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肆虐1931~1945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为祸东亚最疯狂的一个时期。此间，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通过制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恐怖、政变事件，最终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外通过协助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一个又一个侵略事件，使日本国走上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的不归之途，不仅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惨祸，而且也使日本民族陷于毁灭境地。换句话说，对内制造恐怖、政变事件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进行，是为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要特点，也是日本社会法西斯化的一大特征；同时，它又具有德意法西斯的一般特征——“公开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而乞灵于残暴的封建统治手段，实行赤裸裸的军事专制”^[55]。它集中了一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野蛮性、侵略性，且有过之无不及。

据日本警察庁统计，时至1939年，日本全国共有右翼团体1733个，成员达182192人，是战前右翼势力的最高峰，^[56]且多数团体具有法西斯性质。其中影响较大的法西斯右翼团体有：国粹大众党（1931年）、大日本生产党（1931年）、明伦会（1932年）、血盟团（1932年）、神兵队（1932年）、拥护国体联合会（1932年）、新日本国民同盟（1932年）、日本国家社会党（1932年）、日本劳动同盟（1932年）、打开国难联合协议会（1932年）、勤劳者前卫同盟（1932年）、皇道会（1933年）、爱国勤劳农民同志会（1933年）、日本产业军（1933年）、大日本国家社会党（1934年）、勤劳日本党（1934年）、爱国政治同盟（1934年）、时局协议会（1936年）、大日本青年党（1936年）、日本革新党（1937年）、日本政治革新协议会（1937年）、皇诚会（1939年）、大东塾（1939年）、东亚联盟协会（1939年）、神篱塾（1939年）、大日本党（1940年）、大和联合会（1940年）、东方会（1940年）、大政翼赞会（1940年）、大日本一新会（1942年）、大日本劳务报国会（1943年）等等。在上述右翼团体中，又尤以大政翼赞会最为典型。

大政翼赞会是第二次近卫内阁为推进“新体制运动”而于1940年10月12日成立的官办团体。其成立的主要背景是：陷入侵华战争泥潭的近卫内阁，试图通过成立新的举国一致的国民组织——“近卫新党”，一举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筹备过程之后，1940年9月29日近卫内阁阁议建立大政翼赞会；同年10月12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大政翼赞会成立，领导全国的翼赞运动。透过其十七条“规约”不难看出，成立大政翼赞会和开展大政翼赞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万民翼赞，一亿一心，职务奉公”“实践臣道”^[57]的体制，动员全体国民支持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和进一步强化国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从其领导层的构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纯官办性质的右翼组织。首相近卫文磨兼任总裁，海相及川古志郎、法相风见章、陆相东条英机、内相安井英二、众议员中岛知久平5人兼任常任顾问，贵族院议员后藤文夫、陆军预备役大佐兼大日本青年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11人兼任常任总务，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6人兼任常任参与，贵族院议员有马赖宁担任事务总长（兼常任总务）。而且“规约”规定：以上人选以及事务总长的下属局长、部长、副部长、部员，一律由总裁指定。同年12月19日又公布了“实践要纲”，提出：本会“要与政府建立起表里一体的合作关系，谋求上意下达、下情上通，以努力建立高度国防体制”^[58]。由于一度遭到政党人士、财界人士、内务官僚、部分右翼分子的批评和攻击，平沼骐一郎内相不得不在1941年1月28日的议会答辩中重新阐述道：“翼赞会不是政治结社，而是公事结社”^[59]，并明确禁止政治活动。国会甚至提出了变更名称和予以改组提案。结果，同年3月26日有马赖宁事务总长及其下属局长、部长、副部长等干部提出总辞职。大政翼赞会实际上遇到了挫折。4月28日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法相柳川平助出任副总裁，原内阁书记官长石渡壮太郎担任事务总长，现职议员脱离翼赞会，各都道府县的支部长由知事兼任。这样一来，大政翼赞会的主要职位都被内务官僚和皇道派军人所把持。大政翼赞会在一扫“革新色彩”并向精神运动转变过程中，已经成了“内务行政的转包机关”。另外，在东条英机内阁和小矶国昭内阁时期，大政翼赞会还将产业报国会、大日本妇人会、町内会、邻组等全部置于自己的指导和控制之下。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1945年4月）后，随着国家向“本土决战”体制转变，大政翼赞会在1945年6月13日解散，其成员多被吸收到“国民义勇队”中。

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主张不仅反映在右翼团体的纲领里，而且已经渗透于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是其思想主张全面实施阶段。随着法西斯势力掌控国家政权和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日本右翼法西斯势力实际上已演变成为国家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也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完全重叠，逐渐系统化为“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既指导了这一时期的侵略战争，也出乎意料地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战争翻案的“理论依据”。

首先，在右翼团体中，神武社的纲领主张具有代表性。拥有4500名会员并明显具有法西斯性质的神武社宣称：本会“发誓忠诚于皇室，弘扬神武建国之精神，永远维护神圣之国体，坚定布天业于四海之信念，首先领导和解放有色人种，进而向统一世界道义之目标勇往直前地迈进。”其三条纲领是：（1）阐明日本建国之精神、日本国家之本质和国民之理想，改革主客颠倒、本末倒置的教育弊端，创造能培育真正日本国民的皇国教育体系；（2）遵循天皇亲政之本义，铲除以党利为主、国策为辅的政党政治之陋习，使亿万国民一心，以期建成能布天业于四海的皇国政治体系；（3）基于一君万民之国风，扫除以私利为主、民福为辅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以期建成使全体国民生活稳定的皇国经济体系。^[60]透过这一全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右翼纲领不难看出，其中既包括了以天皇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改造”思想内容，也包含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为基础的“布天业于四海”的侵略扩张思想。由于会员众多，具有完整的纲领，又非常注意宣传，所以该团体一度成为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

其次，看“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又兜售了一些什么货色。

1.“东亚联盟”论

这是由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卵翼出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石原莞尔兜售的侵略理论。石原莞尔（1889～1949）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一个国学家家庭，自幼接受传统的武士道教育。从1902年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到1918年陆军大学毕业，进一步系统接受了近代军国主义教育。1919年加入国柱会后，又受到了具有浓厚尚武色彩的日莲宗佛教思想的影响。1922年至1925年赴德国留学数年，又接受了德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思想。所有这些思想教育，以及日后又直接受到具有强烈扩张欲的南次郎的点拨，对他日后成为“精英”军人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由于受幼年学校以来的教育，从没有动摇对国体的信念。”^[61]自1928年10月被河本大作荐任关东军参谋到1932年8月离任归国的四年间，他亲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和“催生”了伪满洲国，在侵华过程中官运亨通。从1932年8月回国进入参谋本部担任课长到1937年晋升为少将，这是他的第二个得意期。在此期间，他通过镇压“二·二六”政变，一举成为军部实权人物，但在拥立板垣征四郎组阁流产后失势。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发起了“东亚联盟运动”，但因与东条英机政见分歧并受其压制无果而终。战后他又转而提出“放弃战争”论，直至1949年死去。

石原莞尔通过发表和制定《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大观》《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关东军领有满蒙的计划》等一系列文章和“计划”，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石原构想”具体包括“最终战争”论和“东亚联盟”论两个内容。如果说前者是目标，那么后者就是手段。

关于“最终战争”论。石原提出：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时至今天，这两支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互相对峙的局面。这一局面最终将演变成为以日美为中心的“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人类将经过这次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他还认为，这次战争先是持久战，后是大决战。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首先“领有满蒙”^[62]并加以开发，使之成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总之，“石原构想”所妄想的目标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实现“神武大帝”“八纮一宇”之皇谟，而第一步就是首先占领“满蒙”。可见，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绝不像日本右翼学者池田諭所说，“是从期待人类最终真正的和平出发产生的思想”^[63]。正是在这一侵略思想指导下，石原积极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炮制出伪满洲国。

关于“东亚联盟”论。“东亚联盟”论是石原莞尔基于“最终战争”论提出的以“东亚各国提携”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思想，是“石原构想”的核心内容，直接指导了以伪满洲国“协和会”^[64]为中心的“东亚联盟”运动。在他看来，要取得这场“最终战争”的胜利，整合和利用东亚各国的全部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动员和利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资源，只能通过结成以“日满支”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和“建设大东亚大同国家”来实现。因为“必将到来的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为东西两种文明的统一而进行的战斗……不单单是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这一伟大的天职”^[65]。日本虽然在该联盟中理应居于“盟主”地位，但“那必须是与各国平等的提携，靠我们的德与力赢得各国的自然推举。我们要强调，在争执中如若提出自我强权式的主张，那与皇国精神是不相符的”^[66]。换言之，就是要求政府反省包括“日韩合并”在内的“大陆政策”，通过在亚洲各国建立类似于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自主独立”的政权，动员和要求亚洲各国将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自觉贡献于“盟主”日本所领导的对美“最终战争”，这无疑是在为日本掠夺东亚各国的资源和准备发动日美战争制造“理论依据”。尽管“石原构想”中的“满洲国理念”^[67]和“东亚联盟”论的部分设想获得了实现，但从整体上说，伪满洲国并没有成为其“东亚联盟”论的样板，反而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随着石原对伪满洲国控制力的丧失和与东条英机矛盾的加深，这一理论后来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取代。总之，“东亚联盟”论是介于传统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之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的一种侵略理论。

2.“东亚协同体”论

是为这一时期中存在时间比较短（1938年底至1941年初）的一种侵略理论。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不动方针”——“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帝国战争的目标“在于建设确保东亚永久稳定的新秩序”。具体包括：“为了实现日满支三国的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连环关系，在东亚树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之目的，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联合。”^[68]以此为契机，日本御用文人主要是昭和研究会的成员蜡山政道、杉原正巳、尾崎秀实等，出于为日本统治当局寻找侵略战争依据之动机，围绕“东亚新秩序”声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东亚协同体”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

与“东亚联盟”论一样，“东亚协同体”论也标榜要把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构筑日满支协作关系”。具体包括三种主张：（1）应正视中国的民族问题，充分认识和积极评价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意义；（2）“东亚协同体”与“国民协同体”不可分割，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3）“东亚协同体”论不是东亚地区的特殊理念，而是“对世界和平也将有所贡献”的一种“普遍原理”，因而具有“世界史意义”。^[69]其中，持“普遍原理”说的蜡山政道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蜡山政道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核心内容是区域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蜡山政道就提出了与国民革命后的中国共同构筑亚太地区新秩序、在亚太区域内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和平机构等项主张，这无疑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但由于他的“亚太新秩序”毕竟不是建立在区域内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同时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大陆政策”也相去甚远，所以在当时也仅是纸上谈兵，未对现实发生实际影响。进入30年代，蜡山政道因深感日本缺乏为自己的侵略行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炮制伪满洲国、1933年退出国联等等进行辩护的“理念”，故在以往“亚太新秩序”论的基础上又“适时”提出了“东洋统一的原理——区域主义”。蜡山政道的区域主义理论主要反映在《东亚协同体与帝国主义》等著作中。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区域主义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克服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第二，区域主义是“日本大陆发展的内在原理”，它“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为了防卫和开发”；第三，区域主义应在日本的领导下并只能通过政治运动来实现；第四，区域主义是开放的、折衷主义的，它将锐意吸取新事物来完善自身。无论他怎样标榜自己的理论是开放的“普通原理”，其中把“克服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确定为该理论“追求的主要目标”，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为了“防卫和开发”而“不是帝国主义”，把区域合作置于“日本的领导之下”等等，都明显暴露出将日本的国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的侵略本质，暴露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的险恶用心。正如有学者精辟指出的那样：“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当局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东亚协同体理论。他们的目标是对亚洲实行纵向军政统治；只是在驱赶西方列强这个竞争者时，他们才利用一下亚细亚主义以及区域主义理论。”^[70]正因如此，包括蜡山政道的区域主义在内的“东亚协同体”论，在历史上仅昙花一现就被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更为密切或完全重叠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取代。

3.“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由日本战争当局提出的用以指导所谓“大东亚圣战”的侵略理论，也是战前完全付诸实施的最具欺骗性和影响力的一种侵略理论。

首先，看“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提出。早在1938年，陆军省的岩畔豪雄中佐和参谋本部的堀场一雄少佐就制成了一份《国防国策案》文件。该文件的几乎所有条目都提到了“东亚共荣圈”一词，^[71]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提法仅一字之差。1940年4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声明称：日本与东亚诸国和南洋地区“相依相援”“共存共荣”；日本政府“随着欧洲战争的激化，对招致荷印现状的任何改变的事态，具有深切的关注”^[72]。同年6月，由陆军省武藤军务局长制成的《综合国策十年规划》文件提出：把建设“包容大东亚的协同经济圈”作为日本的国策；“协同经济圈的范围包括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满洲、支那、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太平洋”。^[73]有田八郎外相几乎同时发表的广播讲话，进一步使“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更加清晰。他说：“要实现世界和平的大理想，在地理、人种、文化、经济方面有密切关系的各民族必须建立共存共荣领域，先确立这个领域内的和平与秩序”；但要以每个领域中的一个“安定势力”为中心，与其他领域“有无相通”“互不侵犯，协力合作”。^[74]这样一来，日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东亚这个“共存共荣领域”的中心——“安定势力”。同年7月2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阁议通过了以军务科少佐牧达夫拟制的《综合国策基本纲要》为原型的帝国《基本国策纲要》，进一步构想了包括“整个大东亚在内”（“纲要”三·3·甲）的“大东亚共荣圈”：“皇国的国是是遵循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75]尽管直至此时尚未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提法，但其实质性内容已经作为政府的“基本国策”被固定下来。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关于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大东亚共荣圈”一词，称：“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据皇道的崇高精神，建立以日满华集团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76]至此，“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正式出笼。

其次，看“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范围。1940年9月6日的“四相会议”^[77]和9月16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了在与德意两国谈判时如何确定日本的势力范围问题，提出：“作为皇国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生存圈，以日满支为骨干，包括委任统治之原德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附属诸岛、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78]1941年11月初，日本陆海军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计划所规定的占领地包括：“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帝汶”^[79]。1942年2月2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将“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明确划定为：“日满支及从东经90度到东经180度之间的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诸地区。”^[80]可以看出，日本已经把本不属于“大东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都囊括在了“大东亚共荣圈”内，而被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和以往的“北进论”所确定的侵略目标——西伯利亚，则因1941年4月13日日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而被暂时排除在外。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决定共荣圈地域界限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是经济条件。如果东亚地区不能充分满足必要的经济条件，那么只要地理上相邻，就必须扩大到东亚以外的地域”^[81]。不过，后来真正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除朝鲜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外，只有前述1941年11月初日本陆海军总参谋部计划占领的地方。

再次，看“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主要内容。“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上建立以日本为“盟主”，其他成员国为仆从的“大东亚共荣圈”。即要在“八纮一宇”这一崇高的肇国精神指导下，根据“阶序秩序”和“自主协同”理念，在大东亚建立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以其他国家为“分家”的“共存共荣”圈。^[82]当时，也有把日本传统的“兄长特权”运用于“大东亚”政策中并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事例。1942年春天，陆军省发言人曾就“大东亚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发言：“日本是他们（指东亚其他国家——本书作者）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居民们家喻户晓。对当地居民过多体恤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一种滥用日本好意的倾向，以致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83]就是说，什么事情对“弟弟”有益，要由“哥哥”来判断和决定，而且在强行做的时候不能“过分体恤”；日本与“共荣圈”其他成员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日本高居于“大东亚共荣圈”“阶序秩序”分明的金字塔的最顶端，是这一“秩序的中心和统帅者”；^[84]其他国家和民族必须“自主协同”“日本的军政指导”。^[85]这样一来，日本成为当然的盟主，而亚洲各国不但毫无独立可言，而且还要“随着战局的发展”随时准备接受日本这个“统率者”“做出各种适当的处置”。^[86]第二，经济上要把“大东亚”建设成一个“共存共荣”的经济圈。“共荣圈”的经济组织应该是一元的有机组织，“共荣圈”的经济应是按计划而编成的一体化的经济；而“产业分工”是实现“共存共荣”的必要条件。用石原广一郎的话说就是：“以日本为工业国，以其他各国为资源国，则举东亚共存共荣之实矣。”^[87]目的是通过对东亚各国的经济掠夺，支持“大东亚圣战”和实现日本一国之繁荣。关于这一点，大鹰正次郎当时就公开提出：“日本为了东亚的解放，正在与英美等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首先应以此为中心”，即“必须动员全东亚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88]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发布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中“大东亚各国……开放资源，以此为进军世界做贡献”一句，^[89]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第三，文化上要求“大东亚”各国在东方文化的“代表”和“救世主”——日本的领导下，实现东洋文化之“复兴”。他们把日本与美英之间的对立扩大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洋道德与西洋道德间的对抗，宣称：只有堪称“典范”的日本文化，才能担负起拯救和复兴东洋文明的使命，而拯救和复兴的动力就是日本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中国因不理解日本的这一苦衷才受到了惩罚，^[90]所以，东亚其他各国今后要主动协同日本的战争政策，为形成“大东亚文化自给自足体”和“复兴东洋文明”做出贡献。^[91]

总之，“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成因恰如有学者深刻分析的那样：第一，是日本封建时代（从丰臣秀吉开始）就企图称霸世界的扩张思想的延续，由来已久；第二，是近代以来日本蔑视亚洲近邻即优越意识的恶性膨胀；第三，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给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披上合法外衣而提出的又一个口号；第四，还缘于总体战略思想和喧嚣一时的经济圈理论以及国际局势的诱发。^[92]就其实质而言，它不是为亚洲“共存共荣”而提出，而仅为日本一国繁荣而炮制，不过是打着“兴亚”旗号行“侵亚”之实而已。即“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就是要亚洲各国绝对服从日本的天皇制领导，为日本贡献各国的资源，以保证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霸的实际需要。圈内各国如不服从便遭膺惩、屠杀。‘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侵略性昭然若揭”^[93]。

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为转折点，日本右翼势力进入30年代后进一步猖獗起来。他们打着“反权门”“反资本”“救济农村”“改造”“革新”等旗号，煽动学生出身的青年军官和来自农村的广大士兵断然实行所谓“昭和维新”。当时流行着一首《昭和维新之歌》，其中数节云：“汨罗之江波涛涌，巫山之雪乱纷飞。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然兮血如潮。”“权门在上骄且奢，忧国之诚则毫无。财阀但知夸豪富，全无心思为社稷。”“昭和维新春之空，正义结成大丈夫。胸中足有百万甲，化作樱花万点红。”“休唱离骚之悲曲，慷慨悲歌已非时。吾侪惟仗三尺剑，血涤寰宇舞雄姿。”^[94]正是在这种美妙动听而又充满血腥味的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声中，民间传统右翼特别是在日本社会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的军部法西斯势力，企图通过对内制造一系列迫害、恐怖、政变事件和对外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来实现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提出的“国家改造”计划，推动整个日本社会迅速法西斯化。

1.对内制造迫害、恐怖、政变事件

这方面的典型事件有以下几起：

滨口首相被刺事件 1930年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全国笼罩在动荡不安中，日美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在此背景下，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派代表出席了伦敦裁军会议，并与美英法意等国签订了妥协性的限制海军舰艇条约——《伦敦海军条约》。日本政府同意日美拥有大型巡洋舰的比例由原来的7∶10改为6∶10。由于这个妥协案没有满足军部的要求，遂激起日本民间右翼分子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不满，攻击滨口首相侵犯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大权”。出席伦敦会议的海军军令部的少校参谋草刈英治，甚至以剖腹自杀来煽动法西斯右翼分子反对《伦敦海军条约》和滨口内阁，致使该约4月22日签字，10月1日才被批准，10月27日方得互换批准书。就在美英等国大肆宣传伦敦会议“成就”的时候，自诩世界已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走向了国际协调的“安定时代”的滨口首相，于同年11月14日被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嘉昭（原名佐乡屋留雄）枪击于东京火车站，翌年8月26日不治身亡。滨口首相被刺事件揭开了以暗杀、政变为主要特征的“昭和维新”的序幕，故被日本右翼分子美其名曰“昭和维新第一枪”。

三月事件 滨口雄幸被刺后，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上台组阁，日本法西斯右翼势力更加嚣张。如前所述，桥本欣五郎等法西斯军官早在1930年9月就建立了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军人法西斯团体——樱会。1931年1、2月间，樱会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田中弥等人勾结大川周明、龟井贯一郎等民间右翼骨干分子，在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默许和支持下，酝酿发动一场以宇垣（一成）组阁为目标的武装政变。其具体行动计划是：预计在3月20日首先由民间右翼头目大川周明组织万余人在东京大规模示威游行，冲击正在召开的第59届国会，并向政友会和民政党总部、首相官邸发射模拟炮弹；然后再调动第一师团部分军队以“保护”为名包围国会，并由小矶国昭中将直接进入议会，强迫币原代理首相和内阁总辞职，拥戴陆相宇垣一成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以实现“国家改造”计划。但该计划终因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人反对和宇垣陆相中途动摇而未能付诸实施。是为“三月事件”。三月事件开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阴谋发动军事政变的先河。

十月事件 三月事件后不久，军部法西斯势力（以一夕会成员为主）直接策划并制造了被石原莞尔称作“昭和维新之前驱”^[95]的九一八事变。受此鼓舞，也为了与在“满洲”的关东军遥相呼应，三月事件的主谋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又策划在10月21日发动政变，打倒“妨碍完成事变”的民政党内阁。桥本亲自起草了具体行动计划：在民间右翼分子配合下，动用十六七架飞机，由陆海军中坚将校率10个步兵中队和两个机枪中队袭击首相官邸和政府机关，刺杀首相及其以下官员，拥戴另一个法西斯军人头目荒木贞夫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此次政变计划虽因事前走漏消息而同样归于流产，但它却迫使若槻礼次郎内阁于同年12月总辞职。是为“十月事件”，也称“锦旗事件”。经过十月事件，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下，军部在日本政坛的发言权大为增强，政党内部的法西斯力量也在迅速壮大，法西斯右翼势力的活动更加猖獗，并出现统一趋向。这是适应对外侵略战争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新动向。

血盟团事件 民间右翼团体血盟团的盟主井上日召，是日本佛教日莲宗僧侣、茨城县立正护国堂的住持。血盟团打着“救济农村”的旗号，鼓吹“农本自治主义”，积极训练敢死队，决心做“国家改造的铺路石”，^[96]试图建立一个“天皇中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社会”^[97]。鉴于以往主要由军人法西斯分子搞的政变均以失败而告终，遂决定由农村青年和农村出身的官兵实施血腥的“一人一杀”暗杀计划，杀死那些在他们看来有碍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的政、财两界要人。当时，井上日召制定了一份暗杀犬养毅首相等9名政界和财界要人的具体计划。1932年2月9日，血盟团成员小沼正枪杀了反对增加陆军拨款的民政党核心人物、藏相井上准之助。同年3月5日，血盟团的另一个成员菱沼五郎又在坐落于日本桥一带的三井银行总部入口处，枪杀了三井财团总裁团琢磨。通过对小沼正和菱沼五郎审讯才获知，他们是在执行一个叫血盟团的秘密组织的暗杀计划。后盟主井上日召向警方自首，其他成员亦均被逮捕，暗杀计划中途夭折。是为“血盟团事件”。

“五·一五”事件 血盟团事件后的同年5月15日，在东京又发生了由10名海军将校、11名陆军士官生和10名民间右翼分子联合发动的大规模政变。他们计划袭击东京主要场所，暗杀政要，搅乱帝都，胁迫政府颁发戒严令，建立以荒木贞夫为核心的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结果，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友会总部、三菱银行、田端变电所和鬼怒川变电所等要害场所，并刺杀了犬养毅首相。他们在《告国民书》中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惟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98]“五·一五”事件虽被镇压下去，但以此为契机，军部不仅以“时局非常”为借口拒绝继续由政党组阁，而且恢复了由元老在事先征得军部首脑同意后提出组阁人选，最后由天皇加以任命的老办法。此次政变后建立的以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就是这样产生的。至此，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政党内阁时代”（从1924年护宪三派的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导致政友会犬养毅内阁下台）宣告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99]。正是在这次形式上失败而实质上获胜的政变鼓舞下，由民间右翼分子和军人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日本右翼势力，仅在1932年至1943年的10余年间就制造了50多起恐怖事件和武装政变。如，1933年3月大日本生产党制造的“神兵队事件”、1935年3月国粹大众党制造的“挺身队暴行事件”、1935年8月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刀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事件、1936年2月皇道派制造的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帝都叛乱事件”——“二·二六”事件、1939年国策社制造的“袭击中岛知久平事件”、1941年10月国粹大众党制造的“反美事件”、1943年10月的“东方同志会事件”等等。其中对日本法西斯化进程影响最大者，要数“二·二六”事件、“泷川事件”和“天皇机关说事件”。

“二·二六”事件 十月事件后，樱会走向解体，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从此分裂成为对立的两大派系：一派鼓吹皇道精神、国体明征，主张用自下而上的赤裸裸的军事政变手段推翻现内阁，由天皇执政，建立天皇制军事独裁政权，然后实行对外侵略，这一派被称作“皇道派”。该派核心人物是前陆相荒木贞夫（大将）和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成员多为在现政权中没有地位的下级少壮军官（以尉级军官为主）。另一派则反对“直接行动”，主张运用军部中央机关的现有统治地位，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高度国防国家”——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之后进行对外侵略扩张，这一派被称作“统制派”。该派核心人物是林铣十郎、永田铁山、石原莞尔、东条英机等，成员多为在现政权中有地位的中高级军官（佐级以上）。不难看出，两大派系集团在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和对外侵略扩张两点上完全一致，只是在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的手段和途径上，在对外侵略的步骤和时机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而已。“永田铁山事件”发生后，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皇道派又发动了“二·二六”兵变。

1936年2月26日清晨，在民间法西斯头目北一辉、西田税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皇道派青年将校村中孝次、矶部浅一、栗原安秀等20多人，率第一近卫师团步兵1400余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乱军踏着夜里刚下的积雪，兵分七路袭击了首相等政要的官邸。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前藏相高桥是清均遭枪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其秘书被误认为首相而当了替死鬼）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侥幸逃脱。乱军一度攻占了永田町一带的首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并向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呈上“蹶起趣意书”，提出实行“昭和维新”、充实国防、解散国会、重用皇道派和惩处统制派等8项要求。事变发生后，统制派为了抑制和打击皇道派势力，在天皇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以“肃军”的名义镇压了叛乱。结果，设在东京的临时军法会议判处包括北一辉、西田税在内的政变直接间接领导人19人死刑、5人无期徒刑、30人有期徒刑，部分军官被降职或调离。这次政变之后，皇道派瓦解，统制派掌握了陆军省实权。

“二·二六”事件后，冈田启介内阁垮台。征得军部同意，民间右翼团体玄洋社成员、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出面组织新内阁。至此，不仅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制，而且内阁大政方针和人事安排也悉由军部决定，法西斯军部全面控制了内阁。广田内阁在“庶政一新”的名义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速日本法西斯化：第一，改组政府机构，强化法西斯体制。规定：由听命于军部的五相会议（首、藏、外、陆、海）制定军国大政方针，执掌国防、外交等项大权。第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1936年5月，日本政府以镇压叛乱为名，颁布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反动法案，禁止群众集会和游行。第三，制定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制定了“外交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可以看出，日本不仅要扩大对华战争，而且开始准备“南进”。这些内外政策表明，“二·二六”事件和广田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对内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和对外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

泷川事件和天皇机关说事件 这是两起迫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事件。所谓“泷川事件”，是指1932年11月日本法西斯分子迫害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的事件。泷川教授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即犯罪产生于国家组织的不完善，是对国家的一种制裁。右翼分子指责他的这一观点是违背国体的“赤化”思想。他们甚至把泷川教授提出的“日本刑法中规定妻子有通奸罪而丈夫没有是不妥当的”这一观点，指责为破坏日本家族制度进而危及国体的思想。翌年，文部省勒令泷川幸辰教授辞职，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也被禁止发行。为了表示对政府和法西斯右翼势力的抗议和愤怒，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全体教授与泷川幸辰教授一道集体辞职。

所谓“天皇机关说事件”，是指持“天皇机关说”的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美浓部达吉遭日本右翼分子迫害的事件。美浓部教授的宪法学说认为，国家是“法人”，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他的这一学说与上杉慎吉等人主张的“天皇主权说”发生对立，并与之进行了长达十余年（1921～1931）的激烈争论，一度在学术界被认为是定论，成为大正民主政治和政党内阁的思想基础。但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迅速膨胀，美浓部教授的这一学说在1935年2月受到法西斯分子、陆军中将、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的指责，被认为是违背国体和有损天皇尊严的“明显的叛逆思想”，民间右翼分子也群起呼应，于是掀起了一场批判“天皇机关说”的运动。同年三四月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所谓“国体明征”决议，明确日本国体是天皇制，并迫使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文部省和教育总监还下达了“国体明征”训令，禁止销售美浓部教授的著作，并以“不敬罪”对其起诉。美浓部达吉抗辩不屈。1936年2月21日，美浓部教授竟遭到右翼分子小田十壮袭击而身负重伤。面对这起粗暴侵犯学术自由和葬送议会政治理念之事件，日本知识分子和新闻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更没有出现类似泷川事件时由教师和学生掀起的声援运动。这是因为，随着日本法西斯化进程的加快，进步的核心组织已大多遭到了破坏，甚至连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也被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也就很难再有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活动了。

进入30年代以后，日本法西斯右翼势力为了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和扩大侵略战争，除了制造一系列恐怖、政变和迫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事件外，继续破坏国内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民间右翼分子经常渗透到工人队伍内部并收买工贼，不遗余力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试图把工会变成为战争政府效劳的御用组织。全日本劳动同盟、产业报国会、日本产业劳动俱乐部等，就是此类御用工会组织。1936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的法西斯工会组织——爱国工会全国恳谈会，可谓日本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法西斯别动队”。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把一些工人群众拉入法西斯“工会”或推进统治阶级发起的“产业报国运动”，使日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军国主义战争政府和法西斯势力的帮凶；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日本法西斯力量的膨胀，其活动也愈加猖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几起恐怖、政变事件的凶手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但如同当年朝日平吾刺杀安田财阀首脑时的情形一样，凶手比受害者更受公众和当局的同情。十月事件的策划者被捕后所受到的处罚仅仅是：为首者被禁闭20天，助手被禁闭10天，其余同伙仅受到一定的斥责。血盟团事件中的两名杀人凶手竟未判处死刑，只判了无期徒刑。“五·一五”事件后对凶手的审判，就更令人沉思。与以往一样，很多民众基于对“腐败”的深恶痛绝，不但没有把同情给予被杀死者犬养毅，反而对凶手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同情。当一名被告宣称：我和同伙的行动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100]在场的人们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甚至有多达11万份用鲜血签名或完全用鲜血写成的要求宽恕凶手的请愿书，雪片般地从全国各地飞到审判官那里。新潟县有9位青年要求替凶手服刑。他们为了表示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每人剁下1个小手指）。结果，“五·一五”事件的杀人凶手同样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而被判刑的40人数年后也全被释放出狱。可见，在公众和审判官心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任何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暴力行动者，只要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就都应该特赦。而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所以形成，是因为当人们面对出身低下的刺客和生前高高在上的被杀者时，心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些想法：一个人被杀，难道不正说明被杀者缺少才德吗？为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不正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吗？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而采取如此“忘我”的激烈行动呢？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呢？换句话说，在部分民众和法官的心目中，凶手已不再是“凶手”，而是英勇无畏的“斗士”。这是推动日本右翼势力继续发展壮大和整个日本社会加速法西斯化的社会基础。

2.对外充当侵略战争的“中坚”和急先锋

日本法西斯化与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法西斯势力的夺权途径不同。“德意法西斯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上台的，即以欺骗宣传蒙蔽部分群众，再通过议会选举掌握议会多数，然后用发动政变的办法，将资产阶级政权改变成为法西斯政权；而日本法西斯是通过自上而下途径上台的，即在没有改变原有天皇制专制主义政权体制的情况下，由掌权的军部和日本政府以及右翼势力，逐渐使原有政权法西斯化的。”^[101]第二，在建立国内法西斯独裁政权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先后顺序上也有所不同。德意两国是先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日本则是对内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同步进行。与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相类似，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侵略事件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右翼势力中的军人法西斯势力充当了“中坚”和主力，而民间右翼势力则一直发挥了先锋和后盾的作用。这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尤为明显。

鉴于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制造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略事件已众所周知，故在此仅就日本民间右翼势力配合侵略战争之实态略加论述。

首先，看日本国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碍于国际舆论和同美英苏等大国的关系，制定并通过了满洲事态“不扩大方针”。对此，玄洋社、黑龙会等民间右翼团体一面为关东军的“断然行动”鼓噪喝彩，一面煽动国民情绪向政府施加压力。9月19日，满蒙问题国民同盟召开干部会，会后内田良平、松田祯辅、小山田剑南、葛生能久等右翼骨干分子立即走访了南次郎陆相，次日又游说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参谋次长二宫治重。9月21日又召开“实行委员会”，内田良平大放厥词，不仅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咎于“支那侮慢我方”和“我外交当局推行软弱外交”，而且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借此“彻底严惩”中国，从根本上唤起人心。会议还发表了《致政府及国民声明书》，宣称：“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乃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惟一办法，不仅能慑服满蒙，也能慑服整个支那，倘若期望外交交涉解决，乃是隔靴搔痒之蠢举。”^[102]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限期撤兵”的对日劝告案。针对政府某些要员犹豫徘徊之态度，满蒙问题国民同盟联络政友会、民政党以及对外同志会、满蒙问题解决同盟、在乡军人会、鲜满协会和部分贵族院议员，决定成立“举国一致各派联合会”，办事机构设在黑龙会自由俱乐部内。1931年11月14日，该会在东京芝公园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并由头山满领衔分别向国联主席、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去“宣言电”，妄称：“我日本国民从来祈念东洋和平，希望恢复满洲秩序，然而支那方面毫不觉醒。支那各地的事态也决定国军（指日军——本书作者）断不能从满洲撤兵。吾人兹代表日本国民决意声明，以唤起世界公论，促使支那觉醒和国际联盟的觉醒。”^[103]大会还选出代表，准备分别与政府当局、国联、美英驻日公使交涉，以便把“民意”传达给各方。实际上，在日后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事变”中，都能看到这些所谓民间“志士”（即民间右翼分子）在推动政府扩大战争和动员、胁迫国民参战方面活跃的影子及其特殊作用。

其次，看日本国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东北的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许多成员，直接投身于侵华战争和从事侵华活动。诸如维持占领地的“治安”，收买汉奸充当傀儡，运输战争物资，慰问和护理伤员，修复铁路、电厂、机场等，俨然关东军的后勤补给部队。另外，在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这两个右翼团体更发挥了国内右翼团体无法替代的作用，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催生婆”。大雄峰会把工作重心放在县一级傀儡政权的建立上。1931年10月24日制定的“地方自治指导部设置要领”规定，县级傀儡政权要“以日本人为主体”，以便操控地方汉奸势力。11月10日，在关东军支持下，“自治指导部”宣告成立。除老汉奸于冲汉挂“部长”衔外，其他要职大多为大雄峰会骨干笠木良明、庭川辰雄等人把持。截至1932年3月，“自治指导部”向辽、吉两省58个县派出的日本“指导员”，几乎全部都是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成员。他们在关东军驻屯部队的支持下，扶植汉奸组建伪军警，建立伪政权，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运动，掀起了所谓自下而上的“伪满建国运动”，推动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各基层伪政权建立后，日本军事指导员出任军事长官（后称副县长），凌驾于伪县长之上，掌握县政一切大权。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则重点放在组织协和会上。1932年4月，联盟骨干分子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建立了“协和党安东支部”，宣称以协和满蒙现存民族、排除封建弊政、确立民众政治、专念治安维持为宗旨。接着各地纷纷设立支部，成立宣抚班，追随日伪军讨伐队到各地“宣抚”，旨在分化瓦解抗日武装，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秩序。1932年7月25日，协和会正式成立。其成立宣言称：本会之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致力于民族协和，以巩固我国政治之基础，希图王道政治之宣化”^[104]。协和会自出笼之日起，尽管几经改组，但作为关东军御用工具的功能始终未变。它在维持和强化殖民统治秩序，残酷奴役中国东北人民，愚弄和毒害青少年一代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法西斯政党的作用。此外，在以后的“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的许多成员，或为日军充当间谍、刺探情报，或在中国当地挑起事端、制造侵略借口。他们作为侵华日军的“别动队”，确实发挥了马前卒和急先锋的作用。

以上不难看出，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和进行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固然是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必然产物，然而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在推动整个日本社会法西斯化和延长战争进程、扩大战争灾难方面，确曾起了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第一，其主张为日本政府制定和推行强硬的外交方针和武力征服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民间右翼团体通过吸收军人参加或派人置身于军队之中，以及通过对军人进行法西斯理论教化，加速了军人法西斯势力的形成和整个军队的法西斯化。第三，民间右翼势力通过成立和壮大为数众多的右翼团体和举行各种集会、演讲会，不仅把部分日本国民拉到了法西斯战争政府一边，而且为日本统治阶级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制造了舆论氛围。第四，他们还通过充当间谍、刺探情报，通过挑起事端、制造侵略借口，通过战争物资的调度和运输、伤病员的慰问和护理、占领区伪政权的建立和“治安”维持等等，直接投身于侵略战争，发挥了日军别动队和侵略战争急先锋的作用。这股孽生于明治时期、膨胀于大正时代、肆虐于昭和前期的社会恶势力，犹如癌瘤一样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不仅给亚洲邻国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最终也使日本民族濒临毁灭的边缘。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极端危害性，值得今天每一个日本人冷静思索和时刻铭记。

[1] 从1871年11月起，肩负“修约”使命的岩仓使团耗资百万并费时1年又9个月遍访了欧美主要国家。此次出访虽未能达成“修约”这一直接目的，但其间接作用和意义无法估量。一方面，欧美列强的霸道行径和“修约”到处碰壁的严酷现实，使新政府领导人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弱国无外交”教育，认识到只有迅速实现国家富强，才会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另一方面，欧美各国发达的工业、便捷的交通和强大的军队，又使他们惊叹不已，痛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这对于将明治政府当权者武士的头脑改造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直接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开明领导人的力主之下，明治政府才制定出“先内政，后外交”，即先倾全力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后实施对外交涉的大政方针。

[2] 这种“国内损失国外补”，即国内一遭受损失或遇到危机就从外部寻找出路的思维方式，其实不只限于日本右翼势力，它几乎成了战前包括日本统治阶级和部分日本国民在内的日本民族的一种思维定式。

[3] 福冈市可谓日本右翼势力这一“政治癌瘤”的孽生地。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在明治初年的改革中失业的下级武士锁定的第一个侵略扩张目标，恰与明治政府“大陆政策”所确定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完全一致，即都是朝鲜；而日本在地理上距朝鲜最近之地正是福冈。因此，福冈一地就集中了数万名右翼分子的前身——破落武士。这样，日本右翼团体首先孽生并繁衍于此，也就可以理解了。

[4]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79页。

[5] [日]《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日本評論社1928年版，第34页。

[6]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179页。

[7]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233页。

[8]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尚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5页。

[9] 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10]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57页。

[11] [日]高木正幸：《右翼·活動と団体》，土曜美術社1989年版，第41页。

[12]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册），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3] 在这场战斗中，担任由70人组成的游击军大将的内田良平，时年只有18岁；担任由100人组成的东面军副将的井上藤三郎，时年仅14岁。

[14] “传统右翼”与“革新右翼”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前者的思想主张主要散见于右翼团体的纲领和右翼骨干分子的言论中，零散而未成系统；后者的思想主张则主要集中在右翼思想家的著作中，完整而系统。其二，前者的人员构成和政治活动还局限在少数破落武士和“大陆浪人”的范围内；后者则注重了组织构成和政治活动的群众性。——参见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15] 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16] [日]藤原彰：《日本民衆の歴史·8·戦争と民衆》，三省堂1983年版，第285页。

[17]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592页。

[18] 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256—257页。

[20]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62页。

[21] [日]社会问题研究会：《右翼·民族派事典》，国書刊行会1976年版，第53页。

[22]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63页。

[23] 同上。

[24]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592页。

[25] [日]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版，第71页。

[26] 直至今天，日本学术界对北一辉的评价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是超国家主义者，也有人把他吹捧为土著革命家，还有人将他定性为社会主义者，反映出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参见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7] 徐勇：《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见伊文成、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4～625页。

[28] [日]社会问题研究会：《右翼·民族派事典》，国書刊行会1976年版，第55页。

[29] [日]《現代史資料·23·国家主義運動》，みすず書房1974年版，第63页。

[30]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

[31]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32] [日]《現代史資料·23·国家主義運動》，みすず書房1974年版，第67页。(www.chuimin.cn)

[33] 徐勇：《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见伊文成、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8页。

[34] 同上书，第629页。

[35] [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岩崎書房1962年版，第839～841页。

[36] 徐勇：《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见伊文成、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2页。

[37] [日]《大川周明全集》（第2卷），岩崎書房1962年版，第872～873页。

[38] 同上书，第771～773页。

[39] 同上书，第776～866页。

[40] 石原莞尔恰与北一辉相反，主张先实施对外侵略，后进行“国家改造”，即用“战争景气”推动“国家改造”。

[41] [日]《現代史資料·23·国家主義運動》（第3卷），みすず書房1974年版，第23～24页。

[42] 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

[43] [日]中谷武世：《昭和動乱期の回想》（上），泰流社1989年版，第43页。

[44] 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45] [日]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上），中央公論社1952年版，第52～56页。

[46] [日]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への道》（7），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86～87页。

[47] [日]角田順：《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編》，原書房1967年版，第76页。

[48] [日]《文献昭和史·2·満州事変と二·二六事件》，平凡社1975年版，第72～91页。

[49]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33～35页。

[50] [日]葛生能久：《東亞先覚志士記伝》（下），黒龍会1933年版，第68页。

[51] [日]葛生能久：《東亞先覚志士記伝》（下），黒龍会1933年版，第72页。

[52] [日]桥川文三：《現代思想大系·31·超国家主義》，筑摩書房1964年版，第360～370页。

[53]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满铁秘档选编》，1991年版，第405～408页。

[54] [日]満州国史編纂刊行会：《満州国史》，満蒙同胞援護会1971年刊行，第92页。

[55]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56] [日]荒原朴水：《増補大右翼史》，大日本一誠会出版局1974年版，第519页。

[57]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364页。

[58] 同上书，第366页。

[59] 同上。

[60] [日]堀幸雄：《右翼辞典》，三岭書房1991年版，第233页。

[61] 王珊：《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

[62] 石原于1931年5月提出：日本“作为东洋的保护者，为了国防的稳定，我深感满蒙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将满蒙划归我国领土外，绝无他法”。——[日]山田郎：《近代日本の拡張と侵略》，新日本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63] [日]池田諭：《日本の右翼》，大和書房1973年版，第112页。

[64] 1932年3月底，石原莞尔与小泽开策等人成立协和党；1932年7月改称协和会；1939年秋又更名为东亚联盟协会。协和会明确提出以“东亚联盟”论——“思想统一，国防协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为基本理念。

[65] 转引自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3页。

[66] [日]关静雄：《近代日本外交思想史入門》，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版，第209页。

[67] “满洲国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满洲国”；在“满洲国”这块“实验田里实现在日本国内无法实现的中小资产阶级的计划经济”理念；把“满洲国”建设成为“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等等。

[68] [日]山田郎：《近代日本の拡張と侵略》，新日本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69] 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3页。

[70]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9页。

[71] [日]冈本幸志：《近代日本人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版，第250～251页。

[72] [日]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426页。

[73] 转引自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3页。

[74] [日]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433～434页。

[75]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原書房1993年版，第17页。

[76] [日]奥村房夫等：《近代日本戦争史·4·大東亞戦争》，同台経済恳談会1995年版，第289页。

[77] 即近卫首相、东条陆相、松冈外相、吉田（善吾）海相参加的“荻洼会议”。

[78] [日]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下），原書房1969年版，第450页。

[79]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80] [日]防衞庁防衞研究所戦史部：《史料集·南方の軍政》，朝雲新聞社1985年版，第41页。

[81] [日]前原光雄等：《大東亞共栄圈の民族》，六盟馆1942年版，第14页。

[82] [日]尻田愛義：《大東亞新秩序の原理》，日本青年外交恊会1942年版，第11页。

[83]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页。

[84] [日]大鹰正次郎：《大東亞の歴史と建設》，輝文堂書房1943年版，第708页。

[85] [日]冈本幸志：《近代日本人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版，第258页。

[86]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

[87] [日]石原広一郎：《南日本の建設》，清水書房1942年版，第159页。

[88] [日]大鹰正次郎：《大東亞の歴史と建設》，輝文堂書房1943年版，第22页。

[8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7～288页。

[90] 大鹰正次郎说：“我国为了防止中国被分割，一方面不得不成为强国；一方面为了成为强国，就得在中国有特殊权益，并认真保护此权益。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这可以说是比欧美经济落后的日本的困境吧。……如果这时缺乏道义的精神，没有爱护近邻中国及东亚各国的心胸，日本便会和欧美列强一样，乘中国内乱之时进行侵略了。”——[日]大鹰正次郎：《大東亞の歴史と建設》，輝文堂書房1943年版，第682～684页。

[91]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4页。

[92]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4页。

[93]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4页。

[94] [日]犬丸義一、中村新太郎：《物語日本近代史》（第3卷），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页。

[95] [日]角田順：《石原莞爾資料·国防論策編》，原書房1971年版，第91页。

[96] 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97] [日]高木正幸：《右翼·活動と団体》，土曜美術社1989年版，第46页。

[98] [日]《現代史資料》（第4卷），三岭書房1965年版，第104页。

[99]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00] [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101]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3页。

[102] [日]葛生能久：《東亞先覚志士記伝》（下），黒龍会1933年版，第87页。

[103] [日]葛生能久：《東亞先覚志士記伝》（下），黒龍会1933年版，第91页。

[104] [日]《満州国と恊和会》，満州評論社1935年版，第7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