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研究

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威胁美国”，加之亚洲各国人民强烈要求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确曾通过发布一系列文件，推行了以惩办战犯、制定和平宪法、实行经济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对日政策。在惩办战犯和实行政治整肃方面，尽管由美国控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相比较，具有起诉人数少、量刑轻、社会追究面小、追查时间短、包庇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等各种严重问题，但毕竟将东条英机、木户幸一等一批甲级战犯处死或判刑，20多万军国主义分子也受到了整肃。但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特别是朝鲜、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作为国际反共堡垒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因此，美国在重点扶蒋失败后很快把扶植的重点转向日本，将占领初期推行的“日本非军事化”方针政策改变成为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新的方针政策。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提出的《关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劝告案》，从“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政策”出发，提出有必要调整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并以恢复经济“需要人才”为借口，明确提出“今后应解除褫夺公职处分”。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又通过了《美国在亚洲的立场》之决议，提出美国将在亚洲“行使影响力”，“帮助亚洲非共产主义势力掌握主导权”。^[37]作为这一“松绑”政策的继续，美国又进一步于1951年9月一手操纵召开了将中国、民主朝鲜、民主越南三个主要对日作战国家排除在外的旧金山会议，并签署了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这两个条约的内容来看，不仅抹煞了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和暴露了美国企图长期霸占台、澎之野心，而且具有明显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内容。“和约”不但没有对日本军队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而且明确载明日本有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在赔偿问题上，无视亚洲被侵略国家所蒙受的巨大战争损失，以日本“缺乏”赔偿能力为借口，将原定惩罚性的“拆迁赔偿”方式改为象征性的“劳务技能赔偿”方式，致使日本战时的军火工业设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使日本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新政策重整旗鼓，进而实现其再度称雄东亚的野心。至此，战后初期颁布的解散右翼团体、褫夺右翼分子公职的一系列整肃文件全部失效，这就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开了绿灯。美国占领当局除了授意吉田茂政府在1950年组建起一支拥有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和扶植发展日本的军火工业外，还提前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和解除了对右翼分子的整肃。截至1951年末，在210288名被褫夺公职者中，有201507人被解除整肃，恢复了公职。^[38]这里包括战争的幕后导演——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团的首领，也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这样的甲、乙级战犯。这些重返政坛、军界、财界重操权柄的战犯，很快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这样，在战后初期日本开始“走回头路”的过程中，整肃时期暂时蛰伏下来的老右翼团体纷纷复活，打着各种旗号的新右翼团体大量孽生。截至1951年夏，在日本当局登记的右翼团体已有540个。^[39]新老右翼汇合成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对日本政局施加影响。

1.旧右翼团体的复活

在美国占领当局审判战犯和整肃右翼分子期间，很多右翼头目玩弄“韬晦”伎俩蛰伏下来，待机东山再起。例如，右翼理论家、神武会头目大川周明本来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但他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装疯卖傻拳打另一个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结果混入松泽精神病院侥幸躲过绞刑之灾。其后，他隐居厚木市以翻译《古兰经》、研究“学问”为掩护，与美国谍报军官秘密往来，并暗中指使弟子悄悄复活旧右翼组织。在美国占领当局解除“整肃令”后，类似大川周明的右翼头目认为东山再起时机已到，于是纷纷结束蛰居生活，开始公开活动。尤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旧右翼团体的复活更加迅速和明目张胆。不过，这些复活的右翼团体大多更换了名称。在复活类右翼团体中，除防止赤化团、新日本国民同盟、日本国体学会、八千矛外，以下四个具有代表性：

立宪养正会 这是1923年11月3日由田中智学、田中泽二父子为参加总选举而在东京明治神宫建立的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日本投降后被取缔。1946年3月7日宣布重建。同年9月17日，田中泽二因受到整肃而辞去总裁一职。1951年11月18日，被解除整肃的田中泽二复任该会总裁。1955年田中泽二死后，由菊池清太郎继任会长。该会下设132个支部，会员多达三千余人。其重建宗旨是：“在日本实现以天皇精神为指导的政治，依据日本建国的根本精神——人类同善、四海一家的崇高理想，实现人类的终极愿望——绝对和平的世界。”^[40]其主要活动有：第一，大力发展会员，争取突破百万大关。第二，积极筹集资金。仅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的半年中，就筹集到了100万日元。第三，开展否定战后宪法运动，以制定“自主宪法”，恢复国家主权。第四，同日本共产党进行“斗争”。第五，加强对美英法德等国的工作，以便在海外掀起恢复天皇政治之浪潮。第六，恢复政治讲习会，在全国进行“启蒙宣传”活动，尤其对会员进行再教育，计划每年训练1000名会员。^[41]

协和党 1951年9月30日，由战时颇有实力的东亚联盟协会成员和战后成立的日本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共同建立的典型的复活类右翼团体。成立于1939年的东亚联盟协会，在日本战败时被强行解散。1945年10月，其头目石原莞尔将自己的“最终战争”论写成《新日本的方向》建议书，提交给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声称他的“东亚联盟理论”是能够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惟一理论”，解散东亚联盟协会是错误的，要求当局收回解散令，^[42]但遭到拒绝。石原莞尔在1949年8月15日死后，其门徒继承“遗志”，以山形县西山农场为基地，进行“实业”活动，借以集结力量，待机再起。原东亚联盟协会的少壮派在听到驻日盟军总部将解除对右翼分子的“整肃令”消息后，于1951年8月15日即石原莞尔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了《新党结成纲要》，不仅立即得到了原会员的积极呼应，而且以和田金次为首的成立于1946年的日本国民党，竟有500人表示自愿参加该党。1951年9月30日，曾在战前追随石原到过中国东北的原东亚联盟协会的骨干武田邦太郎与日本国民党党首和田金次共同建立了协和党。武田邦太郎任委员长，以和田金次、田村真作、石原六郎（石原莞尔之弟）等为骨干。该党“宣言”声称：“第一，人类历史已突进到最终战争时代，世界统一就在眼前。吾等拟以最小的牺牲，开创崭新的历史。第二，以都市解体、农工一体、简朴生活三原则为基础，建设新日本，誓作创造无剥削、无战争的人类文化的先驱。”其“结党声明书”宣称：“吾党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而以天皇为中心。”该党发表的“新党结成要纲”，不仅打出了“放弃战争、严守中立、乡土防卫”三原则，而且提出了“从再军备转向粮食增产”之主张。^[43]1951年10月1日，在千叶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1952年3月，在东京掀起“贯彻粮食自给运动”，声称“与其扩充军队，不如增产粮食”，据说有50万人签名支持。可见，协和党最大的特点在于“反对再军备”，因此也就反对修改宪法。然而以旧东亚联盟协会骨干和田劲被解除整肃为契机，情况开始有所变化。1952年7月22日，和田劲不仅明确提出再军备主张，而且恢复了战前右翼组织东亚联盟同志会。该会打出的旗号是：“自卫中立，政治独立，经济自立，亚洲解放。”很快，社政信、曹宁柱、木村武雄等人从协和党转入该会。在1953年8月15日召开的“同志会”第一次大会上，辻政信纠集旧军人发表“脱离声明”，后在自己的故乡金泽成立了自卫联盟。这样，旧东亚联盟同志会一分为三，各自活动。其中，协和党还在1954年4月参加了世界和平会议，但拒绝了日共山形县委员会关于共同斗争的建议。

大东塾 是为“日本国家主义的主流”和“右翼民族派阵营中的先驱”团体。1939年4月3日，影山正治、藤村又彦、白井为雄等人在东京代代木西原町召开大会，正式将成立于1936年2月11日的维新寮改称大东塾。鉴于大东塾战时是一个狂热主张日本主义、天皇中心主义和不惜采取直接行动的右翼团体，^[44]加之又在日本战败之际（1945年8月25日）演出过集体剖腹自杀的丑剧，故于1946年1月被作为超国家主义团体加以取缔。然而，当时大东塾只是在形式上被取缔。影山正治不仅继续宣传大东塾的思想，而且还成立了代代木园、代代木出版、大和公社等机构继续从事右翼活动，即“塾的本质未变”^[45]。在《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获得形式上“独立”后的1954年4月3日，影山正治重建大东塾。其重建“宣言”声称：“昭和二十年被解散以来，历经了悲惨的十年地下时期。今天，大东塾终于以其英姿再现于人间。”^[46]复活后的大东塾奉行独立的政治路线，拒绝参加右翼“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救国国民总联合。其主张是：“敬神、尊皇、爱国”，“以日本皇道主义精神指导世界”；“修改宪法，重建自卫队”；“国家护持”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47]出版《不二》月刊为机关刊物。大东塾重建后，主要从事了“赞助伊势神宫定期迁宫、赞助明治神宫复兴、请求设立皇宫警卫部队、责难二重桥事件、纪元节复活运动、明治维新百年祭运动、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运动、宫中勤劳服务”等一系列复活性质的政治活动。^[48]1955年，在青梅创建大东农场，大东塾迁居其中。1960年“安保”斗争期间，大东塾从保卫天皇出发，与从事反对“安保条约”斗争的“全国学联”相对抗，同时强烈要求岸信介辞去首相之职。1979年，塾长影山正治在大东农场自杀。以后长谷川幸男、铃木正男先后接任其职，直至1990年。大东塾可谓是不折不扣继承战前精神和继续“脚踏实地”开展政治活动的有代表性的复活类右翼团体。

大日本生产党 是为继承玄洋社、黑龙会衣钵的复活类右翼团体。1931年 6月，在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的策划下，成立了以黑龙会成员为核心的大日本生产党，邀请玄洋社创始人、右翼巨头头山满担任顾问。中间一度因推进“纯正维新运动”而被解散。1942年，原大日本生产党的成员重新纠集在一起，成立了大日本一新会，在日本战败后又被取缔。1954年6月28日，以白井为雄、吉田益三、河上利治等人为核心，在大阪重建大日本生产党。同年11月8日，在东京共济会馆召开了有373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大会。出版《中央情报通信》旬刊和《中央情报通信生产党报》不定刊。战时担任过总裁的吉田益三出任顾问，京都赤化防止团头目河上利治出任党首，白井为雄担任书记长。该团体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政治主张系统而完整。其“纲领”宣称：“我等期待日本完全独立；我等期待亚细亚自主实现大同；我等期待世界绝对和平。”其“宣言”宣称：“我党与其他既存政党不同，彼等均为只代表资本家阶级或劳农阶级利益的阶级政党；相反，我党是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福祉的‘国民的党’。故我党坚决抨击保守各党及社会、劳农、共产诸党的阶级倾向，并在国际上反对左的和右的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对和平之扰乱。在此，我等与主张相同的道义国家合作，以迅速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秩序为目标。……值此之际，我党将通过振兴民族正气，集中救国革新的国民政治力量，创造道义生活与经济生活相一致的新的社会制度。”其“运动方针”强调：“从采取政治行动这一点上来说，本党是政党。但与其他政党非常不同之处在于，本党又不是建立在议会至上主义基础上的选举政党。不过，我党并非完全否定议会、否定政党政治。本党把选举视为政治运动之一环，将积极参加中央和地方的选举。”其“纲领细则”又提出：“废除占领宪法，制定自主宪法；建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卫力量；美苏立即停止干涉内政；保全日本领土，归还北方地区；贸易和移居海外自由；消灭武装的共产党；发扬民族精神，实施彻底的民族教育；纠正依附经济，树立自主经济；建立（农村）生产劳动体制，积极培育中小企业。”^[49]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条以废除和平宪法、反苏反共、对抗“日教组”（即进步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归还北方领土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并依此从事右翼政治活动。

2.新右翼团体的孽生

《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后，在旧右翼团体纷纷复活的同时，新右翼组织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孽生于日本列岛。1951年，比较固定的新右翼团体有266个；至1957年，有102个团体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右翼组织。^[50]这些新孽生的右翼团体大多主张恢复天皇制，反对共产主义。其中，除战后初期建立和残留下来的日本革命菊旗会等团体外，这一时期比较重要者是以下三个：

救国青年联盟 由毕业于东京文理大学、东亚联盟系统出身的织田正信1946年3月22日创建于香川县高松市的一个新右翼团体。在1947年的大选中，织田正信在香川一区以4万张高票当选，成为战后日本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以此为契机，盟员迅猛增至2700多人，组织迅速扩大到拥有50多个支部。“联盟”确定的三大“抱负”是：“一、维护万世一系之皇统；二、建设具有高度道义和文化之国家；三、建立无不公正之社会。”“联盟”还提出了五大纲领，即：“一、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二、严肃实施波茨坦宣言；三、认真履行新宪法；四、勤奋劳动，复兴经济；五、打倒赤色法西斯和白色恐怖，防止内乱。”^[51]该“联盟”政治主张之核心是维护“皇统”，只是为了掩盖右翼性质才在纲领中提出了上述颇具欺骗性的看似“进步”的主张。后来，“联盟”先因地方选举失败而与协和党合流；继之又因织田正信在东京新宿车祸身亡而与日本健青会合并为金曜会。

祖国防卫同志会（“民防”） 1951年8月18日，由战前众议员木崎为之效仿美国民防体制创立于大阪的新右翼团体。成员包括旧军人、特务、打手和关西地区的右翼知识分子。岸信介、佐藤荣作、杉田一次出任顾问，木崎为之担任委员长，佐野正志担任事务局长，高岛辰彦等5人担任参议，山崎孝三等106人任中央委员。在各都道府县设立了分部、支部，拥有会员29750人。出版机关刊物《民防》月刊，发行量多达5000份。其纲领声称：“把重建日本与保卫和平联系在一起，进行超党派、超阶级的国民运动；民防是出于国民的责任心自发开展运动的组织；不追求但也不回避军备，坚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自主自立的国防体制。”^[52]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亲美反共。1969年11月召开的第17次大会，作出了支持佐藤访美的决议。1970年4月与其他右翼团体一道，出动400多辆宣传车进行示威游行，高呼“确立自主防卫”“粉碎共产主义”等口号。二是要求归还北方领土。1968年11月召开的第16次大会，专门讨论了收复北方领土问题。1973年11月，与日本健青会等10多个右翼团体一道召开大会，成立了收复北方领土大阪联络协议会筹备会。“民防”是当时与政界联系密切、能量很大、气焰十分嚣张的新右翼团体之一。

民族运动社 1954年5月11日，由加藤昭成立于京都的新右翼团体。加藤昭担任主干，藤田昌治等5人担任运营委员。其成立“宗旨”是：发扬民族自立精神，消除一切邪恶思想，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日本民族的真正独立，为实现社会福利、国民自由、保障人权、博爱与正义的政治，为建设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其“纲领”主张是：制定新宪法；严整纪纲，提高民族意识；消灭共产党，使共产党成为非法政党。该团体成立后，不仅先后掀起了反对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左翼）、日本教职员工会、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示威游行，而且对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大肆进行破坏。从1966年主干加藤昭行凶入狱起，该团体少有政治活动。

3.新老右翼团体的大联合

战后日本新老右翼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始于1949年8月15日日本再建国民大会的召开。《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的1952年4月1日，老右翼分子津久井龙雄等人纠集成立东风会，右翼联合趋势日渐明朗。1953年的两个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战后新老右翼团体的联合。一是前田虎雄的“同志葬”。1953年3月29日，右翼团体为“神兵队事件”的头目前田虎雄举行了大规模的“同志葬”，参加者多达200人。津久井龙雄、大川周明、井上日召、影山正治、吉田益三等右翼巨头全部到场，可谓战后日本右翼头目的一次大集会。本间宪一郎、井上日召等人趁机发出了右翼联合“号召”。二是右翼头目三上卓的议员助选活动。同年4月，竟有10万多名右翼分子倾巢出动，为参加过“五·一五”事件的老右翼头子三上卓竞选参议员大肆活动。这两个活动使右翼分子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信心”大增，对推动新老右翼团体走向联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在日本全国迅速刮起了新老右翼联合之风。1953年4月6日，成立了九州岛地区右翼联合组织——九州岛救国协议会。同年6月13日，橘孝三郎等人又在水户市弘道馆召开救国恳谈会，决定设立促进右翼团体联合的联络协议会。7月2日，成立了东海爱国运动统一战线协议会。7月8日，成立了关西地区第一个新老右翼团体的联合组织——全关西爱国战线协议会。7月27日，在参议院会馆成立了维新运动关东协议会。9月22日，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救国运动全国协议会筹备会。1954年5月2日，建立了救国国民总联合。至此，战后日本新老右翼暂时实现了大联合。其中，典型的右翼联合组织是全关西爱国战线协议会、维新运动关东协议会、救国国民总联合。

全关西爱国战线协议会 1953年成立于大阪的日本关西地区右翼联合组织。1953年4月6日，为了响应本间宪一郎、井上日召、吉田益三等右翼头目发出的右翼联合“号召”，在白井为雄等人的积极筹划下，日本反共联盟、东亚联盟福冈支部、日本健青会、菊旗同志会、创生会、协和党、水交会、偕行会等右翼团体的一些成员，首先在九州岛成立了九州岛救国协议会。6月13日，前爱乡塾头子橘孝三郎、前柴山塾头子本间宪一郎纠集右翼分子180多人在水户市弘道馆召开救国恳谈会，讨论并议决右翼团体的联合问题。6月20日，右翼团体借为内田良平举行祭祀活动之机，进一步协商了建立关西、九州岛地区的右翼统一战线问题，议决由白井为雄负责联络九州岛救国协议会，首先实现关西、九州岛地区右翼大联合。7月8日，在大阪正式成立了全关西爱国战线协议会，九州岛救国协议会所辖团体和其他新老右翼团体均派代表参加。其成立宗旨是：“在全关西爱国战线的带领下，共同研究，交换情报，互相亲善，共同斗争，共同行动”，以便“在日本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实现日本的完全独立；修改屈辱的宪法，创建独立的自卫军”。^[53]其成立，标志着关西地区的右翼“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维新运动关东协议会 1953年成立于东京的日本关东地区右翼联合组织。1953年7月27日，在参议院会馆召开了维新运动关东协议会成立大会，本间宪一郎、井上日召、中村武彦、影山正治、铃木善一、津久井龙雄、佐乡屋嘉昭、梅津勘兵卫等右翼头目均参加或到会祝贺。大森一声出任议长，铃木善一、中村武彦、三上卓担任运营委员，影山正治、白井为雄等8人担任常任委员，德富苏峰、葛生能久、大川周明、橘孝三郎、井上日召等老右翼头目出任参议或顾问。创办《救国运动》为机关报。其“公约”确定的“奋斗目标”是：“一、我们认为，应依据紧张的国内外各种形势，以日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为基础，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断然实行全面、持久、彻底之革新，以形成国民的政治力量。二、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日本的）独立和革新，应以集结国民政治力量为目标，在其准备阶段，要通过加强目前处于分立状态的各团体、各种运动之间的联络与合作，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整顿，以推进基层组织的大团结。三、我们要将运动的基础根植于劳动大众和农民之中，以便结成以其青壮年为主体的全国性的能够实际运转的组织。四、我们认为，作为日本革新之原则，为了足以推进以集结新的政治力量为目的的国民运动，要着手就指导原理、宣言、纲领、政策及其战略战术等，进行具体研究、调查和立案。五、作为第一步，我们要火速在中央建立联络协议会之机关。”^[54]可见，该右翼联合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整合与集结关东地区的右翼力量影响乃至主导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走向。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关东地区的右翼“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救国国民总联合 1954年成立于大阪的全国性右翼联合组织。1954年5月2日至4日，在大阪召开了救国国民总联合成立大会，一时实现了日本新老右翼的全国性大联合，标志着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时实现了全国性的统一。大森曹玄担任委员长，中村武彦担任书记长。该右翼联合组织的最大特点是，其内部不仅存在着老年层与青年层两大派系间的斗争，而且存在着“政党运动论”与“政党运动尚早论”之间的对立，长期争论不休。生产党和大东塾两个有影响的右翼团体拒绝加入该联合组织。其拒绝参加据说是因为要求加入其中的护国团是一个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团体。这样一来，以“单一政党化”为目标的右翼“大团结”事实上以失败而告终。自1954年10月起，救国国民总联合实际上已由原来的右翼联合组织变成了一个单一性的右翼团体。1955年5月3日，该组织发表《国内形势分析备忘录》，公开承认日本的右翼“统一战线”运动失败，并正式确认该组织不再具有“联合”性质。1956年12月，救国国民总联合改称国民总联合，从此处于“开店不开张状态”。

4. 50年代前中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

从1952年至1957年间复活类右翼团体和新生类右翼团体的主流来看，其特点主要有四：

第一，大多披上了“和平”“民主”“自由”的外衣。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团体纷纷披上“和平”“民主”“自由”的外衣，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方面，战前与保守政党、军阀、财阀有着密切关系，并在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和对内镇压进步力量过程中一直充当急先锋的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初期军阀、财阀和反动政客受到整肃的背景下顿失靠山，右翼团体不得不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和收敛越轨的政治活动，即不得不暂时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战前受到巨大压迫和严重摧残的进步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铲除右翼势力和清算法西斯思想的民主化运动，为在日本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在此背景下，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日本生存并获得发展，都不能无视日本人民的民主化要求。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日本右翼势力，当然明了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有别于战前右翼以便争取到更多的国民东山再起，他们暂时纷纷披上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外衣，并宣称“与老右翼诀别”。首先，在团体的名称上冠以“和平”“民主”“自由”字样。如静冈县的日本第三民主同盟、东京神田的民主日之丸党、横滨的关东民主青年同盟、前桥市的关东言论自由联盟、东京武藏野市的人类和平会本部等等。其次，在自己的口号和纲领中塞进“和平”“民主”“独立”“自由”一类的词藻。例如，民族新生运动提出：“日本的理想是实现绝对和平”；救国青年联盟提出：“要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日本反共同志会提出：“要建设自由主义的明朗活泼的新日本”；新锐大众党提出：“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日本反共联盟提出：要“促进日本的民主化，努力实现世界和平，确立自由与和平精神，捍卫人类的尊严”；日本第三民主同盟提出：要“在地球上完成民主使命”；独立自由联盟准备会宣称：“要明确提出新国民运动之路线，就必须以清算过去老右翼国家主义的谬误为前提，必须承认老右翼起了军阀、财阀、官僚、天皇制卫士的作用”；爱国青年有志委员会创建人、老右翼泰斗头山满之子头山秀三声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用暴力杀人。……共产主义的优点是有容人的雅量。……现在虽然有人打着红旗搞骚乱，但这不是共产党议员的思想”^[55]；大日本生产党甚至提出了“建设新生日本”“排除误国的军国主义”^[56]等口号。可见，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无论死灰复燃的右翼团体还是战后孽生的右翼组织，其纲领和口号中绝少看到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字样，可以说与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保持了高度一致。然而，他们所玩弄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藻，很快被《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提出的“忠君、反共、修宪、强兵”“民族至上”“天皇制国体”“排除共产主义运动”“反共亲美、反中共援蒋”^[57]等一系列反映真实心态的口号和一系列反动行径所取代、所洞穿，即无论他们怎样乔装打扮，也掩盖不了自己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的右翼本质。^[58]用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专家木下半治的话说就是：复活后的右翼势力已经“脱下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法衣，露出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铠甲”^[59]。

第二，积极参加议员竞选。这既是战后日本右翼团体向社会显示“民主”“自由”“和平”的重要环节，也是其图谋通过参政把日本拉回到战前老路上去的一种策略和途径。在他们看来，《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议员选举，为自己向政界进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到50年代前中期的国会选举中。在1952年10月的众议员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右翼人物竟有1243人，其中的26%即329人又都是当年受到“褫夺公职”处分者。结果，原陆军大佐出身的自卫同盟委员长辻政信、日本人民党总裁只野直三郎、原东方会头目木村武雄、原爱国学生联盟头目平井义一、原祖国会头目北昤吉等5人成功当选众议员。在1953年4月的众参两院议员选举中，除上述5人继续当选众议员外，木村笃太郎在参议院地方区的选举中竟获得177638张选票，高票当选参议员。在参议院全国区的选举中，17名右翼候选人虽然全部落选，但却获得了共计497592张选票。其中，原海军中尉三上卓一人就集中了89641张选票，在全部234名候选人中名列第122位。^[60]这样的选举“业绩”无疑是对右翼势力的莫大鼓舞，大大增强了他们通过和平途径——“合法选举”夺取政权的信心。(www.chuimin.cn)

第三，逐渐暴力团化。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团体“暴力团化”特点的产生既有政治根源，也有经济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战前右翼的丑行在战后初期整肃期间昭然于世，可谓声名狼藉。尽管后来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整肃政策，但一时也难以像战前那样取得政府的支持。为了壮大势力和扩大影响，特别是为了获得政府当局的再度垂青，他们认为有必要一边积极参加议员选举以树立“和平”“民主”之形象，一边对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进步势力采取暴力行动以博得统治阶级的好感。就经济原因而言，战前右翼的活动资金主要源于财阀捐赠，战后随着财团被解散和财阀本人受到整肃，右翼团体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被堵塞。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它们或与黑社会暴力团、流氓团伙勾结敛取不义之财，或干脆自己直接变成暴力团从事敲诈勒索勾当。这一时期从事暴力活动的右翼团体主要有护国团、日本国粹会、大东塾、大日本生产党、殉国青年队、护国青年队、爱国联盟等。尤其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护国团，在1955年底1956年初屡因暴力恐吓和勒索见诸报端，甚至采取了战前血盟团“一人一杀”的残暴手段。以众议员小西寅松为会长的日本国粹会，则专门对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共产党施暴。护国青年队甚至闯入民主党副总裁重光葵的办公室强索活动经费，并殴打其秘书。据统计，仅1954年秋至1955年秋的一年当中，因实施暴力而被捕的右翼分子多达11539人，其中被起诉者多达3860人。^[61]

第四，大肆进行恐怖活动。战后右翼继承了战前右翼的恐怖“传统”，猖狂进行恐怖活动。1953年3月12日，右翼分子田中正美以“当前的一切政争都源于石桥湛山的存在”为借口，持刀闯入议员石桥湛山私宅行刺，未遂被捕。1954年5月3日，右翼分子葛原法生以“吉田把国会当成私有物”为借口，私闯吉田茂首相官邸行刺，未遂被捕。同年7月9日、8月10日、9月21日，右翼分子大野一郎、土工佐百进、丸善利之先后三次试图闯进首相官邸行刺，均未遂被捕。1954年11月22日，又发生了一起皇道实践会成员越前荣八制造的自民党本部纵火未遂事件。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所以如此热衷制造恐怖事件，“究其原因，既有崇尚和赞美恐怖活动的旧右翼的‘传统’，又有战后右翼的所谓‘新’的理论武器——‘民族正当防卫论”，^[62]。而且，这一“民族正当防卫论”“不仅是战后右翼在国内开展恐怖活动的借口，也是他们把目光瞄向海外的‘依据’”。^[63]

1.50年代末期的日本右翼势力

1957年2月底，石桥湛山内阁因首相突然病倒而短命夭折，政权落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原甲级战犯、时任外相的岸信介手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由此迎来了一个转折期。

岸信介（1896～1987），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任职，从此走上宦途。1936年至1939年，先后出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总务厅次长、产业部次长、商工部次长，是掌控伪满洲国经济命脉的核心人物，也是伪满洲国五大头目之一。1939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了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近卫文麿内阁、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政务次官。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被选为众议员。岸信介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罪恶昭彰，故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服刑三年。在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出狱后重新活跃起来，伙同右翼政客建立了箕山社。1952年恢复公职后，又建立了日本重建联盟，自任会长。1955年出任自由民主党干事长。1957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奇迹”般地登上了战后日本权力的巅峰。^[64]恰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大野逹三所说：“打破右翼沉闷局面并为之带来活力的，是岸内阁的上台。像岸（信介）这样的A级战犯当上总理大臣本身，足以表明日本政治的极端落后性。说岸内阁是由战犯或战犯性天皇制官僚构成的，也不为过。”^[65]一个罪恶累累的甲级战犯能够登上首相高位重掌政权，这在战后德意两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也大出世人意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得到了主子美国的扶持。因为他提出的“排除共产主义”“加强日美经济合作”等政策主张，与美国新的对日政策完全合拍。二是得到了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大选期间，右翼团体不仅向岸信介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助选资金，而且派人赤膊上阵、摇旗呐喊，为老战犯岸信介重掌权柄立下了汗马功劳。岸信介上台后，右翼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正因为有岸信介这个强大政治靠山的包庇、纵容和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日本右翼势力迅速复活并随之壮大；而日本右翼势力也知恩图报，毫不迟疑地扮演了岸信介政府镇压日本人民斗争的帮凶和打手角色。

就前者而言，这一时期不仅又有关西护国团（1957年11月3日足立悟建立）、新日本协议会（1958年1月30日安部源基建立）、日本国粹会（1958年7月30日青沼辰三郎建立）、大日本菊水会（1958年8月15日川井春三建立）、三曜会（1958年12月14日足立悟建立）、日之丸青年队（1959年3月1日高桥正义建立）、日本国民会议（1959年3月10日野村吉三郎建立）、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简称“全爱会议”，1959年3月19日荻岛峰五郎建立）、国之础（1959年6月3日护松庆义建立）等右翼独立团体和右翼联合组织应运而生，而且很多政界、财界头面人物置身其中兼任头目。如果说此前日本保守的执政党与右翼势力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自岸信介上台起，两者便如同战前一样公然勾结起来。这除了岸信介本人曾是一个老牌的军国主义分子、甲级战犯外，主要还是由岸内阁的政治路线与右翼势力的政治主张惊人一致所使然，即二者都鼓吹“修改宪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亲美反华”。可以说，如果没有右翼势力充当打手和帮凶，岸信介就不可能登上战后日本权力的巅峰，其执行反动内外政策的统治也将难以为继；反之，如果没有岸内阁这个总靠山和硬后台的包庇、纵容及其所提供的宽松政治环境，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也不会从此迅速壮大并很快抬头。这样，战前恶贯满盈的老牌军国主义者、甲级战犯岸信介，就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鼻祖和民间右翼势力的总后台。

就后者而言，与战前惊人相似，当日本统治当局推行反动政策遭到人民强烈反对、二者矛盾迅速激化时，日本右翼势力便会毫不迟疑地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扮演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角色。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协助岸内阁破坏和镇压日本人民反对“勤务评定”制度的正义斗争。

所谓“勤务评定”制度，就是按照对教员评定的成绩给予相应的待遇，实质是日本统治阶级通过制造教职员内部矛盾来瓦解教职员工会并对广大教职员加以控制的一种反动制度，因此遭到日本教育界的强烈反对。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日本社会党等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勤务评定”制度的斗争。这一斗争到1958年初因全国教育协议会作出实施该项制度的决定而走向高潮。面对这一斗争，同年6月，各地右翼团体纷纷向斗争最激烈的和歌山县集结，成立了促进勤务评议斗争协议会，并多次与反对“勤评”的正义力量发生冲突。在高知县，同年7月20日，国民社会党、自由文教人联盟等右翼团体举行了有5000人参加的“批判日教组县民大会”，与县教组组织的集会相对抗。时至同年底，又在高知县发生了群殴日教组委员长小林武和县教组委员长东元善次郎并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件。对此，警察当局不但不严惩凶手，反而以种种借口逮捕斗争领导人。岸内阁与右翼沆瀣一气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

第二，协助岸内阁破坏和镇压日本人民反对修改“警职法”的正义斗争。

1958年10月9日，岸内阁突然向第30届临时国会提交了一份扩大警察权限、践踏人民人身自由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目的是为国会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和为警察镇压群众斗争提供法律依据。对此，“总评”、日本社会党等390多个政党和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反对“警职法”国民会议领导这一斗争。为使国会通过该法案，岸内阁决定利用右翼势力破坏这一斗争。10月17日，大日本爱国党总裁赤尾敏和防共新闻社主干浅沼美知雄，从众议院总会场旁听席上散发了题为“扑灭反对修改警职法的中苏第五纵队社会党”^[66]传单。11月7日，全学生运动纯正会在殉国青年队等右翼团体协助下，动员千余人在东京虎之门共济会馆召开“捍卫法和自由学生集会”，议决从学生立场出发，与左翼集团的“暴力”作斗争。另外，此间还发生了诸如右翼暴徒在众议院阻止进步议员就“警职法”质询、在产经会馆打断著名活动家黑田寿男演说等一系列野蛮事件。但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终使岸内阁修改“警职法”的图谋化为泡影。

第三，协助岸内阁破坏和镇压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正义斗争。

1951年9月8日，在片面的《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时，日美两国又以政府协定的形式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同盟条约使日本以牺牲自己外交自主性和对美平等地位为代价，换取了美国的安全保障。为了进一步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实际修改宪法第九条关于禁止日本拥有军队的规定，岸内阁在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1960年6月，将该条约强行修订为《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此前，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1959年3月28日，日本社会党、“总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等134个团体共同成立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明确提出彻底废除“安保条约”、日本“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和军事同盟”等响亮口号。从1959年4月至1960年10月，日本人民先后发动了20多次大规模的全国统一行动，参加者前后达上亿人次，最多一次仅罢工工人就达620多万人。面对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反抗怒涛，岸内阁感到单纯依靠警察的力量难以抵御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遂决定再次利用右翼势力和黑社会势力共同扑灭这场熊熊烈火。在岸内阁疯狂镇压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过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受命于自民党和岸政府的右翼分子冲锋陷阵的影子。1959年7月25日，大日本爱国党等19个右翼团体2000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加强日美联盟、促进安全条约修改国民大会”，并成立了促进修改安全条约会议。1960年3月14日，日本社会党在爱知县守山市文化会馆举行了“阻止批准日美安全条约”演讲会，右翼分子大闹会场，使该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演说一度中断。同年4月2日，松叶会的市桥利治等10余名右翼暴徒冲进曾刊载过批评右翼团体破坏行径文章的《每日新闻》社，打碎办公室玻璃，向印刷厂的轮转机里撒沙子。6月4日，尼崎市民举行“阻止日美‘安保条约’誓师大会”时，护国团关西本部青年行动队队长永田民三率20多名暴徒挥舞棍棒和木刀冲击会场，殴打与会群众。6月15日，随着斗争走向高潮，竟在象征着权力和公正的日本国会大院发生了一起警察和右翼分子共同行凶的事件——警察殴打被诱入院内的学生，右翼分子向院外的学生和工人施暴行凶。结果，不仅很多群众被殴致伤，而且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竟被右翼团体维新行动队的卡车人为轧死。其时，在日本各地负伤的群众多达555人，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政府与右翼势力共同镇压人民群众的血案。然而，政府的残暴和右翼的嚣张并没有吓倒日本人民。不久，由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罢教汇成的强大的人民运动终于使岸信介政权垮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被迫取消了访日计划。6月17日，右翼暴徒户间真三以积极参加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反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斗争为由，拔刀刺伤了71岁的社会党顾问、众议员河上丈太郎。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参加社会党、民社党、自民党“三党首演讲会”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竟被年仅17岁的右翼暴徒山口二矢当场刺死。据凶手供认，行刺浅沼是因为他在1959年率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演讲时，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口号，并积极领导了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11月2日，凶手山口二矢在收容所房间的墙壁上留下“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67]的字句后，上吊自杀。这起震惊世界的刺杀政党领袖事件在光天化日和警察众目睽睽之下轻易得手，不能不说与岸信介政府的姑息、纵容息息相关。对此，横滨国立大学学者堀幸雄指出：“山口采取恐怖行动，可以说是岸政权对右翼宽容的结果，是它允许右翼暴力所致。”^[68]

可见，在破坏和镇压日本人民上述正义斗争的过程中，确已形成了岸政府在幕后策划、操纵，右翼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局面。二者靠山与打手的关系昭然若揭。

2.50年代末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

50年代末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组织发展迅速。有岸信介政府这个强大靠山政治上的支持，有三菱财团等大财阀雄厚的资金保障，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分子的人数急剧增加、组织迅速扩大。新日本协议会、自由国民联合等右翼团体，就都是在岸内阁政治上一手扶持并得到财阀巨额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孽生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或卸任阁僚，甚至兼任了这些右翼团体的魁首。以新日本协议会为例，前内务大臣兼警视厅总监安倍源基出任了该会事务局长，前防卫厅长官、“反共健将”木村笃太郎出任了该会代理理事，财界巨头、三菱电机公司董事长高杉晋一出任了该会顾问。再如，自由国民联合的理事长、事务局长分别由自民党籍参议员前田久吉和前情报局次长村田五郎担任；大型右翼联合团体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因成立伊始就得到了自民党的鼎力支持而发展迅速：1959年拥有会员团体76个，1961年拥有会员团体181个，1968年会员团体迅速增至480个。

第二，政治活动猖獗。50年代末期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充当岸内阁镇压国内人民斗争的帮凶和打手。据统计，仅1957年到1960年的三年时间里，就在日本国内发生了27起破坏群众运动的右翼暴力事件；而在1961年至1970年的10年里，仅发生同类事件22起。^[69]可见，在岸内阁执政期间，日本右翼势力的暴力活动十分频繁。二是充当岸内阁“反华仇华”、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马前卒。岸信介在走马上任的第一年继遍访南亚、东南亚、美国之后，又破例“出访”了台湾。他在会晤蒋介石时，对蒋氏父子的处境“甚为同情”，甚至公开叫嚣支持“蒋公”反攻大陆。主子加靠山的这一反华立场，不能不直接影响帮凶和打手的行动。日本右翼势力为此制造了一系列反华事件，旨在配合岸政府的“亲蒋反共”“亲美反华”政策，气焰十分嚣张。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长崎国旗事件”。

1958年5月2日下午，在岸信介政府的怂恿下，两名右翼暴徒将悬挂在长崎（滨屋百货商店）“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的五星红旗扯下撕毁、粗暴践踏，酿成侮辱中国国旗的严重外交事件。长崎警察局虽在当时逮捕了两名暴徒，但在简单询问后竟以未触犯“毁坏器物”条款予以释放。岸内阁和日本右翼势力敌视中国的政策至此发展到登峰造极、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对此，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宣布：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不再延长中日民间渔业协定；撤回正在日本访问的代表团；不接待日本来访人员（除少数友好人士外）等。然而，岸内阁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怂恿右翼势力挑起反华事端。大日本爱国党大搞“双十节”庆祝活动，并召开所谓“援蒋反共激励台湾国民大会”；防卫新闻社干将浅沼美知雄用打火机点燃并烧毁中国国旗；前述右翼暴徒山口二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主张中日友好和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等，均旨在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