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研究-则天去私的重要意义

1914年，漱石在作品《心》中塑造了一个因利己主义而走向自杀的人物形象——先生。写完《心》之后，在漱石与弟子们的周四聚会上，他就生与死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自己不想自杀，能活着就尽量活着。虽然讨厌生的苦痛，勉强地活着直到死更珍贵。一个人选择死不是悲观而是厌世。他认为痛苦的生不如幸福的死，这与他的生死观不矛盾。漱石对待人生绝不悲观，人生来有自身的弱点，所以要珍惜生命。漱石的晚年作品，主要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在随笔《在玻璃窗户的里面》中，他对有过一段痛苦遭遇的女士，回答了“是生好还是死好”的问题。漱石认为，死比生可贵，死是过着不愉快生活的人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同时，他又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执着于生，继续生活下去。

他在给一个青年的回信里表达了类似的生死观：

我认为意识是生命的一切，但不认为意识是我的一切，即使死了仍有自己。而且认为死后才能还原为自己的本来面目。我现在不想自杀，恐怕只要能活就活下去，并在生活过程中像普通人一样发挥自己生就的弱点。因为我认为这就是生活。我厌烦生的痛苦，同时最厌烦从生转到死的更厉害的痛苦，所以不想自杀。另外，我选择死不是悲观，而是厌世观。悲观和厌世的区别，我想你也知道。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动别人，即不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使你这样的人具有和我一致的看法。可是你有相当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如果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也是没有办法的。我看到你的信，既不特别吃惊，也不特别高兴，毋宁说是悲哀的。想起像你这样的年青人在思考这类问题，我感到非常可怜。然而，你若和我同样认为死亡是人最幸福的归宿，我便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悲哀，反而十分高兴。^[36]

漱石让《心》中的主人公“先生”自杀，但作者本人并不想自杀。他心灵深处有一种生理和精神上进退维谷的困境。弥补生理和精神的对立，让本来的自我死而复生，但难以忍耐选择死的痛苦。那么人应该选择怎样的生之道为好呢？这就是漱石“则天去私”的积极人生观形成的背景。“则天去私，圆融洒脱地应对世事，是先生多年以来思考的问题。这表现在，他对人的利己主义异常敏感且为此苦恼。先生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利己主义的危害，晚年的作品对这个主题逐渐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晚年作品表现宗教意识，其目的也是为了去私欲，这不仅仅是艺术描写的问题，也是先生的生活准则。”^[37]这是安倍能成的《追忆漱石》著作中的一节。“则天去私”标志着漱石人生的最高追求，同时也是他的文艺理念。漱石在对弟子们谈到“则天去私”时说，如若自己再次站在大学讲坛，他希望给学子讲“则天去私”的文学观。漱石特意提到了《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他认为作品的主题，对比描写与反讽的艺术特色、心理刻画等方面都值得借鉴。漱石晚年还提出了道破他整个文学创作实质的名言“是伦理性的，才是艺术性的；真正艺术性的东西，必须是伦理性的”。^[38]

1916年10月9日的周四聚会上，松冈让记录了漱石和弟子们交谈有关“宗教问答”的内容，这和“则天去私”不无关系。漱石谈到人要顺其自然，提出了“柳绿花红”一词，举例说，假如看到自己的女儿一只眼睛失明了，也能平静地看待。^[39]弟子们听了漱石的这一番话，反应是“先生太残酷了”。但是漱石想说的，不是控制感情，也不是感情迟钝。任何事情像“柳绿花红”那样保持本来应有的样子，哪怕是很残酷的事情也不觉得大惊小怪。他指出：“大凡真理都是残酷的。”并继续回答说：“人经过相当程度修行的话，会到达那种精神境界，但肉体的法则，是很难实现精神上的完全觉悟。即使在头脑中能够克服死的惧怕，但临到死时还是厌恶死，这就是人本能的力量。”有弟子问先生：“悟道会被本能打败吗？”漱石的回答：“并不是那个意思。由此看来，那完全是由个人控制的事吧。在这点上是需要修行的。表面上看这样做就是逃避，实际上是人生中最严肃的态度。”^[40]当然，漱石并没有认为自己达到了“则天去私”的境界，也不是简单地表现这种境界，这是漱石晚年的个人追求。在“宗教问答”中，漱石对于松冈让所问的“自力”问题，他回答说：“自力也好他力也好，那都是佛教味十足的用语，两方面的界限好像非常分明，实际上容易误解。”^[41]漱石有时主张通过自力的修养而不是他力，例如“志向于道”等似乎是指禅道，而“按照自然，遵循普遍的大我”的表现，可以认为是他力的救助。在漱石的观念中，自力和他力两者兼有，即依照他力行动，依靠自力修养，但“则天去私”的自力和他力的关系以及“天”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等问题都不是很明确，或许“则天去私”也是漱石未完的思想。松冈让在他的《漱石先生》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关于‘则天去私’论，众说纷纭。通常都是解释为去掉小我，遵从大我。我感到那样的解释并未完全表达出本意。”就是说，漱石的“则天去私”含有去掉小我遵从大我这种追求，但问题是所谓的“大我”又是指什么？他认为漱石的“大我”指崇高的人格观念。^[42]

漱石晚年再度关心起东洋文化。1916年1月1日《朝日新闻》连载的《点头录（一）》中，漱石谈到唐代赵州和尚61岁开始志向于道，直到120岁谢世前向众人传道。然后他说：“人的寿命不是自己期待的那样，根本不能预测。我虽然多病，但离赵州（和尚）初发道心还早十年，即使活不到120岁，我认为尽我余生而努力，还能做点贡献。因此，在我天寿的许可内，要学习赵州和尚，专心致志做事。模仿古代佛教人士和长命都不是自己的本意，羸弱的身体，更让我感恩我未来的时日，希望尽我所有的天分。”^[43]还有漱石对良宽书画的爱好。良宽无论书画还是汉诗，都呈现出一个澄清、高洁的世界，尤其是良宽的汉诗，无视韵律自由自在地表达，朴素的格调、孤独的情致，并且不乏伦理要素，对自然的描绘也是独具特色，达到伦理和自然的统一。漱石追求“则天去私”思考着如何去私时，良宽追求的精神给了他很多启迪。漱石晚年的《路边草》和《明与暗》与良宽的影响分不开。“漱石晚年‘则天去私’的“天”与良宽的‘自然’有些类似”^[44]。若是“则天去私”中，把“去私”看成“开悟”的话，去私也就没有必要。正因为人的私难以去掉，所以才有去私的必要。良宽作为禅僧，一生也是在难以去私和想去私这一矛盾中痛苦着，漱石也是如此。

“则天去私”被多数评论家当作一个佛教用语来理解，不可否认佛教思想对漱石的影响，而且“去私则天”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亲鸾晚年的名言“自然法尔”。“自然法尔”和“则天去私”都主张去掉人为的“技巧”，信赖“自然”的天理。“自然法尔”中，“自然”即“法尔”，“法尔”即“自然”，两者意义相同。不加任何人为造作的、处于自然的、完全他力的状态，跟老庄的思想相似，是在无我的世界中看众生，不分彼此，自然流露出来就是慈悲。“自然法尔”和“则天去私”两者的共通性并非偶然，与儒教、老庄思想和禅宗影响分不开。“则天去私”中“天”等于“自然”，“是内在的‘自然’，同时也是作为救助者的一种超越性的‘自然’”。^[45]但是，漱石“则天去私”的世界，并不是表意上的人格实在者，如“遵从大我”、“遵天命”等，这些只是漱石观念的认识。

“则天去私”的含义丰富，它还蕴含着基督教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中体现出的基督教观“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的基督教”，“与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相对立的，依据耶稣，乃是一种相互帮助、相互给予、相互奉献、相互爱护、相互宽恕的基本态度。这种积极的爱的基督教使人发生改变。它不仅具有一种个人的维度，而且也具有一种政治—社会维度……是一种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精神尊严之上的平等；是一种克服现代人的疏离和孤独的博爱。”^[46]漱石“则天去私”的追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求极为类似。漱石晚年多次对他人提到的关心入道，如1913年10月5日漱石给和辻哲郎的信中表达自己“志向于道”。“我现在关心的是入道问题，即便是淡然的言辞，但愿望是强烈的。没有热情就难以入道。”^[47]此种情况下的道，并不意味着是宗教的生活方式。但毫无疑问，漱石拥有严肃的求道心。“则天去私”观念就是他的道心的体现。《约翰福音》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真正的宗教是给某人幸福的东西，是那种唯一在尘世中永远赋予人真正生存、价值和尊严的东西。”^[48]“人类不是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然而，在尘世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他自己愿意，他就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尘世间的和平、安宁与极乐，从而降临到他的头上。但这种极乐不能依靠外力，也不能借助这种外力的奇迹，而是必须用他自己的双手亲自抓住它。”^[49]这和漱石对宗教的认识相同。漱石在1916年10月6日做汉诗说自己“非耶非佛又非儒，穷巷卖文聊自娱”，此汉诗表明他不是倚靠某种宗教，同时也正说明漱石受东西方多元宗教的影响。

“则天去私”理论亦是漱石自然观念的发展，包含了人性的“自然”。这是漱石思想的重要内容，此种意义的“自然”是指本应如此的状态及事物固有的、内在的规律性。这种对人本身的自然性的探讨贯穿于作者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成为其作品永恒不变的主题。漱石的小说《明与暗》，就是这种心态下的作品。漱石在他的作品中是如何阐释他的“则天去私”的呢？他最后未完作品《明与暗》给了我们启示。高见顺指出：“‘则天去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漱石放弃人间救助的悲愿。”在《明与暗》的结束部分，登场的新女性人物清子，真诚、纯洁、质朴无伪，是作者钟爱的形象，是漱石“则天去私”观念的艺术形象。《明与暗》中虚荣心盛的阿延耍尽心机，受到作者的批评和嘲讽。自1915年，漱石追求一种“无我”境界。在漱石这一年的京都旅行中，对招待他的津田清风和他的妻子谈到“无我”一词。他的观点是“无我”并非放弃了“自我本位”的立场、否定自我的存在，而是抛弃自我中心，“既发展自己的个性，也要尊重他人的个性”。

漱石倡导“则天去私”，就是追求人的纯洁无瑕、优雅平和，它是美德，是仁慈。辜鸿铭的箴言可以对“则天去私”做一个绝好的注脚：“人，只要做到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军人、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一个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蛮夷，乃至残忍的野兽。”^[50]在黑暗现实面前，在信仰危机时代里，“则天去私”观念充分展现了晚年漱石对精神救赎的渴望：去私向善，人人相爱，这些是建立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准则，也是人类走向自由和精神救赎的必由之路。

[1] [日]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2页。

[2] [日]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6页。

[3]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題』，春秋社1986年版，第282頁。

[4]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0页。

[5]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

[6] [日]柄谷行人：『漱石論集成』，平凡社2001年版，第45頁。

[7] [日]竹盛天行編：『夏目漱石必携Ⅱ』，学燈社1982年版，第84頁。

[8]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社1984年版，第467页。

[9]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0] 转引自[日]佐藤泰正：『夏目漱石論』，筑摩書房1986年版，第384頁。

[11]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2] [日]夏目漱石等：《日本随笔选集》，周祥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13]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4]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15]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16]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17]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18]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19]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4页。

[20]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21]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www.chuimin.cn)

[22]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23]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24]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25]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26]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27]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28] 何乃英：《〈明与暗〉——夏目漱石创作的新突破》，《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4期，第38页。

[29] 网址：http：//book.kantsuu.com/200912/20091223105730_168571.shtml。

[30] 李国棟：『魯迅と夏目漱石——悲劇性と伝統』，明治書院1993年版，第199頁。

[31] [日]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8页。

[32]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33]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页。

[34] [日]竹盛天行編：『夏目漱石必携Ⅱ』，学燈社1982年版，第155頁。

[35]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页。

[36] 转引自http：//sakuran.bokee.com/5826104.html

[37] [日]佐古純一郎：『夏目漱石論』，審美社1978年版，第92頁。

[38] 李国栋：《夏目潄文学之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39] [日]松岡譲：『現代仏教』，現代仏教社1933年版，第103頁。

[40] [日]佐古純一郎：『夏目漱石論』，審美社1978年版，第97頁。

[41] [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と仏教——則天去私への道』，平凡社2002年版，第172頁。

[42] [日]佐古純一郎：『夏目漱石論』，審美社1978年版，第95頁。

[43] [日]竹盛天行編：『夏目漱石必携Ⅱ』，学燈社1982年版，第6—7頁。

[44]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題』，春秋社1986年版，第251頁。

[45] [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と仏教——則天去私への道』，平凡社2002年版，第174頁。

[46] [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等：《诗与宗教》，李永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7—258页。

[47] [日]竹盛天行編：『夏目漱石必携Ⅱ』，学燈社1982年版，第84頁。

[48] [德]费希特：《极乐生活》，于君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49] [德]费希特：《极乐生活》，于君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50] 辜鸿铭：《东方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