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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晚年作品体现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

【摘要】:漱石的晚年作品如《在玻璃窗户的里面》、《路边草》和《明与暗》体现出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在《路边草》中,漱石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凝视和反省自己。

漱石小说《心》问世以后,在《我的个人主义》演讲中谈到,他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道义上的,而不是利用权力和金钱无限地膨胀自己,一切都要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他希望人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不忘尊重他人,有是非的主义,但不能有党派之心,这是漱石的肺腑之言,他提倡在人格前提下的个人主义,为了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人需要有自我反省意识。漱石的晚年作品如《在玻璃窗户的里面》、《路边草》和《明与暗》体现出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个苦恼的灵魂,是多么期盼走出孤独,与周边的人协调。写完《在玻璃窗户的里面》,漱石的胃病又一次发作,在他卧病期间,接到异母姐姐病危的电报,姐姐的离世唤起了他对件件往事的回忆,以此为机缘,开始写《路边草》,这是一部漱石将自己的日常经历,通过高度的思想凝聚而成的自传体小说。作品从不同侧面客观地再现了作者从小说《我是猫》问世到《心》的精神世界。作品中的建三也即漱石的化身,他站在客观立场上分析自己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反省自己的缺点。他以前的作品如《从此以后》、《过了春分以后》、《行人》、《心》等作品中表现的多是“高等游民”,都是自闭症式的人物,他们或不愿意工作,或不愿意和外界接触,而《路边草》中描写了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路边草》是《使者》完成后相隔一年半的新作。若是拿《使者》和《路边草》的主人公一郎和建三进行比较,他们有着天壤之别。作为大学教师的一郎声称自己集整个人类不安于一身,在不安和恐惧中度日,言行尽显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而建三虽是大学教师的身份,但被彻底相对化了,仅仅复归到作为一个普通人——儿子、弟弟、丈夫、父亲而存在,整日被生活的艰辛和周边亲友的人情世事所困扰,他被琐碎的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逼到几乎崩溃的边缘。用评论家的话说,就是由“理念的文学”向“现实的文学”回归。

在《路边草》中,漱石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凝视和反省自己。建三因工作繁忙,课余时间还要看书、写文章、思考问题,由此他不得不避开社交,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几乎不知道世间有‘清闲’二字”。他自己认识到“与铅字打交道越发复杂,就越会陷入个人的苦海”,意识到生活的孤寂。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团异乎寻常的烈火”,他认为热情人的血不会枯竭。没有完全从知的世界中走出来的建三,力图协调周围的矛盾与苦恼。《从此以后》背景是宗教,《门》中进一步涉及宗教问题,但原来只是将理念的宗教问题作为主题提出来,从《路边草》起,宗教性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理念上,而是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推移”,也就是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从中能找到问题的根本。“漱石晚年的宗教性,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由专注于自身的生存意义,转向追问平民的存在意义这一诚实且悲悯的人生态度”。[3]婚姻受压抑的姐姐,总担心失业病弱的哥哥,失掉官职生活无着的岳父,还有老而无所依靠的养父母。该作品中作者第一次站在平等的立场,去描写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标志着漱石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高度。

在《路边草》中,建三的养父岛田以异常的方式登场。第一章中写到建三在散步的途中,遇到了“没有戴帽子的男人”,由此产生一种不安。那个男人就是来向建三讨钱的养父岛田,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恢复原来的关系。养父此后时常出现在建三的客厅,建三开始常常是怀着厌恶的心情接待他,听他说些无关紧要或是愚痴的话。

建三认为老人光考虑满足金钱上的欲望,尽管自己头脑简单,不能如愿以偿,却还在拼命地动脑筋,显得那么可怜。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靠近毛玻璃灯罩边,好像在仔细琢磨似的,使劲地盯着那盏昏暗的灯,那样子使建三深表同情。

“他就这么老了!”

这时,建三在领会这句说明岛田一生受尽熬煎的话,联想到自己又将怎样衰老下去。他本不相信神,然而此刻他的心里确实出现了神,而且强烈地感到:如果这个神用神的眼睛来观察他的一生的话,说不定会认为自己与这位欲望很强的老人的一生没有什么不同。[4]

用“神的眼”来看,“这位欲望很强的老人”与自己没有什么不同,将两个身份处于两极的人物平等地看待,由此感受到了自我与他者的一体化。(www.chuimin.cn)

建三从少年就和养父脱离了关系,已经没有赡养他的义务。岛田提出恢复养父子关系遭到建三拒绝后,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他派了中间人向建三提出,用钱换回当年他们脱离关系时的字据。建三对岛田不择手段索要钱财的行为非常厌烦,更加鄙夷其贪婪的个性。但是过去曾经受到养父照顾,从人情义理的角度无论怎么讨厌都要正确对待。建三生活并不富裕,只好通过写稿筹钱,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差,令他不快。他只有拼命地写作,像跟自己过不去,又像是虐待自己的健康,更像惩罚自己。

“你究竟为什么要降生在这个人世间呢?”

他脑子里的某个部位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想就此做出回答,而且尽可能回避回答。可是,这声音在追逼着他,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最后大叫一声:“不知道!”[5]

这是漱石对真实生活的感受,是失去了存在感的痛苦和无奈后的愤怒与不平。这追问不仅指个人的苦难与烦闷,还有他周边亲友的。《圣经·旧约·耶利米》20章第18节中说:“我为什么要从母腹中出来,经历辛劳悲苦?我的岁月为什么要在羞辱中告终?”建三将自身置于不明白“为什么要生”一样的他者的平等的地位上。而且,当他看到“自然”的平等性时,他第一次认可了和周围人的平等。《路边草》的意义在于追求无限的必然性,就是达到了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妻子、哥哥、姐姐还有养父母,他们都没有多少文化,但从相对化的眼光来看,他们与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同样经受着生活的艰辛。柄谷行人说:“《路边草》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宽容精神:从‘知识’(观念)这样的‘遥远地方’回归到普通生活者的观念(妻子的观念)。但建三的痛苦没有因为改变观念而改善。”[6]

在创作《路边草》期间,漱石6月25日给武者小路实笃的信中也表现出豁达心态:“世上不如意的事、令人郁闷愤慨的事多如尘埃,靠人力谴责无济于事,与其抗争不如宽容些,更能显示出人的优秀品质,希望我们尽量加强这方面的修养。”[7]其实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已经开始显示出宽容和理解的胸怀,如代助从父亲劝告他与有牢固经济基础的乡下地主的女儿结婚,他看到了父亲对经济上的不安,如:“父亲向代助谈了一般工商业的困难、危险和繁忙的情况以及当事者在这些情况下的内心苦痛和紧张的恐怖感。”“有了一门这样的亲戚,将来会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目前确实非常需要。”当父亲摘下假面具,反而让代助感到痛快。“代助对父亲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同情”[8]

日本近代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是坚持真理与正义,即使自身毁灭也要坚持到底。二是不认可现存社会秩序,但希望建立一种调和的,生存下去的生活。前者是破灭型,后者是调和型。像幸德秋水、石川啄木属于破灭型人物,漱石和西田几多郎属于调和型人物。但有趣的是,漱石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数属于破灭型,他后期文学的形象逐渐趋向调和型,建三就是调和型的人物形象。就是说,当漱石感觉到启蒙失去作用之后,不得不转向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