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1961至1980年的抬头

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执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的一个时期。由此前岸信介政府庇护、扶植而走向复活的日本右翼势力，在此期间重新燃起了称雄世界的野心。一方面，在他们的鼓噪下，“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整顿组织、培养骨干，不仅迅速实现了右翼的新老交替，而且出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势头。据日本《警察白皮书》统计，截至1980年，已有右翼团体700个左右，约12万人。^[70]其中，青年右翼是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主力，其主张和影响也最具有代表性。

在迅速崛起的民间青年右翼团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个：

青年思想研究会 简称“青思会”，是由青年右翼团体组成的右翼联合组织，有反共反华“特攻队”和新右翼“防卫厅”之称。1960年4月20日，隶属于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全爱会议”）的爱国青年会议宣告成立。1961年4月8日，爱国青年会议更名为青年思想研究会。它实际上是在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儿玉誉士夫一手酝酿和策划下成立的行动派右翼的“先锋”团体。除日之丸青年队外，还有犹存社、防共挺身队、昭和维新联盟、大日本生产党、国民同志会、爱国青年同盟、大日本樱花队等众多右翼团体加盟其中。出版《青年思想》期刊。日之丸青年队的总队长高桥正义出任议长，筑紫次郎担任实行委员长，北上清五郎、白垣章、永井龙担任副议长。该组织拥有直系会员3000多人，旁系会员逾15万人，具体来源于四个方面：纯粹右翼分子、右翼青年学生、右翼青年工人、右翼退役军人。该会以“为国家流血，为朋友流泪，为家族流汗”为信条，以“废除占领宪法，制定自主宪法，打倒赤色革命战线”为口号。^[71]自1967年成立七周年大会上提出“加强民族青年战线的统一”起，该团体不仅有计划地组织会员系统学习右翼理论，而且大搞武斗训练，积极准备政变。为了提高会员的战斗力和应变能力，经常严格按军人标准对会员进行军事训练；^[72]与此同时，它还经常采取过激行动，对内迫害进步人士，对外猖狂进行反苏和“亲蒋反共”活动。该会一直是进步的日本教职员工会的死敌，叫嚣埋葬“国贼”“容共”的教职员工会。1969年4月23日，该会派会员80多人闯进社会党总部，用棍棒等袭击、打伤社会党干部多人。1968年，该会组织了反对苏联红军合唱团访日活动，并掀起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后，“青思会”曾在1972年8月向即将访华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太平正芳外相投递了“警告信”，威胁他们不要访问中国，并要求首相辞职。1978年3月，又进行了反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抗议”活动，并向外务省、首相官邸投递了“警告信”。同年10月22日，“青思会”和其他30多个右翼团体的420人乘坐66辆汽车前往羽田机场，反对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与此相反，该会明确宣布拥护“日台和约”。以议长高桥正义为首的主要头目在1972年至1974年间，竟“访问”台湾六次之多。1975年4月23日，又在东京召开了“恢复日华（台）邦交国民大会”，叫嚣“要同台湾在反共事业上相互合作”。^[73]直至今天，“青思会”仍然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右翼团体之一。

日本青年社 是为日本“行动派右翼”的主力团体。其前身是1961年10月30日成立的右翼暴力团体楠皇道队。为了“应付1970年的‘安保斗争’”，小林楠男解散楠皇道队后，召集日本学生革新联盟等右翼团体的部分成员于1969年3月18日建立日本青年社。总部设在东京，在九州岛、新潟设地区本部，在大分、山梨、佐贺、熊本、新潟县的村上市等地设立50个支部，并下设行动队。其组织分布之广和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该团体一度加盟青年思想研究会成为会员团体，但旋于1973年2月以开展独立活动为由退出。出版机关报《日本政经新报》《青年战士》。小林楠男担任会长，小笠原计三、西山幸辉、鸳海正平出任顾问，平尾龙右出任事务局长，卫藤丰久出任行动队总队长。其纲领宣称：“一、实现昭和维新，建设道义国家；二、同国内外的恶势力作斗争，在肃清共产革命势力的同时，粉碎占领宪法和波茨坦体制；三、学习楠公精神，毫无私心地挺身而出完成己任。”^[74]可以看出，它不仅反对日本共产党和国内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切进步人士，而且誓与国外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国家为敌。其直接“斗争目标”有二：修改现行宪法；摘掉战败国帽子。该团体还猖狂进行反华活动。1973年6月，卫藤丰久等人乘两辆广播车到中国驻日大使馆门前践踏中国国旗，并公然叫嚣：“你们是日本的敌人，快滚出去！”同年底即“日台断交”一周年时，由小林楠男率日本青年社代表团“访问”台湾，共商“反华事宜”，其喉舌《日本政经新报》亦大造“亲蒋反共”舆论。1974年9月，为反对在东京举办“中国展览会”，该团体竟出动20多辆汽车堵塞进入展览会的通道。进入80年代以后，不仅反对中曾根首相停止“公职”参拜靖国神社行动，要求他辞职，而且制造了一系列反苏、反华和破坏日本教职员工会的事件。1985年，该团体从反苏立场出发，派人前往阿富汗向那里的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援助；其成员多次登上我钓鱼岛制造事端。在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尽管有成员取得了候选人的资格，但仅获18953张选票而落选。该团体被认为是“80年代最具有动员能量的（右翼）组织”^[75]。由于日本青年社是“行动派右翼”团体，其前身楠皇道队又隶属于黑社会暴力团体住吉会系统，因此也有人把它视为右翼暴力团体。

日本学生同盟（“日学同”） 日本最过激的“行动派右翼”学生团体。1965年12月，早稻田大学因学费上涨而发生纠纷。为了对抗“全学联”，首先成立了早稻田大学学生同盟。1966年7月，以早稻田大学、国士馆大学、日本大学的学生为主，酝酿成立日本学生同盟，得到了国士馆大学校长柴田德次郎、早稻田大学的玉泽德一郎和矢野润的暗中支持。同年11月14日，来自东京23所大学的250名学生代表在东京尾崎纪念会馆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日本学生同盟。该团体实际上由国士馆系统、早大的玉泽系统、早大的矢野系统三派构成。国士馆大学的丸山一幸出任议长、早大的月村俊雄出任委员长、早大的斋藤英俊出任副委员长、早大的仲谷俊郎出任书记局长。发行机关报《日本学生新闻》。其纲领宣称：“一、我们自知学生的本分，谋求知识与行动的统一，以努力形成完善的人格。二、我们尊重日本的历史和道德传统，努力弘扬民族精神和创造文化。三、我们遵守道义，服从法律，寓理念于中道精神中。四、我们热爱自由与和平，通过确立真正的民主主义，给人类以福祉。”^[76]1967年围绕国会总选举，玉泽派和国士馆派采取了支持自民党的行动，与以早大的日本文化研究会、国防研究会为主体的矢野派发生对立，并于同年11月25日最终分裂。两派都自诩是“日学同”的正统，矢野派被称为主流派，玉泽派被称为自由派。主流派从1967年10月14日起，由斋藤英俊担任委员长。为了推动与大学自治会之间的夺权斗争，“日学同”主流派与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总联合（“生学联”）于1968年5月12日共同成立了全国学生团体协议会（“全学协”），但不久又分道扬镳。分裂出来的“日学同”重新提出了如下口号：“打倒全学联；制定自主宪法；废除日美安保体制，确立自主防卫体制；收复失地，夺回北方领土；粉碎核防条约。”^[77]后来，该团体一度随着1970年安保斗争后右翼学生运动走入低潮而停止活动。同年底，在三岛自杀事件刺激下重新活跃起来，自1975年起再度走向衰落。有鉴于此，“日学同”委员长三浦重周遂于1977年4月建立重远社，权作“日学同”的支撑。发行机关杂志《新民族主义》。1987年即成立10周年时，又制定了如下纲领：“一、基于爱国心而改变战败国家之形象；二、由国家重新确立国祖建国之理想；三、从根本上改革生活和产业组织；四、建立亚细亚联合体；五、统一世界道义；六、解决爱国革命党纲领等诸问题。”^[78]隶属于“日学同”系统的学生组织还有全日本学生国防会议（1968年）、全日本学生宪法会议（1969年）等。另外，“日学同”的自由派早在1973年7月就已经解散。“最初提出‘雅尔塔·波茨坦体制’的是日学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谓新右翼的始祖”^[79]。

众所周知，战前军人在日本社会地位极高，势力也很大。从权力中枢来看，先是陆军总参谋长、海军军令部长拥有直接上奏天皇、密议国事的权利，后又扩大到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具有同样的特权，结果造成军职阁僚在内阁中拥有特殊地位，甚至发展到完全由军人掌权的政治局面。战前日本29位首相中，半数以上是现役军人。从日本国民对军人的崇敬程度来看，战前整个日本社会形成了对军人的绝对崇敬和爱戴。多数百姓或以能有儿子参军参战而倍感自豪，或以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为妻而感到无限光荣。^[80]日本战败后，美国等盟国帮助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81]据此，战前的陆军省、海军省以及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构均被撤销。从此，军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威风扫地。不仅如此，其高级将领不是受审入狱就是被整肃而失去公职，其数以万计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都一时处于“冬眠”状态。然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远东地区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亚洲称霸图谋受到遏阻。为此，美国在扶蒋、侵朝均告失败之后，决定把扶植的重点转向日本。于是，美国将占领初期实行的日本“非军事化”方针改变成为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以便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地区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基地和“防波堤”。随着警察预备队建立、全部在押战犯被释放和军国主义分子被解除整肃，战后初期暂时蛰伏下来的旧军人逐渐蠢动起来，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军人右翼团体。其中，较有影响者有三：

偕行社 1952年成立于东京的旧陆军军人右翼团体。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旧军人围绕“日本防卫问题”猖狂活动起来，先后建立了市谷同窗会、水曜恳谈会、土曜会等团体。1952年8月23日，在旧陆军中将沼田多稼藏等人的策划下，打着“增加战死者遗族福利”的旗号，解散上述团体成立偕行会，后更名偕行社。菰田康一任会长，辰巳荣一、杉山茂、大桥武夫任副会长。出版《偕行》月刊。下设32个支部，会员有6万之众。其政治主张是：增加旧陆军伤残者及死者遗族的福利，谋求会员之间的亲密交往。其主要活动是：为旧陆军伤残者及其遗族在就业、住房、医疗、婚丧等日常生活各方面提供便利。该社是战后日本国内较有影响的旧陆军军人右翼团体。

水交会 1952年成立于东京的旧海军军人右翼团体。1952年9月14日，旧海军大将泽本赖雄等人为了继承原水交会衣钵，纠集一批旧海军军官重建水交会。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多达228人，包括战前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旧军人和原水交会成员两部分人。开始由旧海军大将山梨胜之助担任会长，后由佐薙毅接任。下设水交青年部和75个支部。出版《水交》月刊。其政治主张是：向旧海军伤残军人及战死者遗族提供帮助，使其能够自立，并谋求会员间的相互亲睦。其日常活动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经常从事扩军宣传等政治活动；二是帮助解决旧海军伤残人员及其遗族在就业、住房、医疗、婚丧、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具体困难。旧陆军军人右翼团体偕行社和旧海军军人右翼团体水交会的成立，为全国性的旧军人右翼组织——日本乡友联盟（“乡友联”）的孽生奠定了基础。

日本乡友联盟（“乡友联”） 1955年成立于东京的全国性旧军人右翼组织。1954年5月，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等人成立了樱星俱乐部；同年10月，樱星俱乐部改称日本樱星会筹备会；翌年6月6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战友团体联合会（“战友联”）。原陆军大将村田谦吉出任会长。“战友联”的成立决议书宣称：“在发生动乱、灾害之际，我们要率先挺身而出，维持治安，减少损失。”其纲领的核心内容是力主重新武装和修改宪法。该团体大搞宣传攻势，全面动员旧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妇女参加“修宪”运动。1956年10月，“战友联”正式更名为日本乡友联盟（“乡友联”）。1963年3月，“乡友联”吸收合并了全日本在乡军人会，战犯冈村宁次一度出任会长。1968年5月，又建立了由有末精三出任会长的乡友政治联盟，成为具有“日本防卫厅外围组织”性质的右翼团体。“乡友联”此时确定的政治目标是：“搞清日本的内外形势，普及国防知识，促进民防体制的建立；表彰英灵，促进海外滞留者的归还，继承和发扬日本的光荣历史传统，为重建日本作出贡献。”它继续力主“修改宪法，制定自主宪法，以明确天皇的元首地位；强调祖国之爱，保持防卫力”。^[82]该组织还经常与其他右翼团体一道搞庆祝“建国纪念日”活动，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政府直接管理靖国神社，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制造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该团体还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人物关系密切。其内部建立了实战部队——“乡友挺身队”，运用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训练盟员，以便更好地为当局服务。例如，1974年11月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该组织曾派出1000名挺身队员前往欢迎，并协助警察维持秩序和担负保卫任务。1975年9月，又派代表团赴汉城与韩国右翼团体联系，以加强两国右翼势力之间的“亲善”关系。该团体特别重视宣传活动，通过发行机关刊物《乡友》月刊和《乡友青年通信》月刊扩大组织影响。它在各地建立了48个支部，盟员逾45万人，其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该军人右翼团体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如果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发展而再度出现军人掌权的局面，那么日本必将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亚洲邻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势必随之重演。

在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渐趋平息、政治斗争相对沉寂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直接表现为青年右翼的迅速崛起外，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chuimin.cn)

1.主张上与战前右翼接近

从吉田茂到岸信介执政时期，日本社会的左右两翼可谓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右翼团体的反共色彩和作为统治阶级帮凶和打手的角色也非常明显。他们曾明确提出：要消灭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总评”等“赤色势力”，并为此制造了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谋杀日共领导人和袭击日共领导机关等一系列暴行。尽管总的来说右翼团体“没有一个不高举反共的大旗”^[83]，尽管进入六七十年代特别从60年代末起右翼反共活动仍在不时发生，^[84]但数量上显然大为减少，反共色彩也有所淡化。正如一日本学者所说：“战后右翼一贯奉行反共、反苏、亲美、支持日美安全条约、拥护自民党政权的路线。而民族派学生则主张反苏、反美、反日美安全条约和反自民党，毋宁说他们并不把反共看得那么重要。从右翼历来的动向看，这完全是一种新主张。但是，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了解到，这种主张其实同战前右翼主张‘革新体制’的思想相当接近。在纠正战后右翼运动由于过分反共而靠拢现体制的意义上，反倒可以说新右翼是对战前右翼思想的回归。”^[85]该看法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向战前“回归”的现象呢？这既是由日本右翼势力反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密不可分。关于前者，右翼势力本身毫不隐讳。右翼头目赤尾敏曾经坦言：“我的亲美反共不是从属于美国，而是谋略。因为单靠自卫队无法保卫国家，必须依靠美国。”^[86]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也坦承：“亲美政策不是本质，是战术策略。现在美国为了保卫自己不得不加强日本。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强大战败以来凋敝不堪的祖国，提高祖国的地位。”^[87]另一位右翼理论家池田諭在检讨右翼势力以往的“亲美反共”路线时进一步袒露心声说：“支持腐败的自民党政府、要国民赞成从属于美国的‘安保’等，与右翼传统毫无关系；肯定安保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背离了明治维新以后的右翼传统。……不要忘记，惟有资本主义经常是右翼最大的敌人。”^[88]至于后者，如所周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常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容易保持稳定，而一旦呈现实力接近或力量相当之态势，摩擦甚至对抗就会接踵而至。日美关系当然也不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国内出现的这种反美倾向，以及此间发生的用剖腹自杀的极端方式煽动自卫队政变的“三岛事件”（1970年11月25日），就具有与战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相类似的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政治色彩。

2.行动上与“新左翼”相似

随着1960年大规模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渐趋平息，左翼阵营开始分化。一些激进的左翼学生坚持开展所谓“武装斗争”，经常搞暴力活动。他们头戴钢盔帽，面缠白手巾，身着战斗服，手持木棒和燃烧瓶，今天袭击警察署，明天攻击皇宫，给国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很多民众敬而远之。这些人被称为“新左翼”。“新左翼”的这些做法与充当统治阶级帮凶和打手的右翼势力的行径，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区别。日本右翼作家、右翼团体楯会的头目三岛由纪夫，就非常欣赏“新左翼”的做法。他曾对“新左翼”说：“只要你们说一句‘拥戴天皇’，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89]这说明：“新右翼和新左翼除了在是否保卫天皇这一点上主张南辕北辙外，其他政治主张、活动方式没有什么区别。”^[90]

3.活动呈分散、小型、多样化特点

以往，右翼团体经常搞统一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动不动就成百上千横行街头，或用高音喇叭播放旧军歌，或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群殴进步人士，致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在百姓中不得人心。为了改变自己欠佳的社会形象，他们尽量不采用统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也尽可能不搞暴力活动，而是尽量使自己的活动分散、小型、多样化。正如当时日本最大的右翼联合组织——“全爱会议”头目岸本力男在团体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以往在开展反对日本教职员工会等团体的活动时，常常弄出噪音，给当地人添了麻烦，因此使得人们对我们持不合作态度。所以，希望今后停止这种给当地人添麻烦的活动，要改为谋求当地人理解的行动。”^[91]

4.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

竭力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是这一时期特别是7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政治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1971年1月新华社发表了《铁证如山的大战犯》一文，3月又发表了《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声明》。对此，防共新闻社等右翼团体向日本政府发出“抗议书”“警告书”，认为：新华社的文章“是对天皇、日本国民的侮辱”，要求日本政府、自民党和新闻界“不要保持沉默”；而《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声明》则是中国“干涉日本内政”，要求自民党对“民族的敌人”——古井喜实、藤山爱一郎等参与会谈的访华议员给予处分，开除党籍，“严肃党纪”。^[92]围绕同年7月尼克松访华声明的发表和9月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右翼团体同样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它们提出：“在现阶段，让具有世界革命野心的中共登上联合国的舞台是极其危险的。”要求政府“确立自主外交，遵循日华条约，遵守国际信义”。^[93]10月，它们又要求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出“逆重要事项指定”和“双重代表制”两项提案，其反华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1972年9月底即田中首相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右翼势力不仅攻击田中内阁奉行“叩头外交，是对国府背信弃义的行为”，而且搞了一系列阻挠和破坏中日复交的活动。9月25日，大日本爱国党等右翼团体的成员前往首相官邸“抗议”“示威”，试图阻挠田中首相按期访华。田中回国后的9月30日，犹存社等右翼团体大搞非难《中日联合声明》的街头演说。10月1日，又向首相、外相、众参两院议长、自民党干事长和各在野党党首发出“抗议书”，宣称：“承认波茨坦体制的日中国交的建立，不外乎是日本的赎罪、服从罢了。”10月9日，全国民族主义学生共斗会议的四名代表前往首相官邸发表“声明书”，叫嚣：“共同声明是巨大的耻辱和彻底的屈服。要彻底追究政府的责任。”^[94]与此同时，大日本爱国党总裁赤尾敏、大东塾塾长影山正治等四百多名右翼分子鱼贯“访台”，以进一步强化“亚洲反共同盟”——“日台韩三国的合作”。以后，每逢两国协定或条约谈判之际，日本右翼势力总是以“抗议”“示威”、在中国驻日使馆前闹事等方式加以阻挠和破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以在《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后延宕六年之久方才缔结，正是日本政界、民间右翼势力向本国政府内外施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