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50多年来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迅速抬头,除上述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即存在的社会基础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这既是圣德太子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政治性措施,也反映了7世纪前后日本当权贵族企图通过提高皇室威望实现中日两国对等往来的强烈愿望。......
2023-11-30
2001年人类迎来公元第三个千禧年,而中日关系却因日本右翼势力全面掌控国家政权而步入多事之秋,乃至数度跌入低谷。2001年至2006年,小泉首相开了在任内每年“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致使“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冷到两国高层互访全面中断的冰点。继之,2010年菅直人内阁蓄意制造“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内阁悍然宣布钓鱼岛“国有化”,2013年安倍内阁阴谋藉钓鱼岛争端实现军事大国化,导致中日关系最终跌入“政冷经也冷”的堪忧状态,甚至随时有爆发局部战争之可能。中日关系之所以在邦交正常化四十年后的今天恶化到这般令人忧虑的程度,无非缘于日本政府及其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一再挑战我民族感情底线、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挑战我核心利益底线所致。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和升级钓鱼岛争端有如后述,这里重点就历史问题尤其人们普遍担忧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阐述个人一孔之见。
从日本国内的种种迹象来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再是能不能复活的问题,而今后五到十年将是关键期。根据主要有四:
1.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群众基础
早在战时,多数日本国民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久远影响下,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在连战连捷对外侵略战争的频频鼓舞下,曾盲从、协助和支持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即这部分日本国民是带着“受害者”(对本国统治阶级而言)和“加害者”(对被侵略国家人民而言)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这是导致中日战争长达十四年之久、我人员伤亡数千万人和财产损失数千亿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日本国民认真总结和反思。那么,战后日本国民是否对侵略历史有所反省呢?答案是令人沮丧的。诸如1945年9月初即日本签字投降期间,中国《大公报》驻东京记者黎秀石曾以“你认为东条英机是民族英雄还是战争罪犯?”为题,对日本各界民众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在日本军阀已成阶下囚、日本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个人意志的情况下,他们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东条英机算不上民族英雄,但也不是战争罪犯,他只是犯了错误,“没准备好就打”[118],结果战争失败了。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世纪之交,日本国民的这般思想意识状况不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而滋生出可怕的复仇心理。例如,成年人在看了《黑雨》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理解,反而在问卷调查中说:“日本战败不是因为战争无道,而是因为日本没有提前研发出原子弹。”中小学生们在看了《支那的怒吼》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在观后作文中恨恨地写道:“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119]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正直人士在长期受到政府冷遇、右翼势力威胁的同时,还要经常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卖国贼”的谩骂。这与德国民众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不觉悟民众的大量存在,既是小泉、野田、安倍等右倾保守政权能够上台并长期执政的民意基础,也是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即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土壤。
2.日本国内具备军国主义复活的思想条件
战前,佐藤信渊等人通过兜售“海外雄飞论”、福泽谕吉等人通过兜售“支那分割论”,直接为近代日本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侵略战争”源于“侵略政策”、“侵略政策”又源于“侵略思想”的逻辑意义上说,日本右翼知识精英才是当年日本侵华的元凶。战后尤其世纪之交,日本右翼知识分子又通过系统全面的战争翻案和阴险毒辣的“分裂中国研究”,为军国主义复活提供“理论依据”。他们不但系统抛出了“自卫战争论”“解放战争论”“美英同罪论”“靖国史观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种种战争翻案谬论,甚至挑起了一场“卢沟桥的枪声来自何方”的争论,更有古屋圭二、中村粲、田中正明之流提出“是刘少奇打响了第一枪”等荒谬观点。犹有甚者,在日本学界居然有一批右翼知识精英一直在潜心研究如何分裂中国、如何肢解中国。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六块论”、江口克彦的中国“七块论”、中岛岭雄的中国“十二块论”等等,就是既详细又具体的分裂中国的构想和方案;而这些构想和方案,已成为我国境内“台独”“藏独”“疆独”三独势力重要的思想源(例如,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就源于江口克彦的启发和诱导)。有着政府和财界支持背景的日本学界的“分裂中国研究”动向,已对我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应引起我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警惕。
3.日本国内具有军国主义复活的政策保障
为了复活军国主义,战后以来不仅右翼政客在精神层面频频参拜靖国神社,而且日本政府在物质层面一直在推行一个危险的战争补偿政策。与日本政府对外仅支付70亿美元战争赔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已向本国国民支付了4214亿美元(即37兆日元)的巨额战争补偿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这笔巨额战争补偿金只支付给当年的死伤病“皇军”将士及其遗族(包括被处决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遗族),至于死于非命的普通国民及其遗族、战时因具有反战倾向而受过“处分”的旧军人及其遗族等,都不在补偿之列。(2)这笔巨额战争补偿金在军人中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将军级的死伤病者及其遗族每年可获得约300万日元,而普通士兵及其遗族每年只能获得约50万日元,二者相差6倍之多。(3)日本政府还规定,领取战争补偿金和享受免费乘车、免费医疗等项特权,可在亲属间继承下去。[120]日本政府推行这一内外有别、军民不同、官兵迥异,即根据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和“贡献”大小予以差别对待的战争补偿政策,明显向其国民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无论什么性质的战争,只要你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和“牺牲”,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肯定(参拜靖国神社)和物质上的丰厚补偿(提供巨额战争补偿金)。这明显具有鼓励国民继续战争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影响,极易诱发下一次侵略战争,亚洲邻国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4.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强大势力
这股势力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所谓“日本右翼势力”,是指战后以来日本国内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军国主义老路的由右翼政客、右翼财阀、右翼军人、右翼学者和民间极右分子组成的一股国际恶势力。不难看出,日本右翼势力实际包括“穿西服的右翼”(右翼政客、右翼财阀、右翼军人、右翼学者)和“街头右翼”(民间极右分子)两部分。以往我们只把“街头右翼”视为右翼势力,而将野心和能量更大、更具危险性的“穿西服的右翼”排除在外,这就放跑了其“中坚”力量,显然是一个误判。目前,日本国内有“街头右翼”约12万人,若将“穿西服的右翼”包括在内总数约有500万人,至少也有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自己所说的“353万人”,接近战前右翼的高峰。因此,以往“日本右翼只是一小撮”的提法已不符合今天日本国内的实际。尤其堪忧的是,不仅“穿西服的右翼”掌控了日本国家大权,而且“街头右翼”开始疯狂迫害国内进步人士,这就使军国主义复活更具有现实可能性。自1960年10月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刺身亡以来,尤其进入世纪之交,血腥暗杀事件一直在日本社会频频上演。1990年1月,右翼分子开枪重伤了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原因是本岛市长曾说“昭和天皇也有战争责任”;2006年8月,右翼分子用煤油焚烧了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的老宅,原因是加藤反对政要参拜靖国神社;2007年4月,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开两枪打死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原因是伊藤市长主张反省侵略历史,等等。今天日本右翼分子的恐怖暗杀行径与战前军国主义分子的法西斯暴行惊人相似、如出一辙。日方此次升级钓鱼岛争端,便是其朝野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既定步骤。所以,日本社民党发言人所说“军靴声日益临近”等,都绝非耸人听闻。
上述情形表明,日本国内已经具备军国主义复活的基本条件,急需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上议事日程。建议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1.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谈话基调,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走向觉醒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日本的未来终究主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把握。因此,我们首先要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使日本国民明了:当年被处决的东条英机等各类战犯并不是日本的“民族英雄”,而是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罪人,从而自觉抵制今天本国右翼势力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和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当年被骂做“卖国贼”的反战人士才是阻止日本走向毁灭的真正民族英雄,从而理解和声援今天本国正直人士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其次,建议我国领导人在会见日本政要时,我国外宣部门在对日外交宣传时,改变以往“日本国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一笼统的谈话基调和宣传口径,而应代之以“日本人民既应继承当年反战人士的优良斗争传统,也需认真总结和汲取过去盲从战争的沉痛历史教训”,这才符合历史原貌,也才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否则,仅以“受害者”“牺牲品”自居的日本国民就永远不会全部走向觉醒,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群众基础就永远无法彻底铲除。
2.通过实施“中美接近”战略,使美国成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支中坚力量
“中美接近”有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主要依据,源于日本统治集团“与最强者结盟”的外交传统和“恃强凌弱”的一贯秉性。建议从历史、现实、未来三方面入手,推动“中美接近”战略的实施:(1)高调宣传中美并肩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历史,增进两国民族感情;充分利用美日历史积怨,松动乃至瓦解日美同盟。(2)在确保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无虞的前提下,向美国倾斜开放市场,给务实的美国人看得到的实惠。(3)要设法让美国人民明了:曾在战前给美国造成建国以来最大灾难、具有“既反共又反美”[121]传统并已明显呈现“反美复仇”迹象的日本,已对美国的未来构成了潜在威胁,进而敦促本国政府在汲取战前“绥靖终必害己”这一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与东亚各国一道共同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3.通过打“历史”和“现实”两张牌,与韩俄等邻国结成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统一战线
中韩两国有着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的共同历史遭遇,今天又共同面临着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两国民族感情底线、在领土问题上挑战两国核心利益底线的现实威胁。因此,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捍卫领土完整方面具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中韩两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采取一致立场,共同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俄两国不仅有着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光荣历史,而且今天共同面临着来自日美同盟咄咄逼人的威胁。因此,中俄两国应从不允许践踏《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不允许否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不允许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等角度,联手应对对日岛争和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4.通过深化改革和富国强兵,使我国成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因素
邻国积贫积弱或内乱纷争,是日本战前对外扩张和战后复活军国主义的外部条件。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可乘之机,我国在内政方面需做以下努力:(1)通过整顿吏治、缩小贫富差距,彻底解除国内动荡之隐忧;通过深化改革、富国强兵,切实增强国家综合实力。(2)妥善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耐心教育国人不亲日不反日但须知日,应是党和政府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和一项艰巨任务。(3)建议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全面总结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分期分批推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权威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 最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占领当局人为地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和法西斯残余势力。对此,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安川寿之辅指出:“保留天皇制和没有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就直接进入民主化阶段这种做法本身隐伏着极大的祸患,而且这种祸患正在逐渐暴露。”——许岩:《福泽谕吉研究的新挑战——安川寿之辅及其新著〈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3]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4]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编辑出版,第13页。
[5]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7页。
[6]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8页。
[7]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9页。
[8]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45~46页。
[9] 同上书,第9~10页。
[10] 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召开和杜鲁门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冷战政策(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到来。
[11]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6页。
[12]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5页。
[13]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6页。
[14]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6页。
[15]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5~6页。
[16]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6页。
[17] 同上书,第87页。
[18] 同上书,第88页。
[19]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8页。
[20] 同上书,第89页。
[21]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22]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55页。
[23]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24]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11页。
[25]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87页。
[26]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30页。
[27]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l991年版,第34页。
[28]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30页。
[29]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45~146页。
[30]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487页。
[31]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570页。
[32]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33]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6页。
[34]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33页。
[35]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7页。
[36]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11~12页。
[37] [日]中村政則:《占領と戦後改革》,吉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83~84页。
[38]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14页。
[39]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59页。
[40]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603页。
[41]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42] 关于“最终战争”论,“建议书”说:“今天,我当然不认为东亚联盟的主张全部是正确的。我承认预见最终战争会在东亚和欧美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展开的见解不但过于自负,而且事实上明显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坚信世界进入了最终战争时代,并真心希望尽量能够予以回避。与此同时,只要看一看现实世界的状况,特别是在共产党进攻态势加强的今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检讨在真正和平理念指导下所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的实质及其足迹,并确信至少可以从其构想中发现日本今后正确的前进道路。”——[日]池田諭:《日本の右翼》,大和書房1973年版,第113~114页。
[43]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18页。
[44] 战时大东塾的纲领云:“一、所说大东,即大统世界之谓也。吾人期待基于皇道的大统世界之实现。二、所说大东,即大东洋维新之谓也。吾人期待基于全世界大统的大东洋维新之实现。三、所说大东,即大东国日本之谓也。吾人期待基于神命的道义之国、光明之国的大东国日本之实现。”——[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50页。
[45]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372页。
[46] 王希亮:《论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及其主要特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47]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48]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372页。
[49]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17~18页。
[50]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51]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12页。
[52]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www.chuimin.cn)
[53]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54]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55~56页。
[55]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页。
[56] 王希亮:《论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及其主要特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57]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58] 日本右翼势力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后这种扮做俩人的伎俩,以右翼头目井上日召最为典型。他曾在1947年写就的《日召传》中虚假地声称“非合法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要通过合法方式“致力于日本的新建设”。但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第二年(1953年)重版该书时,他不仅把书名改成了充满血腥味的《一人一殺》,而且公开叫嚣说“现在日本结束了占领”,“已经进入了强力时代”,“我也恢复了自由”,“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日]井上日召:《一人一殺》,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397页。
[59]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199页。
[60]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20~24页。
[61]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220页。
[62] 所谓“民族正当防卫论”,是大东塾提出的一种谬论。其核心内容是:“个人因遭受他人的暴力行为而面临危险时,为了自卫即使导致对方死伤,也属于正当防卫。这是全世界刑法中的共同理念。在此情形下,不能把防卫行为当作‘暴力’。作为民族,也应该承认这一原理。对外,叫自卫权;对内,当民族生命面对反民主集团的暴力行为而面临危险之时,为与之对抗而实施的民族自卫行动,同样具有充分的正当防卫性质,决不能单纯视为‘暴力’。”——[日]警備実務研究会:《右翼運動の思想と行動》,立花書店1989年版,第173页。
[63] 王希亮:《论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及其主要特征》,《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
[64] 参见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
[65] [日]大野逹三:《〈昭和維新〉と右翼テロ》,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66]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30页。
[67]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99页。
[68]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40页。
[69] 参见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70] [日]日本警察庁:《警察白書》,大蔵省出版局各年版。
[71]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327页。
[72] 例如,1969年2月8日,儿玉誉士夫开始在东京池上本门寺着手组织武斗训练;同年8月4日,在新潟县的越后三山进行了“第一号军事训练”,成为右翼势力武斗训练的开端。类似的武斗训练直至今天亦未停止。
[73]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74]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484页。
[75]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484页。
[76]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470页。
[77] 同上书,第471页。
[78] 同上书,第471页。
[79] 同上书,第471页。
[80] 据藤村道生的著作载,战时日本民众中身为双亲者,不仅普遍存在“如果有女儿,就找一个军人作女婿”之心理,而且存在“如果没有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了”的极端心态。这恐怕能够折射出军人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米庆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81] 赫赤等著:《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
[82]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87~88页。
[83] [日]荒原朴水:《大右翼史》,大日本国民党1966年版,第471页。
[84] 如,1967年3月22日袭击野坂参三议长未遂事件;1970年6月19日袭击日共佐久事务所事件;1973年5月13日暗杀宫本显治委员长未遂事件;1973年6月7日袭击日共群马县事务所事件;1973年7月25日预谋杀害不破哲三书记长事件等等。
[85] 转引自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86] [日]猪野健治:《赤尾敏評伝》,連合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219页。
[87] [日]荒原朴水:《大右翼史》,大日本国民党1966年出版,第470~471页。
[88] [日]池田諭:《日本の右翼》,大和書房1973年版,第18页。
[89]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90] 《朝日新聞》记者伊波新语,转引自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91]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92]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65~66页。
[93] 同上书,第64页。
[94] [日]《右翼運動要覧·戦後編》,日刊労働通信社1976年编辑出版,第68页。
[95] [日]《现代(右翼)の研究》,《選択》(月刊)1989年1月号。
[96] [日]《日本右翼勢力の現況》,《選択》(月刊)2000年5月号。
[97] 截至目前,日本右翼势力的“修宪努力”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民意测验虽然表明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修宪”,但这毕竟只是民间呼声。根据日本法律,“修宪”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有效票数为334票。目前自民党在国会中有239席,脱胎于自民党的新进党有155席,两者相加足以通过“修宪”提案。现在已不再是“修宪”提案能否在国会获得通过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如何来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
[98] [日]高木正幸:《右翼·活動と団体》,土曜美術社1989年版,第91页。
[99]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100]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101]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102] 同上书,第90页。
[103] 同上书,第90页。
[104]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105] 同上书,第93页。
[106] 肖世泽:《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了的》,《现代日本》1995年第3期。
[107] 肖世泽:《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了的》,《现代日本》1995年第3期。
[108] [日]《朝日新聞》1995年2月10日。
[109] [日]《朝日新聞》1996年6月5日。
[110] [日]《赤旗》1996年2月21日。
[111] 1962年1月,遗族会第三任会长安井诚一郎病故,遗缺由贺屋兴宣接替。贺屋其人,战时担任过近卫文麿内阁、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北支那开发会社总裁等要职,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获释,1957年加入自民党,195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与此同时,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的板垣征四郎之子、战时作为陆军少尉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板垣正,也于1957年加入遗族会,后出任该会组织企划部长,1972年起担任事务局长,并于1980年当选为参议员。除贺屋、板垣外,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曾出任遗族会顾问。“贺屋-板垣体制”维持达15年(1962~1977)之久,也是日本遗族会与官方合作最为密切和进行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112] 战前,1936年上台的广田弘毅首相,是老右翼团体玄洋社的骨干成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陆军中将有末精三,兼任过军人右翼团体帝国在乡军人会会长;内务大臣、警察总监安倍源基,兼任过右翼团体新日本协议会的头领等等。战后,类似政治巨头桥本龙太郎兼任遗族会会长和其他政客成为右翼团体骨干者同样大有人在。其做法与战前毫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已然形成了传统。
[113] [日]四国教区靖国問題特别委員会編集委员会:《靖国問題学習資料集》,万成社1996年版,第472页。
[114] 《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3》,http//kokkai.ndl.go.jp/cgi—bin/KEN-SAKU/swk—dispdoc—text.
[115]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116]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117] 蔡史君:《文字游戏又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8月13日。
[118] 黎秀石:《见证日本投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119] [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钟理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120]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拙文《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战争赔偿政策及其成因》,《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121] [日]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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