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研究：揭示恶女的鞭策性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价值观的变化、爱情的选择也随之变化。在《我是猫》中，拜金主义者金田的夫人为女儿择婿的标准，就反映出人的地位与金钱的魔力。暴发户金田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根本不顾男女双方是否爱慕，苦心策划女儿与在读博士寒月结合，遭到了苦沙弥等人的嘲弄。《哥儿》中玛多娜也是受世俗风气驱使的女子，他抛弃了君子式的英语教员古贺君嫁给狡猾的教务主任红衬衫。作者借哥儿之口批评玛多娜：“舍弃善良的君子而去嫁给一个狡猾的小人，玛多娜是个不懂事的疯丫头。”红衬衫心术不正，常把假的说成真的，为了达到自己将玛多娜搞到手的卑鄙目的，把古贺君调到一个穷乡僻壤延冈。在古贺君离任的欢送会上，数学教师的一番话安慰了即将转任的同事，他说延冈是个偏僻的地区，与本地相比可能有物质上的不便，但是，那是个风俗淳朴的地方，职员学生都继承了古代的质朴遗风，相信那里不会有说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用笑脸来暗害君子的时髦蛋，所以像古贺君那样温良笃厚之士到那里，一定会受到那个地方的普遍欢迎。在当地挑选一位淑女，用事实来羞辱那个无节操的轻浮女子。^[12]这道出了漱石对丧失良知和正义之人的强烈厌恶。

漱石在文人画式小说《草枕》中所描写的娜美是令人恐怖的新潮女性。画工在山间老婆婆的茶馆喝茶的时候，老婆婆主动谈到村中从前一个名叫长良姑娘的死。她是个有钱人家的漂亮姑娘，被两个男人纠缠，她不知该嫁给哪一个好，实际上，最后她哪个也没有看上，跳河自尽。作为一名脆弱的女性，被笼罩在男权制的迷雾下，唯一获得权利与自由的方式就是丢弃自己的生命。老婆婆将话题转到现实，谈起古井家的姑娘娜美，说她也是有两个男人缠着，一个是在京都上学结识的，一个是城里财主家的儿子。她心仪的是京都的公子，但父母却逼着她嫁给财主的儿子。自从日俄战争爆发后，她丈夫供职的银行倒闭，娜美回到了娘家。外人议论纷纷，说“小姐心狠了，太薄情了”。“心地和善的姑娘，最近也变得暴躁多啦。”^[13]画工听到娜美的故事后，顿感“大煞风景”，“忽而坠身于俗界，失去了当时飘然出世的目的。一旦沉于这样的世俗故事而不能自拔，尘世的污浊就会渗入毛孔，致使身子变得污秽而又沉重。”当画工初次见到娜美后，谈到投河的长良姑娘，娜美认为，投河自尽太没有出息，要是她遇到两个喜欢她的人，会将他们同时纳作男妾。画工内心已经怀疑眼前娜美由于一系列的变故而失去了清纯之心。他认为长良姑娘式的纯洁人物在当下早已不复存在，爱变成了背叛和诡计。画工的感觉在理发师的口中得到了证实，理发师的话概而言之：娜美是离婚的人，丈夫供职的银行倒闭，因为“自己没法享福”，就回到了娘家。她还跟观海寺的和尚有暧昧关系。村子里的人称她为疯子，是个可怕的人，跟这样的人接触，要是招惹是非会“倒霉”，会很“危险”^[14]。当画工再次见到娜美，她对他谈起温泉的镜池，并严肃地说自己最近要投水自尽。“请你把我投水时漂在水面上的情景——不是那种痛苦的样子，而是那种漂在水面从容快活步入泉水下的情景——画成美丽的图画吧！”画工在镜池看到茶花落到水面上，想起以“娜美姑娘的脸庞为依据画一美女浮在茶花荡漾的水面上，她身上再画几朵飘落的茶花。”“表达一种茶花永世不尽，那女子永浮不沉的意境。”^[15]这一场景是作者漱石受英国著名画家约翰·艾佛雷特·米莱的一幅关于奥菲莉亚画的影响而设计，这幅画描绘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里奥菲莉亚溺水而死的悲剧，她以永恒的死亡停驻在人间。“奥菲莉亚合掌在水上漂流的姿态却像轻烟一般朦胧地留在心底”，“我平素认为米勒的奥菲莉亚最为痛苦，现在看来，她是多么美丽。”^[16]而在画工的想象中，娜美虽然脸庞美丽，但总有不足之感，那就是缺少“哀怜”的表情，“哀怜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平素那女子的脸上只是充满着愚弄别人的微笑和那紧蹙柳眉、激进好胜的表情”。《草枕》中关于茶花的描写是影射娜美的个性。如画工来到镜池边，对岸幽暗的地方，一株茶花正开放着，叶子深绿，即使大白天在太阳底下看，也没有轻快之感。鲜艳的花朵，像燃烧的火。

再没有比这更迷惑人的花了。我每逢看见生长在深山里的茶花，就联想起妖女的形象来。她用乌亮的眼睛勾引你，不知不觉将嫣然的毒素喷入你的血管，等你发现受骗时已经迟了。茶花夺目的艳丽深处隐含着无法形容的阴郁色调，它没有雨中悄然零落的杏花使人产生的哀怨之感，也没有冷艳的月色下海棠给人的怜爱之意。茶花带有歹毒和恐怖的气氛。那颜色不是普通的红色，是异样的红色，那红色是遭受屠戳的囚人的血兀自招惹人眼，兀自在人心中制造不快。^[17]

娜美的性格可以说似艳丽而迷惑人的茶花一样，令人恐惧。

《虞美人草》中的藤尾也是娜美式的人物。她才貌双全，在东京求学期间，结识了要当文学博士的小野。小野幼时成为孤儿，由孤堂先生收养，之后资助他去东京大学读书。但在认识藤尾之前，他已经和养父家的女儿小夜子订婚。当他被藤尾吸引后，打算取消与小夜子的婚约。小野的朋友宗近得知小野的决定后，要求他悔改，希望要以真诚心对待小夜子，否则就是“没有灵魂，与用土捏成的玩偶没有什么区别”的不义之人。小野听从了宗近的劝说，离开了藤尾，决定与小夜子结婚。当宗近告知藤尾小野将要和小夜子结婚的消息后，她虚荣心受到伤害。为了挽回面子，藤尾又向宗近送金表，而被他摔在暖炉的大理石上，她气极昏厥死亡。在漱石看来，“色相界”的藤尾是“讨厌的女人”、“该杀的女人”。他通过对藤尾自杀的描写，深刻批判了她的利己主义和虚荣心。漱石对藤尾的批判是彻底而毫无妥协的。他将作品中外表美丽、但虚荣、傲慢且践踏人性的文学女青年藤尾痛击得体无完肤。”漱石极为痛恨女性虚荣，不让她们得逞，甚至置于死地。关于《虞美人草》中的藤尾的结局，漱石给他的弟子小宫丰隆的信中这样写道：“藤尾这样的女人是不应该同情的。有诗情但不诚实。是个缺乏道义心，令人厌恶的女子。她的结局归于一死是这部小说的主旨。”^[18]这是漱石对恶女的严厉惩罚。

藤尾的人物形象让人联想到日本文坛的一位与漱石最有缘的女作家大塚楠绪子。楠绪子是东京女子师范附属女校的首届毕业生，她的丈夫大塚保治博士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美学家，是漱石的同窗好友，学生时代他俩曾经共租同住过一个房东家。研究者考察出漱石曾经和楠绪子有过恋爱关系，楠绪子情感上喜欢漱石，但理性上倾向大塚保治，周旋于两者之间，但是楠绪子最后选择了大塚保治博士，导致漱石饱尝失恋之苦。漱石的小说《虞美人草》与一年前楠绪子发表的小说名字完全相同。漱石借此开导女弟子楠绪子，尖锐批评她的利己主义和女王式的强烈虚荣心。尽管如此，漱石非常关照楠绪子，她的小说多是依赖漱石介绍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楠绪子36岁病逝时，漱石因胃病住院（修善寺大病），他在医院里写了悼亡楠绪子的俳句：“投菊入棺中，愿君享永生。”^[19]此诗往往成为学者们推定漱石与楠绪子之间恋爱的见证。

小说《三四郎》中的美祢子也是漱石反感的人物，但与《虞美人草》的不同之处是淡化了对女性的直白批判，采取象征的艺术手法。三四郎与美祢子相遇是他刚到东京不久。当时，她伫立在东京帝国大学内的水池边，面向夕阳，用团扇遮挡着前额，衣服和腰带的颜色却十分耀眼。她的女同伴一身洁白，面朝对岸一棵古树的深处凝望。当她俩经过三四郎身边时，美祢子回头瞥了一眼——三四郎确实意识到那女子乌黑的眼珠倏忽一闪。此时，关于色彩的感觉全然消失了，他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可言状的情绪。^[20]他感到惶惑不安，因为他一下子想起火车上相遇的女子，那个曾经说他没有胆量的人，此时的心境同当时完全相同。

三四郎口中低声说出了“矛盾”，至于为何矛盾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是大学的空气与这女子有矛盾吗？还是那种色彩与这眼神有矛盾吗？是看见了这女子而联想起火车上的女子有了矛盾？要不就是自己对待未来的方针自相矛盾？或者是面对乐极的事情而抱有恐惧心情在矛盾？——这个农村青年一点也弄不清楚，但他总觉得有矛盾存在。^[21]

当三四郎在医院再次遇到美祢子时，感到她的身影“宛如一幅以透明的空气为画布的黑影画”，象征了邪恶。三四郎帮广田先生搬家时，他正式和美祢子相识。女子从腰带间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三四郎，名片上写着“里见美祢子”。他们一起帮广田先生打扫房间。不一会儿，美祢子立在窗前看天空中的白云。此时，白云正打高空中飘过。天空无限湛明，一朵朵宛如棉絮般的白云不断地从一碧如洗的天际飘过。风很猛烈，云脚被吹散开来，薄薄的一层可以窥见碧蓝的底子。此处暗示着美祢子像云似雾飘浮不定，象征着她轻浮的个性，令三四郎时而钦佩时而恐惧。美祢子曾写明信片相约三四郎和广田先生等人一起去观赏菊偶。观赏菊偶的过程她表现得似乎是“心灵的疲惫”，引起三四郎的关注，她带三四郎远远走在广田先生和野野宫兄妹的前面，寻找清静的地方，故意让别人找不到，对三四郎抱怨野野宫是“躲避责任的人”，她还把自己和三四郎说成是“迷路的大孩子”。美祢子还用英语说了一遍“Straysheep”（迷途的羊）^[22]，三四郎对“迷途的羊”一词“似懂非懂，所谓不懂，与其说是指这个词的意义而言，不如说是指她使用这个词汇的用意而言”。所以三四郎不做任何回答。三四郎爱慕美祢子自由和勇敢的个性，神往她迷人的眼神和洁白的牙齿，又恐惧她的伪善和魅惑，总是担心她“故意愚弄自己”，自己也搞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名堂的爱，“是恋爱？是受作弄？是可怕还是可悲？是中断还是继续下去？完全莫名其妙”^[23]。

在观看运动会的场景中，美祢子对三四郎谈起野野宫：“像宗八君那样的人，不是我们这种思想能够理解得了的。因为他高瞻远瞩，想的是大事情。”她还说：“搞学问的人躲避开琐碎的俗事，竭力忍受着那种单调的生活内容，这都是为了搞好研究而不得不如此，所以毫无办法。像野野宫这种从事为外国人所注目的研究工作的人，竟然过着一般学生所过的那种寄食生活，这毕竟是野野宫的伟大使之然。”^[24]这番表面上赞扬野野宫的话其实含有嘲讽的意味，同时也可以看成意在贬低三四郎。

美祢子和三四郎参观“丹青会”的画展时，正好遇到了野野宫和画家原口，她一看到野野宫，就后退了两三步，回到三四郎身旁，故意将嘴巴凑到三四郎的耳畔，轻声嘀咕了几句。三四郎也没听见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正想追问时，美祢子又向那两个人走去，开始行礼致意了，并问野野宫她和三四郎“很相配是不是？”野野宫也爱美祢子，她这样做是故意让野野宫吃醋。这里作者把一个有心机、好做巧的女子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她言行举止令人难以捉摸是造成三四郎恐惧的原因。三四郎感觉美祢子的“用意如巨浪”，三四郎内心清楚美祢子“本来就是一个喜欢作弄人的女子”。当问她“是不是在愚弄野野宫”时，她在极力为自己辩解说并非故意为之。她的巧言令色，都是无意识的，没有任何善恶之类的道德观，所以漱石在作品中称她为“露恶家”以及“无意识的伪善家”。

“女人是很可怕的哪。”与次郎说道。

“我也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三四郎附和道。

与次郎放声大笑起来。在静静的夜晚，这笑声显得特别响。(www.chuimin.cn)

“你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

三四郎感到怃然。^[25]

日本女作家宫本百合子认为漱石由于当时的社会和个人的环境使然，他笔下的女性体现男性所具有的特质、形态之间呈现分裂，让人感到是分离、冲突……漱石写的女性让人感到恐怖，女性至少在精神上对男性有杀伤力。^[26]就是说，漱石在《三四郎》中关于“女人是很可怕的”的观点，是指日本近代女性的价值观的转变。她们已经失去日本传统女性的温柔、忍耐、克制以及牺牲精神，变得轻浮、虚荣、任性，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甚至放荡、寻求感官刺激，伤害他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是世纪末的“宿命女”，是迷途的羊，美祢子给三四郎的明信片中画的“迷途的羊和魔鬼”就是这一隐喻。在第一部成名作《我是猫》中就已经体现出漱石对女性的评判，作者还引用了古代哲学家关于女性观的言论：

毕达哥拉斯说：“天下可畏者三，曰火，曰水，曰女人。”

苏格拉底说：“驾驭女人，人间最大之难事也。”德莫斯塞尼斯说：“欲困其敌，其上策莫过于赠之以女，可使其日以继夜，疲于家庭纠纷，一蹶不振。”寒涅卡将妇女与无知看成全世界的两大灾难；马卡斯·奥莱里阿斯说：“女子之难以驾驭处，恰似船舶。”贝罗塔说：“女人爱穿绫罗绸缎，以饰其天赋之丑，实为下策。”巴莱拉斯曾赠书于某友，嘱咐说：“天下一切事，无不偷偷地干得出。但愿皇天垂怜，勿使君堕入女人圈套。”又说：“女子者何也？岂非友爱之敌乎？无计避免之苦痛乎？必然之灾害乎？自然之诱惑乎？似蜜实毒乎？假如摈弃女人为非德，则不能不说不摒弃女人尤为可谴。”^[27]

在《三四郎》中，与三四郎交往的男性人物都是未婚者。除和他同龄的与次郎外，野野宫和原口30岁左右，广田先生40岁。原口的一段话也许就是漱石关于女性解放的看法：“所以结婚需要三思而行哪，离合聚散，全没有自由。请看看广田先生，请看野野宫君，再请看里见恭助君，也可看看我——都没有结婚。女子变得独立之后，这样的独身者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社会的原则是：一定要在不出现独身者的限度内，使女子变成独立的人。”^[28]与次郎在向三四郎解释广田先生为何不结婚的理由时说道：“他（先生）不想娶妻子以来，便已经从理论上断定妻子是娶不得的，所以始终陷在矛盾中。”^[29]

《三四郎》的结局是美祢子嫁给了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年轻绅士，至此三四郎才开始意识到美祢子不过是拜金女子。最后两章出现的三个场面是作品主题的深化，指出了美祢子世界的空虚，是对她委婉的批判，其方法隐喻、抽象，令读者印象深刻。

其一，广田先生告诉青年三四郎自己做的一个梦，那是自己内心隐藏了20年的秘密。

当时我似乎在考虑一个难题。宇宙的一切规律都是不变的，而受这种规律支配的宇宙的万物都必然发生着变化。因此，这种规律肯定是存在于物外的。——醒来一想，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无聊，因为是在梦中，所以考虑得很认真。当我走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遇见那个女子。她没有走动，而是伫立在对面，一看，仍然是长着往昔那副面孔，穿着往昔那身衣裳，头发也是过去的发型，黑痣当然也是有的。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子。我对这女子说：“你一点也没有变。”于是她对我说：“你倒老多啦。”接着我又问她：“你怎么会一点没有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着这副面容的那一年，穿着这身衣裳的那一月，梳着这种发型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我问：“那是什么时候？”她说：“二十年前和你初会的时候。”我说：“我为啥竟这样老？连自己都觉得奇怪哩。”女子解释说：“因为你总想比那个时候越来越美。”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30]

女孩走进广田的梦，梦中的女孩没有变，成为凝成静止的画面。时间停留在明治二十二年——正式颁布宪法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刺死的那年。这个虚幻的梦境透视出作者对当下善美与人性美缺失的失望之感。

其二，观看《哈姆雷特》戏剧及关于哈姆雷特婚姻的话题。“哈姆雷特是不想结婚的。哈姆雷特虽然只有一个，和他同类的人或许很多”。哈姆雷特本来是充满美好理想的人文主义者，当他听说父王暴死，母亲改嫁继位的叔父，其中暗藏着一系列阴谋和丑恶，击碎了他的迷梦。他悲愤交加，痛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哈姆雷特》包含了莎士比亚对奥菲莉亚的软弱表现出某种否定，如她缺乏主见而对父兄言听计从，最终沦为克劳狄斯对付哈姆雷特的工具，她对哈姆雷特退信、拒见，甚至无意中充当了诱饵，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王子的爱变成了对背叛的愤怒和对诡计的轻蔑。以致使哈姆雷特对她失望，甚至认为奥菲莉亚是和母亲一样的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得淫荡”，所以他发出了讽刺的怒吼：“到修道院去，到修道院去！”当三四郎在剧场听到这句台词后，不由得想起了广田先生，因为广田先生说过：“像哈姆雷特那样的人，怎么能结婚呢？”^[31]可以说，三四郎对美祢子的感受也正如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感受。

其三，在小说结尾广田等人看画展的场面。广田和野野宫并不关心画中的美祢子本人，而只是谈论绘画技巧，广田先生评论道：“纤巧得好像有些过分。难怪他（画家原口）自叹画不出鼓声咚咚似的画哪。”广田向野野宫解释说：“就是笨拙如鼓声似的那种趣味盎然的画”，与次郎接着表示：“要画里见小姐嘛，不论是谁来画，也画不出笨拙的味儿来！”野野宫和广田谈起其他画来。当与次郎走到三四郎的身边问他，美祢子为原型的画以《森林之女》命名有如何看法时，三四郎回答：“《森林之女》这题名不好。”当与次郎问“题做什么好呢？”三四郎不想做任何回答“只是嘴里反复说着：迷途的羊，迷途的羊……”^[32]。

美祢子和广田、野野宫、三四郎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人，三四郎追求她是无意义的。作品体现了漱石的女性观、爱情观。恋爱应该以信赖和真诚为基础。如果说《虞美人草》是作者漱石意在教化他的女弟子楠绪子，那么作为“教养小说”的《三四郎》则是有意教化森田草平等男弟子。