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明与暗》的意义解析

漱石生命中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明与暗》，描写大正时期新形势下的日本市民生活。作品客观地再现了小市民的所有对立形态及相互关联和转化。从作者的立场看，认识到小市民社会法则的津田与从小市民世界分离出来的小林都存在某些弱点。小林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新精神。漱石作为他的同情者，希望融合他与社会的矛盾。

《明与暗》共刊出188回，这部作品是心理小说的圭臬，一向被日本人推崇。佐藤泰正称《明与暗》是日本大正时代市民文学的代表作。《明与暗》中人物与以往迥然不同，主要体现在人物身份和个性的不同。《路边草》等以前的作品多数是教师，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而《明与暗》的主要人物是公司职员、报社编辑，他们是社会人。故事以津田与阿延这对结婚仅半年的夫妇为中心展开。30岁的津田是公司职员，因浮华和虚荣却要京都的父母供给补贴。津田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工作之余喜欢在书桌前看外文书，他看的书太专业化，又太过于高尚，与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想把知识作为一种自信力或是引人注意的装饰。在个性方面津田与妻子阿延都是趋向于利己性的人物，他们互不信任，但能接受这种现状，并不感到痛苦和不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路边草》的特色，彻底相对化，如津田、阿延、小林、阿秀这些人物，因为作者是以超越性的眼光来描写他们，所以他们身上优缺点共存。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医生诊察后，把津田从手术台上扶下来”。检查的结果是津田的瘘管蔓延到肠部。医生自称出于不能对患者说谎的职业道德，建议病人手术治疗，“只是光像过去那样一味地擦洗患处可不行。那样下去总也不会长肉，这回要改变治疗方法，要决心来个根本的手术，此外别无办法。”^[9]那样的话，“切开的断口两侧自然愈合起来，才算真正的治愈”。日本评论家唐木顺三指出作品的开端就是一个象征，《明与暗》就是主人公津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精神更生记”^[10]。津田在他乘电车回家的路上心情郁闷，浮想联翩。他回忆着去年初次疾病发作时的疼痛与呻吟，想到“冰冷冷的手术刀具的寒光，接着就是它的撞击声。最后就是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力量的压迫”。又联想到“人的肉体说不定何时会有什么变化。岂之如此，也许此刻某种变化正在此人的肉体中发生着。并且自己对此毫无所知。真可怕。”“精神界也是一样的，精神界也完全是一回事。几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得而知。可是这种变化，我却看见了。”^[11]漱石晚年的随笔《在玻璃窗户的里面》第30节，作者如是描述自己的胃病：“同病魔的战斗，就好比是德国人同联盟军的战斗。今天我同你这样相对而坐，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了，所以得进入战壕，密切监视着病情的发展。我的身体就好比乱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变乱了。”“在‘继续’的东西，恐怕不光是我的病情吧。”^[12]与《明与暗》中“精神界也是一样的”的描写寓意相同。

作品描写了津田因为疾病引起的命运不安，主要指地位和金钱危机。他们夫妻最担心的是父亲的经济资助会不会中断，一旦失掉资助，津田就会陷入生活危机。津田爱虚荣，还喜欢奢侈，他的婶子经常批评他“过于奢侈”，“不光在打扮和吃喝上面。生来就从心里爱浮华和奢侈。”^[13]津田也体会到叔叔藤井近来像口头禅似的使用起“如今的年轻人”这句话，很久以前听这位叔叔自鸣得意地谈到过，精神上的诱惑和肉体上的疾病是同出一源，而且都是一种罪恶等等。

阿延是个“爱耍花招”的人，“她是一个不给津田一丝余暇的女人”^[14]，“因而津田则不得不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也不得不为响应她迎战而尝试受着紧张的痛苦与挣扎的烦恼。”在津田妹妹阿秀眼里，因为嫂子的个性，哥哥结婚后变了，没有原来正直和坦白。现在“哥哥只是珍爱自己，而嫂嫂只是求哥哥的喜爱。你们眼里再没有别的什么。”她又说：“任何事情都是因果相随的。然而是由那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只把自己的事情挂在心上的你们二位，作为人，你们已经失去了感受他人关怀的资格。这就是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把自己降低为对他人的友善不懂得感谢的人了。”“那对你们自身是最不幸的了。因为那简直像被剥夺了享受人间欢乐的能力一样。”^[15]因为津田夫妇的利己导致了婚姻充满纠纷和对抗，而且引起妹妹阿秀的不满。

小林是津田的旧友，在某种意义上小林跟吉川夫人、阿秀一样都是津田和阿延的批评者，是给他们忠告、启迪的人物。小林去朝鲜前，津田宴请他，临别见面，小林也不失时机地指责津田，“（你）一直在避开不快的东西，一味追寻那自己喜好的事。那究竟是为什么？其实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自由’在作祟，就是因为有奢侈的余地啊。你不会有像我这样的身陷窘境、悉听尊便的心境吧。”^[16]他认为津田虽然懂他的意思，但还不能心悦诚服，原因是“你的对手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财产、无一定职业的人”。小林认为自己的状况，使聪明的津田感到不快，甚至是蔑视，但他对津田的蔑视根本不当回事。他认为自己属于实战，而津田“任你再有余裕，任你交游富豪，任你清高不凡，一经实战就败北了，不也枉然吗。所以方才我说，未经脚踏实地得到磨炼的人，简直等于木偶”。^[17]

阿延对小市民世界的人物有着冷静的认识，她与挑战小市民世界的小林相反，感觉不到对立的必要。阿延对小林向来没有好感，认为小林是个厚脸皮的人，对其表现出冷淡和轻视。在津田住院期间，小林曾到他家里取津田的旧大衣穿，阿延对小林刻薄地说：“我觉得（你）与其活着让人耻笑，还不如死了的好。”小林批评说：“夫人，您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可得好好注意不要让人耻笑哟。”^[18]当阿延说“多此一举，没有让你提醒的必要”时，小林反唇相讥：“不曾有人提醒过您吧。”“您原本无疑是个高贵的妇人。可是……”他没有把话说完，后来补充说：“津田君是具备优良品格的人，是绅士。”^[19]这里暗含着小林批评阿延的人格。津田和阿延本质上并不一致，他相信公正和良知，是小林的同情者。津田的温泉之行，寻找曾经相爱的清子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意蕴深刻。津田和清子之间的信任、宁静、无拘无束的交谈使他摆脱了日常烦忧。清子是一个相信天意、没有人为技巧的纯洁女性，她一切言行都是顺从“天道”。有西方评论家认为，清子是神爱的化身，把她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索尼娅的精神姊妹，像索尼娅拯救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清子是来拯救津田的人物。津田的温泉之行，包含多重意义，首先，体现了津田对于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其次，清子出场的真正目的，就是重新唤起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它与漱石创作的汉诗世界一样，秩序井然、绚丽多姿、充满光明，表达了作者对和谐世界的渴望。温泉的环境令人超脱和舒畅，有着回归故乡的感觉，象征了津田的重生。

小林是漱石以往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是大正时代的精神体现者。小林在津田叔叔藤井的那家杂志当编辑，也写稿子，却卖不出去。忙忙碌碌而无所收获，不仅如此，小林还无双亲，无妻子，也没有朋友。他生活贫困，居无定所，像一个流浪汉，整日为了面包奔波，没任何余裕。“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生来就是到处漂泊的命。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即使自己想安静，这个世界却不让我安静。真残酷。除了逃往他乡之外，还有什么办法？”^[20]所以他对社会不满，爱发牢骚，爱骂上流社会，是“善良贫民的同情者”，如在《明与暗》中，小林对津田说：“我总是同情下层社会的人，把他们看成兄弟姐妹。他们在相貌上比上流社会的人都好。至少是‘陶然自乐’，没有沾染上流社会那种傲慢的习气。”^[21]他喜欢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极为赞赏陀氏的观点，如他对津田说：“俄国小说，特别是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一定该知道，不管人多么下贱，又多么没有受过教育，有时从这个人的口中，也会像泉水般流出催人泪下的毫无虚饰的至纯至精的感情。”^[22]森田草平谈到，漱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类似的人生观。漱石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等作品。《明与暗》中小林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人物类似。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是心地善良、热情正直的青年，他父亲过早去世，在贫穷生活的折磨下，变得阴郁、孤僻。他对社会的贫富悬殊极为痛恨。穷人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呻吟；有钱有势的人逍遥自在，腐化奢侈，做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拉斯科尔尼科夫找不到工作，饥肠辘辘，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时，用斧头砍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形象集中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绝望与反抗。最后他受到良心上的折磨，投案自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在服刑期间，他阅读圣经，他的灵魂得到了净化，获得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宗教的拯救力量，表明只有基督的仁爱、宽恕、忍耐精神，才能消除人世间的罪恶，才能使人类脱离苦海。在《明与暗》中我们也看到日本和俄罗斯社会的环境相似。但作者对于贫困的年轻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

作品中描写小林有一次在肮脏的小酒馆宴请津田时，他压低了声音对津田说身边有警察在跟踪他，监督他的言行。津田指出：“像你这样胡乱说上流社会的坏话，很快会把你当成社会主义者。”但小林不以为然地说：“比起我来，装作高级的你们这些人更坏，到底谁应该让警察拖去，你想想看吧。”“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力工和搬运工人当人看待”。“他们比你和侦探真不知有多纯真的崇高素质。只是他们那人类的美德，让贫穷这种尘埃给污染了。”津田很清楚，小林替贫民辩护，实际也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他不愿和小林争辩，原因只是怕在众人面前伤了他的体面。小林曾在阿延面前为自己辩护：“既无亲人又无朋友。也就是没有人世生活。广而言之，也可以说是非人般的生活。”“我是为了让人讨厌而活着的。故意说些让人讨厌的话，办些让人讨厌的事。不这样干，我就难受，就活不下去，就不能使人知道我的存在。”^[23]当他看到阿延的眼睛里放射出憎恶的冷光时，他又辩解道：

我只是向夫人说明，我不是从狭窄的心胸出发来报复的。老天爷命令我成为这样让人讨厌的人，所以没有办法，才特意解释给您听的。我想让您了解，我一点没有卑劣的目的。请您了解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目的。可是老天爷也许是有目的的。而且它那目的也许正在支配着我。被它支配一事，也许就是我的宿愿。^[24]

这段话是与作品主题有关的寓意或者伏线。“没有人世生活”，“非人般的生活”，小林内心发出的苦闷，也就是作者的认识，这种表现不仅是对现实的批评，同时也是漱石慈悲情怀的表露。(www.chuimin.cn)

津田做完手术之后要去温泉疗养，在走之前，留给去朝鲜谋生的小林一笔费用。除了念及旧情外，还谈到他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是小林的生活过于困难。津田跟阿延解释道：“小林既非迟钝也并非混蛋，就是因为赚不到钱才对社会不满”，“并不是说他不好而是境遇不好”，“总之是个不幸的人”。当小林接到津田资助他的路费后，感动得流泪。他从这些钱中，拿出三分之一分给了比自己生活更窘迫的朋友原君。之后把自己的朋友原君介绍给津田，并且拿出原君的一封长信给他看。原君是位追求艺术的青年，父母双亡，住在冷漠吝啬的叔父家，犹如生活在牢狱。书信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只能认为在这个世界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被恶魔缠身，于是我更可怕了。并且有时我简直要疯了。不，我已经是疯子了吧。我这么一怀疑就更恐惧得不得了。在土牢中受磨难的我，岂只是没有阳光，我觉得我连手脚都已经没有了。因为虽然是举手动脚了，但周围是一片漆黑。因为无论我怎么诉说，又厚又冷的墙壁挡住了我的声音，谁也听不到啊！我是天底下如此孤单的一个人，没有朋友，就算有也和没有一样。因为不会有那样一个头脑能触及像我这样一个幽灵似的人的心境。我太痛苦了，才写这封信。我不是为了求助才写的。我了解您的境况。我丝毫没有从你那里得到补助之类的念头，我只想把我的痛苦中的一小部分，传达给流动在您那血管中的情谊的血流中，能在那里激起少许同情之波，我也就满足了。因为根据这一点，我可以确证我还是人世间的一员仍存在于社会中。在这恶魔的重围之中，难道就不能有一丝光亮传到那广漠的人间中去吗？现在，我甚至怀疑这个了。那么我就想用您是否有回音来解开这个疑难。^[25]

在“土牢中受磨难”的生活，“又厚又冷的墙壁挡住了我的声音”，因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关心，这切齿扼腕之痛苦，深深打动了津田，他读完这封信后感到“简直有隔世之感”。接着作者这样描写津田的心理：“他总有些惊异。直到今天他只是展望着前方，认为这就是世界。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立即向后方回顾了。然后注视与自己不同的存在。于是在凝视着那至今未遇到过的幽灵般的人物时，产生了‘啊，这就是人生’的心情。他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关系极远的东西都变成了关系极近的东西了。”^[26]可以说这里是漱石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前一部小说《路边草》中，当建三想起姐姐那副猫一般缩着下颚、喘不上气来的痛苦样子，以及哥哥那张特有的惨白而干瘦的长脸时，有过类似的感叹：“建三没法忘记在自己的背后还存在这样一个天地。平时对他来说，这个天地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可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又会猛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27]这是漱石对他们的真诚、深挚的关爱。

何乃英认为就作品的客观效果而言，由于小林的出现大大拓宽了小说的领域，丰富了小说的思想，使小说对生活的描写从“家庭”的矛盾扩展到“社会”的矛盾。^[28]漱石创作《明与暗》时，日本社会矛盾日益彰显。宫岛资夫的小说《矿工》出版，大衫荣和堺利彦为其写了序言。该作品和漱石1907年创作的小说《矿工》同名，但所写的内容完全不同。它是描写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成为日本工人文学的先声。濑沼茂树指出，漱石《明与暗》中的小林是“大衫荣式的人物”。大衫荣、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同被称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者，他们受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极权统治下，他们对国家机器满怀仇恨，反对侵略战争。1903年11月成立平民社，发行周刊《平民新闻》，倡导“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1911年1月18日，日本统治者以“大逆事件”为罪名宣判了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次日其中半数改判无期。面对死刑幸德秋水泰然自若，在当日用汉文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句：“区区成败且休论，千古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29]天皇政府的暴行，激起了日本和世界的强烈抗议。这一年1月21日，《大阪朝日》报道，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人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与漱石一起供职于《朝日新闻》的诗人石川啄木悲愤地写道：“……日本完了。”他撰写了《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呼吁“我们青年人首先要把‘强权’——独裁政府明确地看成‘敌人’，向‘时代闭塞的现状’‘宣战’”。然而他连在自家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权利都被剥夺了。^[30]谢野晶子也发出了愤怒呼声，激烈批评日本独裁政府。对于幸德秋水事件，也有人认为他们过于激进，缺乏远见和策略，是属于盲目蛮干，是不可能胜利的，这就是他们悲剧的原因所在。“新佛教同志会”的高岛米峰和衫村楚人冠是幸德秋水的好友。幸德秋水于1911年被作为乱臣逆子判死刑前，高岛米峰受托出版秋水在狱中所写的《基督抹杀论》，并在《新佛教》杂志上发文批评他们“只知为肉体去求面包，不如为心灵去求面包”。该文的末尾附了幸德秋水最后的书信：“两三天前，读了衫村楚人冠的《其迹》，不胜同情，因为幼而孤的境遇和我非常相似，但后半生却和我完全相反。”^[31]衫村楚人冠比漱石早四年入朝日新闻社，他们关系很密切。在出席报社每月两次的聚会时，衫村楚人冠经常邀请漱石共进午餐。在漱石的回忆中，他们聊的净是闲话，免得生是非，艺术啦政治啦什么的从来不谈。从反面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酷性。幸德秋水在被判死刑的3年前，曾在漱石的前三部曲《从此以后》中出现过，说他时刻被警察跟踪监督。爱说上流社会坏话的小林也时常被警察跟踪，所以说小林身上也有幸德秋水的影子。小林和津田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思想和言行又有不同，如小林和津田分手时，小林说：

“看你的意思是永远把我的劝诫置之度外呀！”

“老实说，也就是那种意思吧。”

“好吧，谁胜谁负等着瞧吧。小林的启发总不如让事实本身惩戒更为直接而切实，好啊。”^[32]

津田认为：“是非曲直且不去说就是为了这口气他也必须舍弃像小林这类人物的思想和议论。”津田在去温泉途中的一番议论寓意深刻：

就现在来说仍然是怎么做都可以的。只要想成为一个“真正以治疗为目的而来的客人”，是可以做到的。愿意与否，完全是你的自由。自由无论何时都是幸福的。但问题却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才感到不足。因而你想放弃那自由吗？你的未来还没有成为现实啊！它比你过去曾经遇到的那一线之谜，或许更要神秘多少倍啊！为了解开过去的谜，而把自己所想的要求于未来并放弃今日的自由，你这样做是愚蠢还是聪明呢。^[33]

“将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那就是自由，津田明知道自由不可能，但又不放弃挑战。可是追求自由的方式绝不是戏剧化的，而是渐进的。既追求自由又要履行责任，并且即便屡遭失败，也要不懈地追寻他所憧憬的自由。”^[34]就是说津田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但不赞成用小林那样的方式去追求自由。小林和原君是生活贫穷的知识青年，他除了言论上的反抗之外，没有任何过激行动。漱石描写他们的目的，是关心像小林和原君这样的年轻人如何生活得更好，他们该有满意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他希望融合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正如俄国著名作家安德列夫曾经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尚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界限与距离。”^[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