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夏目漱石的信仰与作品分析

日本近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当时的著名作家中，信仰基督教的占了大多数。例如，在明治二十年代，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等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在论及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作家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基督教的影响。佐藤泰正指出：“基督教打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不毛之地”，“日本近代文学以来的百年轨迹若是抛开孕育了西欧文学与文化的基督教思想，就无法论及。”^[1]他认为，近代以来百年文学的收获是得益于近代基督教思想的吸收与本土化。在明治时代，日本文坛还存在一个现象，即许多作家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在不了解基督教的情况下，就接受洗礼，但旋即叛教，完全脱离宗教走向了文学的道路。这似乎为日本所独有，体现了宗教性的欠缺。如近代日本著名作家北川透谷和岛崎藤村都是中途放弃基督教，但他们的文学显示了基督教思想的移植。柄谷行人说：“明治四十年代，当花袋和藤村开始自白之前，自白这一制度已经存在了，换言之，创作出‘内面’的那种颠倒已经存在了。具体说，这就是基督教。他们在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这一事实是重要的，虽然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仿佛是梯子一样的东西，而正是因为如此才是重要的。”^[2]漱石作品中展现出的伦理道德向度、理想人格、正义感、善恶观等均体现了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漱石接触基督教是去英国留学的途中开始的，他1900年9月8日从横滨乘船出发，10月28日至伦敦。在船上相遇因中国的义和拳运动携妻儿回英国的传教士，在50天的漫长旅程中，传教士主动向漱石等灌输基督教。如漱石在10月15日的出国日记中写了“听《圣经》启示录”。漱石留学英国的日记中不少是涉及基督教方面的内容，摘录如下：

1901年2月16日

Mrs.Edghill夫人送来茶会请帖。……晚，由田中氏诱至肯宁顿剧场（Kennington Theatre）。剧名Christian（《基督徒》）。不胜感佩。

1901年4月4日

房东夫妇复活节去故乡。留其妹一人在家。此人不喜欢娱乐，虽贫穷，却日日用功不辍。问她：“如此度日愉快否？”她则答曰：“非常幸福。”问何以如此，答曰信仰宗教之故也。令人肃然起敬。

4月17日

又应Mrs.Edghill召请，午后3时至。聆听Edghill之耶酥说教。无奈之余诉说自己的想法。Mrs.Edghill谓余：“你对pray（祈祷）不虔诚。”余辩曰：“我尚未发现有pray之必要。”Mrs.E泣道：“不识greatcomfort（大安慰）之为何物，诚可悲、遗憾之事。”Mrs.E.谓：“我为你pray。”我以“请多照应”作答。Mrs.E.要我答应一事，我谓，您如此深切替我着想，我自当答应，言罢，即让我读Bible（《圣经》）之《福音书》。虽觉遗憾，但还是答应去读。归时犹叮嘱我勿忘已承诺之事。我答应绝不会。自今日起，读《福音书》。^[3]

在4月13日的日记中，漱石还记录了购买《〈圣经〉词典》和斯宾塞著作。从内容看，日记表现了他对信仰基督教而获得的积极人生的敬佩，对于英国基督徒友人劝他读《圣经》，他谦逊地接受，态度真诚。漱石英国留学时的笔记中记录着这样一句话：“宗教的实质是信仰，路德和韦斯利说：‘你会赢，只要你相信。’禅是如此，他力宗教也是如此，心灵疗法也是如此。”^[4]由此可见漱石对宗教颇有感触。回国后，关于基督教的思考、信仰和趣味问题，和他刚刚来英国时并没有多大改变，基督教文化增强了他积极入世的精神，并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

评论家高木文雄的《漱石的道路》一书中，对漱石与宗教做了划时代的研究。该书的开篇“漱石与圣书”，从漱石全集入手，对漱石怎样接触和阅读圣书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不管怎么说，漱石与圣书的关系，在此之前没有受到重视，现在看来异常重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方面很有必要进一步开拓研究。”^[5]日本东北大学的漱石文库，收藏了漱石喜欢的《圣经》，据评论家介绍，漱石看过的圣书中，旧约的《约伯记》，新约的《马太福音》留有很多加注。《马太福音》第27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处漱石记了“圣贤去我远”的文字，说明漱石对殉道者耶稣怀有发自内心的敬佩心理。漱石“尽管对基督教接触时间较长，但作为学者的漱石对基督教只是抱着好奇心，对于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引起根本的变化，可以说基督教对于漱石而言，只是作为学者的思考而已，没有带来决定性的影响”。^[6]但是基督教宣扬真、善、美、公平正义及爱的伦理道德，以及“积极入世”，抛弃寂灭的思想，以“生命意识”为信念、对现实的炽热的“浓情”、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痛切批判”及变革热情，直接影响着漱石的思想，使他摆脱了日本传统文化中浸染起来的无常感、逃避意识和犬儒主义等消极思想。

漱石文学从《猫》到《明与暗》，每一部作品都没有和基督教有明确的联系，没有塑造一个基督徒式的人物，但宗教精神已经隐含其中。他熟悉《圣经》，大多数作品或多或少涉及基督教，如耶稣、基督徒、《圣经》中的句子等，尽管有的场合含有揶揄和轻蔑的调子。如在漱石的处女作《我是猫》中，有一段嘲讽基督教上帝全能的文字：

古代之神，被奉为全智全能。尤其耶稣，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依然披着全智全能的面纱。然而，凡夫俗子心目中的全智全能，有时也可以解释为无智无能。这分明是个逆说。而开天辟地以来道破这一逆说者，恐怕独有咱家这只猫了！想到这里，咱家也有了虚荣心，自己也觉得咱家并不单纯是一只猫，必须就此阐明理由，将“猫也不可小瞧”这一观念，灌输到高傲人类的头脑中去！据说天地万物，无不上帝创造。可见，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喽！如今所谓《圣经》也是这么明文记载的。且说，关于人，连人类自身积数千年观察之经验，都感到玄妙和不可思议，同时，愈来愈倾向于承认上帝的全智全能，这是事实。说来无他，只因人海茫茫，而面孔相同者却举世无双。脸形自然有矩可循，尺寸也大体相仿。换句话说，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尽管用的是同样材料，却无一人相貌雷同。真棒！只用那么简单的材料，竟然设计出那么千差万别的面孔来，这不能不佩服造物主的绝技。如不具有极为丰富和独特的想象力，就不可能创造得那么变化无穷。一代画家，耗尽毕生精力探求不同的面孔，也顶多画成十二三幅罢了。依此推论，上帝一手承包创造人类的重任，怎不令人叹服其技艺卓绝！这毕竟是尘寰中无缘目睹的绝技，因而称之为“全能”也无妨吧！在这一点，人类似乎对于上帝万分诚惶诚恐。的确，从人类的观察角度来说，对上帝诚惶诚恐，本也无可厚非。然而，站在猫的立场来看，同是这件事，却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恰恰证明了上帝的无能。我想，上帝即使并不那么完全无能，也总可以断定，他绝没有比人类更大的本事！……如果换个立场就会清楚，这么简单的事实，本是人类生活中日以继夜、层出不穷的；然而，当事者却头昏眼花，慑于神威，因而难得清醒。^[7]

这是漱石对上帝崇拜的尖锐批判，巧用了隐喻的手法，暗含着对明治政府专制独裁的蔑视。冷嘲热讽是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对权力驱动下，失去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的有力抨击。漱石前三部曲的首篇《三四郎》，广田先生批评与次郎草书的论文《伟大的黑暗》，进一步印证了漱石对宗教形式的调侃：“那种愚蠢的文章，除了佐佐木以外，没有人会写的。我也读过了，既无实质性的内容，格调也不高，简直同救世军（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的鼓声差不多。”^[8]使人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反感。恩格斯曾经说：“到教堂外面向上帝祈祷吧，因为他的大厦不是凡人的双手建造的，他的气息渗透了全世界，他要人民顶礼膜拜的是他的精神和真理。”^[9]不妨再听听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发出的激情洋溢的声音：“人类是上帝的化身！”“如果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神性，那也就会鼓舞他们自己来表现神性，到了这时候，真正英雄主义的伟大事迹才能归荣耀于这个世界。”^[10]漱石批评偶像崇拜，实际也是对宗教形式的否定。

在明治时代，信仰有着浪漫的气氛，表现信仰有时和恋爱联系在一起。教堂作为男女自由出入的场所，他们一起交流，一起伴着琴声唱赞美歌，迎合了当时年轻人追赶新潮的心理。北村透谷和岛崎藤村的作品中，基督教对于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促进个体的自觉、自由恋爱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漱石的小说《三四郎》中的女主人公美祢子就经常出入教堂，她喜欢用英语说“stray sheep（迷途的羔羊）”，给三四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三四郎拜访美祢子时，听到里院传来的小提琴声，他感到一种奇妙的西洋味儿。他联想起基督教来，三四郎自己也闹不明白为何想起了基督教。小说结尾，当三四郎听到美祢子要结婚的消息后，便去偿还曾经借过她的钱，听良子说美祢子去教堂了，三四郎到教堂外等她。他回忆起曾经同美祢子一起仰望秋空的情景，看到空中的浮云宛如羊的形状。从教堂走出来的美祢子，久久地注视着三四郎，然后微微地叹息道：“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11]漱石用旧约中这个句子，点明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迷羊”也是来自圣经。在作者看来她是个恶露家、无意识的伪善者，她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仅仅是形式而已。

小说《从此以后》主人公代助，对踏入社会后生活苦闷的旧友平冈述说正东教复活节的情节，多少也体现了漱石对基督教的感受。“代助津津有味地谈起自己在两三天前的复活节去尼古拉大教堂（东京复活大圣堂）看到的情况：祭祀活动得在半夜零点，估计世界已进入沉睡状态的时候正式开始；当参谒者的行列由长廊上兜过来而回到大厅时，只见几千支蜡烛已经不知在何时点着了，‘身着法衣的僧侣列队从对面走过，这时，黑乎乎的影子映在洁净的墙上，显得非常大。”^[12]此时的漱石未必意识到日本人需要靠宗教来解救。与其说他是认真考虑宗教的拯救，不如说那是生存困境的感伤和对信仰的怀疑。因为他认为人们往往流于宗教形式而不注重真正的信仰。

1910年秋，漱石在修善寺遭遇大病经历了“三十分钟的死”，生死体验给漱石以新的启示。身处善意枯竭的社会使他产生苦闷和孤独，而且面对存在的黑暗又使他产生恐惧与战栗。作者对存在困境的感慨也体现在了他的《浮想录》中：“当文明的肉体在社会的锐利鞭笞下日渐萎缩之时”，“我失去了我的个性，失去了我的意识，我所清楚的唯有这失去。我是如何成为幽灵的？又是如何与比自己庞大得多的意识相冥合的呢？懦怯而又沉于迷信的我，唯有指望别人来解开这一不可思议之谜了。”^[13]漱石修善寺大病期间的随笔《浮想录》成为他后期文学的起点。

1912年发表的《春分之后》，是漱石后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小说以田川敬太郎的见闻为主线展开，故事由《洗澡》之后、《电车站》、《报告》、《下雨天》、《须永的话》、《松本的话》这6个短篇而组成。《洗澡》至《报告》属于前半部分，倾向于反讽，这部分的寓意在于森本留下的“奇特的手杖”；自《下雨天》以后属于后半部分，转向富于伦理化的求心志向，寓意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松本女儿突然“不可思议”的死亡；须永市藏的“自然”生命力的强调。须永是军人的儿子，具体说他是被军人家庭收养的私生子，但他特别讨厌军人，他学的是法律，但本身无意当官或是公司职员。须永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他“表面上像是老成持重，实际上只能理解为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而已”。^[14]一味畏首畏尾、窝窝囊囊地待在家里。“市藏性格怯弱，每每同社会接触的时候，总是畏缩不前。”“一受到某种刺激”，“就会刺向他内心深处”，单凭他自身的力量不能摆脱。“他心里升起一种不得不独自一人倒下去的恐怖感，于是像一个疯子那样疲惫不堪。”这是他“根上存在的一大不幸”。^[15]须永的舅舅松本，自认为他这个无能之辈给外甥带来不利的影响。松本是位高等游民，是个讨厌交际的怪人。松本的两个姐姐也把松本和市藏看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怪癖人。松本随波逐流，茶道、古董、古雅之情或是听书、看戏等都能占据他的心。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陷入无我的空虚之感。因此，就无法过那种超然的生活，而是力图强行树立自我”。松本给敬太郎的感觉“简直就像一尊木头佛像”。关于这一点，作者并未完全归于个人，而是认为还有环境的因素。

我曾经听过一位学者的讲演。那位学者剖析了现代日本的开化情况，他说我们这些受到开化影响的人，如果头脑不灵活，肯定会陷于神经衰弱。他全无愧色地把这种论调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中。他说，在不知道事物真相之前，特别想知道它，而一旦知道了，反而又羡慕起以不知为荣的过去的那个时代，常常会痛悔现在的这个自己。他讲完，苦笑着走下了讲坛。那时，我想起了市藏，我们日本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苦涩的真理，也实在够可怜的了。而像市藏那样，对于仅仅是属于个人的秘密，想探索又胆怯，胆怯又想探索的年轻人，我觉得会更可悲的。于是心里暗暗为他落下了同情的泪水。^[16]

小说提到的学者演讲，与漱石1911年8月在和歌山所做的《现代日本的开化》演讲中的观点相同。在产业化和技术化不断提高的社会，人心也变成了机械。每个人似乎都面临着难以抗拒的命运，身处不知所措的世界，究竟以什么来安身立命？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生命的活力在消失。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内面发展，一时宗教流行，想在宗教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某位宗教家称自己：“实在找不到人生的答案，所以才试着走上了这条路的。”他感到自己“无论置身于多么晴朗的碧空之下，总觉得自己的四周好像被封闭了似的，心情十分苦闷”。《春分之后》中的松本在生活中也是消极退让的人物，这种个性也影响了市藏。但是，作者在此并不希望年轻人走向消极的人生，他在小说中指出，弥补他的缺陷，改变他那不幸的生活途径，“只有不再郁郁闷闷地把事情潜藏在内心而随时对外做出反应，别无他策。”^[17]松本想将市藏塑造成适应新时代的人物。“市藏是为了教育改造原有的社会而生，而我则是个受通俗的社会教育过来的人。”松本的话也是漱石从自身生活感受中所得的心声。

漱石于1913年发表了后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使者》，这是他深入思考宗教的集大成之作。主人公一郎的自我意识极为强烈，他从不与家人交流，连妻子也不相信。他将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深深体验到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更使他苦不堪言的是“把整个人类的不安都集中于我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在一分一秒的短暂时间里，我都在不安和恐惧中煎熬”。^[18]一郎的面前只有三条路：“是死、是疯，还是入教。”他不想轻易入教，也没有死的勇气，被逼到发狂的绝境。为了拯救一郎，家人决定让他和朋友H君外出旅游，以便放松心情。从后面H君写给一郎弟弟的长信内容来看，完全似一篇漱石关于“宗教的问答”，简而言之就是救赎问题。据说漱石在《朝日新闻》刊登《使者》时，中间因病休养近半年。有位牧师认为作品一郎的不安正是漱石本人的不安，建议他读《圣经》，信仰基督教，那样的话，不安就会消除，漱石在《使者》的最后一章表达了他对信仰的看法。

他难道不是早晚进宗教的大门后才能成为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吗？如果再用一句激烈的话重复同样的意思，那就是：您哥哥难道不正是为成为宗教家而在经受痛苦吗？！^[19]

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的一郎，陷入了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境地。他“在危险的钢丝上迈着生活的步履”。因为他期待更完美社会的到来。“您哥哥那双由于天赋的能力及教养的功夫好不容易变得敏感的慧眼，只是为了达到沉着冷静的目的就再度变得黯然无光，这对人生究竟有何意义？”“在您哥哥冥思苦想的头脑中，血和泪写成的‘宗教’二字作为最后的一着在那里跳跃呼叫。”^[20]这是《使者》末章“烦恼”中H君写给一郎弟弟的长信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面对一郎异常烦恼又找不到出路的困境，H君建议一郎“不要把自己当作生活的中心，彻底抛开就会更轻松些。”当一郎反问“以什么为中心而活着呢”时，H君说：“神嘛！”这里作者所谈到的“神”已经不是日本文化传统中的“神”，而是西方基督教中的神。以下内容可以看成漱石关于宗教的认识。(www.chuimin.cn)

H君认为“神”与“天”或“命”的意思基本相同。他和一郎在多年之前就开始议论神的存在，经常使用一些‘神’啊，支配宇宙的‘第一要因’之类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术语，现在已经看成陈腐的东西，完全忘掉了。在这次旅游中，他们站在夏天宽广的大海边，又再次谈起了神。一郎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他把对完美的神顶礼膜拜的行为看成是无用之举，一郎认为：“比起死神，我更喜欢活着的人。”“车夫也罢，临时工也罢，小偷也罢，我认为难得的刹那间的面孔就是神；山也好，河也好，海也好，我感到崇高的瞬息间的大自然也就是神。此外，还有什么神？”^[21]

神也罢，佛也罢，不管什么，你哥哥除自己以外，讨厌树立权威的东西，他说“神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绝对”。

……

真正能做到内心平静的人，即使不去追求，也应自然进入这个境界。一旦进入这个境界，天地万物，一切对象都没有了，只有自己存在。那时的自己，无论有无，都是不完善的，既伟大而又渺小，无法命名。这就是“绝对”。体验到这种绝对的人，如果突然听到了警钟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换句话说，绝对即相对。因此，既没有了在自己身外置物设人、自寻痛苦的必要，也没有被人折磨的担心。^[22]

“您哥哥说的‘绝对’并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挖掘出来的空洞的纸上文字，而是身临其境亲自体验出来的一目了然的心理上的东西。”

这里的“绝对之境”或是“泰然之境”，往往被认为等同于漱石提倡的“则天去私”。作者提到“如果突然听到了警钟的声音”，“绝对也就是相对”，就是说由绝对向相对转化。备受漱石推崇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如是定义宗教：“宗教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他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超越主义者的崇拜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神明，不是一个超人的位格，而是事物内含的神圣性质，是宇宙本质的精神结构。”漱石早年留学英国时，就读过詹姆斯的名著《宗教经验种种》。詹姆斯认为，宗教的作用不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于它具有的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观念对个性细腻的漱石影响巨大。威廉·詹姆斯在《多元的宇宙》的结论中也指出：“上帝不是绝对，而且如果这个体系用多元论来看待的话，上帝自己就是一部分，上帝的功能可以被认为是和所有的其他较小的部分的功能不是完全不相似的——因此和我们的诸多功能相似。”^[23]在该著作中，威廉·詹姆斯极力称赞费希纳和柏格森的厚实和清新，批评大多数的绝对主义哲学家的空洞理论，认为他们单薄、抽象、贫乏、陈旧。《使者》中的一郎称，“神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绝对”实际上是与绝对诀别，是通过否定绝对的、第一的、无条件的上帝，也即否定偶像崇拜，提倡自我反省。身处一元化的社会，漱石的作品可以说恰恰是在借着诗的多义性去反抗主流社会秩序。

一郎将自己摆在神的位置，往往被认为是“我执”。有评论家认为坚信自己是绝对的存在时，在他人眼中他就是狂人，这就是发狂的命运。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导致性格扭曲。这是不相信神，没有信仰的现代人的命运。尼采向世人道出了震撼人心的话“上帝死了”，是告诫人们“把死人当活人一样相信着，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信仰”。^[24]其深刻意义在于引导人们不要做宗教的奴隶。漱石借一郎之口说出“神就是自己”的话，与尼采的感受一样，是积极的、主动的，是他对宗教的深刻认识。

费尔巴哈认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上帝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本质幻想出来的；人对上帝的崇拜，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的崇拜。“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须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彻底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25]我们需要的是“有人格的上帝。”^[26]爱默生也说：“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是公正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他也就是上帝：上帝的稳重、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威严和正义即进入到了这个人的人格中。”^[27]漱石自己不相信神，但对人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宗教的本质就是在最深层次上克服自我，追求真、善、美。《使者》中漱石表达的宗教观与前两位哲学家的宗教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漱石的名作《心》，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心灵体验，正如他为该作品的出版所做的广告宣传：向希望认清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部已认清了人的心灵的作品。《心》是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表现形式上，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创作方法上，与前两部作品《过了春分之后》、《使者》相同，但从内容上看有了质的飞跃。前者主人公只看到他者的罪，而看不到自我的利己心，后者主要剖析自我的罪，这是耐人寻味的。

作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最后一部分是小说的主体。《心》的开篇就以“我”（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为叙述者，介绍和先生相遇的情景，暑假里在镰仓海边混杂的人群中，发现了先生，因为先生正陪着一个外国白人。有一天，“我”按照相同的时间来到海边，又遇见了先生。此后“我跟在先生后面跳进了大海，同先生一起向远方游去”。“我们两人浮在宽广的碧澄澄的海面上，强烈的阳光照耀着视野以内的山山水水。我的身心里充满了自由和喜悦。”^[28]这里的描写本身含有寓意，大海常常是日本基督徒受洗礼的场所。“我”与先生相遇在大海边，一起在大海里畅游，仰望着蔚蓝清澈的天空，心情平和而愉快，像获得宗教信仰一样，从自我观念解脱出来，心情平和而愉快。先生的举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即在轻蔑别人之前就先蔑视自己，这种人生态度由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日益强烈而渐渐被淡忘，人们往往“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29]

先生有过两次深刻的人生体验，一是叔父侵吞了他的财产，他不仅憎恶叔父，而且憎恶叔父所代表的所有人，由此，先生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另一个亲身体验是，先生与好友K之间发生的背叛悲剧。先生意识到是自己卑鄙的利己心，将K逼上绝路。在先生受到叔父的欺骗时，只认识到别人的罪恶；当一向具有优越感、自称是个“完善的人”的先生背叛了自己的好友时，认识到自己也是和叔父一样的罪人，由此先生陷入孤独的地狱。他获得的沉痛教训是：“人世间是不可能有这种模子里铸出来的典型坏人啊！平常都是好人——至少都是普通人。就是这种人，在发生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会一下子变成坏人。”^[30]

小说《心》中，作者对K的描写并不多，但我们却不可忽视这个人物的存在。漱石将K描写为一个宗教式的人物，出生于寺院，对哲学、宗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读《圣经》，追求真善美。K常常使用“精进”一词，性格倔强而又富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坚定走自己之路的气概，尽管他有伟大的抱负，却无法实现。K是个“丧失了母亲的孩子”，被送出去做养子，养父母出资让他进京学医，因他喜欢宗教和哲学，违背了养父母的期望被退回原籍，但本性吝啬的生父却不愿意承担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先生很同情K的不幸境遇，为了帮助他，提议K跟自己同住，在前进的道路上同甘共苦，并对房东太太说，“我是要抱起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决心把自己的热传给对方”，他请求太太和小姐也给K以温暖的照料。意想不到的是，先生的善意却酿成了K的悲剧。先生和他的好友K，同时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静，当K敞开心扉，就自己的恋爱向先生征求意见时，先生对K产生了嫉妒心理，利用K以前对先生说过的话，“在精神方面没有进取心的人，那是混蛋”，来堵死其恋爱之路。此后，先生暗地里对静提出结婚请求，就在先生和静准备结婚的时候，恋爱失败的K因对人生绝望而自杀。

先生与静结婚后，总感到有一道恐怖的黑影笼罩在自己的心头，良知折磨着他的心灵。先生为了解脱痛苦，做过种种努力。他一方面埋头读书或借酒消愁来忘却苦恼，另一方面他用行动赎罪，每月给K上坟，当他站在K的墓前时，“把那个新坟和我的新妻以及埋在地底下的新的白骨联系起来，不能不感到命运的嘲弄”。^[31]先生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生活中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各方面堵住了他的活动，令其痛不欲生。他像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剩下的只是孤独，常常感觉跟外在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种罪的不安，导致先生的寂寞之感，他即使面对相爱的妻子，也感到寂寞难耐。他常常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来审视自己的罪，失去了与人交流的意愿。他在这种恶劣情绪里面挣扎，感到自我迷失、厌倦生活、孤独绝望，真正体验到K的孤独与无助。正如先生所言：“我们这批人诞生在充满了自由、独立、自我的时代，恐怕谁都要作为牺牲品，尝尝这种寂寞的味道。”^[32]

先生反复思考K自杀的真正原因，当先生意识到K是因“一个人孤零零寂寞得没有办法，结果才突然自尽的吧”，就感到战栗。一种不祥的预感，时常像风一般掠过先生的心头，不安与悔恨遮蔽了先生的人生，良心的谴责像黑夜一样尾随着他。“我的胸中，从那时起不时地闪过一个可怕的阴影，起初，那是偶然从外界袭来的。我一惊，浑身毛骨悚然，然而不久，我的心就和可怕的一闪呼应起来，最后，逐渐觉得即使不从外界来，仿佛也是一生下来就潜伏在自己胸底里的……我只是深深感到人的罪孽。”^[33]日本文学评论家荒正人认为：“漱石有着日本人特有的强烈的‘耻’意识。同时，还有日本人中少有的罪感意识，是一种新教徒的心理。”^[34]佐藤泰正也曾指出，宗教思想对漱石文学影响极大，忽视这一点则难以真正把握其文学内涵^[35]。在他看来，漱石的小说《门》和《心》等作品，都是围绕着宗教问题，从心灵深处追问日本人的罪。一个心中有信仰摆脱了物化的人，才能体验到生命的恐惧与不安，才能有负罪感和自我反省的意识，这是救赎成为可能的必要前提。

《心》的主旋律就是社会变成了冷酷的生存竞争的战场，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没有同情、宽恕，只剩下荒诞和恐惧。在这种困境中，生存变得疲惫而绝望。先生的最终结局和K一样也选择了自杀，以死抗争的对象既是外界也是自我，离开仁爱，别说邻人爱，连自爱也会丧失。先生和K有个共同点，他们都离开故乡，到东京求学，而且最终都和故乡切断了联系。先生和K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理念与行动的矛盾中艰难生存。先生和K都是作者自身的投影。他们是既有东方文化深厚的根基，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是他们苦恼的根源，不可调和的双重人格导致了人生的悲剧。先生和K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显示出了一定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漱石在修善寺大病后所写的《浮想录》中说：“眼下的年轻人，无论执笔，还是言谈，抑或躬身践行，无不把‘自我主张’放在一个根本的位置。世道被形塑到了这等地步。世道正如此虐待着当今的年轻人……‘自我主张’的内里，裹藏着与自缢、投河不相上下的悲惨和烦闷。”^[36]在这一认识上，漱石十分接近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个人的头脑中如果不存在永恒的意识，如果在一切事物的底部只有一种野性的骚动，或者是一种由晦暗激情生成的一切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物形成的扭曲的强力，如果一切事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无形无止的空虚，那么生命除了绝望还会有什么呢？”^[37]克尔凯郭尔断言，绝望即是致死之病。漱石也洞悉了他所处时代的日本，正面临着道德上的大危机。

“宗教，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与人的宗教净化有关。人，不论是谁，都是不完全的存在……可以说，人对不完全性的自觉，有些是建立在对自己力量薄弱的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可是，人进一步严肃自省的结果，不得不最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全，意识到自身的恶，简而言之，是罪的自觉。”^[38]人只有抛开“小我”，才能克服与他人及世界的疏离。漱石在《心》中描写了对于利己主义者可怕的惩罚，是面对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揭示出的一个现实问题，人心得救已迫在眉睫。人若被物欲所役，就会远离精神世界，远离永恒。海德格尔曾认为，人钝化着生命的悲剧意识，真正的人是那种执著于自我人性的“死去”，“死者”将通过沉沉的黑夜的置换，在新的黎明中重生。改变这个悲剧，超越生死，才能获得新生。漱石在《心》的最后一部分“先生和遗书”中，道出了先生自杀的真正意图。

我要把黑暗的人世间的阴影，毫无客气地投在你的头上。但是，你可不要害怕呀！你要定神注视着这个黑暗的东西，从这里边抓住可以供你参考的东西……我现在正在自己剖开自己的心脏，要把它的血泼到你的脸上去。当我的心脏停止搏动的时候，能够在你的胸脯里孕育着一个新生命，我就满足了。^[39]

先生自杀前给在海边相识的青年留下遗书，目的只是让年轻人“获得活生生的教训”，对于青年的“今后有所发展”，有些许“参考价值”。先生面对真诚想接受人生教训的青年时，就已经在心里做了决定，即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青年的新生。先生的自杀还不由让我们想到，漱石在创作《心》的时候，脑中肯定会时常浮现出福音中耶稣的形象。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上，代替人类而死的意义在于，以他本人圣洁的血来洗净人类的罪，以无罪担当我们的有罪，以公义担当我们的不义，以慈爱担当我们的仇恨。耶稣受难是为人类赎罪，先生自杀是陷入罪的自省，实际上是对人的罪的严肃认识，是为了警世醒人。先生与耶稣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先生的死和耶稣的死有着相似之处。他的殉道精神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如佐古纯一郎感叹道：“漱石为什么让《心》中的先生自杀？我深切感到，对现实追根究底的漱石，苦恼得禁不住流泪的同时，在他的内心里再也找不到出路，唯有自杀才能解放自我。在日本尚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像漱石文学所表现出的，需要神之子的救赎那样深深打动我。”^[40]

漱石对人性的绝望直接影响到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等著名作家。喜欢漱石的芥川龙之介觉醒到对死无所畏惧，这里的死也包含了献身。他艺术三味的境界实际上也是对丑恶的利己主义的绝望。在绝望中，他希望在《圣经》中找答案，写完《基督徒之死》后自杀。太宰治也走向自杀道路，人生中最令他绝望的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太宰治文学的主旋律就是对他者的“不信任”和“恐惧感”。在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中，生存变成疲惫。在绝望中，太宰治爱上了《圣经》，但是，他不但没有从圣经中拯救自己，反而更加绝望。《圣经》给太宰治带来罪恶感，尽管他向神发出彻底忏悔，但最后还是选择自我毁灭。帕斯卡尔说过“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到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我还要谴责那些决心自得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41]

总之，小说《心》揭示了利己主义造成人的不信任、孤独和不安。主人公先生和K的自杀实现了人性的至善，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不断认识自我、省察自我心路历程的反映。《心》触及人性善恶的问题，作者对罪与罚、生与死的思考，生动地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他“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42]先生和K的自杀是作品最深刻的力量所在，他们是敢于背起十字架，“为了道，可以牺牲一切”的超越者，承担起道德救赎的重任。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启示性的品质：真诚、善良、美和高尚。K和先生的殉道是一次特别的旅行，穿过黑暗我们看见了希望之光，他们实现了人性的至善，同时也促进了人性的升华。漱石通过小说《心》真情呼告：利己主义、自我中心、远离神圣，其结果就是走向毁灭。作者以文学来启发人们去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