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觉醒：夏目漱石研究产生结果！

封建婚姻伦理内容庞杂，糟粕与精华并存，基础是维护男性特权，束缚女性人身自由。从漱石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站在平等立场上尊重女性的作家。他激烈批判男尊女卑的陋习，否定不合理、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同情受旧式婚姻制度之害的女性，悲悯女性的精神痛苦，体现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

漱石批评新女性的虚伪与险恶，但他并没有从男性立场上简单地回归于对传统女性的绝对肯定上，而是对违背自愿的不幸婚姻持批判态度。如在《使者》中作者描述了五组婚姻：（1）阿兼和冈田；（2）疯女的婚姻；（3）阿贞和佐野；（4）盲女的婚姻；（5）一郎和阿直。前四组婚姻很相似，都是“偶合婚姻”，女性都是男性的依附物，她们处于被动失语状态，体现出女性社会地位的缺失。作者在此抱着同情和悲悯的态度去描写她们。

阿兼是一郎父亲供职机关的某个下级官吏的女儿，她身份卑微但性格明快而稳重。冈田是一郎的远房亲戚，高中毕业前寄食在他家，冈田高中毕业后去了大阪一家保险公司，不久一郎父母出面撮合了他和阿兼的婚姻。他们表面上婚姻和谐，但结婚后五六年没有生孩子，冈田认为“做妻子若是不生孩子，就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33]，因此，阿兼内心的苦恼可想而知。一郎家的佣人阿贞由冈田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佐野。他们的婚姻被二郎认为是极端不负责任，随意的结合，以至于他恐惧“我结婚时事情会不会如此简单呢”。阿贞结婚前夕，一郎对阿贞说出自己对婚姻的看法：“结婚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往往使人的品格比单身的时候容易堕落下去，甚至会倒大霉”，^[34]阿贞结婚的那天，他担忧不幸的命运或许会加到这对年轻男女的头上。他“感到了媒人让新郎新娘握手时的喜剧和悲剧”。由此看来，对于婚姻问题，作者是抱着认真态度，以心灵共鸣为尺度的爱情意识，反对包办婚姻，体现了现代性的文化向度。如在《明与暗》中，当津田的婶子说：“只有这桩事奇怪。根本不认识的人，到了一起，也未必一定感情不融洽；坚信非此人不成夫妻的一对，也未必能白头到老。”但津田觉得，这种观点是“最不全面、最不安全的。他认为用那种怀疑自己在婚姻问题有诚意的口吻说话的婶子，才在这一点上缺乏根本的认真态度。”他反驳婶子“把婚姻想象得那么容易好吗？我总觉得不能那么草率行事。”^[35]

《使者》中，还穿插了盲女和疯女的婚姻悲剧。据一郎父亲的讲述，25年前，在盲女20岁的时候与她所服侍的主人家的同龄少爷相爱，虽然订婚时男方信誓旦旦要把她作为未来的妻子，但一方是前途远大的学生，一方是受雇于人谋生的贫穷佣人，他们的爱情如夏夜的梦一样短暂，女方终归还是被抛弃。此后，她跟他人结婚生子，丈夫去世后，她双目失明。20多年来她心中一直想知道被抛弃的原因，“不能确切了解曾经海誓山盟的人的心，远比失去天下人都有的两只眼睛而被几乎视为残废更为痛苦”。这故事在一郎看来是个严肃的人生问题，他理解女盲人20多年的烦闷，同情盲女不幸的命运，为她暗自流泪，也更为把这个故事当笑话讲的轻薄的父亲而流泪。疯女的不幸婚姻是二郎去大阪医院探视生胃病的朋友三泽时了解到的。疯女是三泽父亲朋友的女儿，由三泽的父亲将她嫁给另一朋友的儿子。因为姑娘的丈夫是个放浪形骸的交际家，结婚不久就经常彻夜不归，伤透了姑娘的心，结婚不到一年她离家出走，在那种情况下，可怜的弱女子有家不能回，三泽的父亲暂时把她接回到自己家里。三泽每次外出，这姑娘都会送到门口并对他说“快点回来啊！”她的水灵灵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无依无靠的哀伤”，她整日沉默寡言，郁郁不乐，精神崩溃，最后死在精神病院。关于疯女的悲剧，漱石的用意是，女子出走，虽然说明她在挣脱家庭牢笼、争取自由上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还没有完全消除封建婚姻观念，以及女子没有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她依然无路可走，只能是死路一条。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描写了一个觉醒了的、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娜拉。易卜生在剧作中批评社会的固化，挑战一切约定俗成的规定和权威，挑战大多数人的道德，他质疑基督教，打破父亲的权威，他让妇女离家出走，社会影响深刻，很多人将之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但按照易卜生自己的解释：《玩偶之家》不是为任何人、任何组织说话，毫无有意识搞宣传的想法，而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他最关心的事就是为自由而奋斗。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妇女同样自由了，男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娜拉出走后她的命运如何？易卜生并没有说明。鲁迅曾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过《娜拉出走怎样》的著名演讲，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娜拉既然已经醒了，不容易再回到梦境，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除非她有经济保障，否则难免堕落或回来。鲁迅和漱石的观点类似，也是源于东方类似的社会背景。漱石在这里表达了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真正的男女平等、真正的爱、积极的爱依然难以成立。他描写的这几组“偶合家庭”中女性们的不幸命运，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经济无保障、教育受局限等现状，并同情和哀怜她们的不幸命运。

《路边草》中，建三姐姐受压抑的婚姻境况体现出日本女性地位的缺失。姐夫比田在一个公司里工作，收入不多却还喜欢交际应酬，用姐姐的话来概括，“比田是个特意为享福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只要有钱，一年到头到处闲逛”。比田住在公司里的日子比在家里还要多。据说，比田与一个奇怪的女子有来往，他把那女人安置在离自己工作单位很近的地方，这就是经常值夜班不回家的原因。比田性子暴躁对妻子动辄拳打脚踢。他只顾自己过得好，妻子过得怎样根本不闻不问，在建三的眼里受着家庭暴力并被忽视的姐姐“多可怜啊！她受了丈夫的骗，居然深信丈夫既然没有回家，就准是在公司里过夜。”^[36]令建三不解的是，可怜的姐姐对不负责任的丈夫的无端信任。纯朴善良的姐姐无条件地顺从自己的丈夫，以至于让建三感叹，“她关心丈夫的劲头，确实达到了令人怜悯的程度”。可是，比田对妻子的苦心全不在意，他以自我为中心，不通情理。一天，建三应姐夫比田的邀请去姐姐家，碰巧遇到姐姐的气喘病发作。面容憔悴的姐姐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建三看到姐姐痛苦的样子感到难受。唯独比田满不在乎，丝毫没有同情。建三心里愤愤不平，非常痛恨比田只顾考虑自己的得失，50岁的姐姐，生活不宽裕，建三每月给她一些零花钱，就这些零花钱也常常被比田拿走。比田在金钱上一直对姐姐保密，又经常买一些令姐姐意想不到的贵重用品和衣服，使姐姐无意中吃惊，在建三看来，这些事是不可理喻的。“近来，他手里好歹有两三张债券。”^[37]姐姐在谈到丈夫比田经济情况的话中，简直如猜邻居的财产，离他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比田将姐姐摆在这种地位上，她依然毫不在意，而且姐姐对这种勉强的夫妻关系居然能忍受得了，同样令建三感到无法理解，所以他质疑这样的婚姻，“要钱用的时候找别人，生病的时候也找别人。这样，所谓的夫妻，只不过是住在一起罢了。”^[38]在这里，漱石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女性在夫权家庭中只有角色义务而没有主体价值的境遇。他是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体谅女性的不幸。值得注意的是，漱石批判男性丧失作为丈夫的责任，悲悯传统女性生存境遇时，也把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结合起来。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界》和《明星》两个文学杂志及其同人的异军突起，出现了敢于向社会公开挑战的女作家，最典型的是与谢野晶子，她于1901年发表了诗歌《乱发》，以自由奔放的热情，唱出了个人的生命之歌——“你不接触柔嫩的肌肤，也不接触炽热的血液，只顾讲道，岂不寂寞！”^[39]她还鼓励她的女弟子在作品中塑造敢想敢爱反抗型的女性形象，促进了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其次还有通口一叶等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揭示妇女受歧视、无地位这一社会现状，并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反对封建传统的婚姻制度，提倡恋爱自由。此后，还出现了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妇女们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接受教育的女性丰富了智慧和思想，逐渐有了改变自己命运和地位的需求。如日本女性解放的先驱者平冢雷鸟。她父亲是留学回国的高级官员，她本人受过日本女子大学的教育，还进过津田英学私塾，接触西洋哲学、基督教，深受欧洲近代思想的影响，成为积极行动的觉醒女性，她极端厌恶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平冢雷鸟1911年9月创刊《青踏》杂志，揭开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序幕。她们倡导女性不是月亮，不要成为依赖他人生存的月亮，女性要成为太阳。主张女性的自由解放，强调要克服女性自身的弱点。她们被攻击为损害了贤妻良母传统道德的恶女。在她创办《踏青》杂志前，就是一位生活上追求自由、蔑视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她曾加入漱石弟子森田草平主持的文学研究会，相识后坠入情网，1908年3月她与森田草平私奔，并做出了情死的决定。森田草平是已有妻儿的作家，他们意识到今生难以结为夫妻，但殉情未遂，引起社会轰动，此类女子被称为世纪末的“宿命女”。情死事件之后，漱石建议森田草平将其写成小说，这就是1909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煤烟》。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中对该作品有过简短的评价，代助的书童门野认为，小说“毕竟写出了那种现代的不安”，代助问他是否“感到其中散发着肉感”，说明漱石对女性问题和婚恋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漱石在《三四郎》中刻画的美祢子，也有平冢雷鸟的影子。

谷崎润一郎曾经指出，若是拿尾崎红叶的作品和漱石的作品作比较，便可以看出两者对女性的看法截然不同。漱石虽然是屈指可数的英国文学专家，但他绝不是西洋化的作家，而是东洋文士式的作家。在他的名著《三四郎》和《虞美人草》里出现的女性，还有他对这些女性的描写，都是在尾崎红叶的作品里难以看到的。两个人的差别并非个人性格的差别，而是所处时势的不同。他说：“文学是时势的反映，同时它也会走在时代的前面，给时代指出意志和方向。《三四郎》和《虞美人草》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以温柔体贴、高尚典雅为理想的昔日日本女性的后代，而是像西洋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当时这样的女性实际上并不多，但在当时的社会确实希望而且梦想早晚会出现这种所谓‘觉醒的女性’。当时和我出生在同一时代，并且和我同样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多多少少都抱有这样的梦想。”^[40]

漱石在早期的作品中，对超越常规、缺乏道德行为规范的女性视为可怕女人而加以否定。这是他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并不代表他是传统的、保守的人。《过了春分之后》体现了作者自我否定精神和对觉醒女性的理解，是漱石作品的又一次飞跃。主人公须永市藏内心并不爱表妹千代子，当他们一起去镰仓旅游时，看到千代子与青年高木之间的交流感到嫉妒。千代子对此很不理解，指责须永行为“卑鄙”，并开始轻视须永。须永厌恶“卑鄙”，也厌恶“虚张声势”。他了解自己性格懦弱、优柔寡断，他认为卑鄙是关涉道义的问题，所以他对千代子的指责不以为然，“至少在有关你千代的事情上，我不记得有过违反道义的卑鄙举动。本来可以说白痴或优柔寡断，而你却使用了卑鄙这个词，这样的话，听起来总觉得是在说我缺乏道义的勇气，不，是在说我是不懂道德的、下流无耻的人，因此我心里十分难受，希望你更正你的说法。”^[41]须永希望千代子说出她所说的“卑鄙”的含义，并感到说出此话的千代子好胜心强，俗气十足。从中看出须永不认可千代子对自己的指责，并认为她世俗。这和漱石初期作品中对女性的评价一样，正如千代子指出的：“你认为我是一个很浑的轻浮女人，总嘲笑我。”她清楚须永并不爱自己，也没有和她结婚的打算，但他嫉妒她和高木交往，所以她说：

“你是卑鄙的，是道义上的卑鄙。你甚至怀疑我邀请姨妈和你去镰仓的意图。这已经是够卑鄙的了。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你接受了我的邀请，然而又为什么不能像平时那样轻松愉快？这如同是因为我邀请你丢了脸一样。你侮辱了我家的客人，结果也就是侮辱了我。”

“我不觉得给了你什么侮辱。”

“给了。言语和行动，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你的态度侮辱了人。即使你的态度没有侮辱人，你的心也是想侮辱人的。”

“我没有义务接受这种无端的指责。”

“男人是卑劣的，因而才能做出这种无聊的表白。高木是位绅士，能容你的雅量要多大有多大。可是你就绝不能容下高木，因为你是卑劣的。”^[42]

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以往作品中有关女性态度的反思，比如对于玛多娜、娜美、藤尾和美祢子等人都是抱有批评态度。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指责男性，这是漱石换位思考的起点，让人对千代子有了同情感，此后的作品对于女性人物塑造有了明显的改变，如《使者》中的阿直、《路边草》中的阿住和《明与暗》中的阿延。

《使者》主要描写的是一郎和阿直的婚姻，通过他们的感情纠葛来反映自我意识强的近代人沟通之艰难，爱之不能。同时从夫妻对立这一侧面，也看出女性对旧式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在夫妻关系上，一郎是不以女人的肉体和容貌为满足的人，他希望把握女人的灵魂。然而，他恰恰没有把握住妻子的灵魂。一郎的苦闷来自“同一个既没有抓住灵魂也没有抓住所谓精神的女人结了婚”。一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师，是位善于思考的学者，有着很高的知性和诗人气质。用二郎的话说“哥哥人品高尚，十分清白、正直，是个可爱的人。”他和妻子阿直，缺乏心心相印，难以沟通理解，所以互相嫉妒，整日生活在苦恼中。他总是不信任阿直，甚至认为她喜欢弟弟二郎。他让弟弟和阿直去和歌山旅游，以试验她对自己的忠心。而妻子阿直把夫妻矛盾的责任推给丈夫，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愈加紧张，双方互相厌恶，不想做任何交流。

作品中漱石通过二郎的评价来概括阿直的个性。“嫂子在我眼中绝不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可你若对她亲热，她也给你温暖。她没有天生的妩媚，却可以看你手段如何而赢得她的好感。她嫁给哥哥后，我经常发现她的冷淡令人气愤。”“不幸，嫂子的这种气质在哥哥身上更多。”“她又是把一切都深藏心中，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所谓坚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远远超出了坚强人的范围。她的稳重，她的品格，她的寡欲，不论谁的评论，肯定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同时，又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43]阿直是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很强，缺乏热情和真诚的爱心，她希望得到对方的爱，而自己又不去积极地爱他人。阿直曾对二郎抱怨说：“女人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了，既然没有人来挪动一下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此外，别无他法。”^[44]让二郎强烈感到“她这番可怜的倾诉背后有着女性难以估量的倔强”。濑沼茂树指出：“一郎夫妇间的不合，并非是性格不同产生的悲剧，而是强烈的自我意识角逐的结果。”^[45]这类互不相容的夫妻关系在漱石后两部小说《路边草》和《明与暗》中都有体现。

漱石主张个性发展、人人平等，但有时却会不自觉地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立场，对于女性追求自主权利，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认识。如同样在《路边草》中，建三和妻子阿住的关系就是如此。建三被亲友当作怪人，这并未让他感到痛苦，因为他认为这是教育的不同造成的。但他无法摆脱妻子的批评，她总认为建三是在“自我欣赏”。每逢妻子这么批评的时候，他就显得很不高兴，内心埋怨妻子不理解自己，有时会骂上几句，有时还会强顶硬撞，跟虚张声势的人说话一样，把火发在妻子的身上。到头来，妻子又把“自我欣赏”四个字改成了“大吹大擂”四个字。妻子整天沉浸在郁闷的思绪中。在他们的对话中，妻子往往说得过于简单，使他感到寂寞。“他俩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想说点什么的随和夫妻”。建三把精力大部分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很多时间在书斋里度过，妻子以冷漠面对这一切，内心的责备加在丈夫身上，她光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也很少到书斋里去，跟妻子一样孩子们也疏远父亲。在建三眼里，他妻子是个缺乏同情心、不明事理、光讲形式的女人，令他感到厌恶。他有时对妻子态度冷漠，难过得几乎要大发脾气。两人都感到话不投机，所以也都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各自的态度。阿住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与世事不调和的怪癖学者，对这个好像与家庭脱离了关系的孤独人，妻子并不关心。她认为丈夫既然自愿禁闭在书斋，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去理他。建三看到妻子以这样的态度面对自己时，会感到难以容忍。

“哪怕不会写字、不会缝衣服，我也喜欢像姐姐那样对丈夫温顺的女人。”

“如今哪里还有那样的女人啊！”妻子话里深藏着极大的反感，认为再没有比男人更自私的了。

……

“光是因为名义是丈夫，就得强迫人家去尊敬，我可做不到。如果想要受到尊重，最好在我面前能表现出受人尊重的品格来，丈夫之类的头衔，即使没有也不要紧。”

说来奇怪，做学问的建三，在这一点上，思想反而显得陈腐。他很想实现为了自己而必须推行的主张，从开始起，就毫不顾忌地把妻子摆在为丈夫而存在的位子上，认为：“从哪个意义上讲，妻子都应该从属于丈夫。”

两个人冲突的最大根源就在这里。

妻子主张与丈夫分开，独立存在。建三见她那样就感到不快，真想说：“一个女人家，太不自量力啦！再激烈一点，还想立刻改口说：“别那么神气！”妻子心里经常想要“女人又怎么着”的话来回敬他。

“再怎么说，女人也不是任人践踏的啊！”^[46]

在作者看来，阿住的“新”、建三的“旧”是夫妻冲突的原因，说明漱石克服了旧式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这里的表现可以说是受西方人人平等思想的影响，否定知识分子建三的优越感。结婚前，阿住接触过的男性不多，只有自己的父亲、弟弟和两三个出入官邸的男人。这些人的生活兴趣与建三全然不同。她把曾经做贵族议员的父亲看作正确的男性代表，她想得很简单，确信自己的丈夫经过社会教育，一定会逐步变成自己父亲那种类型的人。“然而，与想象相反，建三十分顽固。妻子也认死理，两个人互相看不起。妻子干什么都以自己的父亲为标准，动不动就对丈夫有反感。丈夫也因妻子不赏识自己而怀恨在心。顽固不化的建三竟毫不顾忌地把自己看不起妻子的态度公开显露出来。妻子认为谁也不会盲目听从。丈夫也暗中认为妻子终归是不堪诱导的。”^[47]

建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妻子对自己的态度产生的原因。例如：建三说，妻子没有明达事理的头脑，但异常开明。她是在不受旧式伦理观念束缚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她父亲虽然有过从政经历，但对家庭教育并不死板；母亲的性格也不像一般妇女，对子女的管教不是那么严格；她在家里呼吸着较为自由的空气；她不善于思考，但对考虑过的事却能得出粗浅的体会。这体现了作者漱石超越男性视阈局限、理解异性生命生存权利的精神宽度。

建三夫妇碰上不愉快的事情，总有一种自然的力量作为仲裁者出现在两人之间，然后两人又会像一般夫妇那样，不知不觉地说起话来。自然力量主要是指阿住癔病发作。那时候妻子的病一发作，建三就会带着怜悯、痛苦和悲戚，精心地呵护妻子，就像在神前忏悔似的，以虔诚的态度跪倒在妻子的膝下。他确信这是丈夫最亲切、最高尚的举动。其次“睡眠是治妻子的良药。建三经常长时间守候在她的身边，担心地盯着她的脸。他每次看到比什么都难得的睡眠静静地降临在她的眼里时，就感到眼前宛如甘露自天而降一般。”^[48]有时他故意把睡得不省人事的妻子摇醒，来判断她是否活着，否则他就会担心。由此可见，姐夫比田对妻子的态度与他根本不同。

《路边草》着墨最多的是建三留学回国后的生活，他为养父母和亲戚的经济负担与妻子的对立情绪而苦恼。他描写家庭中的夫妻矛盾，处处透着理性的智趣。妻子对建三的批评，并非真正是妻子心中的不满，它是建三对自己心理的把握，阿住的言行，并不等于漱石妻子镜子的言行，而是被塑造出来表达建三心理活动的人物，他们共同完成建三自我反省的意图，通过夫妻间的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并对不合理的观念进行批判。作者站在平等、公正的立场上，把握自己的过去，反省自己的缺点。《路边草》所描写的夫妻间的矛盾，和这一题材的自然主义小说相比，没有那么暗淡。从作品构成来看，妻子对建三的“强烈憎恶”只是在第一、第二章出现，之后，又恢复到平稳的日常生活。并且每当夫妻间的矛盾激化，总有一种“自然的力量”作为仲裁者出现在两人之间，使他们又像一般的夫妇那样和好如初。

漱石去世12年后，其夫人夏目镜子发表《漱石的回忆》，记录了许多有关漱石不为人知的一面，毫无隐讳地描述了家庭中漱石特别武断、蛮横，简直似狂人，令许多漱石的弟子们不能接受。1964年，漱石的次男伸六的著作《父亲漱石》问世。父亲离世时伸六只有9岁，关于父亲的回忆，主要是恐怖，只要父亲在家，孩子们永远不能放松，即使跟伙伴一起摔跤玩时，总是提防着父亲，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他会突然爆发。漱石生前埋怨镜子：爱睡懒觉，时常叫按摩师到家来，而且非常迷信，尤其对算命先生比对丈夫还信赖，生活铺张浪费，经常到三越百货公司专门选购自己的衣服。在日本，镜子被外人看成不能理解丈夫的恶妻，但子女们对镜子的评价跟世人完全不同。伸六说，母亲虽然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但是性格爽快，从来不发牢骚，很有“男子汉”的气节。也许是受镜子和次男伸六回忆录的影响，在很多人的眼中，漱石是一个疯子似的暴躁人物。漱石虽有严厉的一面，但也不乏温和的一面。漱石夫妇的关系不像世人评判的那样恶劣，他们属于多子家庭，加上夭折的女儿共生育七个子女。漱石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非常关心，曾经聘家庭教师教长女学钢琴，很重视孩子们外语学习，还时常带孩子们外出旅游，足以证明家庭的和睦。镜子晚年曾这样赞美漱石，她一生见过很多男人，还是丈夫最好。

漱石小说《明与暗》显示出他女性观念的变化。作品里描写的女性人物也比以往多，例如，除女性人物阿延外，还有阿秀、吉川夫人、清子。“至此漱石作为男性作家由单一的男性视角评判女性，转向了女性的心理描写或是以女性来评判女性的手法”^[49]。

首先来看女主人公阿延，她漱石其他作品中的女性迥然不同，她与丈夫津田平等对话。在选择爱情方面她大胆表述自己的观点，如：“女子非得一眼就能看穿男人不可。”^[50]当她遇到这样的机会后，就不想错过。“一看见津田，她立即就爱上他了。爱上之后，就向保护人坦白说出她希望立刻就嫁给他。从头至尾她都是自己做主，不去依赖他人的想法。”^[51]但结婚后阿延发现一切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她看到对方自傲、利己，胜过她自己的固执。

那个自私自利的男人津田，意外地又涌上阿延的心、自己竭尽全力朝夕那么体贴他，难道丈夫所要求的牺牲却是无限的吗？平常积累起来的这些怀疑，像被渲染了似的，一下子浮现在她的脑子里……所谓丈夫，难道只不过是光为吸收妻子的爱情而生存的海绵吗？^[52]

每当阿延回想未婚时的年华，觉得那时所有的甜蜜幻想如今都化为泡影，更是惆怅不已。她希望姑姑能给她释疑，帮她解除苦恼。但虚荣心又不允许她这样做。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颇似每天在摔跤场上面对面的较力似的夫妻关系，如果在家中，妻子总是丈夫的对手，偶尔也是丈夫的敌人。但她觉得一旦面向社会，其结果就是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得维护丈夫，否则，就会把郑重地结为夫妻的两个人的弱点公开暴露出来。这将是丢面子的事。阿延内心里越是想这些问题，越感到自己的心远离丈夫，结婚半年来感到疲惫不堪。但又不能跟他人说出真相，还装着自己是幸福的，尤其在她的表妹继子面前，谈起婚姻问题时，标榜自己由于有先见之明，而能够享受天赐之福的少数女性之一。

阿延对表妹继子所表述的恋爱观，以及她和阿秀关于婚姻的看法，实际上是漱石已认识到女性的生存境遇，并探求怎样才是合理化婚姻，这一点往往被读者所忽视。

阿延对表妹那种孩子似的腼腆和天生的稚气，投以嫉妒的目光。为自己不再拥有这样的年华而感到失落与哀愁。她在心中对继子说：“你比我纯洁，纯洁得使我羡慕。可是你的纯洁，对你那未来的丈夫，不过是一件不起任何作用的武器。像我这样没有一点过失地对待丈夫，对方绝不会照自己想的那样来感谢。你如今为了维系丈夫的爱，必须失掉这宝贵纯洁的素质。就连为丈夫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丈夫有时候说不定仍然给你吃苦头。我在羡慕你的同时，也可怜你。”^[53]“我之所以说幸福，别无什么意义。只在于做到了用自己的眼睛选择自己的丈夫。不是以旁观者去嫁人。”阿延对待爱的态度很坚定：“不管是谁，只要爱自己认定的人，而且一定让他爱自己。”^[54]她认为，只有相互的爱才能获得幸福。

漱石还描写了阿延、阿秀在爱情婚姻追求上的不同。作者主要以对照的方法来写阿延和阿秀两个人物。阿延在姑父母家长大，姑父是有天赋的诙谐趣味之人，很有谈话技巧，影响了阿延。她还养成了爱慕虚荣、任性的个性，人极为聪明，用吉川夫人的话说，“像那么聪明的人真是罕见。你要珍视她呀”。吉川夫人的“珍视”的话，被阿延的丈夫津田转换成“要多加小心”。阿秀是津田的妹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家务中度了过四五个春秋，与阿延有着不同的体会，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阿延老成，尤其是在心理方面。阿秀是位漂亮的女子，她的丈夫堀是个酒色之徒。他对任何人不热心，慢吞吞地、懒散地、淡漠地活在世上。对于这样放荡不羁的丈夫，阿秀由不理解到渐渐地默认承受，“随之也失去了做妻子的兴趣，不得不开始把母性的光辉注视到新生下来的孩子身上。”阿秀经常挂在嘴边的爱“只不过是渺茫的飞舞在太空中的爱”。在津田的妻子阿延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她想努力把阿秀拉回现实。与阿延相比，“阿秀是一个爱讲道理的女人”，比阿延更有知识，读书是她性格形成的一切。在与书籍缘分极大的叔父教育下，阿秀身上产生的微妙结果，可以从善恶两种意义去理解。她把书籍看得重于自己，时时陷入一些不合时宜的议论之中。然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为议论而议论是无聊的。从她自觉的能力来看，意识到这一点还有很大的距离。

阿秀姿色俊俏，娶她的人正是慕色而来。“她没有激烈的爱的经验，也没有过纯真的被爱的体验，因而她仍然是一个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大能力极限的人。尽管如此，她却是一个对丈夫感到满足的妻子”^[55]，作者认为，此时最能说明她的一句谚语：心不知为静。精明的阿延已经看透了阿秀对于爱的本质并没有真正了解。所以关于爱的问题，阿延对阿秀采取蔑视的态度。阿延认为阿秀只是讲空话，她说：“不要讲那些空话，还是露出本相来吧，让我们用实力较量吧。”^[56]而把自己一生交给丈夫的阿秀，总会用自己的夫妻关系去推断阿延与津田的关系，她认为一个女人想要什么东西丈夫能给买，想到哪里去丈夫能带领着去，就是幸福的。阿秀和阿延争论的焦点是女性能否获得真正的爱。

“嫂子，你也太任性了。你似乎一定要得到全神贯注的爱情，否则就不甘心。”

“当然了，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那你看看我丈夫吧。”

阿秀断然地说。阿延却把话题绕开堀。

“堀不是我们要谈的。他怎样都可以。让我们说说实话吧。就说秀子你吧，你能喜欢那种不专一的男人吗？”

“可是，除了自己以外对于别的女人不放在眼里，世界上有这样老实的丈夫吗？”

这位由书籍和杂志供给知识的阿秀，此时突然以一位世俗家出现在阿延的面前。阿延甚至无暇注意到她的矛盾。

“有，有哇。没有怎么可以呢？既然被称之为丈夫。”

“是吗？可是哪里有这样的好人呢？”

阿秀冷笑地望着阿延。阿延毕竟没有勇气大声喊出津田的名字。只好口头应酬道：

“那是我的理想啊。不达到那种程度怎么能叫人受得了呢。”

正像阿秀变成了实际家，阿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变成了理论家。她俩迄今为止的地位竟至颠了个儿。并且她们二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而被自然的趋势所左右。就这样以后的话题忽而实际忽而理论，漫无秩序、互有胜负。阿秀说：

“无论你怎样说理想，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种理想果真实现，那时除了妻子这种女人以外，其余的女人必将失掉女人的资格了。”

“可是，真正的爱只有到那种时候才可以体会到。如果达不到那种境界，那不是活了一辈子也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爱吗？”

“那究竟如何，我不大了解，可是不把你自己以外的女人看成女人，只把你自己看作在此世界上唯一的女人，这种想法难道不是不合理性的吗？”

阿秀终于明白指出了“你”字。然而阿延却没有当回事，说道：

“我不管什么理性，只要在感情上仅把我这一个当成女人就可以了。”

“你说只把自己当成女人，这一点我了解。可是如果不许考虑别的女人，那简直和自杀一样。如果一个丈夫不把别的女人当成女人，那么他也不会把你这个宝贝当成女人吧。这不和那种只把自己庭前开的花当花而把别处开的花视为枯草是一样的吗？”

“我看是枯草！”

“你是可以的。可是男人不把它当枯草，这有什么办法呢。倒不如在众多喜爱的女人中最喜爱你，我看这对嫂子不是更为满意吗？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意思。”

“我可是想得到绝对的爱啊。因为我讨厌比较。”

阿秀脸上显示出蔑视的神情。那里明显地有一种鄙视阿延理解能力低下的表情。^[57]

从上面的争论看出，阿秀只是心甘情愿承受她非主体的地位，满足于“母亲”的角色，她不审视、不自省，更不想反叛。阿延是新女性，她希望获得唯一真正的爱，而不是男性的玩物，她认为阿秀还不理解“爱的本质”，“只是讲空话”；而作为实际家，阿秀鄙视阿延的“理解能力低下”。阿秀的话有反讽意味，正如漱石所提到的谚语“心不知为静”，说明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对压抑女性的偏见不仅控制着男性的思维，而且也禁锢了女性的大脑，使她们习惯于服从男性的束缚。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中产阶级的妇女们之所以依恋她们所受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而工作。”^[58]近代西方文化思想，虽然唤醒了部分女性的意识觉醒，开始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真正的爱情，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女性自身力量的限制，她们还不能得到真正的觉悟。阿秀就是这类女性的代表，她是传统家庭型的女性，虽然有知识但缺少生命价值追寻，她不去追求婚姻中双方的精神共鸣，心甘情愿居于从属地位。“谁不能主宰自己，谁永远是奴隶。”^[59]鲁迅在谈到女性解放时，也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而战斗。”^[60]我们从阿延和阿秀的对话中很难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但细心体味两位女性的对话内容，也能领会作者的观点。可以说，漱石既不认同秀子对男性的依附，也不赞成阿延利己狭隘的爱，对于阿延爱的理想和追求，漱石一方面批评她的自私任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反叛的认可。小森阳一认为，《明与暗》的主要思路是对女性生存权利的探索，他评论说漱石是女权主义的拥护者。从漱石塑造的女性人物来看，他未必是女权主义拥护者，但他是人人平等社会准则的爱护者。(www.chuimin.cn)

[1] [日]出久根達郎：『漱石先生の手紙』，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1年版，第76頁。

[2]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3]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4]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页。

[5]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6]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页。

[7] [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汪淑均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8页。

[8] [日]太田登等：『それから——漱石作品論集成第六卷』，桜楓社1991年版，第166頁。

[9] [日]沼茂樹：『夏目漱石』，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第171頁。

[10]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11]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12]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3]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14]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149页。

[15]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16]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17]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18] 转引自[日]出久根達郎：『漱石先生の手紙』，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1年版，第137頁。

[19] [日]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0] [日]夏目漱石：《三四部》，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21]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22] 《圣经·马太福音》，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4页。

[23]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24]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25]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26] 转引自孟庆枢：《小森阳一对夏目漱石的再阐释——以夏目漱石作品中女性形象研究为中心》，《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第17页。

[27] [日]夏目漱石：《我是猫》，于雷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8]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29]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30]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37页。

[31]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32]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33]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34]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页。

[35]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6]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37]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38]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

[39] 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40] [日]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日本和西洋文化随笔》，丘仕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0页。

[41] [日]夏日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立正、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42] [日]夏日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立正、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43]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页。

[44]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页。

[45]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46]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355页。

[47]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页。

[48] [日]夏目漱石：《心·路边草》，周大勇、柯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

[49] [日]唐木順三：『「明暗」論』，『夏目漱石全集別巻』，筑摩書房1979年版，第222—251頁。

[50]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51]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52]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53]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54]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55]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56]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57] [日]夏目漱石：《明与暗》，林怀秋、刘介人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279页。

[58] [日]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59] [德]歌德：《歌德箴言录》，武译编，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60]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