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削弱与重构

1945年7月26日发出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之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根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逐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的建立势不可能。……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制裁。”^[3]日本投降后，盟军总部特别是美国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4]，尤其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5]，又根据《波茨坦公告》之精神，制定和帮助日本政府制定了多个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文件，如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1945年9月22日）、盟军总部的“神道指令”——《关于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持、保全、监督及弘布之文件》（1945年12月15日）、天皇的《人格宣言》（1946年1月1日）、《联合国总司令部1946年1月4日致日本政府备忘录》——《关于开除不宜从事公务者的公职之文件》（1946年1月4日）、《关于废除若干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文件》（1946年1月4日）、远东委员会《关于投降后日本的基本政策的决议》（1947年6月19日）等等。其中，“神道指令”、天皇的《人格宣言》《关于开除不宜从事公务者的公职之文件》《关于废除若干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文件》等四个文件，是直接铲除日本右翼势力的重要相关文件。如果说否定天皇“神格”和禁止国家神道是对狂热崇拜天皇和信奉国家神道的日本右翼势力精神上的摧毁，那么强行解散右翼团体和大规模解除右翼分子公职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组织层面的沉重打击。例如，《关于开除不宜从事公务者的公职之文件》明确规定：“为了实施波茨坦宣言上述条款，现命日本政府对符合下列条款的一切人等开除公职、罢免官职。a.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侵略的积极倡导者；b.一切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暴力主义团体或秘密爱国团体，以及与之有关系的团体等当中的骨干分子；c.活动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或日本政治会的骨干分子。”^[6]日本政府根据盟军总部发来的备忘录，相应制定和颁布了“敕令第101号”——《关于禁止政党、协会、其他团体结社的敕令》（1946年2月23日）、《内务府告示第19号》（1946年2月25日）、《内务府告示第20号》（1946年2月25日）、“敕令第1号”——《关于禁止与公职有关的就业、退职之敕令》（1947年1月4日）等一系列“整肃”文件，限期解散右翼团体和解除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没收其财产充公，禁止传播右翼思想。截至1948年5月盟军总部停止对个人战争责任的追究，被列为“解除公职”审查对象者达717415人，其中实际被解除公职者多达210288人，同时还从各级学校驱逐了113000多名职业军人和法西斯分子。截至1951年12月，被解散的右翼团体多达233个，^[7]其中由盟军总部直接命令解散的27个主要团体是：大日本一新会（吉田益三）、大日本兴亚联盟（水野錬太郎）、大日本生产党（荒原朴水、吉田益三）、大日本赤诚会（桥本欣五郎）、大东亚协会（井户川辰三）、大东塾（影山正治）、言论报国会（鹿子木员信）、玄洋社（进藤一马）、时局协议会（一条实孝）、鹤鸣庄（摺建一甫）、建国会（赤尾敏）、金鵄学院（安冈正笃）、黑龙会（葛生能久）、国际反共联盟（平沼骐一郎）、国际政经学会（增田正雄）、国粹大众党（笹川良一）、国体拥护联合会（入江种矩）、明伦会（田中国重、石原广一郎）、瑞穗俱乐部（大井成元）、尊攘同志会（摺建富士夫）、大化会（岩田富美夫）、天行会（头山秀三）、东亚联盟（石原莞尔）、东方同志会（已故中野正刚）、东方会（已故中野正刚）、大和むすび（佐佐井一晃）、全日本青年俱乐部（影山正治）。另外，被列为甲级战犯嫌疑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右翼头目有：德富猪一郎、大川周明、笹川良一、进藤一马、葛生能久、桥本欣五郎、鹿子木员信、儿玉誉士夫、平沼骐一郎；被解除公职的右翼头目有：井上日召、头山秀三、橘孝三郎、本间宪一郎、清水行之助、影山正治、寺田稻次郎、三上卓、三浦义一、佐乡屋留雄、小沼正、许斐氏利、松木胜良、茂木久平、铃木善一、下中弥三郎、津久井龙雄、安冈正笃、蓑田胸喜、齐藤忠、齐藤晌、赤尾敏。^[8]

在美国占领当局发布“神道指令”、审判法西斯战犯、解散右翼团体、解除右翼骨干分子公职等一系列“日本非军事化”政策的打击下，战前充当日本统治阶级侵略亚洲急先锋的日本右翼势力被大大削弱，跌入其百年右翼运动的最低谷。当然，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天皇的人格化、其政治靠山军阀的瓦解、其经济支柱财阀的解体、其后备力量的提供者农村的农地改革等等，也都是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走向削弱的重要因素。^[9]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战后初期的混乱时期，甚至在1946年1月至1951年4月的数年“整肃”期间，不但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从未销声匿迹、停止活动，而且还孽生了一批以新民族主义面孔出现的新右翼团体。这一方面与众所周知的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密不可分，^[10]同时也与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企图利用右翼势力挽救天皇制国体息息相关。例如，战后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东久迩稔彦，不仅邀请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石原莞尔出任了内阁顾问，而且欲把被盟军总部列为甲级战犯的右翼头目儿玉誉士夫拉入内阁。他曾就准备启用儿玉的原因这样说道：“我不太了解儿玉，但鉴于儿玉与海军和右翼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为了与之（指海军和右翼——本书作者）联系而予以启用。”^[11]这就道出了新政府通过启用右翼头目来利用受其影响和控制的右翼势力之企图。

面对战败，日本右翼势力做出了以下四种回应：

1.发动一系列武装叛乱，以阻挠日本战败投降。

日本战败前后，尽管很少大规模的抵抗行动，但还是发生了一系列由顽固和死硬分子制造的小规模的叛乱事件。其中，最典型的叛乱事件有以下四起：

近卫师团青年将校叛乱事件 是为日本军界死硬分子制造的企图阻挠战败投降的一起右翼叛乱事件。1945年8月14日、15日，反对结束战争、主张“本土决战”的陆军省部分将校发动叛乱，阴谋夺取“终战诏敕玉音放送录音盘”。他们杀害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后，发布伪造的师团作战命令，敦促各部队继续作战，并放火焚烧了铃木贯太郎首相的官邸、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的私邸等。但结果是：陆军省军事课的井田正孝中佐以及民间右翼分子共7人被宪兵队逮捕；事件核心人物、陆军省军事课的椎崎二郎中佐、畑中健二少佐在皇宫广场自杀身亡；亲手杀死森赳中将的胸骨航空士官学校的上原重太郎大尉也在校内护国神社中剖腹自杀。这起叛乱事件中的自杀行动，对其他右翼分子特别是民间右翼顽固分子给予很大的刺激，故此后又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12]

国民神风队事件 由日本战败时担任东京警备队第三旅团所属旭部队横滨支队长的陆军大尉佐佐木武雄领导的一起企图阻挠日本投降的右翼叛乱事件。1945年8月15日2时许，佐佐木率领由士兵和横滨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十余人组成的“国民神风队”乘火车来到东京。他们先用机枪扫射首相官邸，继之冲入欲杀害铃木贯太郎首相；扑空后转而袭击首相私邸，但仍未找到铃木首相，遂纵火予以焚烧。在由东京返回横滨途中，又袭击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的私邸，但同样没有找到平沼男爵，遂又纵火予以烧毁。事后，佐佐木武雄向宪兵队自首，但很快被释放；而其他追随者则以扰乱国政、预谋杀人和纵火等项罪名受到了追究。

岛根县厅事件 是为佐佐木武雄与尊攘同志会成员共同制造的一起反对日本投降的右翼叛乱事件。曾经制造国民神风队事件但很快被释放、参与爱宕山事件又侥幸撤出的佐佐木武雄，又会同住在松江市的尊攘同志会成员冈崎功、波多野安彦、长谷川文明等48人于1945年8月24日在厚木基地发动叛乱，袭击了岛根县厅、县府公用宿舍、发电所、新闻社、邮电局等处，并纵火焚烧了岛根县厅。事前，冈崎功等人曾下定决心说：“此次终战并非陛下之圣意。我等青年为奉献忠诚而奋起，只要以一亿玉碎之决心继续战斗，就一定能够胜利捍卫皇国。”^[13]结果，冈崎功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不久就被释放出狱。后来他在岛根县建立了一个新的右翼团体——青年皇道队，还参加了战后初期的国会议员选举。

爱宕山事件 由尊攘同志会和鹤鸣庄的死硬分子饭岛与士雄、摺建富士夫等10余人制造的一起反对日本投降的右翼叛乱事件。基于对政府投降决定的不满，他们首先于1945年8月12日贴出准备袭击重臣的告示，并制定了一份袭击木户幸一内务府邸和暗杀首相铃木贯太郎等20多名政要的行动计划。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后，他们又暗中与厚木航空队联系，妄图做最后挣扎。8月16日，他们袭击了木户内务府邸，但没有达到杀害木户幸一之目的。之后，摺建富士夫、稻垣幸太郎、茂吕宣八等12人退守爱宕山，被警察包围。在完全绝望之后，摺建富士夫、谷川仁等10人于8月22日傍晚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另两人接受警察劝告下山投诚。8月27日，摺建富士夫、稻垣幸太郎、茂吕宣八三人之妻，竟在丈夫自杀的同一个地方用手枪自杀殉死。^[14]不过，也有两名妻子自杀殉死之说。^[15]

2.用自杀或集体自杀方式承担战败责任，以此向天皇表示“歉疚”和“谢罪”。

这类事件除前述具有“叛乱”和“自杀”双重意义的爱宕山事件外，还有两起事件比较典型：

明朗会成员集体自杀事件 明朗会原本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高级船员于1936年建立的一个海员工会组织，后来逐渐右倾化为右翼团体，并很快加入了右翼联合组织——日本主义青年会议。1945年8月23日，其头目日比和一率领包括一名女性在内的12个门徒径奔皇宫前广场，在身旁放下遗书和3000日元善后费用后，或用日本刀剖腹自杀，或以手枪自裁，或服毒自尽。他们既是在以集体自杀方式反对投降，也是想“以死向天皇表示对战败的歉意”^[16]。

大东塾生集体自杀事件 又称“代代木事件”，是大东塾塾生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演出的一起集体自杀丑剧。大东塾代塾主影山庄平（塾主影山正治之父）等，在闻悉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后发誓道：战败“是因为我们的诚意和努力不够所致，故（吾等）决心以死向天皇表示歉意”。1945年8月25日，影山庄平和塾生野村辰夫、福本美代治等共14人来到代代木练兵场，留下“共同遗书”后集体自杀。遗书宣称：“奉献纯洁之诚心的吾等十四尊皇魂，一定守护天壤无穷之皇城。”^[17]

3.制造一系列袭杀日共干部事件，以维护天皇制国体。

从剖明心迹的一些言论来看，与战前一样，他们普遍视日本共产党人为“卖国贼”或天皇制国体的“破坏力量”。为此，他们竟敢在日本战败即失去靠山的情况下，继续迫害和谋杀日共干部。战后初期的这类事件主要有四起：

谋杀志贺义雄未遂事件 无业右翼青年、法政大学学生渡边信之，对日本共产党抱有强烈的反感。他认定：“日本共产党在终战后的混乱时期煽动工人，不断制造争议，助长混乱，伺机搞共产革命。为了指明这一点，必须暗杀德田、野坂、志贺等日共干部。”^[18]他首先将暗杀目标锁定在志贺义雄身上。1947年4月30日，渡边信之在携手枪赴大阪实施杀人计划的途中，在门司车站被警察发现而败露。

谋杀德田球一未遂事件 日本反共联盟大鹤支部核心人物古贺一郎和会员古谷晃、高桥嘉照、稻叶实等人认为，为了重建日本，除扫清日共干部外别无他途，必须下决心杀死日共干部。他们把日共主要领导人德田球一确定为第一个谋杀目标。他们把炸药装进两个果汁瓶做成自制手榴弹，并事先写好了“斩奸趣旨书”，内称：“类似德田、野坂、志贺这种是日本人又非日本人之奴辈，我等代天诛之。”^[19]1948年7月19日，古贺等人在佐贺市公会堂向正在演讲的德田球一投掷了自制手榴弹，致其重伤。

谋杀日共干部未遂事件 高知县海外同胞归还促进联盟常务理事日和佐庄马认为，阻碍海外同胞归还者是日本共产党。所以，必须下决心伺机杀掉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日共干部，并制定了谋杀两人的具体计划。1949年8月10日，日和佐庄马携炸药赴京。他在召开于日比谷公会堂的海外同胞归还促进大会结束后，访问了位于东京代代木的日本共产党总部，要求日共领导人接见，以便乘机下手。当时，德田、野坂均不在总部，其暗杀计划夭折。1950年7月31日，日和佐庄马向高知县警察署自首。(www.chuimin.cn)

对风早众议员施暴事件 1950年底，日本共产党掀起了一场反对召开片面媾和会议和拟制片面媾和条约的斗争。对日共的这一正义斗争感到“激愤”的防共新闻社社员平田盛之、追川秀雄等人，决定对日共干部施暴，以“促其反省”。^[20]1950年11月21日，平田盛之等四人伪装成日立工会会员访问了在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的日本共产党籍议员风早八十二，并就媾和条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于是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将罐装粪便泼向风早议员前襟的施暴事件。^[21]

4.通过改头换面和隐匿各地搞经济活动，以保存和积蓄右翼实力。

国粹同盟（国粹大众党）系统的全国劳动者同盟（1945年10月笹川良一、吉松正胜建立）、兴亚青年运动本部系统的日本国民党准备会（1945年 10月儿玉誉士夫建立）、东方会系统的新日本建设同志会（1945年11月本领信治郎建立）等，就都是改头换面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右翼团体。而隐匿各地通过搞经济活动积蓄力量者，尤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东亚联盟同志会”最为典型。该组织被解散后，其成员组织了肥料自给普及组、粮食增产研究会、增产研究组合等，在各地开展经济活动。另外，以参加过“五·一五”事件的法西斯分子三上卓为核心的一伙右翼分子，还在各地建立了多个一边从事生产一边积蓄力量的右翼组织。主要有：埼玉县所泽双职工归农组合、茨城县霞浦双职工归农组合、新潟县山岸归农组合、日本独立国民党、黑岩开拓团等等。

战后初期，尽管盟军总部取缔日本右翼组织和整肃法西斯分子的工作由于日本统治阶级的阻挠、部分日本国民的不觉悟不配合，以及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而进行得不够彻底，但它毕竟使日本右翼势力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其政治活动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对美国占领当局在这段时间里铲除日本右翼残余势力的进步历史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

由于美国占领当局未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以清算和批判，因此不仅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尚存，而且在老右翼团体或被强行解散、或被迫改头换面隐匿下来的同时，又孽生了一批新右翼团体——“战后派右翼”。这些新右翼团体的头目多为无名青年，组织规模也很小。它们能在战后初期纷纷孽生，主要是因为披上了“和平”“民主”的外衣，即几乎都在自己的纲领中写进了“实现民主主义”“履行波茨坦宣言”“反对再军备”等冠冕堂皇的一些内容。仅1945年9月到同年底的数月间，就有近20个新右翼团体孽生，即小川友三的亲美博爱勤劳党、荒原朴水的和平确立联盟、太田三吉的日本天狗党、一条实孝的新日本党、太田为吉的道义日本确立协会、长野朗的日本自治农民党、真锅富次的日本革新党、白石清的日本民主同盟、龟井贯一郎的独立社会党、宫田光雄的日本农本党中央联盟、小田荣的大日本革命党、片桐胜昌的日本青年党、西森久记的日本民生党、满井佐吉的正义自由党、加藤好正的自治皇民党、吉田贤一的全国农本同盟、河野林治郎的日本共和党、塙五百枝的茨城农民党。其中，小川友三在1945年9月3日建立的亲美博爱勤劳党，是战后孽生的第一个新右翼团体。进入1946年以后，又有高桥义人的新日本义人党（1946年2月）、松尾明敏的香月青壮年同志会（1946年4月）、盐塚诚也的日本鲤登同志会（1946年5月）、真木康年（康平）的新锐大众党（1946年6月）、福岛青史的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1947年3月）、天羽四郎的敬爱同润联盟（1947年7月）、古川义哉的日本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1947年11月）、渡边捷三的民族新生运动（1949年4月）等为数众多的战后派右翼团体纷纷孽生，呈现出新老右翼团体并存的局面。另外，在新孽生的右翼团体中，新锐大众党、新日本义人党等，是具有浓厚反共和暴力团色彩的右翼组织；民族新生运动、协和党等，是明确主张“反对再军备”的团体；而菊旗同志会、民族新生运动、大和党、救国青年联盟四个团体，则因具有“新种国家主义团体”^[22]色彩而最引人注目。在此，仅详介其中五个有代表性的“战后派右翼”团体。

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 又称“菊旗同志会”，是战后初期日本新右翼团体中备受注目的反共团体和“新种国家主义团体”之一。1947年3月18日，由曾担任过伪满洲国新京大同学院职员的福岛青史创立于九州岛熊本市，后向各地发展，并在东京设立了支部。福岛青史自任委员长。会员以20多岁的青年居多，其中工人、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创办《菊旗》（月刊）为机关刊物。该团体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纲领完整、活动具体。它以福岛青史自著的《革命十年之路》为行动纲领，主张维护天皇制，打倒共产党，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建设高贵的社会”^[23]。其“工运纲领”是：组织生产协议会，废除阶级斗争；其“农运纲领”是：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其政治活动以会员在各地搜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为主，并按月向总部报告。1946年裕仁天皇巡幸九州岛时，该会会员打着菊水旗热烈欢迎天皇的驾临，由此势力一度有较大发展。1950年，因福岛（青史）派与岛津（定泰）派发生对立而分裂，遂更名“菊旗同志会”。该团体仍由福岛青史出任委员长，但从此走向衰落。

新锐大众党 1946年6月，由真木康平创立于东京。这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和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团体。其纲领表面标榜“推行正义，实行和普及真正的民主主义”，但主旨是“排斥和打击共产主义”。^[24]该团体在配合日美当局镇压工人运动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例如，在1947年“二·一”罢工前的1月20日，该团体的两名成员大塚广男、佐久间隆太郎访问了罢工领导人、产别会议议长听涛克巳的私邸。两人在要求停止罢工的谈话过程中，突然抽出藏在身上的菜刀向听涛议长砍去，致其重伤。其杀人动机用大塚广男的话说就是：“为了国家之存立，有必要使其（指工会——本书作者）丧失全部机能而停止。为此，袭击其领导人听涛议长并促其反省，将效果最好。”^[25]该团体还因党首和党员经常制造恐吓、伤害事件而臭名远扬。其魁首真木康平竟七次受到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该团体在1947年12月被勒令解散，真木康平等人受到整肃。

敬爱同润联盟 该联盟的前身是1945年8月经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意建立于北京的“在华北日本民主党”。该党以天羽四郎为魁首，党员包括“中国通”村上知行等130多人。其成立宗旨是：“回国联络志同道合者组建政党，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打倒共产党，实现东洋之安定与繁荣。”^[26]1946年4月日本众议院大选时，该联盟经中国国民党同意，先派80人回国为天羽竞选议员大肆活动。至大选前夕，其成员全部回国参加投票，结果在高知县选区竞选落败。1947年7月，天羽四郎、活田兼一以这班人马为基础，在东京建立了敬爱同润联盟，主要头目有新泷夫、白木茂三郎、大塚政博、森巍、今井祐直等，成员多达277人。^[27]该联盟最初以文化启蒙团体面目出现，自称以“敬天爱人；从天命，服天理；以诚为道，以和结力”为“信条”。^[28]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日本进步力量的急剧壮大，它很快变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反共意识和国际意图的政治团体。该联盟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直接插手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公然表示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政策。它公开宣称：为了完成“把中共军队从中国完全驱逐出去”这一“当务之急”，愿意向“以台湾为基地的反共阵营提供人力与技术的支持”。所谓“人力支持”是指，让会员“直接作为战斗士兵编入国民政府军，参加对中共作战”；所谓“技术支持”是指，让会员中“具有军需生产方面技术的人，参加到国民政府军的军需生产部门中去，援助对中共军队的作战”^[29]。该团体为此组织盟员学习汉语，研究台湾情况，甚至派盟员远赴台湾与国民党要员联系，具体筹划援助事宜。美国占领当局鉴于该团体既反对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又到处宣传“日本民族优秀论”，甚至公然叫嚣建立以日本为盟主包括中朝两国在内的东洋联邦国家，遂于1947年12月将其解散。

日本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 简称“大鹤青年部”。1947年11月2日，由古川义哉、佐佐木孝男、砂川惠美雄等人成立于佐贺县东松浦郡入野村鹤牧。70多名成员几乎都是大鹤矿务所的从业人员。该团体建立的宗旨是：“打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增进共同福祉，增加生产，建设民主的日本，培养健全的精神，谋求文化提高，协调劳资关系，建立自主性工会组织。”^[30]实际上主要从事反共活动和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声称，日本共产党的破坏是造成大鹤煤矿生产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为此古贺一郎等暴徒在1948年7月19日袭击了出席佐贺市公会堂演讲会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并用炸弹将其炸伤。有鉴于此，该团体在1948年8月14日被解散，主要头目受到整肃。应当指出的是，该团体虽然非常短命，但却以人员精干、组织机构庞大和注重培养新右翼骨干而名噪一时。

民族新生运动 日本新右翼组织中的激进团体之一。1949年4月29日，由渡边捷三、木下彻等人创建于东京。该团体以“自主中立、防止内乱、独立自由”为“运动三原则”，以“唤起国民舆论”为口号，并具体提出了八项诉求：“建立以青年为基础的救国组织；还东洋以本来面目；以绝对和平为日本之理想；亚洲人不打亚洲人；剔除失败主义、逃避主义；遵循拒绝外征、自主自立之原则；根绝内乱之要因；为预防最坏状态而实现经济自立。”^[31]该团体在1953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一度有数人成为候选人，但均未当选。该团体因活动过于“激进”而很快陷于孤立，并随其头目渡边捷三等人“转向”商业领域而迅速解体。

从战后初期由残余右翼和新生右翼构成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纲领和活动情况看，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规模小、寿命短

仅就新孽生的战后派右翼团体的情况看，其组织规模很小，多数团体在10人以下，甚至有“一人一党”者，多者也不过百余人。其头目多为无名青年，活动范围也比较窄，一般只在一个地方活动，跨几个县的右翼团体很少。其中，规模最大的敬爱同盟同志会也只有130人。另外，这些右翼团体的寿命也很短，多者四五年，少者不足一年即被解散。“日本皇道党”1946年3月成立，12月就寿终正寝；寿命最长的新日本义人党（1946年2月至1950年8月）和新日本青年党（1946年8月至1950年6月），其存在亦不过五年，可谓昙花一现。^[32]

2.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在玄洋社、黑龙会等老牌右翼团体被强行解散，其头目亦受到整肃的情况下，无论从战时残存下来的旧右翼组织，还是在新民族主义旗号下孽生的新右翼团体，它们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如果说日本右翼势力从战时的猖獗之巅跌入了战后初期的衰落之谷，那么处于低谷中远未绝迹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活动，却为其日后走向复活和重新抬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这些规模不大的右翼团体通常以“战后救济”“战争遗留问题处理”为掩护，网罗蛰居民间的右翼分子大搞黑市买卖，为日后发展成为具有呼风唤雨能量的大型右翼联合组织积蓄了力量。

3.思想主张上既与战前右翼一脉相承，又有战后初期鲜明的“时代特征”

就前者而言，战前日本右翼势力对内拥护天皇制和反共、反民主主义，对外鼓吹排外主义和侵略扩张；而战后右翼势力几乎一脉相承地承袭了前者的衣钵，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例如，在反共方面，战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日本国内的反共活动迅速组织化、规模化。以1947年的“二·一”罢工为转折点，截至1949年，日本国内新建反共右翼团体多达300多个。^[33]菊旗同志会就自我宣称是“全国惟一的彻底开展打倒共产党运动的革命集团”^[34]。前述袭杀日共干部志贺义雄、德田球一、野坂参三、风早八十二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打倒日本共产党”的口号下制造的。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反共矛头指向邻邦中国和朝鲜。前述公然叫嚣要从人力和技术两个方面援助台湾当局反共作战的敬爱同润联盟，即为这类右翼团体之典型。再如在拥护天皇制方面，几乎所有的右翼团体都誓死维护天皇制，拒不承认天皇的“人格宣言”，拒不接受战后宪法规定的“天皇象征说”，要求恢复天皇的“神圣”地位和明治宪法中的绝对权威。可见，“打倒日本共产党和维护天皇制”不仅“是这些（战后）反共团体的共同主张”，^[35]而且是战前战后整个日本右翼势力惊人一致、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就后者而言，战后初期日本右翼思想主张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与战前右翼思想主张的明显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战前的全面“排外主义”——“反美反华”，转向战后的选择性“排外主义”——“亲美反华”；二是从战前的反民主、反和平，转向战后高唱“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论调。例如，提出“以建设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日本为目的”的新日本义人党，提出“弘扬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的菊旗同志会，提出“实行和普及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新锐大众党，提出“实现无战争的世界，彻底实施波茨坦宣言”的救国青年联盟，提出“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通过实行民主主义实现彻底的国民革新，通过强化世界联邦确立和平和废除武力”的大和党等等，就一致向世人打出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旗号。还有一些右翼组织如国民党、民族新生运动、新日本同盟等，不仅标榜“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甚至提出了“反对重新武装”的主张。这是它们“采取不迎合占领军就无法存在的实用主义”的必然结果。总之，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共立场和维护天皇制，一改以往做法而高唱“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反对重新武装”，这是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最鲜明的“一个特征”。^[36]当然，类似主张日本空袭珍珠港是战争“正常之道”、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是“正当”的、现在仍应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世界资源的日本皇道党的右翼团体也为数不少。这些论调与战前右翼的思想主张如出一辙。不难设想，如果仅仅在组织层面解散战前的主要右翼团体而不彻底铲除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军国主义残余思想，那么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和重新抬头就一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事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