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成果

日本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至八九十年代已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向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美国和欧共体（12国）各为5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即为3万亿美元。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加快了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为了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1983年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不久又确定了日本“政治大国”奋斗目标。他主张要大胆地触动过去纷纭的意见，统一看法，以推动日本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从此，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成为“政治大国”这个总的目标展开的。正是在日本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日本政府又相应确立了“政治大国”目标并制定了“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路线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在八九十年代迅速壮大起来。据日本《选择》月刊1989年统计，1988年有右翼团体840个，成员12.5万人；^[95]同刊2000年统计时，右翼团体增至900个，人数降至10万人。^[96]其实，这一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未包括遗族会这类半官半民性质的右翼团体及其成员，也未包括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这类政界右翼团体及其成员，而仅指那些走上街头从事暴力犯罪活动从而被警方记录在案的狭义的右翼团体和成员。如果将被“遗漏”的这两部分团体和成员（即“潜在右翼”，在日本被称作“穿西服的右翼”）计算在内，目前日本右翼团体逾千个，人数当超过500万人，至少也有荒原朴水所说的“353万人”。此间，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竭力美化头号战犯裕仁天皇，重树军国主义精神支柱，阴谋恢复战前天皇制；第二，再三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全面进行战争翻案；第三，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呜冤”，为军国主义招魂；第四，百般阻挠国会通过“不战决议”，顽固奉行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第五，不断挑战和平宪法^[97]和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急于向政治大国演变和向军事大国急进，妄图重温军国主义老路；第六，对内暴力恫吓进步人士，对外不断制造反对中朝韩等近邻国家的外交事件。鉴于前五个方面的主张和活动在以后章节中有所涉猎，故在此仅就第六个方面略作探讨。

1.暴力恫吓国内进步人士之丑行与战前如出一辙

无论是战前右翼还是战后右翼，都继承了其先辈们的“皇国史观”。谁不把天皇奉为“至高无上”，他们就攻击谁。1988年发生的“本岛事件”，就是典型事例之一。1988年在昭和天皇病危期间，日本国内围绕裕仁天皇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议论纷纷。在12月7日召开的长崎市议会上，当一名市议员就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提出质询时，信奉天主教的自民党党员、长崎市市长本岛，当即做出了“我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这一符合史实的回答，^[98]成为日本地方官员中第一位明确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者。本岛市长的这一讲话被媒体报道后，不仅他所属的自民党对其采取了敌视态度，而且直接引来了右翼势力的仇恨、恫吓和迫害。1989年12月21日，全国62个右翼团体的数百名右翼分子，开着82辆汽车向长崎市集结，在市政府门前辱骂本岛市长是“国贼”，应“天诛地灭”，要求他立即辞职，并向市府建筑物开枪恫吓。本岛义正词严、抗辩不屈，结果进一步引来了右翼分子的仇恨。1990年1月18日，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田尻和美用手枪击中了本岛市长，致其伤势严重。右翼分子的凶残行径使一些地方官员感到畏惧，从此再很少发表真实想法。例如，1995年，日本全国有19个县议会就“战后50年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决议，但几乎都不敢把“侵略行为”“殖民统治”和“谢罪”字样写进决议。在决议中写进“反省”一词的，只有香川、岩手、富山三个县的议会。1993年，当细川护熙首次以首相身份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之后，也曾引来右翼分子的鸣枪恫吓。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这般行径，几乎与战前右翼势力不相上下，甚至可谓如出一辙。

2.制造反华反韩反朝外交事件之气焰与战前相较毫不逊色

这一时期，日本民间右翼势力攻击的主要邻国是中国。他们在70年代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图谋遭到失败后仍不死心，又在八九十年代与自民党内的“台湾帮”和政界右翼势力一道制造了多起反华事件，致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很快步入低谷。1985年8月12日至14日，几个右翼团体多次将宣传车开到我驻日使馆门前，反对我国批评中曾根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呼“打倒中共”“反对中国干涉日本内政”等口号。9月18日，大日本爱国党、新生日本协议会的右翼分子也将宣传车开到我驻日使馆门前，用高音喇叭呼喊“中共从日本滚出去”“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亚洲民主党成员甚至携带一面台湾“国旗”闯入我驻日使馆闹事。1987年6月25日，日本右翼分子把红漆涂抹在位于京都岚山公园内的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上，用锤子敲坏碑上的“周恩来”三个字，并在诗碑附近散发写有“日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属国”“粉碎日中阁僚会议”字样的反华传单。以后，此类用油漆涂抹象征着中日友好纪念碑的事件屡屡发生：1987年7月13日，右翼分子把油漆涂抹在名古屋市久屋大通公园里的“名古屋——南京友好纪念碑”上；同年10月17日，昭和维新同盟的成员到新华社驻东京分社门前闹事，叫嚷“支持西藏独立”“支持‘中国之春’的斗争”；同年12月12日，右翼分子又用红漆破坏了胡耀邦访日时赠给长崎市的和平少女雕像等等。1988年3月，极政会会长沟下秀男指使本田秀三等暴徒开枪袭击我驻福冈总领事馆，对我驻日外交机构构成直接威胁；同年6月21日，右翼暴徒冲入在岐阜县政府大厦举行的“日本岐阜县·中国江西省友好省县”签字仪式会场，将中国五星红旗从旗杆上扯下来，制造了第二起“长崎国旗事件”。^[99]1989年4月，日本全国上百个右翼团体出动500人、130辆车，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和其他外交机构前“抗议”李鹏总理访日。1990年三四月间，统一战线义勇军等右翼团体的成员在法务大臣和首相的官邸前闹事，反对日本政府引渡中国劫机犯张振海。1996年，日本右翼分子围绕钓鱼岛问题大肆进行反华活动。当时，有400多个右翼团体、约1500人游行“示威”，高呼反华口号，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有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建造灯塔，极尽挑衅之能事。在反韩、反朝方面的主要活动有：1996年7月，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纠纷时，日本右翼分子竟制造了一起冲击韩国驻日使馆并烧毁车辆的严重外交事件；1997年1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日期间，右翼势力动员800多个团体、3600多人、1000多辆车次的汽车大搞“示威”“抗议”活动，并向韩国驻大阪领事馆投掷燃烧瓶；1998年8月，来自800多个右翼团体的3800多名右翼分子，出动1000多辆车次的汽车，对所谓朝鲜发射导弹穿越日本领空进行“抗议”，并于同年底刺伤了主张开展日朝贸易的新潟市市长。战后日本右翼实际上继承了战前日本右翼配合政府外交行动的传统，彻底暴露了其破坏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和觊觎邻国领土之野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界特别是执政的自民党内的右翼政客，或自我组建右翼政治团体，或身兼民间右翼组织头目，形成一股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政界右翼势力。“目标明确，活动频繁，势力膨胀，锋芒毕露”^[100]，是政界右翼团体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政界右翼势力的迅速崛起，又是这一时期整个日本右翼势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总体趋势息息相关。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欧美、日本学者在研究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时，只把民间极右分子和极右团体视为“右翼势力”，而将野心和能量更大更具危险性的政界、军界、财界、学界的右翼分子及其团体排除在外，这等于放跑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中坚”部分，必须纠正这一危险的研究倾向。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政界右翼团体，来管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主张、活动及其影响。

宗教政治研究会 该会最初由45名自民党籍议员创建于1977年11月1日。除创价学会、耶稣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团体都是其联络对象。成立大会召开时，不仅自民党的干事长大平正芳、总务会长中曾根康弘、全国组织委员会委员长竹下登等政界巨头纷纷到会祝贺，甚至连时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福田赳夫都亲临会场，以示支持。该会“会则”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在国家政治中确立以宗教为根基的政治理念，从而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世纪里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同时还把“宗教、教育、福利、外交、国防、经济及其他”问题规定为该会研究的具体课题。这个被日本媒体视为鹰派政治集团的右翼团体自成立伊始，就开始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如该会魁首玉置和郎所说：“本会是政治家组成的研究集团，因此不能停留在为研究而研究上，研究的成果当然要通过宣传活动和立法活动反映在政治上。”他甚至提出：“宗教必须在政治路线中生动有力地开辟一条出路；宗教政治研究会作为政教大联合的中枢，要成长为自民党最强的派系。”^[101]实际上，自民党籍议员8人中就有1人是该会成员。因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会员是福田派议员，因此又有“福田别动队”之称。该政团是日本自民党右倾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具有把战后民主主义的日本拉回到战前军国主义的日本老路上去的可能，值得特别重视和研究。

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 该会由龟井静香等18名自民党籍众参两院议员成立于1986年7月31日。村上正邦、樱井新是发起人，龟井静香担任会长，浦田胜担任干事长，平沼赳夫担任事务局长。至1988年人数增至41人，且都是至少四次当选过众议员、两次当选过参议员的政治家。它自我标榜是一个“没有背叛自民党立党根本宗旨的、品格高尚的、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集团”；“既不是国家主义者的集合体，也不是军国主义分子的团体”；“不使战争再次发生是本会的基本信念”。^[102]然而，只要看一看该会的“成立宗旨书”和分析一下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政治主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言行悖逆的实实在在的政界右翼团体。其“成立宗旨书”宣称：成立该团体是因为“在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来自外国的对于我国的不正当干涉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举例说，像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事情上，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干涉继续执拗地进行着。我们要求政府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准确地处置这种干涉，以便取得真正的国际协调之成果。为此，我们发誓要超越派系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于是设立了‘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103]。这就将攻击矛头主要指向了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和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恶行提出严肃批评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暴露出其右翼嘴脸。该团体把东京审判说成是“战胜国制裁战败国”^[104]、要求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必须拥有“使侵犯国放弃侵犯意志”^[105]的进攻力量等主张，则进一步自我剥落了“既不是国家主义者的集合体，也不是军国主义分子的团体”之画皮。今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该团体的发展动向。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 这是一个专门为阻止国会通过“不战决议”而孽生的政界右翼团体。在世界各国即将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4年6月，日本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三党联合政权拟由国会通过一个“不战决议”，以此对侵略历史作一个了断。然而，反对通过这样一个决议的人数之多出人意料。为了阻止国会通过这项决议，自民党籍部分国会议员纠集在一起，于1994年12月1日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国务大臣、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出任会长，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总务会长木部佳昭、内阁通产相桥本龙太郎、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前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等出任顾问。置身其中的国会议员竟多达161人，几乎占自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半数。该联盟在其“成立宗旨书”中宣称：“对过去战争的处理已用缔结和平条约的方法加以解决。如果对上次大战重新作出国会决议，就会在国际社会中给下一代留下历史的祸根，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106]可以看出，该“宗旨书”意在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卫战争”“解放战争”，进而反对道歉和谢罪。该联盟还搞了一个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签名运动，签名者竟多达456万之众！正是在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等政界右翼团体的施压下，日本国会在1995年6月9日通过了一个根本没有“不战”“反省”字眼的不伦不类的“战后决议”，其政治图谋可谓完全得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这么多人加入到“不战决议”的反对者行列中来，并在其左右下通过了这样一个令世人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大失所望的“战后决议”，恐怕不能再说是“一小撮”，而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正确认识历史国会议员联盟 这是一个由新进党籍国会议员专门为阻挠国会通过“不战决议”而结成的政界右翼团体。1995年2月22日成立。会长小泽辰男，干事长永野茂门，会员约30人。该“联盟”在“成立宗旨书”中说：“我国曾被置于战胜国的占领下，失去主权，并有许多被称为战犯的将士被夺去生命、逮捕、扣留、强行劳役。后来通过缔结和约，我国支付了巨额赔款和无偿援助后才恢复了主权。今天，我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便可完全表明上次大战的赔偿及战争谢罪已经结束。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还搞‘谢罪’，只能是践踏先人的努力和名誉，让我们扣着残暴不仁道的民族这顶帽子而万劫不复。”^[107]该联盟在反对国会通过“战后决议”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结果以其政治图谋得逞而告终。

“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 因所谓“失言”而丢官卸任的前国务大臣、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组织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并达到罪恶目的后仍不满足，又于1996年6月纠集92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成立了旨在“重新看待历史教育等问题”的“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他们在联盟“成立宗旨书”中宣称：“决不赞成把我国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108]他们反对“谢罪”，意在肯定“大东亚战争”。前运输相江藤隆美说的最露骨，称：“问题是如何断定历史，否定大东亚战争就是否定宣战诏书。”^[109]把当年裕仁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搬出来作为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根据，这绝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反映出这些右翼政客内心世界的真实意图——继承军国主义衣钵。文部大臣岛村宜伸甚至颠倒黑白说：“大肆争论是不是侵略，这本身就是战争。难道这不正是优胜劣败，是获胜的一方侵略对方吗？”^[110]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逻辑为自己或自己前辈的强盗行径辩护，正是日本右翼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他们为战犯扬幡招魂的一大骗术。(www.chuimin.cn)

除上述这些纯政界右翼团体外，还有一个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政局走向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右翼团体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日本遗族会。

日本遗族会 日本遗族会的前身是1947年11月17日成立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当时“联盟规约”确定的“活动方针”是：“开辟遗族相互扶助、安慰、救济之道。”它声称代表200万战争牺牲者的800万遗族的利益，并实际从事了一些遗族福利救济事业。但与其他右翼团体一样，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特别从1953年11月“联盟”正式更名为财团法人日本遗族会（简称遗族会）起，它便撕去伪装，彻底背离了“扶助、安慰、救济”遗族之初衷，而将“英灵显彰及慰灵事业”确定为“最优先目标”。换句话说，遗族会已将活动重心由最初为遗族谋取经济利益，转移到了“慰灵显彰”、陈情政要“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战争翻案等政治活动上来。在其压力下，1952年4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和实施了《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等援护法》。根据该法案，战伤病者及战死者遗属每年可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定额度的年金，但“援护法”不适用于非军人之遗属。1953年，政府不仅恢复了战时的《公务扶助金》制度，而且颁布了《恩给改正法》。依据此法，不仅旧军人遗族的绝大多数、被处决之战犯和在押中死去之战犯的遗族都享受“军人恩给”，甚至连在押战犯在押期间也享受“在职恩给”；而在押战犯中的伤病者除“在职恩给”外，还享受“公务伤病恩给”。1958年1月，遗族会纠集34个团体成立了“贯彻国家管理靖国神社国民会议”，向国会提交了征得29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掀起一股推动“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浊浪。在这股浊浪的推动下，1966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106名官兵同地方政权首脑一起，着军装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造成军、政两界集体“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既成事实。进入70年代，遗族会开始倾全力开展敦促首相和阁僚“公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1976年，该会联合靖国神社本厅、“乡友联”等右翼机构和团体组建“报答英灵会”，要求日本阁僚迅速采取“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之行动。在其推动下，1981年4月由自民党的311名国会议员成立了“国会议员全员参拜靖国神社之会”，正式提出“国会议员集团参拜”之主张。结果，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置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抗议呼声于不顾，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公职”参拜了靖国神社。在中曾根首相的“表率”作用推动下，这一年共有18名阁僚、172名国会议员“公职”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日本遗族会非常清楚，欲实现“国家护持”靖国神社之目的，其前提必须否定侵略历史和为侵略战争翻案。其否定侵略战争的观点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自卫战争史观”，即日本发动的战争纯粹是为了“自卫”，迫于“无奈”；二是“靖国史观”，即战死者是为了国家、民族而“英勇献身”，今天的政要及其后继者理应顶礼膜拜；三是“和平与繁荣之基石观”，即由于战死者的“献身”，才换来了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遗族会的这一反动战争史观，对日本朝野各界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起到了其他团体无法替代的阻挠和破坏作用。另外，从以下几个方面更能看清遗族会的真面目和影响力：第一，从其头目来看，大多是老右翼分子、战犯或持错误战争史观的新生代政治巨头。遗族会的首任会长（第一任称理事长）是原贵族院议员长岛银藏。1962年至1977年“贺屋-板垣体制”时期的会长和事务局长，分别是当年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和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战时“皇军”少尉板垣正。^[111]甚至连卸去首相职务的桥本龙太郎，也一度出任过该会会长。第二，从其经济基础来看，有政府作后盾。遗族会自成立伊始，就得到了日本政府经济上的鼎力支持。1953年8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法第200号》，宣布将国有财产、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九段会馆无偿借给遗族会经营使用。据资料记载，1993年九段会馆的营业额达57亿日元，1994年为55亿日元，为遗族会的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第三，从长岛银藏就任遗族会第一任会长（理事长）是由靖国神社事务总长大谷藤之助（海军中佐）大力推荐、从成立伊始就在靖国神社内设立联络所、从把争取“国家护持”靖国神社作为核心活动等情形来看，遗族会与靖国神社关系非同一般。正因为日本遗族会政治上有执政党和政府作靠山（既有不少政要置身其中兼任头目，又有相当数量的遗族会干部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经济上有政府无偿“借给”的年收入达数十亿日元的九段会馆作经济后盾，组织上又号称拥有500万之众，因此它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能量巨大、绝不宜忽视的右翼团体之一。

当然，在政界右翼势力崛起的同时，民间右翼势力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也十分嚣张，大有与政界右翼遥相呼应，把日本拉回到战前老路上去之势。例如，为了阻挠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民间右翼势力在1995年成立了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右翼组织——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该团体到处刮阴风、兴恶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一度征集到450万人的签名来“誓死”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气焰之嚣张可谓无以复加。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明显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新特点：

1.能量更大、更具危害性的政界右翼势力“异军突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右翼政客通过纷纷组建右翼团体或如同战前一样身兼民间右翼组织头目，^[112]形成一股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的不宜忽视的政界右翼势力。可以说，政界右翼势力“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主力，是八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最大、最明显的一个特点。这既是日本民间右翼势力长期推动、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和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结果，也与此间日本几任内阁总理大臣错误的“二战史观”息息相关。从中曾根康弘“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提出和第一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到竹下登过去的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要由后代历史学家去评价”^[113]的观点；从羽田孜只承认是“侵略行为”而不认为是“侵略战争”，到小泉纯一郎“今后我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希望能够得到邻国理解”^[114]的顽固态度和立场，既为国会中的一般政治家和政府阁僚在采取政治行动时定了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身为一国首脑的真实心理。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日本的右翼政客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靠山。

2.民间右翼势力与黑社会势力开始同流合污

众所周知，作为与阶级社会相生相伴的黑社会势力和作为资本主义赘生物的社会右翼势力，二者间是有区别的。前者一般不过问政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纲领和活动方针，只为榨取钱财而称霸一方，经常用赌博、贩毒、走私、抢劫、贩卖人口等手段残害百姓，因此是各国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后者则是一个政治概念，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行动纲领和具体活动方针，与政府当局关系密切，即平时经常充当统治阶级镇压人民斗争的工具，一到历史转折时刻便开始为实现自身的既定政治目标采取行动。但在日本，这两股黑暗势力都被统治阶级派上了用场。日美统治当局出于对付日本国内进步力量考虑，积极拉拢擅长街头宣传的右翼势力和善于使用暴力的黑社会势力同为自己所用。正是在日美当局的“中介”作用下，右翼和黑社会两股恶势力走到了一起，时至八九十年代迅速同流合污。除很多人同时身兼黑社会组织和右翼团体头目外，一些黑社会组织还纷纷并入右翼团体。据统计，吸收黑社会组织的右翼团体的具体情况是：1981年为150个，1982年为160个，1983年为70个，1985年则有40%的右翼团体吸收了黑社会组织。^[115]

3.更具顽固性、煽动性和影响力

首先，看其顽固性。虽然无论民间右翼还是政界右翼继承的都是军国主义衣钵，宣扬的都是“皇国史观”，并都企图重温“大日本帝国”旧梦，但能明显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右翼势力比80年代以前的右翼势力更具有顽固性。他们至今还把《宣战诏书》当作“圣旨”，试图使侵略战争“合理化”。奥野诚亮说：关于那场战争，“1941年12月颁布的《宣战诏书》中表明了国家的意思”；“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116]战时日军大佐永野茂门居然以当年“皇军”的口吻宣称：那场战争是为了“解放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包庇下，不仅使天皇制保留了下来，而且使一大批战犯也被保护起来，并很快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这样，他们顽固地为“大日本帝国”招魂和妄图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次，看其煽动性。由于战前的“皇国史观”远未彻底清算，这就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沉渣与80年代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产生的“民族优越感”扭曲地结合在了一起。相当一部分缺乏“历史自觉”的日本人，在情感上很难与战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彻底决裂。掌握政权和舆论工具的日本右翼政客正是利用这一点大肆歪曲侵略历史和煽动民族情绪的。他们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正义性；一味地为原子弹的死难者鸣冤叫屈却绝口不提为什么日本遭受了原子弹的轰炸，以及亚洲邻国所蒙受的更大的牺牲；以捍卫日本的“民族尊严”“不能（给日本）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为借口，“誓死”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日本右翼势力就是用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欺骗手法煽动民族情绪和宣扬国粹主义，并得到部分不觉悟的国民回应的。再次，看其影响力。即使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右翼分子在其国内也仍然是少数。尽管如此，他们特别是政界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活动之影响不宜低估。众所周知，战前日本长期推行侵略国策，殖民朝鲜、加害中国、肆虐东南亚各国，可以说几代日本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外侵略战争，甚至许多人的父兄或亲朋抛尸海外、客死异邦。战后虽然在战败的冲击下绝大多数人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但由于战争责任远未追究，军国主义思想远未清算，所以很多日本人对当年统治阶级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历史自觉”。他们往往以“不得已”“没办法”去理解那场战争，致使不少日本人迄今没有摆脱战前“大东亚战争理念”的束缚。这就为一些尚未真正走向觉醒的日本民众接受右翼势力兜售的谬论提供了条件，使日本右翼势力贩卖的“皇国史观”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在日本国内继续有市场和继续发挥影响。日本右翼势力在广岛市公园内为第十一步兵连队竖起一块写有“各自英勇战斗的乡土部队”赞语的纪念碑、在广岛市护国神社内为第五军团竖起一块书有“赫赫战功”“永传后世”字样的纪念碑、在当年绞死七名甲级战犯的刑场遗址处竖起一块高两米以示“追悼”的战犯纪念碑、在福冈市竖起一块书有“永远传祭英灵崇高精神和伟大业绩”文字的高7.3米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凡此为当年的“皇军”和战犯树碑立传之行径能够毫无阻碍地顺利为之，说明在日本国内存在着容许右翼势力兜售“皇国史观”和进行战争翻案的社会土壤；而这一社会土壤的产生，又恰恰是战前军国主义思想遗毒远未彻底清算，法西斯残余势力远未彻底铲除，以及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宣传毒化和活动影响所致。恰如日本津田塾大学的蔡史君先生所言：“如果不彻底根除这种渗透于日本人心灵深处的‘英灵思想’和‘靖国思想’，日本人就无法真正反省，而日本的战争也就无法了结。”^[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