仅长期受到文部省的冷遇，而且经常面临着来自右翼分子的威胁。时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悍然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惨杀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39]等等。当这场教科书风波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下刚刚有所平息时，日本文部省又于1986年5月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虽然这次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斗争下再度平息下来，但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运动”却愈演愈烈；而长达30多年的“教科书诉讼案”，也以家永三郎的败诉宣告结束。在人类刚刚跨进新世纪的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再次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学者编撰的准备在2002年4月开始使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制造了中日复交以来的第三次教科书事件。与前两次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一样，这些教科书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大肆鼓吹“侵略有功论”，不但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没有任何反省，而且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开脱罪责和歌功颂德。例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这样写道：战争末期“被逼无奈的日军开始以飞机和潜艇轮番对敌舰展开有去无回的‘特攻’。……当时，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谁也不愿意去送死，但是为了保卫家乡父老，都甘愿为了日本做出牺牲”^[40]。2005年4月5日，又制造了第四次教科书事件。这次由文部省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等提出挑战，而且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篡改，尤其“慰安妇”一词，竟从8家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彻底消失（只有一种版本还保留着“慰安设施”一词）。^[41]日本政要在学校教育中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使日本年轻一代对本国的侵略历史或是非难辨，或知之甚少，或茫然无知。1996年日本东京以中学生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年份的学生只有15%；知晓日本战败年份的也只有一半左右；知道“从军慰安妇”史实的仅有1/3；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也仅有34%。^[42]正如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所说：“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日本在亚洲都干了些什么，几乎是既无这种知识，又无这种认识。”^[43]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早已引起日本国内外的忧虑和批判，并纷纷向日本提出自己的忠告。例如，早在2001年版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审定通过之前，日本国内以朝尾直弘为首的有正义感的学者就联名发表了“60人声明”，揭露右翼势力篡改侵略历史之事实，并结合历史指出了这一行径的危害性。“声明”指出：“在日本，从1890年前后到1945年战败，关于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或者皇室的事情，即使是事实，也不能自由地谈论或记录发表。历史教育的目的被规定为制造向天皇尽忠的‘臣民’，历史教科书是为了把孩子们镶进‘臣民’的模具中。与此不一致的事实被排斥，虚构的故事成了日本历史教育的主干。这样，依据制造出来的自赞自赏的排外的意识和思想，日本和日本人一再进行战争，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迎来了悲惨的战败。我们不能忘记错误的历史教育起到的这些重大作用。”^[44]身为旁观者的德国历史学家博格也指出：日本官方对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完全不能接受。……罪过并不会因为歪曲或者沉默而减轻。在这一点上，日本应该毫无保留地向德国学习”^[45]。而作为日本当年对外侵略最大的受害国和今天篡改教科书行径最主要的受伤害国，我国领导人在表示极大愤慨的同时，也向邻邦日本提出了自己的忠告。1982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尖锐地指出：“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46]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向日本提出忠告说：“我们认为，日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遏制这些人的错误言行，并用正确的历史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和引导，这对中日关系长远发展有利，最终对日本也有好处。”^[47]2001年4月4日即第三次教科书事件发生时，外交部长唐家璇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指出：“这样的教科书一旦登上讲坛，将严重毒化日本的历史教育，给日本的未来走向埋下重大隐患。……这次事件始作俑者是这些人，但日本政府也难辞其咎。”^[48]战前，日本长期进行“皇国史观”、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武士道教育的结果，曾使日本广大的受教育者长期惟我独尊、丧失理智、为所欲为，最终在亚洲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日本右翼政治家在学校教育中继续毒害下一代的短视行为，很可能使日本民族再一次丧失理智，不仅可能再次祸及亚洲近邻，而且一定会使日本国自身再度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历史上的战争赔偿有两种：一种是战胜的侵略国向战败的被侵略国索要战争赔款，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而是进一步的掠夺。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争赔款就全部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是战胜的被侵略国向战败的侵略国索取战争赔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战争赔偿本意的赔偿行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索赔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目的，更重要的是具有惩罚侵略行为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助于促使侵略国深刻反省，不再重蹈侵略覆辙。^[49]一战结束后德奥等国的战争赔偿就属于这一类，二战结束后日德两国的战争赔偿也理应属于这一种。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后日德两国政要在战争赔偿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致使两国的战争赔偿额度出现了天壤之别。

战后，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并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义上，而是通过主动向当年的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来表达自己的真诚反省之意，并欲以此提醒和告诫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联邦德国政府制定的《联邦补偿法》在前言中明确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要对受害者给予补偿。联邦德国政府据此有计划地向波兰、以色列等国支付了巨额赔款。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1亿马克（约合866亿美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赔款不属于“国家战争赔偿”，而是“个人战争受害赔偿”，只是分配上委托各国政府代行。除由政府支付巨额“国家战争赔偿”和“个人战争受害赔偿”外，民间企业如克虏伯、弗兰克、西门子、奔驰等，也主动向战时受过本公司奴役和压榨的犹太受害者进行了赔偿。德国政府能够支付如此巨额的赔款，特别是能够在本国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战后初期就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支付，实属难能可贵。

在日本，美国占领当局和远东委员会在战后初期曾制定过一个拆迁日本工业设施以充赔偿的计划，为的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但时隔不久，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于是很快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1951年由美国操纵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将最初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改变成日本与索赔国之间平等磋商的象征性“劳务赔偿”。接着，日本不仅压迫蒋介石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且用投资贷款、技术合作等为诱饵，诱使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放弃了纯粹意义上的对日索赔。中国政府为了不给日本人民加重负担，也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50]。就是说，战后以来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冷战格局和亚洲一些国家内部动荡的有利形势，实行了在“国家战争赔偿”上尽量不赔偿或少赔偿，在“个人战争受害赔偿”上坚决不赔偿的政策。据日本学者金子道雄统计，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是6166.8亿日元（按现在汇率计算，约合70亿美元）。但按日本政府计算，则为1兆日元（约合114亿美元）。这是日本政府把亚洲各国接收的日本“海外资产”3500亿日元作为“事实赔偿”统计在内“凑成的一个数字。由此可见日本尽可能想使数字看上去显得多一点的意图”^[51]。由于中国、印度和苏联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因此这笔赔款也仅以象征性“劳务赔偿”和投资贷款的形式给了老挝、缅甸、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南越、北越、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国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笔赔偿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其中绝无“个人战争受害赔偿”。日本当局不但没有制定出一部针对外国人的补偿法，而且以“时效论”为幌子，对外国人的个人受害赔偿请求完全不予考虑，这是毫无道理的。据金子道雄介绍，美国政府依据1988年制定的《市民自由法》，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迫害驻美日裔的不法行为进行了谢罪和补偿，即支付给受害者本人或其遗属每户2万美金，并附有总统的谢罪文书。加拿大政府在1989年向东京派出官员，还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寻找补偿对象，也对战时受过迫害的驻加日裔给予了补偿。苏联政府不仅承认了在卡廷森林虐杀过波兰将校和曾将日本战俘扣留在西伯利亚强制劳动的事实，而且用为死亡日俘扫墓的形式表示谢罪并准备做出相应的赔偿。美加苏等国的上述赔偿都是“个人战争受害赔偿”。就连这些战胜国都已经或正在考虑对侵略的战败国国民进行“个人战争受害赔偿”，作为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的日本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利拒绝赔偿呢？（2）这笔赔款与德国已经支付和准备继续赔付的866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中国在历次战争中所蒙受的损失差若天渊。日本通过甲午一战，勒索白银2.3亿两，按当时汇率，本息合计3.6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四年的国家预算额。即使抛开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计，也与日本发动的最后一次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6000亿美元存在天壤之别。何况，即使已经赔付的这笔赔款，也几乎与中国无涉。当年，中国政府放弃的仅仅是“国家战争赔偿”权，并未放弃国人的“个人战争受害赔偿”请求权。（3）这笔赔款也与日本政府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补偿金额不可同日而语。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不但制定了10余部以本国国民为对象的战争补偿法律（如《恩给法》《援护法》等），而且通过“战争殉难者遗族特别抚恤金”等形式，支付给旧军人及其遗族的补偿金已多达37兆日元（约合4214亿美元）以上，仅原子弹轰炸医疗补偿费一项，就多达16兆日元（约合182亿美元）。这样，日本政府支付给亚洲各国的赔款总额6166.8亿日元不及这个天文数字的1.7%。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旧军人及其遗族的补偿金总数相当于对整个亚洲受害国家赔偿总额的58倍。^[5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赔付给本国人的这笔巨款，不但几乎全部给了旧军人、军属和战争遗族，而且根据日本法律，就是在这些人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差别。给予将军的遗族和士兵的遗族的补偿金数额相差七倍之多。甚至连当年被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属也成为抚恤对象，一直在享受着巨额的遗族年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战时日本军法会议上被错判有罪即受过“处分”的那些有良知的旧军人及其遗族，竟没有领到任何补偿金。这种内外有别、上下不同和根据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及贡献大小予以差别对待的战争补偿政策，明显具有鼓励战争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影响，不容忽视。（4）这笔赔偿金与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名实不符。首先，在通常情况下战争赔偿一定是在承认战争责任和谢罪的基础上进行，而日本的这笔赔偿金则是在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大多没有正式谢罪的情况下进行的。用金子道雄的话说就是：“日本的赔偿是一种基本上不承认战争责任，仅仅因为战争失败了才做出的赔偿。”^[53]其次，这笔赔偿金几乎都给了吴庭艳、朴正熙这样的亚洲独裁政权，还有一部分通过与这些国家的独裁者幕后交易又回流到了日本的保守政权手里，根本没有落到各国真正的战争受害者——国民的手上。再次，日本的这一“有限赔偿”行动完全是一个阴谋，即以确保日本未来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恰如前首相吉田茂供认的那样：“只是因为对方不喜欢投资这个词，我们才选用了赔偿一词而已。”^[54]近年来，面对亚太地区汹涌澎湃的民间索赔即“个人战争受害赔偿”之怒潮，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公司，都继续采取了死不认账、拒不赔偿的态度。例如，当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耿谆等人向日本方面提出谢罪、赔偿要求时，不仅当年残酷奴役压榨过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而且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在回答议员质询时，也以“有关战争的中日问题已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此后不再存在”作答。对此，村山富市内阁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指出：“同德国相比，日本等于没有进行任何战后赔偿。”^[55]可见，中国人“以德报怨”所换来的，仅仅是日本人的“以怨报德”和死不认账。

至此还需指出两点：一是中国究竟缘何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当时我国政府的考虑主要有四：第一，中国不想依靠其他国家的赔款建设自己的国家；第二，向战败国课以巨额战争赔款明显有害于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即为先例；第三，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下一代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56]第四，此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以德报怨”的名义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共产党的度量不能比蒋介石差。关于这些想法，周恩来在中日复交数日后的1972年10月6日有所披露。他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57]可见，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实出于对日本人民友好和维护国际和平两个光明磊落的目的，而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则是“慷他人之慨”（周恩来语）和别有用心，^[58]二者目的完全不同。二是中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对战后的中日两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几位日本政要和学者的评论便能看得非常清楚。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衔命来华与周恩来会谈中日复交的细节问题。当周恩来表示“可以把放弃赔偿要求权写进联合声明”后，竹入立即回答说：“万分感谢。”^[59]同年9月29日，大平正芳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样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中国方面处于战胜国、被害者的立场，因此，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日本应取对此进行坦率评价的立场。”^[60]同年10月28日，大平外相在日本第70次国会上的外交演讲中再次对中国此举评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声明中宣布放弃战争赔款。如果想到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之大，我国应对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所表明的态度表示深切的感谢。”^[61]除政治家外，日本人民特别是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民间著名人士，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善举更是心存感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一有机会就说：“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50年才能支付清，即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62]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东海大学教授入谷敏男则在书中这样写道：“今天，日本得以成为经济大国，当然是日本国民放弃战争和勤奋工作及其高度教育水平的结果。然而我深信，盟军各国在日本战败时为日本的复兴而采取的政治决策也有很大作用。试想，如果当时的日本被各个占领国肢解而分割统治，则现在的日本将成何情景？思念及此，我至今仍然不寒而栗。在各国的对日政策中，我认为应当高度评价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政策。”他还指出：“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施加的屈辱是难以形容的，给中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当时日本无法赔偿的。如果当时让日本承担战争责任而付给中国巨额赔偿，则可以断言，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今日日本之迅速复兴，这一历史事实必须承认。”^[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